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嘎梦”到畲族

“嘎梦”的来历

系当地汉人对畲族的称呼。当地汉人因“嘎梦”由“东边”来，故以“东家”称名之。他们之中，有的又称“哈萌”：哈，意为“客”；萌，意为“人”。也就是说，他们自己也说自己是客人，与广东畲族自称“山哈”一致。当时的官方典籍不承认“嘎梦”，称他们为“东苗”。在相临民族的互称中，瑶族称畲族为“哈朵”，苗族称之为“嘎斗”，仫佬族称之为“诺哈”，布依族称之为“迥哈”。明清时的一些史志，又称他们为“佟苗”。

——据《贵州省志·民族志》整理

当你深入贵州畲族聚居核心区——麻江县隆昌、六堡一带，穿过箐林，登临“雁阵”连峰，试图极目东望时，你是否发现，现实将预存的历史忽然凸显出来，哪怕仅只一角，就镇住了你？

行走在畲族的乡间，我们很多时候有感觉，却没有依据，使人很无奈。假如一定要说些什么的话，不仅我们说不了，可能如今的饱学之士，也一时难以明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畲族在贵州的原住历史，已久远到连他们自己也忘记年月了。

畲族山乡

一个有着明显族群胎记的民族，因何隐入这些深箐？探究这个过程的本身，可能就是一部可堪大书的传奇。这传奇如一头巨鲸，在远古喷出一空水雾后，便潜踪藏迹，杳无声息了，让人空叹一波水面。若干年后，跟踪的目光疲累了，迷失了，才又从那片叫做“云贵”的地方冒出来，嘿嘿一笑，改头换面，躲在箐林里无声巡曳。这时候，虽然此还是此，但彼已不再是彼，一切的一切，纵使相逢应不识了。

家园

然而举凡天下事，百密难掩一疏。不管历史怎样隐匿，现实都会留有气味。指不定什么时候，当我们的目光因聚焦了一个时代，一个故事，一个人，或者一段史实的时候，便可能会重新发现与锁定，就像我们聚焦盘瓠，目光从凤凰山掠过湖湘，最终发现了贵州一样。人们深信，只要清楚了“嘎梦”与“东苗”的关系，知道了“客人”其实是“主人”后，“东家”也就可以借助记忆，接回业已失散千年的魂灵，为自己正名了。

关于这一点，无论史载或者口碑，都能找到依据。《明史》及清《贵州通志》等载，贵州东家人的居地遍及麻江、都匀、凯里、福泉、龙里、贵定、开阳、修文、广顺、荔波等地，方圆五百公里。清以后，东家人的居住区域被压缩，经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到改革开放，仅存“以麻江县为中心，临近凯里炉山的干坝、六个鸡、角冲以及福泉、都匀等县市的部分地区”（《贵州省志·民族志》）。从这些史料中我们注意到，除畲族的居地一直在缩小外，史料提及的地名，都集中在贵阳往黔东南方向，像一块很大的墨迹，收缩啊收缩，最后凝成了六堡、养鹅等几处村落。

但这些史料只解决了“在哪里”，却回避了“从哪来”，连畲族自己的古歌《开路经》与《嘎须词》，事实上也没能最终解决好这一问题。《贵州省志·民族志》说“畲族入黔时，首先落居于贵定平伐一带”，而入黔的时间，则在“元末至明洪武年间”。但落籍平伐之前呢？则无论官方与民间，都同时失忆了。不过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贵州畲族口传历史的真实性。同时官方的资料，也与《开路经》及《嘎须词》“远模糊，近明白”的叙事特点相符。

贵州畲族插秧舞

1982年，麻江县开展“东家历史族称调查”时，麻江县龙山公社瓮里新寨70岁老人罗应隆、罗应喜说：“明朝初期，调北征南，听说老祖宗从江西珠市巷来，……落业贵定平伐羊场一带。”“贵定平伐、羊场一带原有土著东家人，就跟土著东家姑娘结婚，生儿育女。以后，子孙跟着母亲言语，就成了东家人了。”“后来，我们（指罗姓）又从平伐迁到福泉凤山的羊佬街。”另外，瓮里新寨《罗氏家谱》载：“今我始祖……自洪武开辟匀疆后，迁居平浪黑石头……新寨之祖，由平浪而至贵定罗布寨与江西坡，从罗庙、羊佬街、四方堡、麻哈陆家寨。”又载该姓在“平播”之战之前，由遵义分别进入四川泸州和贵州黄平、松桃、都匀府、麻哈州等地。

