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丝绸之路与国家权力渗透

◎方铁

一、历史学、人类学以及两者结合研究

从人类学的视阈探讨丝绸之路与国家权力渗透的关系，^〔19〕堪称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上佳典型。要弄清这一问题，对历史学、人类学这两个学科应先有较透彻的了解。

历史和历史学是有区别的。历史是已凝结的过去，已形成的史实只能被后人认识，铸就的史实不可能被修改。当然，受研究者的视角与方法，所掌握史料的丰富完备与否，以及研究者的时代和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研究者对同一研究对象的看法必然有差别，甚至研究的结果大相径庭。研究历史是历史学的任务。历史学可以不断被探索，一些研究或许能较大程度地接近史实，但无人能准确、全部地复原真实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学永远不会终结。一位外国史学家说：“研究历史就是比赛讲故事。谁讲的故事精彩、真实，谁就是高手。”对历史的诠释若能做到精彩、真实，必然具备掌握足够的史料以及进行符合逻辑的严格推理等条件，此亦历史学家不懈追求的目标。法国年鉴学派认为，史料本身并不构成真正的历史学，能赋史料以生命，并使之成为真正的历史学的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当代著名史学家何兆武说得很清楚：“所谓历史的本来面貌，实际上乃是史家所企图传达给读者的那幅面貌。这里面已经经过了历史学家的理解、诠释和他的表达以及读者的理解三重泡制。数据只是死数字，是经过了以上的重重泡制才赋给他们有血有肉的生命，使之转化为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活动”（何兆武，2012：129）。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业已铸就的客观史实。历史学研究的特点，是重视相关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研究者在对史料做全面收集、正确诠释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演绎与归纳等方法，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历史的原貌，进而探索历史演变的线索与规律。就认真研究客观存在、企望揭示历史的真貌及其发展规律而言，历史学表现出严谨的科学性，堪称是一门科学。但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历史学不可能毫发无损地再现历史，对蕴藏在历史深处的规律、趋势与特点等深层的问题，研究者的窥见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决定了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汗牛充栋、难以验证的众多史料，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充分想象、刻画乃至渲染着色的空间。由此可见，历史学是一门同时具备科学与艺术元素的学问。汉代写就的《史记》历时2000余年仍有不可磨灭的魅力，作者司马迁对所记载的历史进行符合逻辑的艺术加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缘由。另一方面，司马迁著述的宗旨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其远大的学术抱负，以及撰书时注意探讨人类活动与客观条件的关系，注重探寻古今规律之变，是《史记》获得成功并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的真正原因。

古代丝路历经2000余年与特色各异的诸多朝代。其发展演变缘自多方面的原因，并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古代丝路的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及时代条件，其演变在当时及长远亦产生复杂的影响。有些影响在当时可以清楚地判定，但历经百十年上千年之后，历史学家却可能作出截然相反的论断，由此可见历史认识所具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丝路体现了中原王朝对边疆乃至徼外广袤区域进行的国家权力渗透，^〔20〕该问题涉及历代王朝在治边方面的经营思想与方略、广袤地区的地缘政治、古代交通的形成与发展、不同类型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原王朝之边疆以及邻邦关系的形成及嬗变等诸多方面，何况研究本选题的主要任务，是探求蕴藏于历史潮流涌动之下的机制、规律等深层的问题。因此，本项研究涉及古代的政治、思想、制度、经济、文化交流、人地关系等众多内容，难度不可谓不大。

缘由于此，若仅采用历史学传统的方法，即主要使用分析、综合及演绎的方法，探索该问题难窥其全豹。采用新的视角与方法，将使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透视更清晰，便于从多维的视角审视，更准确地分析诸多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近年史学界流行的系统分析方法与历史时段方法，重视研究对象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同时进行贯通时段的深层思考。系统分析方法与历史时段方法擅长对所研究问题作系统发掘与深入剖析，以寻求历史发展的线索、机制及规律为己任，研究本选题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系统分析方法将研究对象看作一个由诸多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要素的结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深刻影响研究对象的性质及其嬗变的过程。这一方法来自自然科学，但也适用于社会科学。该方法注重分析事物内部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并把事物的发展视为动态变化过程的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相通之处。中长时段方法为法国年鉴学派提出，其代表人物布鲁代尔认为，历史时间可分为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时段（徐浩，等，1996：142），长时段主要研究在长达数百年、上千年的时间内起作用的某些因素，在历史研究中最为重要；中时段关注数十年间被称为态势、局势、周期一类的历史现象；短时段则研究更短时间内的事件、现象与人物的活动等。法国年鉴学派对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时间及其内容进行划分，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历史时段方法突出不同时段研究的内容，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

