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傣研究随笔

泰－傣研究随笔_谢远章学术文选

泰－傣有共同的民族和文化渊源

泰国的泰人和其周边国家的傣人（或泰人），有着共同的民族与文化渊源。泰语和傣语同属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实际上泰（Tai）傣（Dai）是同一个词汇的不同方言发音，泰－傣各个支系都源于中国古代百越，他们都是百越人的后裔。

泰人和傣人分布于江河流域地带，居住干栏式房屋，种植水稻，崇拜祖先社神，而最根本的是有共同的语言。凡涉及自然地理（日月山水等）、人体器官（手足耳目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等基本词汇，泰－傣各支系基本相同，只存在发音的差别。

但是，在泰人和傣人交往的现实生活中，他们相互间不能自然交谈沟通。双方在对话中只能听懂个别基本词汇（如好坏、上下、猪鸡等），一般情况下无法理解对方整句话的含义。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泰人与傣人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

泰－傣现代语言差别的根源

泰国的泰人与其周边国家的傣人，虽然有着共同的民族文化渊源，但是现代泰语和现代傣语已经差别很大，以致无法交谈沟通。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经历了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演变。以泰国和中国的西双版纳地区为例：公元13世纪立国的泰国和12世纪建立的景洪金殿国，当时都处于封建制度的早期。后来公元1932年发生的泰国君主立宪民主革命，使泰国进入资本主义制度；而景洪金殿国一直受中国历代朝廷和民国政府册封为车里宣慰使司，1950年以前仍然保留封建领主制度。泰国立国伊始就信奉佛教，并于公元1283年根据南印度文字制定泰文；西双版纳于公元14世纪下半叶到15世纪上半叶之间接受从泰北传入的上座部佛教和泰北兰那文，并将它作为西双版纳傣泐文。70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演变，泰国的泰语变化很大，吸收了大量的印度梵语巴利语词汇，掺入了一些柬埔寨词汇，在新事物（球类体育等）和科技方面更是借用不少英语词汇。而西双版纳傣泐语本身变化不大，只是在涉及新事物方面借用汉语词汇。因此，泰语与傣泐等傣语的差别越来越大，这就是泰人与傣人无法自然交谈的根本原因。

变化很大和日臻完善的现代泰语

为适应社会经济变革的需要，泰语创造了很多新词汇，吸收了大量梵语巴利语和英词词汇，使泰语具有比较丰富的词汇和相当完备的表达功能。从词汇结构看，有关自然地理、动植物、人体器官、衣食住行等基本词汇方面，大多数仍是原始泰语词汇；关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词汇，多数吸收梵语巴利语词汇，少数借用英语词汇；科技方面的一般词汇，既吸收梵语巴利语词汇，也借用英语词汇，但高科技和新潮词汇，大多用英语译音。公元1283年的《兰甘亨碑铭》是当今最早的泰文文献，该碑铭借用梵语巴利语词汇仅占4%，但目前的现代泰语的梵语巴利语词汇已高达30%～40%。此外，泰语还掺有一些柬埔寨词汇和华侨传入的潮州语词汇。

相比较之下，西双版纳傣泐等傣语却基本上保留了原始和古老的傣语词汇。因此，现代泰语与现代傣语差别越来越大。但是，日臻完善的现代泰语却衬托出傣泐等傣语词汇的原始与古老形态的价值，使它们成为研究泰－傣语言渊源历史及其演变的宝贵财富。

西双版纳傣语的原始与古老形态

西双版纳傣人为傣泐支系，其傣语称为傣泐语。1950年以前西双版纳交通闭塞，没有公路，只有马帮驿道，广大农村遗留着农村公社的遗迹。公元1917年从泰国进入西双版纳传教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称西双版纳为“熟睡之地”。因为当地从社会形态到文化都保留了许多古老传统与体制。泰国学术界视傣泐人为原始泰人，称傣泐语为原始泰语。

傣泐语的原始性，一方面表现在它吸收的梵语巴利语词汇甚少，日常生活的语言极少出现梵语巴利语词汇；另一方面却保留了一些古老的词汇。例如最早的古泰语文献《兰甘亨碑铭》所使用而目前现代泰语已经不用或极少使用的词汇，如：“Kai Jai”（思考）、“Sai”（写）、“Du”（本人）、“Kong Jai”（疑虑）等，在西双版纳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此外，西双版纳傣泐一些用具和东西的名称也很古老，如称土坯为土墼（Din Ji），称伞为幢（Jong），称筷子为箸（Tu）等，尤其是称肥皂为砚水（Nam Dang），称豆豉为臭豆（Tuo Nao）。

