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延虎 陈祥军
田野记录场景
1999年5月3日，阿勒泰地区北屯镇，向南邻近准葛尔荒漠，额尔齐斯河就在其北两千米处缓缓流淌着。这里原来是阿尔泰山区一条最重要的游牧牧道上的畜群集结点，游牧民沿着牧道驱赶牲畜来到这里，然后渡过额尔齐斯河，继续向阿尔泰山的草场前进。北屯在过去30年间发展成了一座新城镇，现在是312国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上午10点多，我们乘坐的小公共汽车通过额尔齐斯河大桥时，来自福海县的游牧民沿着312国道（国道本身就是在牧道的基础上修建的），驱赶着他们的牲畜已经由南向北开始过桥了，前面的牧民和牲畜还没有完全过桥，后面的畜群越来越多。车行至北屯中心大街十字北侧几百米处我们下车后，被后面的情景惊呆了：一群又一群的羊、马、牛和骆驼，拥挤在宽阔街道的南面，等待通过十字路口。焦急的牧民费劲地试图围拢他们的畜群，妇女们骑在马上，身后是幼小的孩子，孩子们瞪大了眼睛，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交警正在指挥东西向的车辆通过，而几头牛可能等不及了，从南边蹿到了十字路中心，刹那间所有缓慢前进的汽车都停住了，那几头牛并不知道它们已经“违反”了交通规则，站在汽车之间，惊恐地看着四周。从路旁的一个院子里突然开出了一辆装满家用电器的卡车，司机按照交通规则鸣响了喇叭，等待转向通过十字路口。它的左侧有几十匹马，正在烦躁地嘶鸣着，冷不丁听到汽车喇叭声，一下子炸了窝，向四面八方狂奔乱跳起来。马群的主人惊叫了一声，想策马去拦阻，却又被前面的交警挡住了。等在旁边的女人们把马缰绳交给孩子们，自己跳下了马，试图挡住受到惊吓的马群。司机们叫骂着，孩子们惊喊着，交警慌乱不知所措……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这里的交通才恢复了正常，可是后面的畜群又随着他们的主人蜂拥而至了。
摘自作者1999年田野观察日记
一、前言
历史上，放牧牲畜是世界上人类群体赖以生存的生计方式之一，畜牧业是经典人类学研究的前工业化社会的三个主要人类生计系统之一（采集—狩猎—畜牧和农耕）。对游牧社会及其文化的研究也一直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前辈人类学家对非洲、美洲及欧亚草原地带游牧社会的研究对于形成人类学经典理论和方法具有特殊的意义，其研究成果仍然是我们今天认识传统游牧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参照体系。但是，游牧社会及其文化已经被认为是全球化过程中“消亡”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首先工业化使游牧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毋庸讳言的是，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传统的游牧社会及其文化一直是工业化力图摧毁的对象之一。这是因为：首先，工业化进程及与其相适应的现代世界政治进程把传统游牧社会的生存环境——草原，分割成了不同“国家”的领土，由于国家之间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古代历史上没有国界的游牧变成了只能是在国家领土范围内的活动；其次，游牧社会的社会结构被“国家化”，传统的部落社会结构解体，在越来越多的地区成为了“历史记忆”，越来越多的游牧群体被“再社会化”或“再结构化”〔31〕；最后，20世纪下半叶，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事实与游牧社会消亡的速度加快呈现出一致性，凡是进入后现代化状态的地区，游牧已经基本上成为“过去”，即使个别的存在，如北欧地区萨米人的游牧，其形态和方式已经与传统的游牧不能同日而语（Sinor，1992；Leybourne et al.，1993；Humphrey & Sneath，1996、1999；Humphrey，1972；崔延虎，2002）。
本文所讨论的阿尔泰山牧区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葛尔盆地以北，阿尔泰山脉以南，西部与哈萨克斯坦、东部与蒙古共和国、北部与俄罗斯阿尔泰自治共和国接壤。阿尔泰山地区在历史上是内亚游牧民族人口活动的主要地区，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认为这里是欧亚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摇篮”和游牧文化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中国古代史籍中记载过的诸多游牧群体，如塞人、匈奴、鲜卑、柔然、高车、铁勒、突厥、葛逻禄、蒙古、乌梁海、哈萨克等，都在这个地区游牧生息过（苏北海，1989；杨廷瑞,1991）。阿尔泰山脉又是历史上游牧民族迁徙流动的通道，许多游牧民族正是通过这里，走下蒙古高原，走向准葛尔盆地，翻越天山走向塔里木盆地、中亚地区或河西走廊乃至更远的东、南部。
本文不准备全面探讨阿尔泰牧区现代化进程加速与游牧民传统文化嬗变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依据获得的民族志资料，仅把这个地区游牧民使用的传统牧道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而使牧民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现象作为案例，以“道路”折射出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为视角，考察牧道在草原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道路”与“现代道路”的关系，并把它们作为牧区社会文化变迁的象征符号进行分析，试图提供一个“道路”的个案，为探讨道路与地域，民族国家和城乡空间关系的塑造提出一些认识。
