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贡盐业社会为例

以自贡盐业社会为例_路学：道路、空间与文化

◎余昕

一、道路：“现代化”与批评

当代的道路无疑已经成为现代化的标志。在修筑道路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看来，道路能够将之前封闭的社区与世界市场连接，给地方带来更多的工作、消费品、信息、机遇，也让地方社区的居民能够“走出去”，进而这种物品、信息、资本和人的流动被视为能够促进地方发展。因此，道路的修筑也被视为这些社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转折点，道路修筑之后的社区，面向现在和未来，预示了进步和繁荣。这种看法在当今的中国更是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以发展主义的视角来看，道路修建对于社区自身而言，是一种转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从不发达的落后状态解脱出来的必经之路，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线性的发展观。

上述“国家的视角”当然受到了诸多的批评。批评可能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对“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反思，其二是对“地方”与“空间”改造的讨论。

首先，与其说道路代表了地方的转机，不如说它暗藏了危机。在作为现代化代表的同时，它也带来了现代生活所固有的危险和不确定性。迈向现代化的过程总是意味着与过去的断裂，也由于道路对空间的改造，造成了地方居民认同的危机。因此，道路修筑是一个多元和异质的过程，它充满了人们在面对现代性过程时的变数、痛苦和不平等。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以往人们加诸“现代化”与“工业化”“理性化”“资本主义化”之间的天然联系已经受到质疑。这些观点摒弃了以往那种将“现代化”视为一个极具方向性的经济或经济观念转型过程的立场，而视现代化为一个权力和文化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工业化可能意味着异化和剥削，理性化可能意味着对文化多元的排除，资本主义化更可能意味着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灵活积累之下世界权力分配的不均（Harvey，1989）。以道路修筑而言，它可能首先满足了殖民者、国家、跨国公司对于开发地方和运输物资的需要，其受惠者也注定意味着只能是那些懂得如何使用道路或拥有权力和能力使用道路的群体（如拥有交通工具或驾驶证的司机）。

另一种批评的方向来自对“地方”和“空间”的思考。一般认为，地方是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中心、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载体。其中主观性与日常生活体验是建构地方最为重要的特征。本质上说，地方是一个和海德格尔的“栖居”视角联系在一起的概念，相较而言，空间是抽象和理性化的，意味着市场理性、工业化、异化，甚至疏离和污染（郑少雄，2013）。法国人类学家Marc Augé用“Non-Place”来描述这种“去价值”的地方空间，他认为，现代的空间非场所（non-place of space）不同于街道、教堂、风景，它是一种过渡性地点和临时场所（如连锁旅店、假日俱乐部），或者是作为运输工具的飞机、火车和汽车，以及供游客临时驻足的机场、火车站、公园，还有人们从事日常消费活动的大型零售店、超级市场、咖啡馆、餐厅、自助取款机等。这些临时服务机构构成的非场所是静默的，无须声音或语言的交流，只有符号和文字个体的面对每一个过客，这个抽象空间中没有任何中介的商业往来，其中活动的都是孤独的、匿名的个体，他们屈服于转瞬即逝的毫无意义和记忆的临时空间的约束。（Augé，1995）

在上述视角之下，道路要么被视为制造“空间非场所”的方式，要么是地方原有价值和景观的破坏者。一种更有力的观点认为，空间（或者空间非场所）和地方的冲突，“取决于不同的视角，任何一个特定区域潜在地既是地方，也是空间，因此空间生产者（space producer）和地方创造者（place maker）”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地方—空间紧张（place-space tensions）”。最典型例子是现代民族—国家：为了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塑造，国家必须经历从“国家空间”到“民族地方”的转变过程，这是一个向空间容器内注入文化内容（filling the container）的过程，也就是民族—国家首先必须排除原有地方世界之间复杂的社会联系，创造出一个“空的空间（empty space）”，从而实现注入新的现代性内容的目的（郑少雄，2013）。换言之，道路带来的可能不是意义和失去意义的问题，而是不同的意义之间张力的问题。