“平播”之战

1600年，万历帝与黔北土司打了一场跨世纪战争，15个省的明军将士面对杨家将的后代。海龙屯（或作海龙囤）城堡被血染红被火吞噬后，流官时代开始，贵州建省阶段宣告结束。数百年来，战争原因众说纷纭，今天学术界的观点也未统一，较多数认为是明王朝统治者所逼迫，是中央与地方特别是播州这种边远土司统治之间矛盾逐渐上升的结果。这一矛盾的实质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权力之争。

入黔时集于一地一点，随之遍地开花。这一过程，由清末民初其居住范围遍及十多个县市，到20世纪80年代的“以麻江为中心，延及凯里、都匀、福泉”可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入黔之后的其他人，到哪儿去了呢？其实这一问题，从罗应隆、罗应喜老人“跟土著东家姑娘结婚，生儿育女，以后子孙跟着母亲言语，就成了东家人了”的口述，就已很明确了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是江西畲族落业平伐时，当地已有畲族存在，并且由“子女随母亲语言”来看，新迁入的畲族，虽还懂得本族语言，但已不如当地畲族纯粹。二是外人与本地的土著婚配，子孙随母亲“言语”可成东家人，那么以此类推，别人自然也能融入这一文化体系。就这样，即使同宗共祖，就算同处一地，也自多有不同了。如当年迁入麻哈州的罗姓，现在就登记有土家、畲、仫佬、布依等族。这就说明，在某强势文化的覆盖区域内，处于劣势的世居民族若非融入，便只有逃离。当然还有一法，那就是“抱团”。唯有抱团，才能艰难抵御他族文化的侵蚀。这就是麻江畲族核心区域一直有的畲情畲调，并存留至今的缘由。

明白了这一点，再转入贵州畲族的自身文化梳理时，我们便不再迷惘与困惑了。畲语中，“哈萌”的意思是“客人”，这是部分贵州畲族自认的身份，显然与后来的移民关系密切。关于此，自称“嘎梦”的东家人并不认同。据畲族作家赵华普考证，在六堡等地畲语中，“嘎”只是发音助词，“孟、萌、梦”音近意同，即“居住在粽粑林（俗称箭竹林）里的人。也可理解为‘用粽粑叶裹在身上的人’，或‘披蓑衣、穿黑衣服、住在高山上的人’”。尽管这里的大姓——赵姓也自称源于江西，但却被同为阿孟东家人的吴琪拉达质疑。阿孟东家人、作家吴琪拉达在其《谈阿孟东家人的族源、族称以及悠久历史》一文中，对贵州畲族自称洪武年间入黔，及自称因功受封得姓等，曾做过分析。他引麻江县六堡赵氏族谱为例，认为六堡赵氏尊崇的一世祖赵进松，“（传说）是明末清初兵荒马乱之时，由福泉哈鸡岱（凤山）逃到六堡的。因年幼，为偿班（麻江畲族村寨名）赵王波公收养。赵王波公不懂汉语汉文，是地地道道的阿孟东家人。在他们的族谱中，凭什么说自己是汉族赵匡胤之后呢？”接着，他结合福泉凤山（哈鸡岱）棉花土（边闷昂界）吴姓，傍认明朝“调北征南大将军吴嘉苏”为祖宗一事，发现了麻哈州六堡赵氏认赵匡胤为族祖的根由：“原因是清光绪年间，贵阳青岩赵以炯公钦点状元，邀请阿孟东家人的赵氏名人赵枝秀、赵枝文、赵枝兰赴宴。上述去的人，趁此良机抄录贵阳青岩汉族赵状元的家谱，后又于民国三十八年，由赵氏族人赵枝文、赵廷亨、赵通金等续编新谱……”

《咸同贵州军事史》

凌惕安著，1932年10月成书。记述了1854年－1874年发生在贵州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历时最长的各族农民反清起义这一重要史实，内容包括事件背景、原因、经过、失败情形以及清政府为镇压起义筹措粮饷、变化兵制、军械装备、善后处理及战事期间人口与资产损失估计等，可谓“本末兼赅，巨细不遗”，是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宝贵资料。

