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拉文化的历史联系和相互影响

（一）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与拉美古代文化之间关系的争论

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与拉美古代文化之间有没有联系，在中外学者中一直有争论，至今尚无定论。

早在1752年法国汉学家歧尼（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年）给当时在北京的一名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写信，说他发现中国僧人早在公元5世纪就到过墨西哥。1761年，歧尼向法国文史学院提交了题为《中国人沿美洲海岸航行及居住亚洲极东部的几个民族的研究》的研究报告，报告引用了中国唐代历史学家姚思廉（557—637年）编撰的《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中有关“扶桑国”的以下记载：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出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该易……有牛，角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象，朝夕拜奠，不制缞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归无佛法。宋大明三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根据《梁书》上有关慧深东渡扶桑的记载，歧尼率先提出了“中国人最早发现美洲说”，认为慧深于公元499年所到的“扶桑”国，就是墨西哥。“一石激起千层浪”，歧尼的论文一问世，便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反对他的说法的人不少，但支持者也大有人在。关于扶桑国即墨西哥的假说，在中外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自1752年起，在长达260多年的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中国与拉美古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深入和多视角的探讨，基本上形成了“同源派”和“自我派”两大派别。前者认为拉美古代文化起源于中国文化，后者认为拉美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是各自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的。

1973年墨西哥埃切维里亚总统访问中国时说：“我们这些人虽然来自西方，但我们的精神却源自于东方。”“中国和墨西哥越过了作为两国文化的共同疆界的海洋而再度相会”，“我们最初的血缘在许多世纪以前就渊源于世界的这一地区。”

（二）中国文化与拉美文化的历史联系和相互影响

1.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中拉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

根据有据可查的中外文献记载，中国文化对拉美文化的直接联系是自明朝万历年间（16世纪后期）开始的。自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半期，有一些中国的商人、工匠、水手、仆役等沿着当时开辟的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之间的太平洋贸易航路，即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墨西哥、秘鲁等拉美国家侨居，在那里经商或做工。在这一时期共移植拉美的“马尼拉华人”五六千人。这些华人将中国的丝绸、瓷器、手工艺品等产品和中国的文化习俗带到了拉美国家。与此同时，被称为“中国之船”的“马尼拉大帆船”在返航时，也把墨西哥银元“鹰洋”、拉美特有的玉米、马铃薯、西红柿、花生、番薯、烟草等传入中国，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中国人食品结构的多样化起推动作用，促进了中拉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2.华工、华侨和华人对促进中拉文化联系起重要作用

19世纪初，英国和葡萄牙殖民者开始贩卖华工到拉美作苦力。首批华工147人于1806年抵达英属特立尼达（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808—1810年，葡萄牙人从中国招募了几百名湖北茶农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种茶。1840年鸦片战争后，19世纪40—70年代有三四十万名契约华工移入拉美，19世纪70年代苦力贸易被禁止，但华工依然不断移入拉美。华工主要分布在古巴和英国、荷兰、法国所属的拉美和加勒比产糖的殖民地；出产鸟粪的秘鲁；进行重大工程建设的巴拿马、墨西哥、智利等国。

由数十万华工组成的劳动大军，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同拉美各国人民一起，共同进行农、矿业开发和交通建设，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浇灌了拉美的沃野，对各侨居国的经济发展、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拉美的繁荣。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的甘蔗、咖啡、棉花种植园的发展以及智利硝石和秘鲁鸟粪的开采，巴拿马、秘鲁和墨西哥等国铁路的修建，都凝聚着华工的血汗。

此外，早期的华侨和华工，以及后来的华侨和华人还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俗和文化带到拉美，把生产技能传授给拉美人民，在古巴等国的华侨还同当地人民并肩战斗，流血牺牲，为这些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习俗：中国人的烹调技艺在拉美各国享有盛名，许多拉美人都喜欢吃中国饭菜。时至今日，秘鲁利马的居民都还称中国饭馆为“契发”（chifa），即广东话“食饭”的译音。许多中国蔬菜（如豆芽、绿豆、白菜、芋头等）以及许多食品（如豆腐、馄饨、虾饺、叉烧包、春卷、蛋卷等）都被华侨引进拉美人的日常食谱。

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市一处的广场上，耸立着一座约十米高的身穿彩裙、头扎发辫的年轻姑娘的塑像，人们称她为“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China Poblana）。相传这位在普埃布拉大商人家当女仆的中国姑娘设计出一种丝料女装，长裙、无袖，加金色镶边和红、白、绿色的，鲜艳夺目。后来，墨西哥妇女争相仿效她的裁剪方法，制成了“普埃布拉的中国姑娘”的女装，流行至今。

除饮食、服装外，中国的其他一些风俗，如春节拜年，放烟火和鞭炮，舞狮舞龙灯，烧香拜佛，敲锣打鼓等，通过华人这一中华文化的载体，在拉美许多国家保存了下来。而且，如今不仅是华人，许多拉美当地的居民也同华人一样遵循这些风俗习惯，使华夏文化在当地生根、开花、结果。

生产技能：拉美国家在19世纪前不种或很少种水稻，只有少数国家种一点旱稻。据张荫桓在《三洲日记》中记载，19世纪80年代，由于蔗糖生意不好，秘鲁甘蔗园主靠华工的技术和劳力，改种水稻，获得成功：（秘鲁）“近以蔗园生意日减，遂亦种稻，赖华工为之，岁仅一获，米却不恶”。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到巴西后，葡萄牙总理大臣下令葡萄牙驻澳门总督招募中国茶农到巴西种茶。1808—1810年间，数百名湖北茶农从澳门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等地传授种茶的技术。华侨和华人还在侨居的拉美国家积极传授中华医术。他们中间有的原来就是医生，但多数人并不是专业医生，而是懂得一些医术。他们在所侨居的拉美国家，根据实际需要，治病救人，传授中华医术，为发展拉美医疗事业，做出了贡献。古巴历史学家胡安·希门尼斯·帕斯特拉纳在《古巴解放斗争中的华人》一书中提到19世纪70年代，古巴华工中有一位名叫詹伯弼的中医大夫享有盛名，当时古巴人每提到他的医术和医德时，便赞不绝口，认为再也没有比他更高明的大夫了；而且他经常免费给穷人看病，分文不取。他对前来就医的病人说：“如果你有钱，就给我；如果没有钱，就不用给。我这药是给穷人治病的啊！”在秘鲁、墨西哥等国，也有不少中医大夫。美国华工史专家瓦特·斯图亚特在《秘鲁华工史》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的草药治好了许多秘鲁大夫未能治愈的病人。”

墨西哥市的中国城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在1974年11月访华时专门谈到19世纪华工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所做的贡献，他说华工及其后裔“对文明加勒比地区人口的组成做过贡献”，并“在法律、医学、工商业、教育、体育、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积极地和具体地促进了我们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