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斌
一、导言
在《努尔人》中，埃文斯-普里查德找到了一个连接生态和政治制度的点——时空。他认为“社会制度是生态学系统内的一个系统，它一部分依赖着生态学系统，一部分依靠自身而存在”。进而，他这样写道：“几乎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都决定于自然环境条件，但是他们所体现的价值仅是许许多多对于自然环境的可能反应之一，并且还依赖于属于另外一种现实秩序的机构原则”（埃文斯-普里查德，2002：114）。通过这个点，作者在该书副标题中标明的两方面内容（“日常生活”和“政治制度”）有效地串联起来。在此需要说明，埃文斯-普里查德所讨论的努尔人的政治制度并非是一种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思路应用到对于现代国家的考察中，同样也是有意义的。此外，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对空间进行考察时，主要从空间布局上来着眼，未对连接空间布局的道路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就我目前所讨论的独龙江个案而言，因为区位和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从路入手对空间、时间等问题进行讨论，具有特殊的意义。
独龙江位于中国云南、西藏和缅甸两国三地交界地带，在行政隶属上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下属的一个乡，面积为1997平方千米，人口4000余人，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之一的独龙族最集中的聚居地，也是一个集少数民族、边疆、发展滞后为一体的地区。从最近100年的历史来看，该地区从时空结构上体现出来的生态系统、日常生活与政治制度等方面变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体现，那就是路。换一句话说，最近100年独龙江地区路的变化，是从时空结构视野考察该地区与生态系统密切关联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制度变迁的一个具体而独特的视角。由于一种人为的政区界线、国界等，使得路成为从时空结构视角来考察与政治制度和日常生活等相关的问题时不能忽视的方面。
从有关中文史料记载来看，自唐代以来，独龙江地区分属不同的地方政权管辖，具体是：唐宋时期归南诏、大理国政权管辖；元明时期，属丽江木氏土司；清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建维西厅，怒江一带分属几个土千总，菖蒲桶（今贡山）和俅江（即独龙江）北部属察瓦龙藏族土千总（藏称新俄）管辖，南部属康普、叶枝土目管辖。辛亥革命以后归菖蒲桶殖边署，1918年改为行政公署，1933年改为贡山设置局。1949年8月25日，贡山宣布解放。1950年9月30日，独龙江召开了全区各民族各界大会，宣布独龙江区公所正式成立，上级任命孔志清为独龙江区区长（独龙族简史编写组，1986）。
由于年代久远且无详细的文字记载，南诏、大理国时期对于这个地区的管理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木氏土司对于包括今天缅甸葡萄一带的管辖情况，近代史料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察瓦龙藏族土千总对于该地区的管辖情况，由于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对此还有记忆，并且在当地民间故事（文学）、仪式中还可以找到踪迹。
在1886年英国正式占领缅甸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缅两国之间是一种宗藩关系，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边界。据清史记载：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封缅甸国长孟郧为缅甸国王。英国于1824年至1885年间先后发动了3次侵缅战争并占领了缅甸，1886年英国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英国于1886年同清政府签订《中英缅甸条款》，迫使清政府承认它对缅甸的占领。自此，中缅之间的宗藩关系实质上不复存在，边界问题开始凸现。（冯越、齐鹏飞，2006）