若引入人类学的知识与研究的方法，对探讨丝路与国家权力渗透关系的问题十分有利。

人类学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庄孔韶，2004：1-12）。在英美等国人类学包括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两个部分，文化人类学亦称“社会人类学”，亦即中国学界所说的“民族学”。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文化人类学又可分为历史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宗教人类学、人口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等不同的分支。人类学主要研究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文化，这一点将其与历史学区别开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是以普同论、全貌论、整合论、适应论、文化相对论作为理论基础，强调研究对象的全貌观、整体观与适应性变化观，认为文化的价值是相对和平等的，任何文化均有其独特的价值，值得尊重和研究。其二是重视直接观察方法，研究者通过深入的观察与访谈，全面、系统地把握研究对象各方面的情况。其三是注意发掘研究对象的诸多表象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探索深藏其内的文化要素及其变化的过程，以及相关的运行机制和内在规律。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但不妨碍我们应用其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发展中的机制与规律等问题。

人类学若与历史学结合，在研究方法方面可说是相互弥补、相得益彰。相比较而言，大部分历史学家主要从事根据史料复原史实的工作，而较少关注深藏其中的内在改变及其机制。若引入人类学的方法，我们对历史的探讨将由表及里，深究历史发展的内因及内部关联，探索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机制，较此前主要关注历史的外貌更为深刻和全面。文化人类学强调的全貌观、整体观与适应性变化观，与前面提到的系统分析方法、历史时段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进一步来说，应用人类学的知识与方法研究历史，不仅有助于探索历史的内涵及其真谛，也为我们把握历史的曲折过程以及刻画细节，提供了无限丰富、生动的想象空间。人类学结合历史学进行研究，在发达国家早已有之，近年我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亦趋繁荣。历史人类学家使用的研究方法，便是将历史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成功结合，同时展示出这两个学科合作研究的广阔前景。

二、治边文化软实力是打开丝路秘密的一把钥匙

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研究的选题很多。探讨古代丝路所体现的国家权力渗透问题，却具有尤其丰富的内容以及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与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及徼外地区，擅长运用文化软实力这一基本史实有关（方铁,等，2013：19-31）。

古代中国在统一局面破裂以后，无一例外能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回归统一。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中国从低水平、低层次的统一，逐渐发展到较高水平的统一，并非是由于古代的边吏具备极高的素质，或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配置强大的兵力、实行十分严格的管理，而主要是在边疆的经营方面，形成较为优越而且有效的内在机制使然。或者说，中国疆域能在很长的时期保持相对稳定并逐渐巩固，关键是中原王朝在地缘政治方面较好地处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充分利用华夏文化圈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借助文化传播的力量，把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由微弱的影响发展为质量方面的突变。在这一方面古人未必有过系统总结，但因施行的策略行之有效，历代相沿形成悠久的传统。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居主导地位的中原王朝，形成了重视并善于运用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历史传统。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硬实力是指该国的社会生产总值与硬件设施等的拥有量，软实力则是指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影响力，包括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上的影响力。这一规律可说是古今皆然。从有关记载来看，中原王朝十分重视并积极发挥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具体来说，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便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古人对文化软实力难以作出科学归纳，但对华夏文化的重要价值、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等有深切认识，历朝采取措施争取文化软实力实现最大化，并以此为经营边疆及徼外地区不可或缺的利器。