对于现代性和空间的讨论固然有助于我们脱离国家的视角，意识到道路的多元与异质性。但讽刺的是，这些意见和批评却无非重蹈了“东方学”和“对反的东方学”的覆辙。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以冲击—回应，道路修建前—后，地方内—外，中心—边缘，国家—地方的框架来省视道路与地方的关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地方的主体性，也忽略了地方在道路修建之前，可能远非封闭的社区这样一个事实。这种道路研究与道路看待地方的视角，无意中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有趣的是，这个视角恰恰与人类学的历史和近代危机不谋而合，因此，我们或许能从人类学对于自身危机的解决之中，获得一种道路研究的路径。

二、人类学和地方社会

现代人类学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逐步成熟、以实证主义指导下的民族志传统为根基的学科，在其发轫之初，在研究对象上与东方学的区域范畴有诸多的重叠。“二战”之后，东方学的研究对象更逐步成为人类学“土著化”的区域地理学手段；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乡民社会被纳入人类学的视野，人类学与东方学的区域分工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人类学从“原始的简单社会”的研究中提出的论点，一直是这门学科的主要理论体系的核心（王铭铭，2000）。这些“原始简单社会”构成了人类学的另一个核心，即对“他者”的关怀。这些他者可以是空间上不同于我们（西方）的社会，也可以是时间上不同于现在的历史。因此，在人类学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内，在对“文化距离”的强调之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一般是为非西方以及非现代的社会。

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人类学的传统视角和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60〕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殖民构成的，殖民主义不仅意味着西方经济和政治权利对于非西方的支配，也意味着文化、认识论，乃至学术的支配，在此过程中，作为“殖民主义的侍女”的人类学，被后殖民主义者认为参与了殖民主义和西方支配话语的创造。首当其冲的是人类学对“变迁”的研究。在殖民征服和世界体系产生的过程中，“变迁”的概念是强加在非西方社会主体身上的，它的根源是基督教“人格改造”，首先由教堂在西方本土社会广为传播。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这种“人格改造”的观念被传教士带到非西方国家和部落广为宣扬。接着军事征服和经济侵略也以“变迁”为借口被强加在非西方人民身上（王铭铭，1998）。进而，人类学对于“变迁”的研究，也或多或少的有了这种源于西方认识论的色彩，即认为变迁源于西方对非西方社会从上自下、从外到内的影响和冲击。

另一个关键质疑是人类学对于其研究对象“封闭”的想象，这种质疑甚至导致了人类学方法论的转变。自马林洛夫斯基以来，现代人类学的合法性一直建立在运用长期参与观察的技术和对一个有明确边界的“封闭社区”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然而，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人类学家发现在许多情况下一地的文化往往受制于其他多个地方，同样，定点田野无法对移民、散居、难民、无家可归者、旅行者等“人的流动”以及商品、信息、资本等“物的流动”研究进行操作。

这种田野或地方社区的“流动性”并非是全球化的新近产物。正如阿帕杜莱所言，人类社会一直在经历着地方化与全球化进程之间的互动。社会、文化和文明的相互混合是人类历史的常态，而非仅存在于当代这种杂散化和流动迅速的社会中。可以说，每一个社会本来就是混合的，而现在看到的任一种混合，都是原先各种混合社会的再次混合，并且这种持续的文化交流过程与人类文化或文明一样久远。在人类交往的历史中，大规模的跨区域互动已存在数世纪之久，那些人类学者认为的被束缚于其所属地方的土著人可能从未存在过（Appadurai，1991）。反观人类学奠基之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库拉贸易”网络曾经远及新几内亚高地，表明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社会远比学者所想的开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明显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它覆盖了很多社会，形成了一个语言、文化和政治的连续体”（马林诺夫斯基，2009）。可以说，“封闭社会”不过是人类学学者的想象，恰恰是人类学发明的“孤立社会”这个概念模糊了我们看待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的视线（Appadurai，1990）。“封闭”的田野同样有权力的痕迹。詹姆斯·克利福德等一批后殖民文化批评者指出，当代人类学对本真、封闭的家园文化的捍卫，恰恰掩盖了后殖民时代西方势力隐而不显的支配性力量（Clifford，1997）。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的意义也正在于揭示这种伴随着“封闭化”的对研究对象的“去历史化”不过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沃尔夫，2006）。