原始傣语词汇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作用

在泰语的学术研究中，傣泐等原始傣语的词汇对考证古代碑铭词汇和探索某些疑难词汇的缘由很有帮助。

泰国称文字为Nang Shi，但是700多年前的《兰甘亨碑铭》称文字为Lai Shi。Lai是纹或花纹，Shi是书或字。为什么泰人在古代称文字为Lai Shi，泰国至今尚无确切答案。而Lai在傣泐语义中，除了花纹外，还引申为信件。这个Lai和Lik（数字）合成复合词Lik Lai，又引申为文字。因此，Lai是指文字的文，Lai Shi就是文字。

泰国称译员为Lam，而Lam的本义是拴牛马的拴。为什么用不太文雅的词语来称并不低下的译员，令人疑惑不解。而笔者从研究西双版纳前封建体制的“波朗”制度中，得到确切的答案。波朗（Po Lam）是景洪金殿国朝廷委派去管理山区民族的大臣职务，由于他是朝廷与山区民族的中间人，要熟悉山区民族语言，因此必然要充当译员，波朗（拴牲口官）是源于对中国古代羁縻制度的仿效。

“波朗”是中国古代羁縻制度的翻版

泰国称译员为Lam，是源于“波朗”的职称，而“波朗”又是来自对唐、宋、明朝羁縻制度的仿效。羁是马笼头，縻为牛缰绳。历代朝廷委派少数民族首领为代表朝廷的羁縻官进行笼络式的统治。“景洪金殿国”首领被委任为宣慰使，实际上也是羁縻官。

“景洪金殿国”把辖区划分为十二版纳（即西双版纳），把山区划分为十二个郡，委派朝廷各个大臣代管山区各郡，称为“波朗”。波为父老，朗是缆绳的缆，意即拴牲口的拴，明显是源于羁縻制度。后来“景洪金殿国”朝廷又增设了管各勐的“波朗勐”，管农田的“波朗那”。泰国北部以前的兰那国在公元15世纪曾设有负责接待国宾的“朗客”（Lam Kaek）。

泰人早期国家以Chiang作地名冠称的缘由

在古代，早期的泰－傣人在建国活动和创立各种制度当中，受华夏文明影响启发而效仿的事物，除“波朗”制度以外，尚有地名、首领名称、行政区划、纪年纪日法、宗教信仰等等。

泰－傣人于公元12世纪、13世纪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所建立的早期国家的首都，如景洪（公元1160年）、清莱（公元1262年）、清迈（公元1296年）以及清盛、清通、清堪等城市，都用Chiang作地名冠称（景洪的“景”和清迈的“清”都是Chiang，只不过是地方音差异而已）。而Chiang（清）的含义是地方或城市，但是多数人没有察觉这个冠称直接来自汉字“城”。从表面看，Chiang（清或景）与城（Cheng）的发音有所不同，可是却与城的古音有些接近。宋朝初年徐铉校定和加注读音的《说文解字》所注“城”的中古音为渠运切（也就是Sheng）。这个中古音Sheng与老挝语发音Xiang（香）以及西双版纳傣语发音Jing（景）都比较接近。保留部分古音的广东粤语，城字的发音为Xing。从以上对城的中古音和泰－傣人不同方音的发音比较结果，可以认为泰－傣早期建国活动当中所使用的地名冠称，直接来源于古代汉语“城”。

泰－傣早期首领名字坤真源于中国古代对少数民族首领的称谓

泰－傣人史前时期和开始建邦立国初期，一些泰－傣地方志、纪事、典故都提到他们早期首领叫坤真或陶真。坤和陶为泰－傣人早期历史对国王或首领的称谓。泰国学术界已有人考证，坤与汉语的君字的古音发音近似，含义相同；而陶源于汉语头，意即首领、头人。因此，陶真也就是坤真，没什么差别。