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夷夏有别”观的核心，主要是华夏中心观与崇夏抑夷观。华夏中心观根据文明的类型划分夷夏，所言“夷狄”包括华夏以外的其他文明，在很长的时期，中原王朝所言“夷狄”包括边疆的诸族与徼外的政治势力，施用的治策兼顾两者。自元代起边疆诸族与徼外势力的分野逐渐明朗，中原王朝的应对之策，相应出现分化及向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崇夏抑夷观主要表现在中原王朝严格区分夷夏与夷狄，具有先事华夏而后夷狄、重根干轻枝叶以及亲华夏、远夷狄等观念，总体原则是夷狄归附则受而不拒，夷狄反叛则弃之不追，由此形成“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用夏变夷观源自儒家的德化观。儒家讲究以和为贵，以忠信为美；认为朝廷应对夷狄，应实行叛而伐之、服而舍之的政策。统治者认为对夷狄广施德化，便可实现“德泽洽夷”，取得不事遐荒、安定华夏之地的理想效果。

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主要是彰显中原王朝的文化、实力与制度。

农业文明在中原地区形成很早，较之结构单一的游牧文明与发展滞后的山地文明，农业文明有明显的优势。中原王朝向外传播的文化，主要是宣传其文化的博大精深，传播和平、和睦、夷夏有别等内容的价值观，以及体现尊卑有序、奉上事主、讲求诚信、宽仁包容等内容的道德观。中原王朝彰显的实力，包括经济实力、人力资源与军事实力。中原王朝土地肥沃，粮食产量较高且收成稳定，为拥有雄厚国力创造了条件。由于实行专制、集权的统治制度，统治者有全面掌控社会与臣民的权力。以雄厚的社会经济和人力资源为基础，中原王朝大都拥有可观的军事实力。但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有时并不对称，治边用兵亦须付出高昂的成本。此外，对夷狄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也耗费大量的国家资源。

中原王朝彰显的制度主要是国家制度与封贡制度。鉴于徼外势力之多元及边疆政局之复杂，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采用较灵活的国家结构形式，同以专制统治为特征的国家制度互为补充。封贡制度既是中原王朝彰显的对象，也是中原王朝治边文化软实力的传播载体。封贡制度的基础是服事观。先秦时一些诸侯国提出“五服”说，认为统治者居天下之中心，其影响由中心向四面传播（方铁，2006 b：1-8）。中原王朝对服事观进行改造，将其发展为以四方夷狄向中原王朝进贡、中原王朝对朝贡者进行册封为基本内容的封贡制度。封贡制度有以下特点：一是双方关系建立在朝贡夷狄承认对中原王朝的附庸地位，并通过朝贡、接受册封、履行朝廷规定义务等得到体现；中原王朝赐给朝贡夷狄以丰厚回报，并通过册封将其纳入羁縻府州的管控之下。二是朝贡与册封均遵循自愿、不强加于人的原则；建立册封关系以后，夷狄若有反悔随时可废除。三是封贡制度适用的范围甚广，施用对象为广义上的夷狄。封贡制度有和平渐进、无须用兵等特点，获得成功的前提，是国库须持续大量支出以及中原王朝在东亚享有霸主的地位。在华夏文明独领风骚及中原王朝处理与夷狄的关系，主要是采取友好相处、德化浸润等做法的时代，封贡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功，中原王朝不仅构建以己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还使东亚地区实现上千年的基本和平。封贡制度使中原王朝的文化软实力发挥显著作用，逐渐形成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华夏文化圈，在汉唐两代尤为明显。

治边文化软实力的传播机制是文化传播。一是通过文化的影响和浸润将文化软实力传播至周边地区，二是传播的内容主要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与道德观，文化传播重视体现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宽仁包容。中原王朝传播文化，主要是通过广施德化、兴办儒学教育这两种方式。利用华夏文化的辐射及影响，中原王朝对周边夷狄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施用文化软实力的目标是“守在四夷”，中原王朝力求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华夏之地的安定。为此统治者尽量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积极营造有利于己的形势及环境，并逐渐将统治区域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以上述策略为基础，中原王朝形成以远交近攻、注重全局与长远利益为基本特点的治边战略。

