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原创性研究在内的所有研究，都不是一切从“头”开始的。因为在此之前或之中，已有相关思想或研究成果散见于各类媒体上。所以，要想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首要的工作就是竭尽全力占有与之密切关联的全部学术文献。唯其如此，“站在前人和众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看得更宽和更远，也才能更容易地取得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大学制度价值研究同样如此。为了能够明晰已有相关研究的概貌，我们尽可能地检索各种数据库，查阅与之相关的各类纸制文本资料。结果表明，国内与大学制度相关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但直接论述大学制度价值的则很鲜见；在西方语境中，论者们几乎不直接使用“大学制度”这一术语，相关的阐述散见于大学理想、学术组织系统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之中。
通过对既有相关文献的归类、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制度、制度价值、大学制度价值的其他研究三个方面。为此，我们首先从上述方面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然后再对其进行简要评析。
一、 关于大学制度的研究
学界对大学制度进行了广泛研究，其主题涉及大学制度的内涵与特征、内容与分层、实践困境与建设策略等方面，同时还从多学科视角透视大学制度，获得了一系列新颖的研究结论。
（一） 有关大学制度内涵与特征的研究
进行大学制度研究，首先必须明确大学制度的内涵及特征。原因在于，这是讨论大学制度的学术起点。但是，由于大学制度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发展性，使得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各种论争此起彼伏。
关于大学制度及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目前学界大致有四种倾向性的看法或观点。一是基于建构主义的现代大学制度观。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是不断建构的，而非一个既成的、已定的事实。例如，王洪才指出：“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正在建构的事实，远没有完成，这一点正表现出现代大学制度结构所具有的开放性的特征。” [16]二是基于制度主义的现代大学制度观。所谓基于制度主义的现代大学制度观，其基本套路是从制度的本质推演出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比如，张俊忠在确认制度的本质是规则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是在社会发展逐步依赖知识生产的历史进程中，借以促进大学高度社会化并维护大学组织健康发展的结构功能体系。[17]三是基于历史主义的现代大学制度观。基于历史主义的现代大学制度观认为，历史上已出现了理想的大学及其制度安排，现代大学应不断重温经典大学理念，从中汲取办学的经验和智慧。此种大学制度观深得人文主义学者青睐。四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现代大学制度观。持该观点的论者们普遍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是在解决其现存问题和缺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大学制度。譬如，别敦荣指出：“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现代大学制度……是针对我国大学所承担的现实使命，在解决数十年来大学制度存在积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大学制度。” [18]周光礼也认为：“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应坚持‘问题导向’的政策范式，政府倡导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旨在解决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19]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另一种归纳。例如，张德祥从六个方面总结了现代大学制度的不同内涵：德国柏林大学制度可以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模式，欧美发达国家的“多元型大学制度”，我国近代建立的大学制度，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相联系的大学制度，走向社会中心的大学制度，世界一流大学制度。[20]
可以肯定，由于各自的大学制度观不同，论者们对于大学制度及现代大学制度特征的意见也很不一样。从学理方面看，大学制度内涵是对其质的规定性的抽象，大学制度特征则是其内涵的外在呈现，因此，有什么样的大学制度观就会有与之相应的大学制度特征观。比如，持建构主义的现代大学制度观的学者认为，现代大学制度的结构性特征具有四个基本点：面向未来的敞开性、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应性、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民族性和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国际性。[21]基于历史主义的现代大学制度观主张，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特征。基于现实主义的现代大学制度观则突出强调现代大学制度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认为它是在不断解决其现有问题的基础上而逐步优化和完善的。
不能否认，大学制度及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探讨。例如，有学者从政府、学校、社会之关系的角度归结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政府代表国家有效行政，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实行法制、民主、科学的管理。[22]
（二） 有关大学制度内容与分层的研究
大学制度的内容与分层是大学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一般来说，大学制度的内容是从横向对大学制度范围的一种划定，大学制度的分层则是从纵向对大学制度空间的一种切割。这两者不仅关系密切，而且还存在着交叉和重叠的部分。所以，很难将这两个方面截然分开。在此情况下，我们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对其进行讨论。