二、阿尔泰山区的牧道与游牧文化
牧道是游牧文化存在的重要空间，对于游牧和游牧民特别重要。以下是两个有说服力的个案。
个案1：阿勒泰市汗德尕特蒙古乡牧民游牧的牧道与路线
汗德尕特蒙古民族乡是新疆北部阿勒泰市所属的一个蒙古民族乡，位于该市行政管辖区东部，乡政府驻汗德尕特村，与阿勒泰市区的直线距离为32千米。东西两面与福海县交界，北抵乌希里山南麓，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全乡总面积900平方千米，以山地为主，大部分处于汗德尕特河流域，小部分在额尔齐斯河谷平原。〔32〕福海县的一部分牧民每年经汗德尕特乡境内游牧至高山牧场。
在过去，汗德尕特是一个以哈萨克、乌梁海蒙古牧民为主的牧业乡。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汗德尕特乡的行政区域几经变化，到60年代初逐渐固定了下来。虽然行政区域几经变更，但是这里的哈萨克牧民和乌梁海蒙古牧民的游牧路线和四季草场的位置也却基本上没有大的变更。无论是在50年代中期的牧业互助组、合作社，还是50年代后期开始的人民公社时期，乃至到现在，游牧民一直沿着传统的牧道，驱赶着牛、羊、马和骆驼，年复一年，游牧在四季牧场。
阿尔泰山区大多数牧民的冬牧场位于额尔齐斯河河谷地带和准葛尔盆地北缘。汗德尕特乡牧民的冬牧场在角沙特和锡伯渡之间，这里东西全长近20千米，属于额尔齐斯河的中游地带。河谷宽度3～4千米不等。牧民们每年10月上、中旬离开高山牧场，到11月底陆续返回这里，要在冬牧场待上将近5个月，第二年春天3月底开始离开这里，向北进发，踏上他们一年的游牧道路。
下面是汗德尕特乡牧民游牧的牧道路线和停留的大概时间：
角沙特（冬牧场）—阿克布拉克（初春过渡草场）—乔尔黑—墩德布拉克（主要的春秋草场—窝宗劳瓦（中山牧场-夏初过渡草场）—困列皆老（在阿尔泰山脉的乌希里克山区，这里海拔为3000米左右，是高山草场，也是牧民的夏牧场）。
从角沙特出发到阿克布拉克的牧道，距离20～30千米不等，畜群一般要走两天多，中间停留一夜；从阿克布拉克到乔尔黑—墩德布拉克，距离为30～40千米不等，牧民和他们的畜群要走3天左右，在途中要停留两夜。乔尔黑—墩德布拉克靠近汗德尕特蒙古乡乡政府附近。这里是罕德尕特牧民的春草场，在这里的放牧时间为每年4月初到6月中旬，一共两个多月。在两个多月期间，他们接羔、剪毛、为牲畜去势。
待到新生小畜有力量移动的时候，牧民们开始从乔尔黑—墩德布拉克春草场出发，沿着汗德尕特河谷或邻近的山谷，游牧到到窝宗劳瓦。这里同样有一条历史上固定下来的牧道，距离为30～50千米（依据牧民的草场分布地点不同）。这是汗德尕特牧民的中山过渡草场，牧草与水源条件很好，在这里牧民与他们的牲畜要待上两个多星期，做好游牧到高山夏牧场的准备。当年的幼畜在这里啃食优质牧草，身体发育很快，变得很强壮，能够翻越高山。
牧民们从6月底从这里转场出发，从窝宗劳瓦到阿尔泰山中部的乌希里克山的困列皆劳夏牧场，距离是30～50千米（同样因牧民高山草场分布地点不同而异），这里因山势不同，有几条牧道通往困列皆劳夏牧场，站在那里的高山山顶，可以看到蒙古国的草场。因为沿途山高，牧道弯弯曲曲，地势险峻，牧民驱赶牲畜需要走3～4天。从7月初到9月中旬，牧民和畜群一直待在夏牧场。
到了10月上中旬，阿尔泰山进入了早冬，在下雪之前，牧民们又会驱赶着他们的牲畜，陆续从高山牧场循来路返回乔尔黑—墩德不拉克，在这里他们出售自己的牲畜（包括一些瘦弱不能过冬的羊），购置过冬的物品，大概一个月后陆续出发返回额尔齐斯河谷的冬牧场。罕德尕特乡的牧民每年游牧距离大概为260～320千米。
汗德尕特乡的年老哈萨克牧民告诉我们，他们的祖先在部落首领阿吉公的带领下，19世纪中叶从原沙俄哈萨克斯坦的宰桑泊（今哈萨克斯坦北哈萨克州一带）迁回新疆阿尔泰山区，到达汗德尕特一带后，就开始使用这条牧道了，这里的乌梁海蒙古牧民说，在哈萨克人归来之前，这里就有一条上山的道路，他们的祖先狩猎、放牧都是沿着这条牧道进行的。几百年来，无论是乌梁海蒙古牧民，还是后来返回的哈萨克牧民，都沿着祖先走过的牧道，从额尔齐斯河谷出发，游牧到高山草场，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1993年至2010年，我们在汗德尕特乡做了6次长期的田野调查，时间最长的一次历时5个多月，并跟随这里的牧民沿着这条牧道转场。6次田野调查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没有牧道就没有汗德尕特乡牧民的游牧，牧道是游牧社会生活和文化存在展现的最重要的空间。
个案2：富蕴县各牧业乡牧民转场与牧道
富蕴县隶属新疆阿勒泰地区，位于准噶尔盆地东北部、阿尔泰山中段南麓。东界青海县，西邻福海县，南面伸入准噶尔盆地，北部与蒙古国为界，境内南北最长处约413千米，即冬、夏牧场间的直线距离。由北自南地貌类型依次是山区、盆地、河谷、戈壁及沙漠5种类型，牧民每年来回穿越这些区域（图1）。每个牧业乡与村，具有完全同样的地形地貌特征，全都呈南北纵向的垂直自然带分布。
（一）冬、夏牧场之间的转场
牧民离开冬牧场的时间按惯例一般在3月20日左右。距离沙漠最近的牧民最先开始搬迁，因为他们的冬牧场积雪融化得最早。从冬牧场到春季接羔点，牧民搬迁的次数从三四次到七八次不等，依据接羔地点的远近而定。牧民于3月底或4月初陆续到达各自的春季接羔点。在此大约停留一个多月后，等到所有的母畜产羔结束，开始向夏牧场搬迁。从冬牧场向夏牧场的移动过程中，正值春季天气多变，搬迁移动的次数也比较频繁。所以转场过程中，牧民经常要拆、支毡房，非常费时费力。
图1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哈萨克游牧民转场路线图
（二）夏、秋牧场之间的转场
每年9月初，牧民开始向秋季牧场转移。按照传统习惯是依据天气情况而定，第一场雪就是搬迁的信号。转场时，牧户之间按照先后及时间次序，相互错开，距离冬牧场较远的牧户先行。搬迁的前一天就要把毡房拆了，把被褥、毡子、衣服、炊具、餐具及容器等打包。晚上全家人睡在露天，天不亮，全家人都起床开始向骆驼身上装各种物品。这里也有很多学问，要考虑前后左右重量平衡、物品大小均衡搭配、绳子捆绑的力度大小以及不同骆驼的承载能力大小等。这个环节非常重要。如果骆驼身上的物品没有捆绑好，半路物品倾斜或松散，有可能会使骆驼受伤而影响转场进程。