唐宋时天下形势发生变化，在元明清时形成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原王朝与夷狄的关系出现持续演进的变化，主要是边疆地区明显加强，成为拱卫国家的有力屏障；邻邦大都成为与中国建立新型藩属关系的属国。随着周边强大势力的崛起，中原王朝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面临复杂的形势，需要硬实力与软实力更合理的搭配；时局的变化莫测，也呼唤更及时、更灵活的应对。竞争至上与适者生存，逐渐成为通行天下的法则，这些都对中原王朝奉行的自然天成、消极守拙的国际主义提出质疑与挑战。

宋代以后，先后出现元、清两个以边疆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王朝。华夏文化融合周边民族的文化，形成更为深厚、丰富和有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促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元明清王朝的治边文化软实力，其内容、传播载体、施用方式等也相应发生变化。明清两朝走入自我封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厚往薄来为特色的封贡制度黯然失色、难以为继。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兴办教育却蒸蒸日上，成为体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换言之，元明清诸朝的治边文化软实力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施用于徼外政治势力的封贡制度逐渐失灵并趋衰落，而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尤其是兴办国家教育，则日渐兴盛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这些改变直接导致丝路出现兴衰、更替等多方面的变化。

综合而言，作为实现封贡制度主要途径的丝路，由于中原王朝的重视而开拓和兴盛。历代王朝积极开拓丝路并注重保障丝路的安全，动用国家力量进行日常维护，唐朝、元朝等王朝还在丝路的一些路段设立驿站，使兵力所及的路段成为官道。北方丝路、海上丝路与南方丝路，构成中原王朝经营边疆与联络外部的交通网络。从丝路分布格局的变化，可以探知历朝经营边疆在重点、方式与效果方面的演变过程，更重要的是丝路是中原王朝向边疆及徼地区外进行权力渗透、扩大政治影响的主要途径。由于中原王朝治边文化软实力在后期出现变化，北方丝路、海上丝路、南方丝路经历了衰落与更替的过程，其功能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简言之，丝路基于中原王朝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崛起而兴盛，由于治边文化软实力后期的衰落而改变并渐趋沉寂。

三、丝路体现国家权力渗透的基本原理

“丝绸之路”是人们对古代中国与地中海地区之间国际交通线的雅称，因运销商品中有宝贵的中国丝绸而得名。古代丝路的类别，大致包括北方丝路、南方丝路与海上丝路。

北方丝路又称“绿洲之路”，因途经西域沙漠中的绿洲而得名。道路自华北地区启程，经过河西地区穿过塔里木盆地，越过帕米尔高原分为两路，一路经过帕米尔高原北部，经费尔干纳地区至锡尔河流及阿姆河流域；另一路经由帕米尔高原南部，途中分为南抵北印度与西达阿富汗的两条支线。赴中亚及阿富汗的道路往西达今伊朗，道路再次分为两条，一条道路至东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另一路往西南至今伊拉克，前行可达地中海东岸。

南方丝路可细分为西南丝路与岭南丝路。西南丝路有三条干道，即自今成都经西昌、大理、德宏入缅甸北部，经过今印度北部达地中海沿岸的“永昌道”；由今成都入缅甸北部，走水或陆路沿伊洛瓦底江至孟加拉湾出海的“伊洛瓦底江道”；以及经今宜宾、昆明、蒙自至越南河内，再经海防出海的“交趾道”（方铁，2008）。岭南丝路是连通海上丝路至中国内地的陆路部分，走向大致是从中原王朝的都城如长安、洛阳或大都（今北京）及中国丝绸的主要产地出发，往东至今广州、泉州等港口出海，遂连通海上丝路。海上丝路又称“瓷器之路”，因古代后期行经的海船主要运输外销瓷器而得名。海上丝路起自中国东部沿海的今广州与泉州等地，出海后至交趾（今越南河内）或越南中部补给后绕行中南半岛，经马六甲海峡赴印度洋沿岸，远端可达波斯湾与红海地区。