关于大学制度及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容与分层问题，学界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就大学制度的内容而言，多数学者秉持这样的观点：大学制度不仅包含多方面的内容，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潘懋元认为，大学制度包括组织机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工作机制（包括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活动的运作模式）和制度创新机制。[23]张俊忠认为，大学制度主要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部分，并详细阐述了大学基本制度中的政府管理制度、社会参与制度和大学管理制度。[24]胡赤弟则认为，大学制度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形成“两层楼”结构，即“上层”的大学教育制度和“下层”的大学法人制度。[25]
对于大学制度的分层来说，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见解。比如，邬大光指出：“大学制度一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界说。” [26]张应强则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这种制度文明包括制度环境和现代大学自身制度两个方面” [27]。还有学者认为，大学制度可以分为大学的根本制度、一般制度和具体制度三个层次。[28]
（三） 有关大学制度实践困境与建设策略的研究
之所以着力进行大学制度研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动大学又好又快发展。基于此，几乎每一个涉猎大学制度的研究者都会极力论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要性，深入考察现有大学制度的缺陷，提出相应的建设方略。为此，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非常丰富的。然而，从总体上看，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要性和意义与大学制度的实践困境和建设策略两个方面。
一是有关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要性及意义的研究。就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要性和意义而言，论者们多从大学内、外部两个方面予以论证。从大学外部来看，潘懋元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指出：“走进社会中心的大学需要建设现代制度。”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走进社会中心的现代大学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而现代大学要完成上述使命，建设现代制度是必然的选择。“开展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促进大学制度现代化，是我国大学完成其使命的需要。” [29]张智等认为，当前教育环境的开放性、社会影响因素的极端复杂性促使我们构建包括现代大学制度在内的“现代大学理论” [30]。还有学者则认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影响对大学的冲击越来越大，大学制度创新的时期已经来临。[31]
从大学内部来讲，其论据主要集中在适应大学的发展逻辑以及对现有大学制度弊端进行改革等方面上。但究其实质而言，这两方面是一致的。原因在于，正是基于大学作为学术组织这一判断的真切体认，才能强烈地感受到现行大学制度的严重不足；反过来，现行大学制度的种种弊端和缺憾，乃是由于大学的学术性功能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和彰显所致。不少论者基于这一逻辑理路，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下列因素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要动因：一是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取向，二是高等学校自身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三是高等学校内部的独立性，四是高等教育多方面、多重心的内部改革发展。[32]还有学者则从办学理念、制度环境与路径依赖、校长、教授、学科、大学传统等方面阐释了大学制度改革的内部动因。[33]
二是有关大学制度的实践困境和建设策略的研究。毫无疑问，开展大学制度研究，核心在于探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学理依据和实践策略。对此，论者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比如，别敦荣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对大学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但时至今日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坚定不移地朝着独立的法人制度、服务性的行政组织制度、人性化的教育制度和自由的精神等方面努力。[34]也有论者在剖析大学制度现有实践困境的基础上，认为建设现代大学制度需要政府、大学、学者、管理者等不同利益主体的共同努力。[35]
（四） 有关从多学科视角透视大学制度的研究
除了上述研究主题之外，学者们还从多学科视角对大学制度进行观照，形成了大学制度研究的多学科视角的特点。比如，教育学侧重于探讨大学教育制度，而把其他形式的大学制度作为当然的前提；社会学将研究“镜头”聚焦于大学制度的结构功能现象；法学则着眼于从法理上探究大学制度的法律地位，极力为大学法人寻找法律依据。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较有代表性的学科视角是历史学视角、文化学视角和经济学视角。
首先是大学制度研究的历史学视角。毋庸置疑，大学制度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大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大学制度变迁史。为此，不少研究者对中西方大学制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研究。譬如，张斌贤对现代大学制度在西方的起源和变迁进行了详尽阐述，认为其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中世纪大学、19世纪初期的德国柏林大学和美国现代大学三个阶段。[36]张俊忠对大学制度的历史演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国际视野及我国大学制度的演进与变迁进行了专门探讨。[37]王建华则对公立大学制度变革和私立大学制度变革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38]此外，有关大学制度研究的历史学视角还散见在高等教育史、大学发展史等相关论著中。