各类畜群下山的次序也有所不同。最先启程的是驼队，而且一定要在下雪之前出发。因为骆驼蹄子很大且是平的，一旦下雪很容易滑倒。驼队一般由家里的主妇或儿媳妇骑着马带领，沿着牧道直接去下一个停留点。每到一个停留点，卸载下骆驼身上的东西，把骆驼和坐骑赶到附近水草较好的地方放牧，然后搭建转场途中简易的小毡房。主妇们开始烧茶等待后面赶畜群的家人。驼队出发后是羊群、牛群，马群一般最后走。马群行走的速度较快，要等到夏牧场下雪之后才走。这样做是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利用夏牧场，缓解春秋牧场牧草资源不足的压力，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来年春季接羔点有充足的牧草。
牧民卡纳提家的转场情况〔33〕
（三）秋、冬牧场之间的转场
春秋牧场使用的是同一区域，只是利用的时间不一样。春秋牧场是过渡性牧场，搬迁的次数相对较频繁，具体次数根据冬牧场距离的远近而定。有的牧民搬迁五六次，有的牧民要搬迁十几二十次。牧民每次搬迁的距离在15～20千米。每年11月初，牧民到达乌伦古河谷等待第一场雪。冬牧场没有地表径流，人畜都要依靠积雪。因此下雪是牧民搬迁至冬牧场的信号。
11月中旬左右下了第一场雪。雪虽然不厚，但足够人畜饮用。雪后的第二天一大早，牧民就开始搬迁。因为冬牧场类似于农民的农田一样，一定要照看和保护好。为了防止牧草被别人家的牲畜吃了，因此要早点到达自己家的牧场。雪后，牧民驱赶着各类牲畜向各自的冬牧场缓缓移动。还是驼队最先出发，羊群在后边牧边走。
冬天转场是最辛苦的，零下十几乃至二十多度的气温，冰天雪地。一路上牧民只有喝“黑茶”（没有牛奶的砖茶）。牧民在到达自己的冬牧场之前，都会经过很多牧户的草场。冬牧场对于牧民来说尤其珍贵。畜群能否安全过冬，除了放牧技术外就取决于牧草的充足与否。因此当牧民转场经过其他牧户草场时，哈萨克社会按照习惯法使用著名的“一条肠”路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条肠”路就是羊群要走在两家牧户草场界线的中间地带，即两家牧户的草场各自让出约百米宽度的一个通道。要是羊群想走捷径，直接经过他人的草场中间地带时，这是不允许的。一般在转场的头半个月内，每户牧民都会专门派出一个人守护草场。他们指引着转场的畜群穿梭在各牧户草场之间“一条肠”路。每个牧户都遵守这个习惯，没有任何怨言。（陈祥军，2010、2012）
人类学家对游牧社会的研究获得的民族志资料表明，“移动性（mobility）”是游牧社会最重要的生态、社会和文化特征之一。戴维·思尼斯（David Sneath）在对内亚地区游牧社会的研究中发现，游牧社会移动性可以影响乃至决定游牧社会生计、生态环境和文化的状态（Humphrey & Sneath，1996）。牧道是游牧移动性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漫长的游牧历史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游牧群体逐渐地发现并开拓了许多固定的牧道，即在四季转场游牧过程中驱赶牲畜而使用的固定通道。牧道不同于一般的道路，能否作为牧道，就阿尔泰山牧区而言，一般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它的生态环境一般都有一个从平原（河谷、荒漠盆地）经过前山地带到高山地带的植被垂直带，并且沿途有比较丰茂的水草，能够为牲畜和人提供水源和牧草。在阿尔泰山牧区，这样的植被垂直带一般呈从南向北走向，即从准葛尔盆地北缘荒漠或额尔齐斯河河谷地带开始，一直延伸到阿尔泰山高山地带。第二，从历史角度看，牧道往往与游牧社会特定群体的游牧区域有着直接的关系，即所谓“牧道为游牧部落或氏族所共有”，某一个部落或氏族一旦开拓一条牧道，那么周围的草场、森林及水源的使用权习惯上就归它所有。第三，游牧部落的牧民负有对这条牧道进行维护的义务或责任。第四，这个部落的每一个家庭（household）的毡房在春牧场、夏牧场、秋牧场，以及牧道周围都有固定的地点，其位置一般不会改变。第五，牧道对其他群体的牧民开放，共同享有。
牧道的长短距离以游牧民特定群体的冬牧场（俗称“冬窝子”）到高山夏牧场的距离长短不等而有差别。从阿尔泰山牧区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说明，四季游牧牧道距离（从冬牧场到高山夏牧场，再从高山夏牧场返回冬牧场）一般为300～600千米，游牧民从冬牧场到高山夏牧场的转场过程中一般要停留7～15次。我们观察到的最长的牧道距离为1100千米左右（由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游牧民使用），沿这条牧道游牧的牧民每年单程停留次数为40～45次，平均在一个停留点放牧5～6天就要搬家继续向前游牧。
在1950年前，和新疆的大部分牧区一样，阿尔泰山牧区存在着一种双重管理体制，即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游牧社会的部落或“扎萨克”管理制度，后者在很大程度上管理着牧区的游牧事宜（Tsui，1996）〔34〕。从1950年开始，在阿尔泰山牧区普遍建立了以县为单位的行政机构，随着县与县之间行政管辖边界的确定，原来以部落或扎萨克制度管辖的牧民被划分到了不同的县。这样，原有的社会结构就被打破了，同一部落的牧民分属两个县或更多的县管辖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样就出现了对牧道使用方式的一次调整，使得原来部落或氏族之间对草场和牧道使用权的争议甚至械斗转移到了县与县之间，甚至更小行政单位之间（牧业合作社或后来的公社之间）。然而，即使存在这种大规模的行政区域调整，我们依然看到，当时的调整还是“照顾”了阿尔泰山区是牧区的实际情况，阿勒泰地区管辖下的六县一市的地域基本上是由南向北，从盆地上延到阿尔泰山区，每个县/市境内的牧道基本上没有改变，满足了牧民游牧的需要。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地区开始大规模定居之前，绝大多数牧民仍然使用他们过去传统的牧道游牧（Humphrey & Sneath，1996）。