人类学的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首先，任何关于“变迁”及“冲击—回应”的理论都可能有权利的痕迹，这些论述可能通过对象化和客体化研究对象，以消解对象的主体性。其次，地方社会本身就是多元的构成，而这种多元来自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近来的移民研究、物的社会生命的研究均表明，人和物、内和外，均是融合在地方社会的多元中。因此，我们一方面拥有人类学长久以来对于“地方”的被动和封闭的想象及其解决之道；另一方面，这种想象亦深深植根于我们关于现代性的所有论述和思考中，它们继续如影随形地影响着我们对于道路和地方社会关系的想象。本文试图以四川省自贡市的盐业生产和贸易，以及自贡地方社会发展为例，探索某种思考道路和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途径。

三、自贡的井盐生产和运输

（一）井盐生产

自贡位于四川盆地南部，临近贵州和云南，从汉代以来就出产井盐，明清时期是中国西南最大的食盐产地。该地区的井盐生产始于东汉，当时盐业开采以富世盐井（富顺境内）和大公井（贡井地区）等大口浅井为主。北宋庆历年间，地方工匠发明了一种小口径盐井开采技术——卓筒井，从而实现了深井采卤的可能。明正德末至嘉靖初年，在富顺县城以西90里的荣溪水滨，发现了新的卤源，开凿了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一批新盐井，并逐步实现了盐业生产中心从富顺、邓井关一带西移并向贡井地区靠近。

明嘉靖以来，自流井地区盐井群和盐场的名称相继演化为这一地区地名的称谓，大公井所在的荣县产区亦被贡井之名替代。自流井与贡井，两地相距十里，仅隔一河，在地质上同属自流井构造。两地井盐生产、运输和销售融合交流，形成了自流井、贡井产区，分属富顺、荣县的自流井和贡井盐场，并随后建立了自流井县丞属和贡井县丞属，成为富顺县和荣县的分县，专掌盐务。自此，自流井先后成为富厂、富荣东厂，贡井先后成为荣厂、富荣西厂，两地合称富荣厂。至清代，富荣盐场已形成了一个盐业经济区，从而成为自流井、贡井合组而成“自贡”的格局。1911年12月30日，自贡地区的盐商在宣布脱离清廷独立之后，为“方兴自贡”“张大民权”，宣布成立自贡地方议事会。此时的四川，“成渝与自贡皆属省重要之区，成都握枢密，渝城得形势，自贡占饷源，鼎足之形，缺一不可”。抗战爆发后，随着盐场地位的提升，建立统一的、独立的行政建制条件成熟，遂建立自贡市。^〔61〕

（二）川盐古道：陆路和水路

自贡井盐生产乃至城市的建立和繁荣，也得益于运道的畅通。川盐运往滇、黔等地的必经之路，更是川盐济楚的起点。在现代化的道路建设之前，川、滇、黔、湘、鄂几省，就已经凭借川盐运输形成了数量众多的水路和陆路运盐网络。其中主要有两大方向：一条向东辐射运往鄂西、湘西^〔62〕，这个区域地貌复杂，盐业运输大多靠人挑马驮，因此现在四川和湖北的许多古镇中仍存有用青石板铺就的运盐古道。湘西盐运交通基本靠水运，湖南的湘、资、沅、澧四大水系，除了湘江，其他三水皆从湘西流过，沅江的重要分支酉水，更是流经川东、鄂西地区，被誉为土家族的发源地，是连接川、鄂、湘的重要水路通道。