其次是大学制度研究的文化学视角。文化与制度的关系十分密切。文化作为影响人类发展的一种观念力量，需要制度来加以具体实施和保障；另一方面，制度是展现文化价值理念的重要载体，是文化价值理念转化为实践的中介，而且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同理，大学制度与文化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因此，从文化学的视角展开大学制度研究具有某种合理性和必要性。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如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安排应与文化准则相和谐，否则就使一些制度安排难以推行或者使制度变迁的成本大大提高。[39]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张应强、高桂娟、阎光才等学者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例如，张应强等基于大学组织是社会的学术与文化组织，认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体现大学组织的文化特性，充分体现和保障大学的文化精神才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有的取向。[40]高桂娟从文化学视角探讨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演进，指出：“从文化的视角对现代大学制度的演进历程进行研究，旨在探明文化对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进而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供参照。” [41]阎光才则从组织文化的维度识读大学，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所遭逢的挑战与人们对知识的规范、知识的性质、知识的精神价值与社会价值、知识所依附载体等的认识变化相关” [42]。
再次是大学制度研究的经济学视角。无论是旧制度主义经济学还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它们不但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直接推动了制度研究的发展。这股思潮不可避免地波及大学制度研究。近年来，一些论者也从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探究大学制度问题，极大地拓展了大学制度研究的范围，加深了人们对经济学视角的大学制度研究的认识。这类研究以胡赤弟、李祖超等学者为代表。胡赤弟基于经济学视角，采用经济学和教育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通过比较大学制度的经济优势，对大学制度进行了独特的经济学分析，[43]尤其深入地讨论了教育产权与大学制度构建的相关性问题。李祖超则对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面临的若干经济问题，如大学产权问题、股份制问题、投入与产出问题、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等进行了专门探讨。[44]
二、 关于制度价值的研究
概括地说，论者们对制度价值的研究，主要是从“形而上”“ 形而下”两个层面予以展开的。
（一） 有关“形而上”制度价值的研究
所谓“形而上”的制度价值研究，是指从哲学层面对制度价值展开研究。正是因为其研究的抽象性和理论的纯粹性，所以，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的推广价值、应用价值。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价值的哲学探讨、制度的发展价值、人与制度的哲学研究等方面。
首先是制度价值的哲学探讨。从哲学层面系统探讨制度价值，其代表性成果首推邹吉忠的专著《自由与秩序》。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自由与秩序的矛盾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主线，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制度价值问题。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对制度的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其研究结论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45]此外，有论者对制度伦理进行了专门探索。研究者认为，从目的与工具这对关系来看，制度价值的具体所指完全不同。就制度的目的性价值而言，它主要是自由和平等；就制度的工具性价值而言，它主要是效率和秩序。[46]还有论者对制度公正进行了重点研究，并指出：“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追求道德文明，应当将我们的视野首先对准社会结构及其定型化、实在化了的制度公正问题。” [47]辛鸣在《制度论》一书中则设专章讨论制度价值。在他看来，理念是制度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理念指向的不同将直接导致制度功能定位的差异；制度价值就是体现制度之所以为制度、制度之所以应该是制度的进步理念；尽管它的内容是丰富的，但其最为根本和最为重要的应该是人本、自由、发展这三个理念。[48]
其次是制度的发展价值。一般来说，制度的发展价值主要体现在促进社会发展和促进人的发展两个方面。这类研究以鲁鹏、杨俊一、宋增伟、施惠玲等为代表。鲁鹏的研究是基于整个社会发展这个层面而言的，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发展的中介离不开制度、发展的调控机制以制度的功能为基础、发展的实践反思需要制度的创新等一系列观点。他指出：发展的制度分析“重点不在于说明制度是什么，而在于说明制度与发展的关系，更具体些，说明制度是如何影响发展的，它在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发挥作用的机制以及它与发展相适应的方式” [49]。杨俊一等则探讨了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从制度哲学的视角出发，反思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简要地把它概括为‘制度变迁—社会发展’的互动过程” [50]。与上述研究取向不同，宋增伟的研究是针对人的全面发展而言的，他从制度与人的相互关系入手，详尽考察了制度公正的基本理论、制度公正的基本功能、制度公正的基本原则、制度公正的实现条件，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证了制度公正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相互关系。[51]施惠玲在《制度伦理论纲》一书中也专门讨论了制度与人的发展的相互关系。[52]
再次是人与制度的哲学研究。尽管一些论著或多或少地涉及了人与制度的关系，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并不全面、系统。基于此，从哲学层面专门探究人与制度的相互关系实属必要。这类研究以张志勇为代表。在他看来，“人与制度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大问题。从哲学的视野审视、研究人与制度的关系，既是哲学的使命所在，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生存与发展是人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探讨制度的起源、本质、变迁、创新、建构、评价问题，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继续推进社会现代化提供一种思路与借鉴” [53]。