阿尔泰山区牧道及其使用特征解释了其具有的文化内涵。第一，牧道是游牧群体对于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什么时候转场，中途停留的地点和时间，哪一类草场放牧什么种类的牲畜，牧民做什么样的工作，举行什么样的仪式活动，牧道生态环境条件是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第二，牧道又是特定群体生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牧道及其周围地区获取自然资源，牲畜啃食草地植物，牧民采集燃料（主要是树枝、牛粪）及其他用品，形成了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的固定方式；第三，在年复一年的游牧过程中，游牧群体对于本部落或氏族使用的牧道及其周围的自然资源（森林、草地、水源等）形成了系统的认识，并且通过家庭濡化或社区濡化的方式作为本土知识传承给后代；第四，游牧民在游牧过程中，与牧道周边的其他群体（主要是农耕和商业群体）形成了交流和交换关系，在秋牧场出售牲畜或用牲畜与其他群体换取生活必需品（粮食、衣物等）；第五，牧道还是游牧群体记载自己古老文化和举行各种仪式的场所，阿尔泰山区存在的大量古代游牧民刻记、岩画和石刻器物，记载了不同时期游牧于这个地区的游牧人群对于自然界认识，岩画也反映了他们的精神世界。直到现在，阿尔泰山牧区哈萨克人举行的“阿肯演唱会”（阿依特斯），乌梁海蒙古族牧民举行的“敖包节”“那达慕”，图瓦人举行的祭祀天地的活动主要是在位于牧道附近的春夏草场上进行的，而这三个游牧群体的婚礼一般都在高山夏牧场或早秋牧场举行。
从上述简略的描述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阿尔泰山牧区的牧道与游牧民的生计方式、文化和交流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游牧文化赋予了牧道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而牧道又承担了游牧文化存在、展现和传承的基本功能。牧道是这个地区草原传统游牧文化的“信息道（information channel）”和游牧民生存的“生计道（subsisten ce channel）”。牧道的存在维系着游牧文化的延续和稳定。同时，阿尔泰山的牧道使不同游牧群体的生计系统具有了一种相似性。哈萨克游牧民、乌梁海蒙古游牧民或图瓦人的的文化虽然各显差异，但是，既然走了同一条牧道，不同游牧族群的文化又呈现出某种本土同质性（indigenous homogeneity）的特征。
三、阿尔泰山现代化进程与牧道的嬗变
1950年在新疆牧区出现的社会制度变革预示着草原游牧地区“现代化”的开始。由此开端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社会组织和生计方式的变化，要求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同步进行，现代化的进程也就由此开始预演。首先是以县为中心的行政系统的普遍建立，使过去纵向（以国家组织为主）——横向（以部落—氏族组织为主）交错的社会组织转变成了以纵向垂直为主的社会组织（国家组织），游牧民开始进入了“再社会化”的进程（崔延虎，2002），被以国家各级行政组织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网络形式组织起来，形成了新的生产单位（production unit）。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运动，使公社具有了行政、政党基层组织、生产、文化乃至军事组织的多重功能（军事组织的功能在阿尔泰山牧区尤其明显，因为当时属于边境地区），使纵向垂直的组织形式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公社或生产大队（小队）的名称取代了过去部落—氏族的名称。与此同时，游牧部落逐步失去了组织生产行为的社会功能，而只保留了协调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行为的功能。部落控制游牧功能的丧失标志着，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它进入了逐步解体的过程。这个文化上的巨大转变使游牧民的“认同意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除了民族—部落—氏族认同继续存在外，一种新的“地方或组织认同（regional identity or organization identity）”意识产生了。反映这一点的一个有趣现象是，过去来自不同部落的牧民在草原上相遇，告诉对方的是“我是某某部落或某某阿吾勒的某某人”，公社化后则会告诉对方“我是某某公社某某大队的某某人”。同时，人们也注意到，社会组织的变化与当地出现的新的道路形式——公路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阿尔泰山牧区被“拉进”了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国家在场的象征，现代公路被看作是现代化最重要的符号之一。到1970年底，国家陆续在阿尔泰山牧区修建了现代公路，包括国道、省道和县级公路。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公路建设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目前，地区公路总里程为9015千米，其中二级公路1142千米、三级公路1588千米、四级公路4440千米、等外公路1845千米。干线公路总里程为2461千米；农村公路总里程为6554千米；全地区57个乡镇场全部通了油路；532个行政村有527个行政村通了公路〔35〕。