丝路可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相关道路的发展与经营，中国与亚欧地区的商贸往来，中国与邻邦之间人口的迁移，中国与亚欧地区的文明交流，道路所经地区城市的形成，丝路不同路线传播亚欧文明的比较等。学界谈到历史上的丝路，多注重介绍丝路的历史、道路的走向、相关的经贸活动以及通过丝路大国文明之间的交流。若从中原王朝治边及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变化，以及中原王朝的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力渗透的视角审视，我们对多条丝路之间的联系，丝路的兴衰更替，以及丝路的主要功能及其变化必有进一步的认识。丝路的拓建与兴衰，不仅受到社会发展、商贸活动、经济开发等因素的影响，与中原王朝治边的思想与方略、邻邦的政局以及邻邦与中国交往等因素，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受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与多元民族及其文化的影响，西南丝路表现出与北方丝路不同的特点，如虽以若干要道为主线，但旁道和叉道众多，道路的兴衰更替明显，道路的功用复杂多样等。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发展过程漫长且未发生断裂，各地国际通道的开通、运营和功能等，又受到历代王朝治边与邦交关系的深刻影响，使南方、北方与海上的丝路表现出共性，也提醒我们须注意南方、北方与海上的丝路的异同及其内在的联系。上述三种类型的丝路，既有相互之间的制约与消长的关系，也有相互之间的配合乃至形成国际性回环线路的关系。

古代丝路的开拓与日常维护，根本上而言属于中原王朝的国家行为。中原王朝积极经营丝路，并采取多种措施力保丝路运行的安全，目的是向边疆及徼外地区进行国家权力渗透，以形成和维持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另一方面，时代条件及东亚形势的改变，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商贸活动的活跃，又推动丝路的总体格局以及丝路的主要功能出现改变。

研究丝路与国家权力渗透的关系，应了解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以中原王朝的地缘政治观。地缘政治关系是客观存在。人们关于地缘政治关系的理论，是对这一客观现实及其应对之策的认识与总结。以地理状况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地缘政治学，其理论肇始于一次大战以来西方的相关研究，但中国古代对地缘政治早有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一些相关的思想与策略。

早在先秦时期，古人便提出“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应用于战争的策略。在处理核心区域与边疆地区的关系方面，秦汉时期又提出“以藩为屏”“以夷治夷”等重要思想。我国古代对边疆地缘政治的认识，大致包括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内地与边疆的关系、边疆重要地域板块之间的关系、我国边疆与邻邦之间的关系、不同地理位置的边疆地区在治理方面的共性与差异、边疆内外地区各行政中心之间的关系等内容。中国古代较重视人文因素、文化传统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相对忽视海洋等地理因素，这些都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古人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王朝核心区域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其密切的程度与地位之重要依距离近远而逐渐递减，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缴外地区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古人重视国际交通线和地方行政中心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注重在边疆地区设治管理，以及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

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观，在某些方面有别于西方近代的地缘政治理论。其中之一便是中原王朝十分重视经营边疆地区。从有关史实来看，以下因素在地缘政治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地区的重点与策略，边疆地区的政治活动中心及其转移，边疆地区的重要道路及其利用，边疆各区域发展的程度及其差异，边疆经济开发活动及其重点的改变，相关人口的迁徙与经济开发活动的变化，边疆地区的重大事件以及影响等。

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主要是靠推行封贡制度。在很长的时期，边疆地区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中原王朝的边疆与徼外地区的界限经常变动且含混不明，封贡制度施行的对象，既有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地方政权，也包括徼外势力乃至远方的一些他国。有鉴于此，一些学者提出封贡制度是亚洲东部通行的国际秩序的看法。在封贡制度之下流行的厚往薄来、礼尚往来等做法，有利于华夏文明向边疆及徼外地区传播。历朝还重视对边徼夷狄进行教化，将其视为治边策略不可缺少的部分。唐太宗提出“德泽洽夷”，认为对夷狄施以德泽，经过潜移默化，可获得武力不能达到的效果，“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21〕