1894年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第四条规定：“今议定北纬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北一段边界，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冯越、齐鹏飞，2006）。自此，到1960年中缅勘界正式确定了中缅两国的边界，这期间，包括缅甸密支那以北及包括今天的独龙江地区在内的区域，是“未定界地区”。1960年，中缅经过勘界，正式确定了中缅边界，以及当时属于未定界范围内的独龙江的归属。
本文结合文献和田野资料，以路为考察对象，限于手头的文献资料，最早的是1908年的，至今已经超过100年，在文章的前半部分，我首先对这一百年间独龙江地区的道路交通情况作一个描述。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借用埃文斯-普里查德对努尔人地区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制度进行分析时所使用的“时空分析”的视角，使用了“时空政治”这样一个分析概念，以路为分析对象，对独龙江地区最近一百多年来政治归属、疆界变化、文化融合以及区域内部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等方面问题进行探讨。同时，通过这样的分析，也希望对这样一个特定地区百年间的“时空政治”图景作出一个粗线条的勾勒。在这里所使用的“时空政治”概念，既包含了一个特定时期与该地区直接相关的区域/国家政治的时空构成，同时也呈现了最近百年来该地区的政治制度的时空变迁等两个方面。
二、百年独龙江，路的变化
1960年，中缅经过勘界，正式确定了中缅边界，独龙江地区归属问题再一次得到明确。这或许是一种巧合，独龙江地区道路交通方面的巨大变化，都发生在1960年之后。因此，在本文中以1960年作为分界，分两段进行叙述。
（一）1960年之前
独龙江地区有文献记载，始于唐朝，但是在20世纪之前有关该地区的文献，都较为简单，尤其关于道路方面的记载，从那样一些文献中，我们很难看出这一地区道路方面的具体情况。在一些当代的文献中，时常提到一首歌谣，以此表明高黎贡山的行路之难：
冬时欲归来，高黎贡上雪；夏秋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资粮绝。（何大明、李恒，1996：1）〔39〕
直到20世纪初，在关于独龙江的文献中才有一些对道路交通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在这一部分，根据查找到的文献以及文献的年度，分两段来介绍。总的来说，这两个时间段前后相隔只有20多年，在这期间，独龙江地区的道路情况并无太大变化。
1.1908年前后
1908年，时任阿墩子弹压委员夏瑚，受命处理“白汉洛教案”，随后赴独龙江视察，一直到了今天缅甸境内的葡萄（时称“木王地”“坎底”），历时近5个月。夏瑚此行所撰《怒俅边隘详情》，全文1.3万字，是研究当时独龙江地区社会状况十分宝贵的资料。本文着重从《怒俅边隘详情》中对独龙江一带路的记述和建议入手，呈现这方面的情况。
独龙江只是夏瑚此行的一段，具体时间是1908年8月18日离开菖蒲桶，“越格马喇雪山，七日达曲江之木匡汪地方”（夏瑚，2001：148）。这条路的走向与1999年通车的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孔当村的公路大致相同。当时这条道路只能步行，沿途所需粮食、行李等，全部雇人背，仅背米粮糌粑的背夫，就有30人之多。1999年从县城到独龙江的公路通车后，公路里程96千米，汽车通常要行驶五六个小时。
之后，夏瑚等人由木匡汪北上，“七日至上江之喇卡塌地方”。此处所说的喇卡塌，位于今天独龙江龙元村与迪政当村的交界处。此后夏瑚等人沿江南下，途经今天的孔当、腊配等地。在蒲卡汪兵分两路，一路“自蒲卡汪起，顺查下江，并发木刻，雇募通事乡导，随同前往，饬令查至加敢，翻雪山到拉打阁，至江尾之纳采”（夏瑚，2001：148）。而夏瑚带领的一路人马历时27天，到了今天缅甸的葡萄（Putao）。
夏瑚此行的目的，“首述行程，次纪风土，次陈意见”，在《怒俅边隘详情》一文中所提的十条意见中，其中第六条，就是关于路的（即“宜治平道路，以通商旅也”）。在木王地，夏瑚与木王曾有如下协议：“木王由该处兴修，经狄满至脱落江西岸为止；委员亦诺由怒江修止脱落江东岸止。”，据夏瑚当时的估计，从怒江至脱落江，“计程不过二十站”（夏瑚，2001：159）。
1909年，夏瑚被革职，他所提的建议并未得到落实。独龙江地区的交通状况始终未得到较大改善。
2.20世纪30-40年代