在公路发展的同时，游牧民的牧道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由于公路和其他现代产业的发展，这里的草场被“切割”得越来越小，出现了我们称为“草场生态环境碎片化”的现象。许多公路，特别是县乡公路大多修建在原来的牧道上。随着公路的出现和不断延长，牧道也出现了“断裂”，牧民们不能够再像过去一样，沿着传统的牧道顺利地从一个草场转场到另外一个草场，而是时断时续地驱赶着牲畜在公路上迁徙。“公路转场”具有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如公路两侧草场由于修路受到破坏使牲畜无食可觅，公路上来往的汽车使得牲畜和牧民的人身危险程度大为增加，等等。尤其明显的是，公路作为现代化的符号，与传统游牧牧道承载的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复杂了起来。
新疆自治区和当地政府近20多年来在阿尔泰山区将旅游业作为振兴经济的支柱产业。由于旅游景点一般都在高山夏牧场、高山林区或中山过渡草场中，为了发展旅游业，地方政府加快了修建通向旅游景点的公路的步伐，其中大多数是沿着传统的牧道设计、修建的。甚至有些公路就修建在牧道上，如从布尔津县城到喀纳斯旅游景区的长达180千米的旅游专用公路就修建在从县城和额尔齐斯河谷牧民冬牧场向中山牧场（海流滩）、从中山牧场到高山牧场的牧道上，现在，每年数千户牧民转场依然使用这一条古老的牧道，形成了畜群与汽车相伴而行的景象。在牧民转场时期，数十万牲畜拥挤在公路上，与来往的汽车争抢前进的通道，在山隘口时常发生牲畜被汽车挤到悬崖边，甚至掉入山谷的惨剧。作为草原现代化象征的公路挤压着牧道的存在，而作为另外一个现代化象征的汽车，则把游牧民和畜群挤压到了公路的边缘，因为传统的牧道已经被改建成了供旅游者乘车前往景区的公路。
为旅游业发展修建公路只是导致传统牧道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阿尔泰山区出现和发展的其他产业同样是重要的原因。
首先是种植业。种植业在阿尔泰山区始于清雍正年间，驻扎在克兰河畔的清军组织士兵屯垦，开荒生产军粮。但种植业的快速发展要到1960年，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国家开始在阿尔泰山区建立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国营农场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公社。以阿勒泰县为例，到1980年，这个县的耕地面积激增到了近42万亩，增加了近12倍，总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也从1949年的不到1%增加到了1982年的40%左右。论及阿尔泰山区种植业的快速发展并非与本文主题没有关联，相反，本文认为种植业的发展是当地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种植业的发展加速了人口聚落的密集化程度，在广阔的草原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聚落，后来逐渐变成了功能类似小城镇的定居点，其中的一些就出现在沿传统牧道上修建的公路两侧，如北屯，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功能比较齐全的城镇。这些聚落的周边地区已经完全成为农田和农民的居住点了。第二，大部分种植业地区是靠开垦草场形成的，而开垦的草场大部分又分布在牧道两侧，因为牧道靠近水源而且容易改造成简易的道路，便于人员、农业物资和农产品进出。第三，农业的发展为后来政府组织游牧民大规模定居创造了条件。定居后牧民生计方式主要是从事粮食种植或种草，他们往往愿意选择靠近牧道的地方，因为对其水土条件比较了解。过去20年大规模的交通建设使人流、物资流和信息流的速度明显加快。与此“巧合”的是，阿尔泰山牧区牧道更为急剧的变化也发生在过去的20年间。
另外，一个使牧道发生急剧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是，1984—1985年新疆牧区逐渐实行了类似中国内地农业地区的承包责任制政策，牲畜作价归户、草场使用权归户所有。公社化时期以公社为单位的草场管辖和使用方式转变为以牧民家庭为使用单位的方式。每一户游牧民依据其家庭人口的多少，获得了一定面积的草场使用权，开始时使用权为15年不变，1994年后延长到50年不变。草场使用权的这种变化彻底打破了阿尔泰草原地区历史上长期实行的“草场属于部落‘公有公用’”的制度，也使游牧民在得到供自己家庭使用的草场喜悦之余，处于一种新的窘况之中。因为过去游牧时，经过牧道游牧使用的草场属于“部落共有”或“公社共有”，人们都遵守历史上形成的“习惯法”，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阿吾勒”或一个生产队的牧户会集体准时出发，按习惯规定时间到达春牧场；而现在草场归户使用，游牧时沿牧道前进牲畜必然要“侵入”其他家庭的草场内，每一年春天从冬草场出发游牧，先出发的牧民家庭的牲畜往往把牧道周围草场刚刚返青的牧草啃食一空，这就迫使一部分牧民改变了过去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内从冬牧场大规模出发游牧的习惯做法。实际上，过去离开冬牧场的时间限制具有牧区“习惯法”的作用，不按规定时间离开冬牧场出发游牧被认为是违背“习惯”的，过去一个游牧群体（部落时期的“部落”或“阿吾勒”、公社时期的“生产队”）的全部牧户家庭的牲畜必须在大约1～3周内陆续全部离开冬牧场，而现在最先离开的和最后离开的时间间隔延长到了6～8周。草场使用权归户也使牧民对待草场的行为发生了变化。虽然刚开始时，牧民们很清楚，归自己使用的草场的所有权是集体或“国家”的，并不是自己的，但是50年的使用期使他们产生了心理上的安全感，也使他们有了他们的前辈从未有过的“我家有一片自己的草场”的意识。于是，由部落或1950年后的牧区组织管理通过牧道游牧的“习惯法”的功能逐渐失效。