另外一条通往西南，过云贵、阿富汗到印度，古称“蜀毒身道”，即川黔古道。川黔古盐道有四条，分别为：一条“永岸”：南下通过叙永，自叙永县经毕节、水城至普安，全为陆程，称为永宁道。一条“仁岸”：沿东南至合江，沿赤水河抵达贵州习水和仁怀茅台镇，称为合茅道，上岸陆运至贵阳；部分从合江由陆路经佛宝镇至茅台。乾隆初年（1736年），四川巡抚黄延桂于黔边设四大口岸，茅台村为“仁岸”。茅台成为川盐入黔的水运终点，同时又是陆运起点，转运贵州各地销售。一条“綦岸”：綦岸运线，由重庆江津经綦江运到桐梓县松坎镇，再经过遵义运到贵阳。一条“涪岸”：以重庆涪陵为起点，溯乌江经彭水至酉阳的龚滩，由龚滩经贵州沿河、思南进入黔境腹地。

总体来讲，长江是川盐运输的主要水路通道，四川周边各省主要依靠长江支流^〔63〕，这些江河与巴蜀境内连接各运盐口岸的陆运盐道一起构成一个大的川盐运输网络。（图1）

图1　川盐的主要水路运道（图片来自赵逵《川盐古道上的传统聚落与建筑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业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自贡正是凭借地处长江支流的优势，而发展成为井盐运销的中心。它地跨沱江、岷江水系，沱江下游段流经富顺县境内，沱江支流釜溪河及旭水河、威远河萦绕市区，荣县西部的越溪河属岷江水系。自贡井盐运输主要依靠二路（内乐路、川云路）、二河（釜溪河^〔64〕、威远河^〔65〕），其中内河航运占有重要地位。上下两厂盐舟，经旭水、釜溪，以驳船运至邓井关，转入大船由李家沱入沱江，分运外地，外销之盐到重庆，经长江运往各省。历来自贡产盐所需燃料煤炭，来源于威远各矿区，威远河成为威远煤运煎盐的航运河道。同时，自贡盐场所需的竹木油麻、豆粟米炭等，也多经这些河道运入。

自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疏凿釜溪河河道，始通舟船之后，逐步形成了食盐运输的水上通道。从清朝到1940年夏季，行销湖北、湖南的自贡井盐，都是由渝下运涪陵、万县等六个港口，最后运到宜昌，再分别验收入仓或运津市沙市等湘鄂西北各地销售，主要由长江、清江、酉水进入湖北各地。运往贵州的井盐则是经乌江、赤水河、水宁河、綦河进入行销贵州的贵阳、都匀、思南、石吁、大定五府，威宁州及安顺府部分地区。清末民初，整个黔东地区全部成为川盐销售区。

井盐生产和运道畅通，不仅使自贡成为西南盐业重镇，也使其成为战时军需、民用盐之关键甚至唯一的供给基地，自贡的地位确立亦得益于两次战乱及随后的川盐济楚。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建都南京，淮盐不能上运湘鄂，清廷饬令川盐济楚，自贡盐业自此步入鼎盛时期，迅速发展成为了四川井盐业中心，被誉作“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66〕。1937年抗战爆发，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倍遭破坏，运输受阻。湖南、湖北等省海盐销区民苦淡食，需靠川盐济楚。1938年春，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楚鄂。^〔67〕盐税也随之急剧上升，其速度超过了盐产量的增加。抗战期间，自贡盐税占川盐税收80%以上，故称之为“市虽狭，以产盐雄于西南，而贡献于国家与地方者举国惊甚宏伟”。