1935年9月，时任职于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的陶云逵调查人种到了今天独龙江一带。在他1935年9月5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如果时令寒，旧历十月初便大雪封山，所以我们要赶紧入俅子地。第一个问题是打听路线。毒龙河（即独龙江，引者）虽是属于贡山设治局，但是因为要翻山过岭，历来局长从无去过。据我所知，先我而去俅江的（除人及药商外），只有四个，曰夏瑚，光绪三十四年7月。Prince de orlens，法人，较夏为先。杨斌全，王继文民国十九年，四人而已。即贡山本地人中，去的人也很少。所以打听路线，确非易事。至晚，方才有个眉目。自贡山去毒龙河计有三条路，分为南路、中路、北路。南路由怒江右岸之茨开村越山而至毒龙河之茂顶村。中路由打拉之南翻山至毒龙河之雪洼塘，光绪三十四年夏瑚即取此路。北路由打拉向北济昌蒲桶、四季桶、女瓦龙，翻山直达所切村。我们到毒龙河的主要目的是俅子族中的文面部落，此部落之分布南自“木考王”河，北达“拉卡达”。因此决定走北路。（陶云逵，1964：22-23）
陶云逵于1935年9月10日离开打拉到从德，9月11日在从德停留一天，12日到女瓦龙，17日到达独龙江所且村。除去途中停留的一天，路途上共花了7天。
（二）1960年之后
正如前文所述，经过1960年中缅勘界，正式确定了今天位于独龙江境内的中缅边界。在此之前，从夏瑚、陶云逵等人的亲历来看，整个独龙江地区的道路交通并无明显变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4年10月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巴坡的人马驿道竣工之前。
1.20世纪60年代——人马驿道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修筑这样一条连接贡山县城和独龙江的人马驿道？限于手头的文献，无法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1960年中缅勘界明确了中缅两国边界，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猜测。
据有关口述资料，这条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巴坡村的人马驿道全长65千米，国家投资20万元，动用了驻贡山的边防部队及贡山县内各区群众约五六百人，共投入24万个工日，历时十个月，从1963年12月开工，到1964年10月竣工（黑智，1999；余尚文，1999）。据资料记载：1965年10月15日，一队由15匹马组成的马帮第一次驮着独龙族同胞急需的物资到达了独龙江乡。〔40〕
在这条人马驿道接近高黎贡山顶的东西两面，分别有一个部队的哨房，位于高黎贡山东坡的叫东哨房，位于西坡的叫西哨房。后来部队撤走了，东哨房作为这条人马驿道上的一个驿站，另外一个驿站在其区。1994年8月，我第一次到独龙江，正是从这条人马驿道走进去的，在其区和东哨房各住一晚，两个驿站当时均由贡山县交通局管理，在人马驿道畅通的半年时间里（通常是每年的6-12月），县交通局各安排一个职工驻守这两个驿站（这个驿站类似当时通公路的地方的道班）。
1998年10月底，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令狐安从这条人马驿道徒步走进独龙江，“他连续徒步8天，走访了3个行政村，近10个寨子，并看望了30多户独龙族群众。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位来到独龙江畔的省部级干部，也是第一位进入独龙江峡谷的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尹善龙，1999：4）
关于这条人马驿道，有两个小故事要说，一个是1999年拍摄的一部名为《最后的马帮》（郝跃骏，2001）的四集（共160分钟）纪录片，讲述的正是发生在这条人马驿道上的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1992年12月初，人马驿道已经接近封山时间，独龙江乡粮管所发生火灾，把粮管所储备的30多万千克粮油和商店25万多千克的商业物资烧毁，这些物资是独龙江未来半年大雪封山所需物资。从12月8日开始的15天内，贡山全县动员了5000多名干部群众，人背马驮，抢运了21.5万多千克物资进独龙江（周赛江，1999）。1994年我到独龙江，曾多次听人讲起过这件事情。
2.20世纪90年代——独龙江公路
199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一个副部长到怒江州视察，当年年底决定由交通部扶贫修建独龙江公路。1995年7月1日，在贡山县城举行了独龙江公路开工典礼（张兴洪，1999;余尚文，1999）。
1999年9月9日，这条全长96.2千米、耗资近亿元的独龙江公路通车典礼在贡山县城举行，交通部、云南省、怒江州及贡山县各级领导出席了通车典礼。〔41〕我当时刚好准备到独龙江调查，目睹了这一典礼。虽然这条不到100千米的公路在当时即便是最好的越野车也要跑5个小时左右，但是和那条20世纪60年代修通的人马驿道上徒步通常需要3天的时间相比，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1973年，连接原滇缅公路的瓦（窑）—贡（山）公路通车。随着1999年9月独龙江公路的通车，一个连接县、州、省的公路网正式形成。