通过封贡制度，中原王朝对边疆及其以远地区进行政治笼络和文化传播；通过经济方面的厚往薄来笼络对方，争取建立封建家族制度式的等级尊卑关系，在此基础上实行相对宽松的羁縻治策；通过保护、赏赐、施以优惠等做法，使藩属国紧拢在自己周围。进一步来说，中原王朝对周边地区施用的文化软实力，对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邦交关系，以及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和巩固，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汉晋至唐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大都持有中原文化绝对先进、王朝宏伟无疆、边徼蛮夷不可企及的优越意识，并通过广泛施行封贡制度，践行厚往薄来的原则将上述观念散布四方，同时以丰厚的物质赏赐及众多虚衔官职的授予，对边徼地区的蛮夷“施之以德”，企望换取边徼蛮夷对中原王朝最高权威的承认，以及蛮夷对中原王朝的衷心顺从和长期供奉。在封贡制度成效显著以及封贡制度深受中原王朝重视的时期，行经丝路的主要是前来朝贡的来自边疆夷狄或徼外诸国的使臣，丝路为封贡制度获得成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元明清三朝逐渐放弃前代倚重封贡制度的做法。原由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唐朝以后中原王朝衰落、华夏在全国的地位逐渐下降等方面的原因。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是这一现象的充分体现。七下西洋后类似的行为戛然中止，固然因明朝国库困拙难以支撑，但深层的原因却是时过境迁，中原王朝一枝独秀的风光不再，过去兴盛的封贡制度其效力也大不如前。同时此类做法蕴含的高成本、低收益的矛盾更趋尖锐，明朝花费大量国力，收获却寥寥无几。以厚往薄来为特色、曾广泛施行于边疆和徼外地区的封贡制度，乃逐渐式微并趋衰落，这一变化对丝路的命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通过封贡制度，中原王朝于边疆及檄外地区积极推行文化软实力。元明清三代情况发生变化，治边文化软实力逐渐演变为两种不同的类型。

对周边关系较密切的邻国，元明清主要通过新型藩属国体制来体现文化软实力。对基本成型的边疆地区，则主要是靠因地制宜的边疆治策与推广儒学教育来体现文化软实力。元明清尤其是元清两代，重北轻南的治边倾向不甚明显（方铁，2006 a：174-181）。历朝还在云南等地积极推行土司制度，使朝廷对南部边疆的统治明显深入，在上述地区施用的治边文化软实力因此取得明显效果。由于在边疆实行土司制度，中原王朝的统治深入到此前鞭长莫及的地区。朝廷通过土司承袭须经考核批准和发展儒学教育等方式，有效地培养了南方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忠诚。通过大量兴办正规学校，有效地提高了土司的素质与文化水平，初步解决了南部边疆基层官吏的来源问题。

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不仅得益于政区行政管辖的确定及完善，还表现在中国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得到不间断的传播并逐渐被认同。元明清时期内地人口向边疆大量迁徙，并与边疆诸族实现融合与重组，诸如此类的诸多因素，促使边疆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形下，边疆的交通线不仅是边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途径，也为边疆蛮夷与内地更多的交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丝路在边疆地区的路段因此受到重视，地位和作用明显得以提升。

自元代起中原王朝的边疆趋于稳定，边疆与徼外邻邦的界限逐渐明确。史籍有关记载清楚地反映出这一变化。据《元史》有关记载，在云南实行土官制度并推广儒学教育的地区，均属云南行省所管辖的范围，在其他边疆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而对安南、缅国、占城等邻邦，元朝则制定按期纳质朝贡、君王亲自朝觐等规定。元朝对安南数次用兵，起因便是安南君王不愿亲自入朝，元朝据此认为安南拒绝承认其藩属国的地位。从明清两代的记载来看，明清两朝对边疆与徼外地区在应对政策上的差异更为明显。遍观《旧唐书》《新唐书》与《宋史》，唐宋两朝对边疆与徼外地区的治策大致相同，并未出现如同元朝分别施治一类的情形。由于徼外势力已成为中原王朝的邻邦，中原王朝对丝路在徼外的路段难予干预，兼之丝路的原有功能（供朝贡队伍与朝廷使臣使用）日渐萎缩，元明清时期丝路在徼外路段的地位不断下降，对一些路段中原王朝甚至鞭长莫及。

古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两次严重分裂，即南北朝时期与五代时期，反映作为整体的中国尚在形成和动荡的过程之中。元明清出现600余年的持续统一，尤其清代全国未再出现较大的分裂，表明作为整体的中国已经形成，上述情形从丝路变化的轨迹也可看出。