四、盐的生产和人的流动：川盐生产、运销和移民

（一）井盐生产的分工与合作

与海盐或湖盐不同的是，井盐生产往往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及更多的时间和资金，这一方面要求在井盐开采过程中进行分工，另一方面也要求人力和资金的集中和统一管理。结果是围绕着井盐生产，盐工们分化成了各种专攻不同的技师，盐商也随着资金集中的要求而出现，并且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合作形式。特别是康雍时期井盐生产向深井大灶发展后，资金、技术、生产、劳动，甚至包括井、笕、号的综合管理等，相继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清初，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所需工人的数量和专业分化程度都在激增，清代乾隆嘉庆时期以来，工场内部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技术越来越强^〔68〕。李榕在《自流井记》中叙述自流井的生产规模时，描述了盐工人数：“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李榕，1997：1705）。1902年后，自贡开始有蒸汽卷扬机车汲卤，又增加了机车开车师、机车试篾、机车打杂、生火师、白水客、机车修理^〔69〕。

盐业生产的长足发展，促使围绕盐业的其他附属企业的产生和繁荣，也使得自流井商业臻荣。清代中期，大量天然气的开采，使卤井和熬盐的燃料在空间上有了分离，促成了“西卤东运”的局面，由此产生出井、灶、笕、运销等独立的产业。其中井与灶为盐业生产主业，枧与运销为辅助性行业^〔70〕。清末民初，盐区内部交通工具逐渐改善，重庆开埠与“川盐济楚”等因素又使运销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并形成专门经营盐运销的盐号。枧业和运销业从盐业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重要的辅助性行业，在清末民初有极大的发展。

（二）明清时期人口、技术、资金的迁入

明清时期，四川人口凋敝，政府鼓励移民入川，这为井盐业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技术和资金。明初四川产盐最多的盐场——大宁盐场，其灶户就多来自“外籍流民”。清初，外省居民大量涌入四川，除“种地外，多资木箱、盐井、铁厂、纸厂、煤场佣工为生。”“滇、黔、陕、甘，流民佣工井灶，借以营生者，尤不可胜计。”另外，大量移民之中也有很多技术工人，如乾隆嘉庆时期盐场的凿井匠多来自贵州省。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记述道：“凿井匠作皆黔人，黔省人精于此道，洵称绝技。”福建人林启功入川后“发明盐笕以代人力”，大大改善了盐卤运输条件^〔71〕。

井盐开采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并有很大风险，“凿井之工费，浅井以千计，深井以万计”^〔72〕，清初的四川井盐业在遭到战乱打击之后经济濒于崩溃，正给外省盐商入川投资井盐业以机会，陕西、山西、广东、江西、湖广、贵州、福建各地商人相继入川，给自贡带来了大量资金^〔73〕。这些家族或投资凿井设灶，或开设票号钱庄，或经营盐业运销，或从事井盐生产，富义盐场获得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三）民国时期的人口、技术、资金、物资的迁入

从清末到民初，自贡逐渐成为四川乃至全国盐税的重要来源。自民国初年至1935年的四川军阀统治时期，各路军阀逐鹿盐场，均为劫夺盐税，获取饷源，自贡盐场先后为川、滇、黔军阀的军队提供了充足的饷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地区相继沦陷，淮盐内运受阻，海盐来源断绝，致使华中、西北、西南7省区，不得不转而依靠川盐供给。加之当年民国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各工厂随大批军政人员入川，人口剧增，财政困乏，物资奇缺。因此政府极其看重四川盐务，国家盐务总局随之迁往四川，国民政府更将四川盐运使署与川南盐务稽核分所合并成立了四川盐务管理局，设于自贡，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四川盐业，一时使自贡成为全国盐务中心^〔74〕。

随着民国政府迁居重庆，一些采用新式技术的盐场也在此时迁往自贡，如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公司迁川，就在自流井建起一座大规模的精盐厂。自贡江津帮刘瀛州建新兴制盐厂，熊佐周办盐卤工厂，还有人办电厂、炼钢厂、机器制造厂等。由于抗战时期沦陷区的人民和机关、团体、工厂、学校纷纷向抗日后方基地四川迁移，使自贡地方人口剧增，盐业生产兴旺发达，市场繁荣。