坤真的坤（Kun）可能是源于汉语君主的君，君的《唐韵》为“举云切”，古音为Gun，与坤相近，并且坤的含义也是指帝王，泰国建国初期公元13世纪建立的素可泰王朝，其君主均以坤为称谓。如素可泰王朝缔造者坤西英他拉惕王，泰文的创造者坤兰甘亨王等。老挝第一个王国琅勃拉邦的始祖据说是坤波隆，缅甸掸邦傣族第一个王国勐卯的始祖据说也是坤鲁和坤莱两兄弟。因此，坤源于君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坤真的真（Zheng）呢？真（Zheng）在泰北清迈方言指宏大、威武，在老挝语指杰出，但泰国现代泰语没这个词，王家学院最权威的泰语辞典无此词条。其实，这个真（Zheng）也是源于汉语长（Zhang）字，长字古音直良切，即Qiang，同Zheng相近。既然坤源于君，古音为Gun；真源于长，古音为Qians。那么，坤真（Kun Zheng）也就是君长（Gun Qiang）。保留一些汉语古音韵的客家、潮州、广州等方言，在君长的发音上也与Kun Zheng或Gun Qiang相近。即客家话为Gun Zhong，潮州话为Gun Jiang，广州话为Guan Zheng。这些情况都证明坤真源于君长。

但是，坤真不是一般的借用君长这两个字。因为君长是中国古代对少数民族首领的称谓。涉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主要史籍，如《史记·西南夷列传》《后汉书·哀牢夷传》《华阳国志》《蛮书》等，均称少数民族领袖为君长。因此，泰－傣人的先民是有意识地抄袭中国古代这一称谓的。

至于泰－傣文早期典籍的记载，把君长（Gun Qiang）这一泛称当作他们早期的首领是坤真（Kun Zheng）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在泰－傣人先民尚未南迁中南半岛以前，他们的首领曾被中国朝廷委任为君长，但当时泰－傣人尚无文字，没有记载。后来到13世纪开始有泰文以后，他们的典籍才根据口头传说，把君长（Gun Qiang）记录为首领名字坤真（Kun Zheng）。

“景洪金殿国”的缔造者帕雅真实际上也是坤真

各支系泰－傣人史籍，都称他们的先民首领是坤真。而西双版纳傣文《泐史》和《勐泐地方志》都说，他们的先民首领帕雅真于公元1160年建立了景洪金殿国或勐泐国，那么，帕雅真和坤真有没有关系呢？

西双版纳是公元16世纪才出现的新名称，其地原名勐泐即泐国，因此其编年史称《泐史》，地方志称《勐泐地方志》。这些用傣文手抄的史籍，对景洪、勐泐建立初期的记载，有不少夸大不实之词。如勐泐归顺中国元朝是公元1292年，但上述史籍却说宋朝皇帝封帕雅真为勐泐之主。又如泰北兰那国建立于公元1296年，但《泐史》却说兰那以及勐交（安南）、勐佬（老挝）等皆受其统治；并说这些邦国酋长会商劝进，推帕雅真为大首领，号称景洪金殿国“至尊佛主”等等。

已故云南权威的史学教授方国瑜老先生在《西双版纳“泐史”概说》文章里说：“西双版纳傣文创始之初约在明初，则（《泐史》）作书不能早于明初。”方老判断：“故疑《泐史》所谓明初以前的事，仅有口说流传，至明代始著于书。”方老先生的论断十分正确。笔者根据泰北文献考证，西双版纳傣文是随同上座部佛教于公元14世纪末15世纪初从泰北兰那传入的，云南大学已故著名史学教授江应睴在其巨著《傣族史》里，同意并引用笔者关于佛教和文字传入西双版纳的时间。这些考证都说明《泐史》《勐泐地方志》有关明朝以前的记载是后人所追记，而且不是信史。

帕雅真的“帕雅”源于印度巴利语，是有佛教色彩的封建等级称谓。既然西双版纳佛教和傣文是明朝才有的，那么宋朝时期建立的景洪国或勐泐国的佛教色彩称谓“帕雅”和“至尊佛主”称号都可能是后人所追记时加上的。因此，笔者认为，既然当时不可能有“帕雅”的称谓，那么，所谓的帕雅真，其实就是其他支系泰－傣人所称的坤真，同时它也是源于《史记》所称的“君长”。