牧民开垦草地种粮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从1994年开始，由于粮食价格的提高和国家对于游牧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上的优惠政策的逐步取消，牧民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支出增加了很多。为了减少支出，很多牧户家庭在自己使用的冬草场或春秋草场开垦草地种粮，而这些被开垦的小块草场大多数也位于牧道附近。由于开垦的耕地与已经定居的牧民或从事种植业的农民的耕地相距不远，这就再一次形成了对牧道的威胁。同时农民、新定居牧民的耕地里的农作物也经常受到经过附近牧道或草场上放牧的畜群的践踏和啃食，于是，从1990年起，农民们开始在耕地和草场分界的地方用土筑起了围墙或种植了带刺的灌木丛林带，以阻隔牧民牲畜对农田的侵扰。
个案3：阿勒泰市汗德尕特乡的“微型长城”（图2）
图2 阿勒泰市汗德尕特乡的“微型长城”
20世纪60年代中期，汗德尕特开始发展农耕，从乌鲁木齐及其他地方招收来了一些内地农民从事种植业。当时的公社开始建立农业队，并在汗德尕特河谷地带和盆地比较平坦的地方“开荒种地”。“开荒造地”的地区在游牧民的春秋草场一带。到1966年，耕地面积已从1950年初的数百亩增加到了上万亩。在公社时期，由于草场和耕地都是“集体”的，虽然游牧民和农民之间有矛盾，但是公社出面调解，一般没有发展成为大的冲突。
1984年的牧区改革，“草场使用权归户所有，集体牲畜作价归户”和“耕地使用权归农民所有”政策的实施，使这里游牧民和农民之间在资源使用上的矛盾逐步激化。特别是大多数农田都在河边或牧道边，牧民的牲畜在春秋草场要待上两个月之久，出苗的庄稼对它们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牲畜闯进农田的事件常有发生。
于是，从1990年开始，汗德尕特乡的农民和定居牧民开始在草场和农田之间的丘陵坡上修建“隔离墙”，用于阻挡牧民的牲畜进入耕地。逐渐地，在春秋草场边缘的牧道和农田之间修建了大约15千米长的土-石围墙，把原来的草场划分成了两个相临而不同的生态环境区域——天然草地和人工开垦的耕地。
但是随着牧民人口数量增加、牲畜数量增加以及每一户放牧草场空间的缩小，牲畜还是不断越过“边界”进入农田，农民们和定居牧民继续加长他们修建起来的“微型长城”。到了2007年，这道围墙的距离已经长达27千米，把原来的一段牧道基本堵死了。原来的草地生态环境由于农耕发生了变化，而游牧民和农民及定居牧民之间的冲突事例也因为利益的不同而增加了。定居点的扩大以及周围种植业的快速发展，阻碍了来往于传统牧道上的游牧活动，也在日益威胁并有可能阻断附近牧道的畅通。
而使阿尔泰山区游牧社会发生最深刻变化的动因是近20年来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水土开发与牧民定居。由地方政府（县乡）规划组织的水土开发，往往是在河谷和春秋草场的牧道两侧，而且规模很大，一个定居牧民农业开发区的面积一般在1万亩到10万亩。比如在布尔津县，已经建成或正在规划建设的农业开发区数量达4～5个，这些开发区大都位于河谷地带和前山春秋草场的平坦地带，也就是牧道经过的地区。这种开发规模继续发展下去，牧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草地植被、林木和水源）将会在较短的时期内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原来畅通的牧道会逐渐割裂成若干不畅通的区段。
近50年里出现的草原城镇也是导致牧道发生变化的重要动因。一百多年前，阿尔泰山区基本上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城镇，唯一的一座较大的聚落——承化镇，只具有行政中心的功能。城镇的出现和发展只是近50年内的事。今天，城镇化的发展使传统牧道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在每年春秋季节牧民转场的时候，在这里的许多城镇和大规模农业聚落点，都会出现一群又一群的牲畜在游牧民的驱赶下艰难地穿过街道的情景。城镇的人流和来往的汽车，往往会把畜群和他们的主人围堵在街区的某个“交通拥挤”的地方。穿过城镇游牧不仅使游牧民对城镇道路产生了心理恐惧的体验，而且也使他们感到牧道已经在发生着变化（崔延虎，2003）。本文开篇描述的景象已经不是一个特例。
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当时的城镇主要承担行政功能，牧道和公路基本上可以“相安无事”，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的迅猛推进已经使阿尔泰出现了依托工矿发展形成的城镇。工厂、矿山和旅游景点的不断出现，特别是牧民定居工程的实施，促使了公路加快发展。原来基本“相安无事”的牧道和公路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两者的“符号地位”出现了前者不得不退让乃至消失的格局，而各自承载的象征意义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四、讨论
对于游牧社会来讲，牧道犹如今天遍布大地的高速公路、铁路对于当代人们一样，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功能。