盐业的繁兴需要相关材料的供应，也需要政府统一调配资源和发展运输。汲卤用的主要器材钢丝绳、马口铁，国内无法解决，从仅有的一条中缅公路，由国外经仰光至昆明转运自贡。煎盐的燃料主要为煤炭，自贡盐场增产后，为了解决煤源问题，川康盐务局与经济部合资在威远县黄荆沟开办威远煤矿，威远成为自贡煤矿的主要来源。自贡盐场木材年用量自从盐业增产后，到抗战时期，本地产竹不敷供应，盐务管理局遂从本省天全、荣经、名山、灌县、大足、梁山、大竹、屏山、长宁、合江，甚至省外云南、贵州等地运购而来。

民国初至抗日战争前，自贡盐场的盐业生产，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金融、竹木、篾制品、牛骨制品、皮革、酿酒、制糖、饮食以及运输、修理、土陶、织布都成为较为发达的行业，“自贡两场毗连，盐业劳动家不下十余万人，牛马亦过数十万，诚吾国唯一之大工厂也”（竺可桢，1919）。（图2）

图2　自贡市城区分布图
（东为富顺县，西为荣县，随着盐井的开凿人口逐渐向今日自贡市区的地域集中）

五、生产和日常生活：盐业社会的“整体社会事实”

（一）帮会和外省会馆

早在清乾隆以前，人数众多的盐工就逐渐开始按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形成了各帮口，先后建立行帮。烧盐工人有“炎帝会”，修建了炎帝宫，凿井工人有“四神会”^〔75〕……橹船帮修王爷庙、屠沽行修桓侯宫、打铁行修老君庙，井商修井神祠、行商修紫云宫、银钱商修财神庙。各行帮都修建了会馆作为自己的活动场所。

与行业会馆相应的是各省客商会馆，陕西商人修建西秦会馆，广东商人修南华宫、贵州商人修界云宫、福建商人修天上宫、江西商人修江西庙、四川商人修惠民宫，各省商人又联合修五皇殿。一时百里盐场，可谓会馆林立。在一些井盐运道口岸和井盐产区如邓井关、仙市镇、牛佛渡、鳌头铺、贡井场，诸如南华宫、天上宫、江西庙等都随处可见。

（二）节庆、戏剧和饮食

自贡当地盛行很多与盐业直接相关的节庆，其中之一当属农历十月初一前夕的“牛王会”，各行各业的人都要通过祭拜“牛王”祈求好运、财富以及表示感激。自贡最大的盐商家族王三畏堂修建的牛王庙，庙内除供奉牛王外，并奉财神和火神。每逢农历十月初一以全猪、全羊各一头祭祀牛王并行跪拜之礼，不仅王三畏堂的所有井、笕、灶、号的掌柜都要盛装参与，而且还要请自贡或四川最有名的戏班子演戏3～5天（姜相臣、罗筱元，1995）。

节庆中的酬神仪式和戏剧大多在自贡的众多会馆和庙宇中举行。富顺县、自流井、荣县的庙宇林立，光是自流井建有十多座会馆^〔76〕，每座会馆都设有“万年台”，以供神会和平时的戏剧演出。除此之外，又有盐商的堂会议、吉庆戏、祝寿戏、万人缘戏、围鼓戏等，某些盐商还自办家班和大力支持办戏班。正因如此，清代咸丰、同治时期，最初活动中心处于阳县（今资阳县）的川剧“资阳河道”^〔77〕，逐渐由阳县转移到了自流井，并带来了“资阳河道”的空前繁荣，又因河道艺术的繁荣，发展而形成川剧“资阳河”流派，在全川的川剧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自贡的饮食文化与井盐亦密不可分。盐业经济的发展，使自贡城市的饮食业十分繁荣，名厨佳肴层出不穷，所形成的盐帮川菜即“小河帮”菜是川菜的三大菜系之一，以用料考究、做工精致、食之奇特见长。同时，还产生了大量与井盐生产密切相关的川菜名品和特色小吃，如水煮牛肉^〔78〕、火边子牛肉、灯影牛肉、无汁葱烧鱼以及富顺豆花等。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社会“内部”的井盐生产和社会“外部”川盐道路上盐的流动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的迁徙，共同造就了自贡这个独特的盐业社会。因此不难理解，从其发展之初，“内”和“外”的交融就彰显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盐业的生产和运销，到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上层建筑”的建筑、戏剧、节庆、饮食，共同构成了莫斯所谓的“整体社会事实”。从外地会馆到戏剧，再到井盐生产的物资，这些都在提示着学者，当地社会必然依赖“他者”和“他物”生存。