3.2000年至今——独龙江境内的乡村公路
1999年独龙江公路通车之后，独龙江乡境内六个行政村之间的乡村公路建设也随即展开。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的公路的终点在独龙江乡孔当，随着公路通车，原来位于巴坡的独龙江乡政府整体搬迁至孔当。从2000年开始，从孔当南下至巴坡的公路开工建设，随后延伸至最南边的马库村；此后，从孔当往北，公路修到献九当、龙元。2006年11月18日，独龙江境内的最北边的一个行政村——迪政当村通了公路，至此，独龙江境内6个行政村村村通了公路。原来连接独龙江6个村之间的人马驿道也从此消失。2014年4月10日，独龙江公路隧道正式贯通，从此结束了千百年来独龙江每年冬季因大雪封山与中国内地隔绝近半年的历史。并且，独龙江境内6个行政村之间的乡村公路，均铺上了柏油或水泥。
三、时空政治
在前一个部分，我按时间线索对最近一百多年来独龙江地区道路交通变化进行了描述。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独龙江最近一百年来时空政治构成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独龙江地区道路交通情况的巨大变化背后，是一种国家政策直接作用的结果，也是国家权力对地方渗透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在这样一个特定区域最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从路出发来考察其“时空政治”构成，还有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埃文斯-普里查德在研究努尔人时，把社会制度放到生态系统中来进行考察，这样的考察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在独龙江这样一个“高山峡谷人地复合系统”（何大明，1995）中，路连接这样一个“复合系统”的神经网络。同时，路也是构筑、维系时空政治的一个重要方式。
从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独龙江地区由道路交通实践着的时空政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三个不同方向的路蕴含着三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取向。
（一）独龙江—贡山
在前面所述的最近一百多年来独龙江地区道路交通的情况，正是这个方面的具体情况。虽然夏瑚是否是第一个到达该地区的汉官，学界尚有争议（夏瑚，2001：77），但是夏瑚视察之后提出了：建设官长，以资分治；添兵驻防，以资保卫；撤退土司，以苏民困；剿扶吉匪，以除民害；筹费设学，以广教育；治平道路，以通商旅；广招开垦，以实边地；设关守隘，以清界限；改征赋税，以裕经费；扶植喇嘛，以顺舆情等十条建议（夏瑚，2001：154-162），这也许是近代加强对独龙江地区管理最为具体的建议和措施。
1935年，我国著名的地方史学家方国喻先生在发表于《新亚细亚》上的一篇名为《滇缅边界的菖蒲桶》一文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从国防的角度强调了这一地区道路交通建设的重要意义：
菖蒲桶距云南省城三十六站，由大理去也要二十四天，邮政不能直达，电报更说不上。一有紧急，就派大兵，途中也非一个月以上不能到达。面自菖蒲桶治西行至猛底四天，再至木克戛两天，再至驼洛江七天，而英人从缅甸有汽车路直达驼洛江，单就交通来看，已经胜于我了。虽然有天险的山河可守，反而要成了敌人的战线，所以这一带地方真是英人的囊中物，一探就得，非常危险，今年省政府已经很留意，教育和开发已经准备入手，假使能赶早努力或许数十年后，有点希望，可是，英人能不能许我们慢慢地筹划渐渐地布置呢，江心坡和班洪的问题，喧嚣一时，国人想尚不至忘却，那么对于菖蒲桶这块地方，就要及早注意，若等别人动起手来，才惊慌失措地谋补救，那就晚了。（方国瑜，1964：15-18）
20世纪60年代修筑了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巴坡的人马驿道，这是当时独龙江连接外地最便捷的一条道路（至少在开山期间是这样的）。人马驿道修通后，从到贡山县城进入独龙江的时间从原来的七至八天缩短为二至三天（黑智，1999），时间大大缩短，与此同时，这条驿道的修通，大大提高了运力，对以巴坡为中心的独龙江地区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条人马驿道修通的次年12月31日，独龙江上的第一座钢索吊桥——红星桥竣工，1966年又在独龙江上修建了另一座钢索吊桥——吉木斗吊桥（余尚文，1999）。随后，连接独龙江各村之间百余千米的人马驿道也相继修通。