假使有人认为吴琪拉达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依然略显单薄的话，那么结合贵州有关“东苗”、“西苗”的史载，这个观点将进一步得到佐证。《清一统志》、《贵州府志》等，对“东苗”、“西苗”的由来都有记载：“东晋时，命谢氏世为牂牁太守，及侯景乱梁，牂牁与中国不同，而谢氏保土如故。至唐时，牂牁又分裂，于是有东谢西谢之称，其后遂以名其部族，曰东苗西苗。”这就等于说，所谓“东苗”、“西苗”，不仅本身一直是世居贵州的土著，而且可能也都是同一个民族，不过被人为地分为东、西而已。后人不明就里，又对各种苗做不同的考证，有的区别服饰，有的依据特征，如此种种，鱼龙混杂，越分越细，更是叫人云里雾里，弄不明白。如《咸同贵州军事史》就说“考贵州苗之种类，约在百种以上。在贵州实际可以调查者，约有五十三种。”——这就譬如汉族，居北京的叫“北京汉”，居河南的叫“河南汉”，呵呵，有这样的分法吗？

“嘎梦”自己虽不知从何而来，但一直生活在高山深箐的粽粑林（亦即竹林），披蓑衣、着黑衣，是“东苗”后裔，因“有族无姓”，所以采用父子连名（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但这种父子连名的状况，到明清时期便终结了。“自明清而后，有人经考查，发现东家人的原始姓氏，均为汉官、土司所赐”（《麻江县东家族称调查资料》）。世居民族一旦“获得”姓氏，便开始编族谱排字辈，于是“父子连名”逐渐消失。1982年的一份调查数据，能较直观地说明这一现象：“（截至当年）隆昌公社隆昌大队王永正家，父子连名五代；王学品家，三代……”而当时父子连名上推最远的，是贵定县云雾区（平伐）王氏，他家已父子连名四十七代之久。

“百苗图”中的“西苗”

“百苗图”中的“东苗”

这个统计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王氏入黔落业，的确在贵定平伐；二是麻江隆昌王氏的父子连名仅上推五代，可以就近与清代“改土归流”及民国政府“民族大一统政策”联系上。由此可见，历史上，贵州畲族的处境的确艰难。而无论汉族的“客变苗”，或者土著的“苗变客”，都为环境所迫。这一情况，从麻江县碧波乡偿班村赵世辅墓的碑文上，也可得到证明。赵世辅墓碑文称：“吾族始祖世辅者，原籍江西朱砂巷，自明末清初奉旨入黔，拟字二十四字派；养子分居六堡，另拟二十字派。”

这就说明，贵州“东苗”的姓氏，多起始于明清以后。一方面，奉旨“调北征南”的汉族一到贵州，就进也艰难，退也艰难，四顾茫然之下，只好选择“客变苗”，融入当地社会。他们的后代，就自然开始了双重承传：承传母亲的语言习俗，承传父亲的祖源关系。另一方面，世居民族一旦游离出来与汉人混居，也会“苗变客”成汉族，离本家宗支越来越远，彼此的联系便越来越少，最终断掉了族源记忆。因此不论“客变苗”，或者“苗变客”，对祖源族源的坚持，都远不如世居民族执著。调查中，都匀市85岁老人潘银安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东家人被登记为布依族。（但）现在我们还是东家人，还讲东家话。”综上所述，在贵州，虽然“嘎梦”只叙述了当时的生存状态，“哈萌”只交代了自己的“客人”身份，不知自己从哪儿来，但都一直坚持自己的东家人身份。两相比较，就时间而言，“嘎梦”在贵州的世居时间，应该比“哈萌”要早得多。

既然无法确认自己的族别身份，“东家”又转自他族的称呼，那么自己的身份又该是什么呢？为弄清楚这个问题，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展了民族甄别与认定工作。在这一背景下，凯里、麻江、福泉、贵定等县市，在1982～1995年间，就“东家人”这一群体的来源，用12年的时间，组织了深入的调查与走访。1993年11月、1994年7月，贵州省民委先后两次，在麻江县召开了“东家人代表座谈会”，决定组建以贵州东家人代表为主体的“贵州省少数民族考察团”，根据《开路经》及“东边来的客人”等信息，经江西转广东、福建等地考察。经反复比对梳理，形成了以下共识：“一是贵州东家人，（民间传说和墓碑记载）都是从江西迁徙入黔（的）。（广东）《潮州志》曰：‘畲族初聚居粤、闽、赣三省之交’，这就说明，这一地区极有可能是东家人迁徙到贵州、到江浙之前的一处中转地；二是西迁的东家人与南迁的畲族，语言虽大同而小异，但基本词汇均相同，系不同融合所致；三是尽管服饰等并不一样，但丧葬习俗基本相同，这也可说明两者间的渊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