六、总结

自贡地区围绕着两口盐井的生产，从富顺县的一个地区，逐渐从无到有地形成了一个围绕盐业生产的地方社会，其发展不仅仰赖井盐生产，更根源于与外部的交流。自贡在发轫之初，就已经浸淫在川盐古道的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中，陆路和水路的道路交通成为了自贡发展的前提，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的两次川盐济楚期间，自贡的迅速发展不过是这种物资和人口交换的高潮。在1940年之前的自贡历史上，国家层面的大规模道路修建和国家对道路的利用屈指可数：第一次是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对釜溪河河道的疏凿，其上始通舟船之后，自贡周边逐步形成了食盐运输的水上通道。第二次是民国时期从仅有的一条中缅公路运输汲卤用的主要器材钢丝绳、马口铁。在此之外，自贡一直都依赖其自身形成的川盐古道和水路运输井盐。国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倚重于自贡的井盐生产，由此看来，自贡不是道路的对象化产物，也绝非需要面对道路的冲击和影响，毋宁说在自贡这个内外交融，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流动性的社会中，道路成为社会构成的重要部分。不仅它两次显而易见的发展都仰赖于川盐流向外界的道路，自贡社会至少从明清以来的发展更是依赖于通过道路源源不断注入的物资与人力。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前，在现代道路贯穿自贡之前，这个地区就早已经处在充分的与外界的交流之中。其中，上—下，外—内，现代—传统，中心—边缘，现在—过去的对比都被地方吸收在其内部。

“道路”=“现代化”的公式早已经在各种反思中破碎，然而这些反思却往往容易再次落入它尝试逃脱的陷阱：现代性话语对于地方的想象。本文指出，人类学的历史中具备了关于如何省视地方的诸多反思，因此它可能提供给我们一个思考道路与地方之间关系的途径。接着，本文以自贡社会为例，在人类学对于地方社会主体性和多元性的关注之下，展示了道路与地方关系的某种可能性。其中道路并非外在于地方社会，以地方社会的威胁或者救赎的面目出现，而是交织在地方的历史之中，构成了地方的内在部分，使地方和道路成为一个内外交融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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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60〕“世界体系”理论认为，殖民主义的目的和结果不在于对殖民地的控制，而在于通过殖民，构建一个以西方作为支配中心、非西方作为边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61〕“自、贡两井历史上早已成为联带名称，实际上亦有不可分离之势，为求人民福利之增进，协助盐务之发展，建独立行政机构之组织，势所必需……”“值全面抗战期间，后方资源亟待开发，即行政机构之健全，尤刻不容缓。爰经本府省务会议议决，仿照各省市先例，先行成立自贡市市政筹”——“自贡市政府成立告民众书”，载自贡市《市政府成立特刊》1939（9）。

〔62〕主要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古巴国领地，即鄂、渝、湘、黔交汇地区。

〔63〕如贵州是乌江、赤水、芙蓉江；湖北是清江、郁江、酉水；湖南主要是酉水经阮江进入洞庭湖流域。

〔64〕釜溪河又名盐井河，是沱江的支流之一，是自贡井盐外运的唯一水上通道，河流位于自贡市东部，由旭水河、威远河两条支流在自贡市区西北的双河口汇合而成。釜溪河干流流经自流井区后，即折向东南方流去，过沿滩、邓井关（今称邓关镇），在富顺境内的李家沱注入沱江，顺流到达泸县，再达重庆、江津等地，经长江运往各省。

〔65〕威远河位于釜溪河上游，发源于威远县向善场。

〔66〕“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积巨金业盐者数百家”“为金工、为木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油麻者数千家，合者三四十万人”。加之富荣盐场所产之盐“其色白，其质纯，川贩因之居奇，淮岸因之日废”，由此获得了极好的声誉与销路，除行销本省40余州县之外，还运销湘、鄂、滇、黔百余州县。参见自贡市盐务管理局.自贡市盐业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6.