1999年通车的贡山县城到独龙江的公路，从时间上看，尽管这条不足一百千米的公路通常需要行驶四五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这个时间较之在人马驿道所花的时间，却是极大地缩短了，加之此后连接各村的乡村公路，在公路畅通的情况下，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的任何一个行政村，都可以在一天之内到达。2014年我从贡山县城出发，5个小时就到达了独龙江最北边的迪政当村。这是我前后20年7次进独龙江路途上所花时间最短的一次。
这是最近一百年时间里独龙江地区道路交通发生变化最大的一个方面。这样一种变化，既是中国政府加快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同时从这样的一种变化中，也体现出一种时空政治视角下的中央对这样一个少、边、穷地区的控制和管理的不断强化过程。其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数次的政治运动，像独龙江这样的地方并未因为其地域的封闭而幸免。最近一百年来独龙江地区生态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似乎与道路交通变化大致是一致的。
这样一个方面的变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民族和国家认同感得到了强化，对于当地人来说，虽然不同个体之间有程度上的差别，但是在中国人这一点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一种归属感。同时，那些与独龙江相邻的缅北边民（日旺人），对于最近10多年来独龙江道路交通方面的变化，莫不惊叹和羡慕。
（二）独龙江—察瓦龙
同样是在夏瑚的《怒俅边隘详情》一文中，也提及另外一条沿独龙江往北走连接独龙江和西藏察隅察瓦龙的古道。清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建维西厅，怒江一带分属几个土千总，菖蒲桶（今贡山）和俅江（即独龙江）北部属察瓦龙藏族土千总（藏称新俄）管辖，南部属康普、叶枝土目管辖。正是在那个时期，“察瓦龙土千总，亦每年遣人收受钱粮一次”（夏瑚，2001：150）。引文中所说的收受钱粮时间，一般在每年的10月份，路线从今天独龙江北部迪政当村布尔、木当小组所在的麻必洛（河名）以北翻越勒色勒邛喇卡（山名）南下。这条路目前很少有人走，只能人走，马无法通行，所要翻越的勒色勒邛喇卡每年有超过半年时间山顶积雪，不能通行。2004年，我在一个独龙族向导的带领下走过这条路，从迪政当村出发，第三天傍晚到达位于怒江边上的西藏林芝地区察隅县察瓦龙乡qiangxi村。
对于独龙江目前的社会发展而言，这条路似乎已经不再具有太大的意义。2004年10月，一条从贡山县丙中洛北上至察隅县察瓦龙乡的公路通车，这样，在独龙江与察瓦龙之间，经由贡山县城，也有公路连接了。但是这条路对于独龙江（尤其是自独龙江斯拉洛以北）地区的影响，却是极为重大的。粗略估算，独龙江地区受驻扎在察瓦龙藏族土千总的管辖时间，在200年以上。而中国政府对于独龙江地区的管理，至今不过60多年。在独龙江地区北部不少在现在看来具有传统意味的文化中，或多或少地包含藏文化的元素。在独龙江地区目前还尚未完全消失的文化传统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方面“时空政治”的构成。
在独龙江迪正当村木当小组境内有一个山洞nairong dong，那里曾是当地人举行传统仪式“卡锵哇”的地方。因为地方政府的反对，这项活动已经终止了10多年。2002年初的一天，在征得村里的巫师（楠木萨）同意之后，在该村两个熟悉该山洞情况的人的带领下我得以进入这个山洞。在这个不大的山洞里，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分别可以观测到来年的粮食是否丰收，是否有疾病发生等，而其中有一个区域，是专看察瓦龙形势的地方，洞顶垂下的一钟乳石片被喻为察瓦洛的红旗，据说新中国成立后，那面察瓦洛的“红旗”掉了一半，不知落向何处。而在旁边，另外有一个看中国局势的地方。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文化的叠加，那个看中国局势的区域，一定是出现在那个看察瓦龙形势的区域之后。因此，虽然我们无法对那个时期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的政治时空观念有直接的了解，但是透过这样一些民间仪式，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当地人的时空政治观念以及政治归属感，在这样一种政治归属感中，很难说具有清晰的国家（中国）观念，而主要是一种较为狭隘的区域政治的观念〔42〕。
（三）独龙江—葡萄