（二） 有关“形而下”制度价值的研究
相比“形而上”的制度价值研究而言，“形而下”的制度价值研究则是对某种具体制度的价值问题所展开的研究。这类研究具有明确的问题指向性、强烈的实践性等特征，所以，它对具体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也更能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当然，由于这类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中的某种具体制度的价值问题，但社会中的具体制度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其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将研究范围框定在教育领域。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教育领域中具体制度价值的研究可能更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尽管做如此限定之后综述的范围有所缩小，但由于教育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所以，如何进行综述的问题仍然相当复杂。为此，我们依据教育的层次性，将教育大致划分为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两类，按此标准进行综述。
首先，有关高等教育某种具体制度价值的研究。从所掌握的文献来看，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制度的伦理反思、大学制度的公正或正义、中国高等教育法律的秩序价值、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的价值、大学章程价值等方面。
吴国娟对大学制度进行了伦理反思，其研究“以伦理角度为切入点、制度伦理理论为分析框架……对中国大学制度伦理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批判和现实建构” [54]。
别敦荣等对大学制度的公正性进行了研究，认为公正性是大学制度的根本属性。[55]陈彬则基于罗尔斯和马格利特正义理论的双重视角，对我国大学制度正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56]
李静蓉对中国高等教育法律的秩序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一个理想的高等教育秩序包括：[57] 高等教育秩序以法律秩序为主，道德秩序为辅；[58] 法律规则的形式特征是稳定、连续、普遍、一致的；[59] 其外部特征是在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人们自由地行为、政府宽松地管理。①
蒋馨岚对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的价值作了系统分析。在他看来，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的价值内容可以分为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两大类。其中，工具性价值包括促进教师教育发展、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等，目的性价值包括促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②
米俊魁则对大学章程价值进行了专门研究。他认为，大学章程的价值目标应包括活泼有序的大学教育秩序、提高大学教育效率、保障和促进学术自由、保障和促进大学教育主体平等、保障和促进教育民主等。③
此外，还有学者对大学教学评价、高等教育评价标准等进行了价值反思。这些研究也部分涉及了大学教学评价制度、高等教育评价制度的价值问题。
其次，有关普通教育某种具体制度价值的研究。总体而言，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制度价值、中小学纪律实践价值、学校管理伦理价值等方面。
吉标对教学制度价值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他看来，规范是教学制度的首要价值和工具价值，保障自由的实现是教学制度的更高价值和目的价值。[60]
吴洪伟对当前中小学纪律实践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和探讨。他认为，“纪律实践是一种教育活动，在其具有的多种价值所构成的价值系统中，育人价值应该具有主导地位” [61]。
王丽琴以中小学教学秩序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考察和个案研究，对学校规范和教学秩序的形成机制、形成过程进行了专门论述。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其研究“试图运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对影响教学秩序发生与发展的诸因素做深入的梳理，并努力采用更务实的研究方法对教学秩序发展的进程做真实的描摹” [62]。
王家军则对当前学校制度和管理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分析了现实学校制度中的伦理缺失，提出了建构制度伦理和管理伦理的思路。他特别指出：“学校管理偏差的迭现，呼唤我们以伦理的眼光审视现实的学校管理” [63]。
（三） 关于大学制度价值的其他相关研究
不可否认，大学制度价值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研究课题。粗略地看，它可能涉及哲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大学制度价值研究，除了把握上述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外，还必须广泛考察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总体上看，有关大学制度价值的其他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三大类：一是有关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二是有关制度学的研究；三是有关价值学的研究。
其一，有关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在国外，尽管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比较悠久，但是，它作为一个真正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在我国，虽然20世纪50年代曾有学者强烈呼吁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但迟至80年代，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才初步建立起来。此后，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开始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时至今日它已成为教育学科中的“显学”。客观而言，无论中外，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历史都不长。尽管如此，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已初见成效，各种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比如，王承绪教授领衔主编的“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潘懋元教授的《高等教育学讲座》、《高等教育学》、《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等。这些学术文献是我们进行大学制度价值研究必须反复研读的基础性材料。