古代西双版纳的行政区划“圈”源于隋唐以前的“郡”

傣语版纳即千田，引申为行政区。傣语称十二为“西双”，故十二版纳就是西双版纳。后来，西双版纳逐渐被作为原景洪国或勐泐的正式地名。

原景洪国在划分十二版纳的同时，也将山区少数民族划分为十二个“火圈”，并委任各山区少数民族头人当“召圈”，即圈的长官。傣语“火”的定义是头，而“火圈”的“火”是作为前缀的词头，泛指首要，无特殊含义。但是，“圈”的意义是什么，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有人曾说是指山庄，但没根据。

“圈”是历来的汉语音译。傣语发音是“格－温”（拉丁拼音Gewen），泰国语发音是“克－温”（即“圈”）与汉语都是同源词。“格－温”和“克－温”与郡的发音差别不大，已故泰国著名学者披耶阿努曼拉差吞解释说，郡的广州方言发音为“关”（Gwan），潮州方言发音为“棍”（Gun），与“格－温”“克－温”发音差别不大。《说文解字》所注的古音为渠运切，其拉丁拼音为Gian。因此，“圈”就是郡的音译。

郡是中国古代从春秋至隋唐时代的地方行政区划名称。秦朝统一中国后，即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圈”或“格－温”在西双版纳是指山区行政区划。既然“圈”或“格－温”是源于郡，那么西双版纳是指十二“火圈”，也就是十二郡。除西双版纳外，云南其他傣族地区在过去也曾有过“圈”或“格－温”的区划。如孟连土司将辖区划分为十三勐九“格－温”，耿马土司将辖区划分为九勐十三“格－温”。

泰语“Waenkwaen”可能源于中国唐朝以前的“郡县制”

泰语有一个双音节词“Waenkwaen”。泰语“Kwaen”的含义是邦或地区，而“Waen”的含义是“圆形或一片片的东西”。泰国王家学院的泰语辞典给“Waenkwaen”下的定义是“附有周围领域的地方”。为什么把“圆形或一片片”的词与邦或地区结合成双音节词呢？一直是不解之谜。

泰国已故著名学者披耶阿努曼拉差吞曾经考证，泰语“Kwaen”可能来源于汉语“郡”。至于“Waenkwaen”这个双音节词，他根据双音节词两个单元的含义应当相互关联的规律作出判断，认为“Waen”的含义与“Kwaen”（郡）近似。

根据上述思路，笔者注意到，郡为我国春秋至隋唐时的地方行政区域名称。春秋末年，秦、晋、楚各国开始设郡，战国时在郡区域内设县，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制。秦统一中国后在各国范围设郡，下设县，正式形成郡县制。县的《唐韵》为“胡涓切”（Huan）。保留一些古音，可作为古音对比参考的粤语和客家语分别发音为“Yin”“Yan”。当我们把县的古音“Huan”及参考音“Yin”“Yan”和泰语“Waen”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他们的发音有些近似之处。因此，“Waenkwaen”可能源于中国唐朝以前的“郡县制”。

泰国历史上的“食采邑”与中国的“食封制”

泰－傣人早期的《君王世系》《史志》等古籍，都记载他们的君王、首领将辖区的城邑分封给太子、亲王去“食邑”，这“食邑”是泰－傣早期邦国的一种传统形式。

泰国历史上正式实行过分封采邑的食邑或采邑制。公元14世纪建立的阿瑜陀耶王朝，把重要城邑分封给太子、王子、亲王，受封者对采邑进行全面统治与征取税赋和劳役。这种“食邑”或“食采邑”的统治形式，对巩固王权统治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也发生过封邑侯王搞割据、称霸一方的消极作用。因此，在阿瑜陀耶王朝（公元16世纪），泰国朝廷对“食采邑”进行改革，改为派大臣、官员代替太子或亲王去“食采邑”。后来，由于有的“食采邑”大臣依仗权势搜刮钱财，培植个人势力，终于在曼谷王朝五世时期的公元1892年废除了“食采邑”制，改为建立行省，委派薪金制省长去管理各地。