最后一个方面是沿独龙江南下，从马库钦郎当村出境进入缅甸的这条路。就这里所说三个方向的道路来看，只有这条朝南的道路是不受天气等自然条件影响，终年畅通无阻的。1908年夏瑚所到达的终点木王地（坎底，即今天缅甸的葡萄），据方国瑜先生的观点：“其地北接吐蕃，西抵天竺，即木王地坎底城，南诏阁罗凤所开西北重镇也”（夏瑚，2001：147）。夏瑚当时与木王所达成的协议——“木王由该处兴修，经狄满至脱落江西岸为止；委员亦诺由怒江修止脱落江东岸止”——始终未得到落实。20世纪60年代中缅国界划定后，直接影响了以后沿着这个方向的道路建设。1984年，修通了从独龙江马库村到中缅41号界桩的人马驿道。进入缅甸境内的道路，只有一条便道。2001年年底，我走过这条路，有一段沿江悬崖上的道路是用木头搭成的“天梯”。随着独龙江境内各村之间公路的通车，这条跨越国界的道路，显得更为寒碜。
就目前情况来看，国界似乎是目前这条道路的一个屏障，从时空政治的角度来看，国界是一个既定时空政治版图的界限。即便如此，这条路目前还是中缅两国边民往来的最主要的通道。从往来人员的情况来看，以居住在独龙江马库、巴坡两村的独龙族和缅甸木克嘎等地的日旺人居多，从流向来看，入境人数明显多于出境人数。有研究者曾对1985—1991年上半年——共6年半的时间内出入于马库的人员情况作过较为详细的统计，如下表所示：
马库通道出入境人员统计〔43〕
这些往来于两国之间的人，有将近50%的人是从事商品交易活动的，还有探索、做客等的（何大明，1995：188）。
从2001年10月—2002年4月我在独龙江地区做田野调查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独龙江下游的巴坡、马库两个村的居民与居住在缅甸的木克嘎等地的居民之间的往来，较之独龙江的中游及上游的四个村的居民要密切得多。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改土归流之后，把独龙江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属察瓦龙土千总（北部）和康普、叶枝土目（南部）管辖。虽然当时南部与今天缅甸的疆界具体在哪里目前暂时不清楚，但是位于目前独龙江巴坡村最北边的斯拉洛，是当时南北分界的界线。因此，在目前的整个独龙江境内，由于这样历史上的政治界限，文化上界限的痕迹，同样存在。这一点，从基督教在独龙江一带的传播看得最为清楚。
基督教在独龙江地区传播的最早时间，不同的研究者和调查对象的说法不尽相同。据独龙江最早的信徒约翰回忆：1945年，在今天巴坡村的麻必地电站后面的山坡上建立了独龙江地区的第一个教堂。据有关资料记载：到1955年5月，独龙江地区的信徒发展到70户，602人，占当时全区总人口的26%，其中男性290人，女性312人。所有这些信徒，67户588人属于当时的巴坡村（含现在的马库村），孔当村与巴坡村交接地带有3户，14人（张桥贵，2000：75）。而北部四个村，并没有基督教信徒。
贡山解放以后，原来在巴坡、马库一带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纷纷向缅甸方向转移。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原因，独龙江巴坡、马库一带的基督教活动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状态。一直到1984年，马库的独都教堂才开始正常的礼拜活动，基督教在独龙江地区得以恢复。据1991年4月的统计数字，当时独龙江地区有信徒168人，其中男性80人，女性88人，分布在109个家庭。这些信徒都集中在下游的巴坡行政村和马库行政村的11个自然村。在巴坡、马库两地有6个教堂（张桥贵，2000：76）。此后，基督教开始向独龙江北部的村庄扩散，2001年6月独龙江共有基督教信徒588人，分布在5个村民委员会，具体的数字是：马库108人，巴坡200人，孔当60人，献九当150人，迪政当70人。只有龙元村没有信徒。2014年我再到独龙江，听说龙元村也有基督教信徒了。
这样一个方向以及道路交通所构筑着的“时空政治”，除了国际政治的意涵之外，还包括了浓郁的基督教色彩，而这种宗教本身，源于西方，但已经在这些地方扎根了。
在独龙江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由这样三个方向的道路（或方向）所承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都不同。从独龙江到察瓦龙的道路，体现了历史上一段时期内该地区的政治归属和经济联系，同时，这条路是藏文化进入独龙江的重要通道；从独龙江到贡山县城的道路，无疑是目前最便捷也是最重要的道路，无论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哪方面来看，这条路目前的作用和影响，均是最大的；而从独龙江到缅甸木克嘎、葡萄（Putao）等地的道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承载的更多的是一种以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信息，现在承载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功能，同时，这条路也是一条跨越国界的“国际通道”。