〔67〕并通过川康盐务管理局，对川盐主要产场采取低息或无息贷款，给予盐商适当补贴，以及开淘盐井、添置锅灶、统制原料材料、开发资源，赶运济销等措施，进一步促进了自贡盐业的发展。

〔68〕一口日产百担卤水以上的井，需要职工40人左右，每轮上6～8头水牛，就要养百头水牛轮推备推。人员内部分工进一步扩大，按正常分工有：井口管事、勾水匠、车房管事或大绑车、试篾匠、使牛匠、牛牌子、铁匠、木匠、石匠和杂工、学徒等工种。还有经理、掌柜、管事、学生意、外请和炊事人员。

〔69〕灶房制盐工场有天然气煎锅30口以上的，需要职工30～40人，其中有坐灶或灶头、烧盐匠、桶子匠、打锅匠及伙房等10余人，还有掌柜、记账、现金、材料、跑街等职员。钻凿卤井工人中又分管事、井山匠、碓工、试篾匠、牛牌子、辊子匠、白水客、炊事等若干人。为维护卤井正常生产的天车工、锅炉检修工、逗丝工，还有转、捆、运盐装卸工、船工、舵手。参见刘吕红.清末民初四川富荣盐区城市社会结构研究［J］.盐业史研究，2005（2）.

〔70〕“枧”（通“笕”）指的是输卤业。

〔71〕参见吴炜，辑.四川盐政史［M］.铅印本暨影印本.1932.

〔72〕参见李榕《自流井记》。

〔73〕清代自贡有“王、李、胡、颜”四大家族，王家清初从湖北迁川，李家元代从河南迁川，胡家清中期从江西迁川，颜家祖籍山东，清代从广东迁川。民国时期自贡新四大家族之首的侯家也是清代从广东入川的。

〔74〕如由国家银行提供贷款，对场运盐商给予奖励补贴；对盐业生产所需物资统一组织供应；整治水陆食盐运道、改进生产技术、平抑盐价等。

〔75〕另外还有挑水工人有“华祝会”，索篾工人有“巧圣会”，凿井工人有“四圣会”，山匠工人有“普贤会”，机车工人有“盂兰会”，盐业工人有“十成会”，打铁工人有“老君会”，箍笕工人和木工有“鲁祖会”，挑抬工人有“三圣会”等。

〔76〕湖南湖北的湖广庙（祀大禹），广东同乡的南华宫（祀南华真人），江西同乡的江西庙（祀许真君），福建人的天后宫（祀天后圣母），陕西同乡的陕西庙（祀关羽），贵州同乡的贵州庙（祀黑神），四川人的川主庙（祀李冰父子）。

〔77〕“资阳河道”是当时全省川剧四大河道之一。

〔78〕据《四川风物志》 记载，川菜中的“水煮牛肉”这道名菜，即是在自贡盐业生产中诞生的。早在明清时期，自贡盐场以牛为动力推车汲卤，随着盐井增多，车体增大，牛只也越来越多，清光绪时常年维持在三万头左右。有病的与退役的牛需宰杀，所以在自贡盐场，牛肉食品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水煮牛肉、火边子牛肉、菊花牛肉火锅、火爆黄喉、牛头、牛尾汤等盐帮菜便脱颖而出。水煮牛肉现已成为川菜中非常普及的名菜。当年自贡盐工将淘汰役牛的肉，用盐和辣椒粉、花椒粉作佐料，加水煮成，成菜后肉味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