阿尔泰山区各个游牧民族游牧所使用的牧道，不仅是一条“道路”，而且是一条流动的资源和经济活动通道，更是一种流动的文化空间。因为正是在长短不一、地理环境迥异的牧道上，游牧民适应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创造并实践着他们的游牧文化。如前所述，牧道是游牧民生计系统存在的条件，也是他们精神生活展现的空间。游牧民的一生，基本上是年复一年在牧道上游牧中度过的，他们生于斯，终于斯，出生、成长、婚育、死亡的人生历程，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信仰不同宗教的游牧人，在牧道上虔诚地重复着他们的宗教仪式，积累着对于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本土知识体系，并把这些通过游牧传承给下一代。埋葬在牧道两侧墓地里的先辈们，依然年复一年地迎接和送别往返经过的后辈。可以说，没有牧道的游牧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过去20年的社会变革中，阿尔泰山牧区的牧道受到了国家强力推行的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形态和功能有所改变。现代公路和铁路在很多地方正在覆盖和取代传统牧道的功能，摩托车、汽车和火车正在减少牧民对于与他们厮守数千年的马匹和骆驼的依赖。在牧道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对游牧民生产和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也具有认识游牧文化变迁的象征意义。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游牧民的生计系统正在经历经济形式多元趋势的改造，其结果是游牧生计系统失去了它的主体地位，而成为多种生计经济形式中的一种。牧道的逐渐消失是否意味着以游牧获取资源的生计方式的最终消失，是否意味着根植于游牧生计系统之上的游牧文化会发生根本变化，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牧民现代化进程中所采取的适应策略。
位于内亚草原地带的阿尔泰山地区，到20世纪80年代初，仍然可以看作一个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传统游牧地区，当地人的生计系统仍然是传统的游牧业，他们沿着传统的牧道，逐水草而游牧在四季草场上。1949年后中国社会制度的巨变使当地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部落组织在游牧中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在长达25年里（1959—1984年），牧民们被组织在“人民公社”的社会和生产结构中，但是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是他们文化的核心，游牧在很大程度上使传统文化得以保留。这种现象是否说明，由于阿尔泰山牧区人口传统的生计系统建立在以河谷、荒漠和山地草原为主的生态系统基础之上，也是几千年来许多游牧群体对这种生态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因此，它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和功能。即使游牧民的社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只要获取资源的方式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作为这种生计系统体现的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游牧文化仍然是牧区文化的主体。
最近30年间，随着国家加速对草原地区推行现代化，草原游牧出现了快速萎缩乃至消亡的趋势。面对变化，游牧民也采取了多种对策。定居在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下，一方面催化了社会巨变；另一方面也是牧民普遍选择的应对变化策略之一。作者在1993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愿意定居的游牧民户数只有40%左右，1998年和2008年的田野调查则显示近90%的牧民愿意定居。在定居这个对于牧民来说“再社会化”的过程中，原来游牧社会中没有的“坏东西”出现了（Tsui，2012）。
没有定居的牧民和部分半定居的牧民继续着他们的游牧，但是生产和生活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由于牧道的变化，转场越来越艰难，现在使用汽车或轮式拖拉机转场的牧民家庭日益增多。一些家庭经济收入比较高的牧民，买了汽车或轮式拖拉机，除了自己转场使用，还用来为其他家庭转场拉运牲畜和其他物品，成为草原上一个新的“职业”（运输专业户）。
现代化进程正在改变着阿尔泰山牧区的草原生态环境和游牧文化，出现了“草原生态环境碎片化”和“游牧文化碎片化”的趋势和现状。但是游牧民也在接受着现代化给他们带来的变化，并且在冲突中寻找着对策。保持传统和适应变化成为游牧民适应现代化的两个主要策略。作者观察到，在很多定居点永久性住房旁边，许多定居牧民仍然保留着自己游牧时使用的毡房，或是建起了毡房形状的“房子”。在定居后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属家庭（阿吾勒）之间，出现了原来传统游牧组织内部在耕种和游牧之间的再分工。哈萨克游牧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阿依特斯”（“阿肯弹唱”）在政府的组织下，依然每年都在草原举行。虽则现实和内容增添了许多“规定”的“现代化因素”，但是牧民们，乃至定居的牧民们，依然会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阿依特斯”举办的草场，聆听阿肯门充满智慧的演唱。即使已经生活于城镇的哈萨克人，举办婚礼仪式也往往是城里一场，草原一场。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牧民们为应对现代化带来的变化而采取的适应策略。汽车用于游牧转场预示着未来的牧道会出现与现代化趋势相适应的形式，游牧的方式也可能发生多种变化，但是游牧民们并没有完全放弃游牧。