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自1950年9月30日独龙江区公所成立至2002年云南省政府同意独龙江乡机关驻地搬迁至孔当〔44〕，巴坡是整个独龙江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是自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的公路通车之后，随着乡政府的整体搬迁，孔当已经成为独龙江的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变化，最直接的动因，是从贡山县城到独龙江的公路。
四、结语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独龙江地区最近一百多年来和路有关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在对文献进行整理过程中，我感觉到最近一百多年独龙江地区道路交通的变化，其实是不同政治权力杂糅、交织、较量的一种结果。因此，从埃文斯-普里查德对“努尔人”的日常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分析中所使用的时空结构分析中，得到启发，于是提出了“时空政治”这样一个概念，想为文中那些零碎的资料找到一种除了时间顺序之外的某种关联。同时，通过这样的工作，或许也可以为类似的研究开启一个理论探讨的视角。
附记：在2010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我对独龙江北部一个20多户人家的村落近60年变迁的历程进行了考察，我把那样一种变迁的过程称之为“边缘的游弋”（郭建斌，2010），其含义是指这样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政权之间的一种游弋的动态关系。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云南期间单独会见了独龙族代表。对于独龙族这样一个云南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来说，是史无前例的。2014年元旦前夕，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致信习近平总书记，重点报告了独龙江公路即将贯通的消息。收到来信后，习近平总书记随即作出了批示。路，成为这个位于边疆的少数民族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时隔一年的两次交流谈论最多的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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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9〕这首歌谣见：樊绰，撰.蛮书校注［M］.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41.这首歌谣其实是滇西大理一带商人所唱，歌谣中的“高黎共”，就是现在所说的“高黎贡山”，但是具体的位置，是指从保山到腾冲的那一段。高黎贡山纵贯滇西全境，北起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贡山也有“高黎贡之首”的说法），南至德宏傣族自治州，全长三四百千米。从保山至腾冲翻越高黎贡山，好歹是商道，从贡山至独龙江的路，其行路之难，远远超过歌谣中所指的那段。
〔40〕佚名.马帮首次到达独龙江［N］.http://www.ynjtt.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763［2015-05-01］.
〔41〕佚名.2006.贡山交通事业大发展五十年天堑变通途 ［N］，http://www.yn.xinhuanet.com/live/2006-09/26/content_8136712.htm［2015-05-01］.
〔42〕在独龙语中，一个词是指最高统治者——gongma，据说这个词最早就是用来指称住在西藏的最高统治者的，后来也用来称呼总统、国家主席等。
〔43〕转引自何大明主编，《高山峡谷人地复合系统的演进》第189页，作者引用时做了简单删减、修正。
〔44〕其实独龙江乡政府搬迁工作在此之前就已经启动。2001年10月我到独龙江调查时，乡政府的办公地点其实已经在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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