其他理论家与巴尔特

从理论传承上看,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主要从索绪尔和叶尔姆斯列夫等人的思想中汲取营养。此外,巴尔特也积极展开与同时代的学者们的学术交流,他们的思想互相影响,共同推进。其中,格雷马斯、克里斯蒂娃、德里达、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思想,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都在促进巴尔特符号学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上述这些理论家以及各种思想对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影响研究,也是巴尔特符号学思想溯源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与巴尔特认识最早、交往时间最长、对他帮助最大的朋友勒贝罗尔曾说过:“如果罗兰有过一个思想导师,那这人就是格雷马斯。”^[42]格雷马斯深刻影响到巴尔特的思想和研究,他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查尔斯·森日万(Charles Singevin)将格雷马斯之于巴尔特类比为通往大马士革之路之于圣保罗”^[43]。1945年,在苏联人的驱逐下,格雷马斯被迫移居巴黎,并在导师布吕诺(Ch.Bruneau)的指导下开始进行有关流行词汇(vocabulaire de la mode)的研究。“战争一结束,一个小组就在巴黎筹建起来了,它的主要成员包括格雷马斯、乔治·马托雷和贝尔纳·克玛达。他们发现了索绪尔的著作,并在索绪尔著作的基础上著书立说。”^[44]从那时起,格雷马斯便发现了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思想的重要价值。1949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后,格雷马斯离开巴黎去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在他“到达亚历山大一个月之后,罗兰·巴特和森热万(Ch.Singevin)也从布加勒斯特来到了亚历山大”^[45]。同为大学法语辅导教师的格雷马斯和巴尔特很快相识,当巴尔特和他谈到自己的米什莱研究计划时,格雷马斯建议巴尔特去读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书,从此巴尔特的学术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格雷马斯和巴尔特很快便成为“以阅读和讨论认识论为内容的一个友好团体的核心”^[46]。通过这个小组的讨论,“他们发现了雅阁布森、叶尔姆斯列夫、列维-斯特劳斯、莫斯、拉康,或者还有梅洛-庞蒂”^[47]。格雷马斯将巴尔特带上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道路,随后这二人便将法国学界带上了现代符号学的研究之路。1958年,当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纲要》的英文版问世时,两人同时对它发出了赞叹。

格雷马斯和巴尔特共同的研究旨趣和密切的学术交流,都使格雷马斯的思想对巴尔特的研究影响深远,这尤其表现在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的文学符号学研究中。比如,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巴尔特所使用的“行为”概念。“行为”的概念是“格雷马斯根据雅各布森所说的运用语言学中能指和所指、音位和意义通过二元对立来呈现的原则,借用两组关系不是否定便是对立的行为素来证明叙述的普遍模式和叙述的语法本质”^[48]。这一概念后来发展成为巴尔特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的重要术语。

不过,格雷马斯则比巴尔特在语言学研究上更加专心。由于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浓厚的文学研究兴趣,巴尔特的符号学研究更注重对各种文学和文化意指系统的分析。尽管如此,作为巴尔特生活中的朋友、思想上的知音、学术研究上的伙伴,格雷马斯对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巴尔特身边的学术圈发生了变化。巴尔特的耳边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它以独特的思想魅力深深地吸引了巴尔特的注意力,这便是保加利亚裔学者克里斯蒂娃。1965年底,克里斯蒂娃参加了巴尔特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主持的研讨班,并带来了俄国理论界的新动向。在1966年至1967年间,克里斯蒂娃接受巴尔特的邀请,在研讨班上介绍了巴赫金的思想。“多声部”“对话理论”等文学思想对巴尔特的触动很深。后来,巴尔特在《S/Z》中提出的“织物”文本观,显然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后期的学术生涯中,“巴尔特还多次提到巴赫金和克里斯特瓦对自己的影响,但那些影响中有不少是来自于克里斯特瓦后来才提出的思想(例如能指实践,生产性,意指过程,现象文本,生成文本等)”^[49],这些都是巴尔特后期“文本”观的关键内容。

在关于文本的分类研究上,可以尤为清晰地看出巴尔特和克里斯蒂娃两人在思想上的相通之处。为了更清楚地展示互文性发生的环境,克里斯蒂娃区分出“现象型”文本^[50]和“基因型”文本^[51]两类,巴尔特在《S/Z》中提出了“快乐的”^[52]和“极乐的”^[53]文本两大类,后来发展成“可读之文”和“可写之文”。从克里斯蒂娃的研究中,巴尔特感受到了解构主义哲学的精神,并迅速与他的符号学思考相结合,从符号内部研究中实现了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突破。1973年,在克里斯蒂娃的国家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巴尔特公开感谢克里斯蒂娃,他说“你多次帮助我转变,尤其是帮助我从一种产品的符号学到一种生产的符号学”^[54]。这种解构主义的符号学思想,迅速渗透到巴尔特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并在《S/Z》和《符号帝国》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67年,法国解构主义的开创者德里达,连续推出了《论文迹学》、《声音与现象》《写作与差异》等著作,将解构主义引入了人类思想史。这在法国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德里达思想的影响很快便从知识界、理论界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对于外界变化极为敏感的巴尔特更是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它的到来。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收录的11篇论文除一篇(《从有限经济学到一般经济学——一种无保留的黑格尔主义》)是1967年5月发表的之外,其余10篇均发表在1959至1966年之间,而且登载这些文章的刊物也是为当时法国知识界所熟知的(《弓》《批评》《形而上学与道德学刊》《原样》)”^[55]。巴尔特必然已经通过这些杂志和文章,对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和去中心化的思想有所了解,并将它们糅合到自己的研究中去。