阿尔泰山区牧道发生的变化，从“道路”的角度折射出了国家与民族、道路变化与游牧文化变迁等诸多复杂的关系。认识阿尔泰山牧区牧道及存在于牧道上的游牧民生产、生活发生的一切，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现代化进程对于游牧这样一种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文化带来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断言阿尔泰山牧区的牧道会完全消失，与断言这个地区的游牧社会已经完全进入了现代化进程，同样都是不准确的。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来到了传统的游牧地区，现代化改变了牧区的生态环境，也改变着这里游牧人的生产和生活。牧道存在发生变化，它的功能可能被新的道路替代。阿尔泰的游牧民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遭遇现代化冲击时，不断在做痛苦但又是必然的抉择。传统与现代并存，冲突和适应是这个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陈祥军．2010.游牧知识与草原生态——以阿勒泰富蕴哈萨克为例［D］.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陈祥军．2012.知识与生态：本土知识价值的再认识——以哈萨克游牧知识为例［J］.开放时代（7）．
崔延虎．2002.游牧定居的再社会化问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4）．
崔延虎．2003.牧道的困境［J］．华夏地理（8）．
苏北海.1989．哈萨克族文化史［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杨廷瑞.1991．游牧论（内部油印稿）［M］．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院．
Humphrey, Caroline.1972 Karl Marx Collectiv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mphrey, Caroline & Sneath, David, eds.1996.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Volume 1&2.Cambridge: the White Horse Press.
Humphrey Caroline & Sneath, David, eds.1999.The End of Nomad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Leybourne, Marina et al.1993.Changes in Migration and Feeding Patterns among Semi-Nomadic Pastoralists in Northern Syria.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Pastoral Development Network.
Sinor, Denis, ed.1990.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History.England: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Tsui, Yenhu.1996.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Pastoral Areas of North Xinjiang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nvironment.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Caroline Humphrey and David Sneath eds.Volume 2.Cambridge: the White Horse Press.
Tsui, Yenhu.2012.Swinging Between Nomadism and Sedentarism: A Case Study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e Nomadic Society of the Altay Steppes, Xinjiang,Nomadic Peoples, Volume 16, Number 1, Cambridge: the White Horse Press.
【注释】
〔31〕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人类学家有许多论述，Caroline Humphrey的《卡尔·马克思集体农庄》（Karl Marx Collective）中的讨论对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具有直接的认识价值。
〔32〕数字取自马祥琛主编.阿勒泰市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33〕卡纳提的儿子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是他儿子对2008年至2009年全年的转场顺序与搬迁次数的记录。他家夏、冬牧场之间的距离不是很远。在他们村，夏、冬牧场距离较远的牧户来回至少搬迁次数达二三十次，甚至更多。
〔34〕崔延虎参与了1992年至1994年间由剑桥大学Caroline Humphrey教授主持的“内亚环境与文化保护”国际合作研究课题研究，曾经与Humphrey教授、David Sneath 博士就此进行过多次讨论，他们的观点对作者多有启发。
〔35〕资料来源：阿勒泰地区交通运输局网站。http://www.altxw.com/jiaotong/content/2012-06/12/content_6925661.htm，2013年10月28日浏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