四、丝绸之路与国家权力渗透关系的演变过程

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及徼外地区，所面临的形势及其应对在前后期有明显的差别。前期中原王朝治边的对象，是包括边疆势力与外邦在内的夷狄，应对的方法主要是推行羁縻治策，施行的主要载体是封贡制度。通过以厚往薄来为基本特征的封贡制度，中原王朝在周边区域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逐渐构建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

中唐及以后的时期，吐蕃、南诏、辽、金、夏、蒙古等边疆势力先后崛起，兼之明代后期西方列强陆续东至，使中原王朝承受严峻的挑战。元、清两个统一王朝为边疆少数民族所建立，他们有其天下观与治边观。在诸多力量的冲击下，汉唐以来形成的东亚秩序逐渐解体。另一方面，元明清诸朝的疆域趋于稳定，外邦的国家形态也逐渐形成，并与中原王朝建立新型的藩属国关系。因此，元明清三朝治边表现出边疆治理与邦交应对分开的特点。2000余年间中原王朝在治边方面发生的变化，对丝路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

古代丝路的一大贡献，是促成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并对边疆地区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不仅是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新的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边疆地区较稳固地与内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改变表现为渐进式的积累以及以质变为重要转折的发展演变过程。

中原王朝腹地与邻邦之间的过渡地带，或者说王朝统治者眼中的蛮夷之地，在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地区即人类学认为的两种文化之接触或重叠的地带。这一地带文化演变的趋势，决定在两种文化融合的过程之中，以何种文化为主并相应获得更大的发展。丝路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在元明清时期尤为重要。通过丝路，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设治、驻兵和移民，其影响由点及面，从表层逐渐深入边疆社会内部，最终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控。中原王朝经营边疆地区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采取国家权力逐渐渗透的方式，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丝路在中国历史疆域构建方面的贡献，不亚于在传播华夏文明、对外进行国家权力渗透方面的作用。以西南边疆地区为例。在古代的前半期，拓建内地经西南边疆联系外邦的交通线并力保畅通，是历朝经营西南边疆的主要动力（方铁，2007；2009：73-88）。随着边疆地区的逐渐形成，以及边疆经济的发展和矿藏、木材等资源的开发，西南边疆本地及其联系相邻诸省的交通线，其重要性逐渐超过通往外邦的交通线。西南边疆内外交通线的功能，也发生从主要用于遣使、朝贡和用兵，向重在满足物资转运与商贸活动需求的转变。交通线在其他边疆地区的作用与演变的过程，与西南边疆比较相去不远。

古代丝路的另外一项重要贡献，是向域外积极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不再赘述。

丝路作为中原王朝对边疆及徼外地区进行国家权力渗透的重要载体，其发展及演变的过程，受到时代背景与东亚形势变化的深刻影响。三条丝路的走向，以及相互之间的配合、制约与兴衰消长，乃至形成国际性回环线路等方面的情形，数千年间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宋元以前北方丝路与南方丝路较为兴盛，尤其以北方丝路最受重视。海上丝路虽已开通，但出自中国远洋航行技术水平较低等原因，利用海上丝路的主要是运输高档奢侈品的徼外商船，以及运载朝贡往来使臣的外国海船。元代以前丝路的重点在北方，作用主要是朝贡、夹攻匈奴和获取远方珍物以供宫廷享用。汉、晋、唐诸代南方丝路趋于繁荣，原因一是作为北方丝路的补充，二是在北方丝路被阻断时发挥作用。当时丝路在边疆地区的路段，主要是作为国际丝路的一部分而存在，并非是中原王朝经营的重点。

宋元时期情况出现变化。除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发生改变外，丝路功能转变的另一原因是中原王朝与外邦之间的贸易日趋重要，而且由于货物主要是金属器皿和瓷器，必须通过海路运输方能体现便捷和安全。兼之宋元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空前发展，季风对中国海上西行的制约作用明显降低，中国海船逐渐成为海上丝路的主要交通工具。南方丝路的地位也逐渐超过北方丝路，中原王朝重北轻南治边传统的改变，则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元代后期受蒙古帝国分裂和衰落的影响，中国与欧洲的联系不时中断，对北方丝路产生不利的影响。明朝与北方的瓦剌诸部长期对峙，严重影响北方丝路的通行，后期使其一蹶不振。另一方面，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正式形成，而且南部边疆形成的时间早，产生的作用大，西南丝路逐渐成为中原王朝经营的重点。丝路位于边疆地区路段的地位普遍得到提升，境外的路段则降至次要地位。