德里达思想中对巴尔特影响最大的当属他的“延异”观。根据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中“语言结构是一个差异的体系”和“意义只存在于差异之中”等观点,德里达进一步强调“差异”思想(différence),并提出了“延异”概念来重新认识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德里达发现索绪尔认为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犹如一张纸的两面,即能指和所指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必然会导致用一个能指去说明另一个所指,最终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因此,德里达主张能指和所指不是一一对应的稳定关系,一个能指可以有许多所指,能指和所指之间出现了滑动、延长、断裂,所谓的符号的意义(终极所指)被无限制地推延了。巴尔特的后期符号学思想,深受德里达这种“延异”观的影响。究其原因可见,德里达的思想本来便是借助于符号的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展开,本身便是一种符号学研究,所以与巴尔特符号学研究之间直接相通。

巴尔特曾说:“我是德里达的另一代人,可能也是其读者的另一代人。因此德里达的著作是在我的生活的中途、在我研究工作的中途影响了我。”^[56]

德里达对于巴尔特的影响,还表现为巴尔特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向解构主义的符号学研究的转变。巴尔特说:“那时我的符号学计划已经完全成形,而且已经部分完成,但是它存在着自我封闭、沉迷于科学性幻想的危险。”^[57]这里的“符号学计划”是指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它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封闭性的特点。德里达的思想使巴尔特重新考虑了上述这三个特点,并动摇了对它们的信念。巴尔特说:“德里达是这样的一些人中的一员:他们帮助我明白了我面临的(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他使结构失去了平衡,使符号变为开放的。”^[58]巴尔特深刻认识到德里达的思想对他的符号学研究的意义,由此,他的符号学从封闭的变为开放的,从静止的变为动态的,从产品的变为生产的。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德里达和克里斯蒂娃,在促进巴尔特符号学思想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巴尔特最终实现了从结构主义的捍卫者到解构主义的呐喊者的角色转变。

从上述分析可见,以格雷马斯、克里斯蒂娃和德里达为代表的法国学术界,对于巴尔特符号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述各位理论家和思想家对巴尔特思想的萌动、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滋养和关键性的催化作用。当然,这种影响更是相互的。客观地说,在与学界的交流和对话中,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得以不断壮大和发展。

此外,巴尔特从语言学到符号学、再到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发展路径中,还可以看出雅各布森的影子。著名的俄裔美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对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学、文学理论、符号学等领域的研究影响深远。雅各布森学术视野宽广,思想内涵丰富,堪称是二十世纪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其最大的学术成就之一便是将语言学理论运用于语言之外的文学问题的研究。雅各布森运用广博的语言学知识来研究诗歌,从诗歌的语言形式入手来回答“诗何以为诗”的问题,建立起一种语言学的诗学批评方法。他志在打破文学和语言学之间的藩篱,并为两大学科的发展都带来新的活力。他说“一个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诗歌功能充耳不闻是不行的”^[59],因为诗歌或文学在本质上便是一种语言活动,它们必然是广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同样“一个文学领域的学者对语言学问题漠不关心,对语言学方法一无所知,这是一个罪恶昭著的时代错误”^[60]。因为没有离开语言的文学,文学研究者没有理由不关注语言学。从这个角度看,巴尔特显然是雅各布森的忠实信徒,他更进一步地将语言学中的理论、方法、术语融入文学研究中,建立了文学符号学和文学叙事学。此外,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研究还深受雅各布森的“隐喻”和“转喻”研究的影响。从理论来源上看,雅各布森的“隐喻”和“转喻”思想源于索绪尔的“横组合-纵聚合”概念组,但是雅各布森的研究使这两种传统的修辞手段上升为人类的基本认知模式,并具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雅各布森把“隐喻”对应于“纵聚合”关系,而将“转喻”对应于“横组合”关系,并以此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文学类型:强调隐喻性或相似性的纵聚合性文类和强调转喻性或邻近性的横组合性文类。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首次将这组概念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并详细分析了各种文化符号系统中存在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因此,充分重视雅各布森的思想对巴尔特的影响,也将有助于全面理解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

此外,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显然是针对萨特的存在主义而展开的文学形式主义研究。在《神话学》中,巴尔特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批评意识,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学说对他的影响。在《流行体系》中,巴尔特所采取的严谨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显然受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的影响颇深。综上所述,巴尔特与同时代的学者、他身边的学术团体的主要成员之间,在思想上互相影响、互相交流,巴尔特周围的专家学者、学术团体成员也默默地影响着、推动着巴尔特思想的发展。深入挖掘他们的思想之间的碰撞、交流和共鸣,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巴尔特符号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学术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