其二，有关制度学的研究。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开展大学制度价值研究，需要对制度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中汲取研究的经验和智慧。事实上，制度不仅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其中尤以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为最，而且它也逐步往“学科”的方向发展。总体而言，有关制度学的研究是宽泛的，成果是丰富的。例如，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道格拉斯·C·诺斯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科斯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柯武刚、史漫飞的《制度经济学》，辛鸣的《制度论》等。
其三，有关价值学的研究。价值学或价值论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者甚至将其直接称为哲学价值论。在某种意义上，大学制度价值研究就是一项价值研究，所以，它必须以价值学的相关研究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当然，有关价值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研究》，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王玉樑的《价值哲学》和《价值哲学新探》，王可千的《价值之探求》等。
三、 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析
毫无疑问，上述诸多相关研究成果及其结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已有的相关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专门系统的大学制度价值研究还很鲜见。从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由于大学制度是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核心主题之一，有关大学制度的研究不可谓不多。研究者们不但对大学制度的多个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而且从多学科视角透视大学制度，从中得出了一系列新颖的研究结论。显然，这些探索深化和拓展了大学制度研究。另一方面，据笔者的目力所及，论者们多从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层面对大学制度展开研究，尚未发现系统从价值论层面对大学制度进行分析和探讨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从学理角度看，大学制度价值问题是大学制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进一步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只有对大学制度的价值本质有了透彻的认识和理智的洞见，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深化大学制度理论研究和推动大学制度实践改革。
第二，“就制度论制度”的大学制度研究思维方式有待突破。毋庸置疑，大学制度是制度的下位概念，所以从制度的角度谈论大学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事实上，这类研究确实发挥了它的应有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局限性。具体而言，“就制度论制度”的研究思维方式仅仅看到了大学制度的手段合理性，无意或有意地忽视了大学制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换言之，“就制度论制度”的思维方式刻意关注大学制度的手段意义，对其目的意义却弃之不顾。然而，就大学制度研究而言，我们既要考察它的工具合理性，又要观照它的价值合理性。原因在于，大学制度是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统一。“对于大学的生存来说，最关键的是它要依靠人，而非制度，因为制度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物质前提而已。” [64]所以，进行大学制度研究不能单纯地埋首于大学制度形式的改进与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必须追问大学制度的实质。基于此，我们尝试从实质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大学制度价值研究，旨在摆脱“就制度论制度”的大学制度研究的局限。
第三，大学组织的学术属性在大学制度研究和改革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千年的大学发展史表明，大学是社会的学术机构，学术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但在我国，不论是大学制度研究还是大学制度改革，学术性似乎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行政权力至上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大学嬗变为行政化组织，行政化组织的运行遵循行政逻辑。在行政逻辑的主导下，大学制度的规制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而大学及教师的相对独立性和学术自由权利却无法得到制度的维护和保障。“学术发展的重要性似乎无人不知，但尊重学术、崇尚学术、潜心学术、敬畏学术的人却不多。学术被边缘化，大学的性质随之也被‘异化’了。” [65]可见，中国大学如何走出过度行政化的迷途，回归本然的学术组织定位，这是开展大学制度价值研究不可回避的论题之一。
美国著名的科学史权威科恩（Bernard Cohen）指出：“大多数博士论文留下的旁白和注解是对进一步研究的提示。” [66]同样，上述研究中的不足或缺陷，既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理论空间，也为我们指明了进一步探索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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