西南丝路与海上丝路的密切关系可说是如影随行。宋代以前中国的航海技术有限，因受太平洋季风的限制，返国的外国海船与中国海船从中国东部沿海出发，在逆行季风的情形下多在交趾（今越南河内）靠岸，远行人员及其商品再经通过云南的“交趾道”“永昌道”两条陆路转赴今印度等地，这一时期西南丝路与海上丝路合为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在海上丝路航行的主要是外国海船，他们运载朝贡使臣以及珍宝、珍稀土产至中国东部的港口。宋元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包括大型海船制造与指南针导航等）有了很大发展，在海上丝路航行的中国海船明显增加。另一方面，五代以来交趾发展为独立国家，经常抢劫过往的商船。南诏、大理国在500余年间割据了云南地区，也使朝觐及贸易的队伍在其辖地难以通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自中国东部沿海赴印度洋的海船，转而以占城（在今越南中部）或今海南岛为补给地，行旅不再由交趾登岸走经过云南入今缅甸赴印度的陆路（方铁，2011：101-111），海上丝路与西南丝路联运的历史大致结束。

在丝路的功能方面，约在宋元之际发生明显的变化。前期海上丝路主要用于海外朝贡及运销海外高档土产。宋代国际贸易的重点逐渐转向民间贸易，货物以中国的外销金属器皿与瓷器为大宗，为国际贸易服务逐渐成为海上丝路的主要功能。运输金属器皿与瓷器以海运占尽优势，这也是海上丝路趋于发达及其功能逐渐变化，以及商队不再从交州登陆，经云南陆路西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元时期海上丝路十分发达，为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准备了条件。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向海外宣传国威，招徕诸国入贡。据记载：永乐三年（1405）六月，明成祖遣中官郑和出使西洋诸国，“藉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船队自福州五虎门出发，扬帆达于占城，再遍历西南洋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22〕七下西洋对外彰显明朝的雄厚国力，促进明朝与海外各国的文化交流，但大规模地持续施行厚往薄来的做法，终使国家财政无力支撑。南部边疆出现大规模的茶马贸易与马市，反映出中原王朝靠封贡制度羁縻徼外蛮夷的传统，受到大规模商品贸易的严重冲击。况且七下西洋产生的政治影响仅限于海外诸国，对明朝热切企望对方恢复朝贡的瓦剌等北方游牧势力，七下西洋无异是南辕北辙。

明成祖死后，大规模远航西洋黯然谢幕，同时宣告以招徕远夷为宗旨的封贡制度趋于衰落。以后因倭寇入侵等原因，明朝颁布“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关上海运的大门，一度繁荣的海上丝路因此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清朝一度开海，但在大部分时间仍然实行封闭海洋的政策。统而观之，在明代后期及清代，包括海上丝路的诸多丝路呈明显衰落之势，过去热闹的丝路乃逐渐归于沉寂。

参考文献：

方铁.2006a.论中国古代治边的重北轻南倾向及其形成原因[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3）.

方铁.2006b.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4）.

方铁.2007.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6）.

方铁.2008.云南地区与邻国间的主要通道[A].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庆祝朱士光教授七十华秩暨荣休论文集[C].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西安:三秦出版社.

方铁.2009.唐宋元明清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变迁[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

方铁.2011.唐宋两朝至中南半岛交通线的变迁[J].社会科学战线 （4）.

方铁，等.2013.论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

何兆武.2012.思想文化随笔[M].北京：科学出版社.

徐浩，等.1996.当代西方史学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注释】

〔19〕以下简称丝绸之路为“丝路”。

〔20〕本文所说的中原王朝，其基本特征包括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以儒学文化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黄河中下游或长江中下游为管理的核心区域，通常多由汉族建立。所言之中原王朝，既包括大部分全国统一王朝，也包括虽非全国统一王朝，但具有以上基本特征的宋朝、东晋等局部王朝。

〔21〕《资治通鉴》卷197《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

〔22〕《明通鉴》卷14《成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