泰国过去的“食邑”或“食采邑”制和中国古代的“采邑”或“食封制”相类似。中国周朝时，诸侯把采邑封赐卿、大夫作为世禄，有统治权，并对诸侯承担义务。秦汉时实行郡县制，因此承受封爵者在封邑内无统治权，只能征税赋。西汉初期曾分封皇亲国戚为诸侯王，直接统治封国。后来在景帝时发生吴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治国权被限制、剥夺，仅保留租税权。晋朝时，仍有分封采邑制，但已无统治权，以采邑为食禄，故称食邑。晋以后，采邑、食封制被废除。

泰国“食采邑”与中国的“食封制”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泰－傣人与我国古代百越有密切渊源关系及泰傣古文化有较深的华夏影响考虑，泰国的“食采邑”制有可能是受到中国“食封制”的影响而进行模仿的产物。

社神是中泰先民共同的原始信仰

社神崇拜是泰－傣人的原始信仰。目前，各个支系的泰－傣人，不论是泰国的泰人或者泰国周边国家的傣泐、黑傣、白傣、花腰傣、掸人、佬人等，均信仰社神。泰人、掸人、佬人和一些傣人，即便在信奉佛教以后也仍然信仰社神。泰国首都在王宫附近专门建有“国家社神庙”，公元1982年曼谷建都200周年纪念时，泰国国王还特地主持了隆重的祭祀国家社神仪式。西双版纳的傣族则在佛教寺庙院子的一个角落加设一个所谓的“佛寺社神”，巧妙地把原始信仰与佛教信仰融合在一起。因此，当今的西双版纳傣族，不但村村有佛寺，并且村村有社神。

泰国公元13世纪的素可泰王朝碑铭和14世纪阿瑜陀耶王朝的宫廷法，都有关于社神的内容。但是，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关于社神信仰的记载。当时的史学家左丘明所编著的《国语》就说：“……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西汉文献《礼记》就有关于社有大社、王社、侯社、村社等种类的记载。

泰－傣人祭祀的习俗与他们的稻谷生产紧密结合，他们在春耕秋收的两大生产季节中各祭祀一次。傣泐谚语说：“（傣历）八月（阳历六月）求雨（耕种），（傣历）正月（阳历十一月）求阳光（收割）。”这和中国古代在立春和立秋后两次祭祀的春社和秋社完全吻合。在祭祀方式上，古籍《荆楚岁时记》说：“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而西双版纳傣族祭社方式也相类似。即村子每一户派一人为代表，携带一只鸡、一瓶酒、一口铁锅、柴火和杀鸡刀，前去村社所在的社林参加仪式，在杀鸡煮熟祭祀后，即当场烹调集体聚餐。

综上所述，社神是中泰先民共同的原始信仰。

“十母十二子”纪年纪日法源于中国的“干支”

历法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纪年、纪月、纪日法。各个民族或国家都必须使用一定形式的某种历法，否则就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和行政管理。公元13世纪建立的素可泰是泰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和王国。目前尚存的素可泰时期的文献主要是碑铭。这些碑铭所出现的历法有以下四种：（一）随佛教传入的印度大历；（二）随佛教传入的缅甸蒲甘小历；（三）原来统治该地区的高棉（柬埔寨）式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和从印度传入的巴比伦式七曜纪日法；（四）称为“泰式”的纪年纪日法。

这个“泰式”纪年纪日法，泰北民间和西双版纳称为“十母十二子”纪年纪日法，因为它是以“十母”和“十二子”结合为六十周期纪年纪日法。云南各地傣族、掸邦掸族、老挝佬族、越南傣族至今仍然使用上述“十母十二子”纪年纪日法。素可泰王朝古碑称十二生肖为高棉纪年法，称巴比伦的七曜纪日法为高棉纪日法，而把“十母十二子”纪年纪日法与上述所谓的高棉纪年纪日法对照地称为“泰式年”或“泰式日”。说明素可泰的泰人把这种纪年纪日法当作本民族的历法，也说明它是建立素可泰王国的泰人固有的悠久的历史。

其实，这个“十母十二子”纪年纪日法，就是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纪日法。“十母十二子”就是十天干十二地支。中国殷商时期就用干支纪日，后来到了东汉顺帝时期又用干支纪年。汉朝文献《史记》和《淮南子》也称干支为“母”“子”，说“数从甲子始，子母相求”。素可泰王朝时期泰人的先民接受干支年代一定十分悠久，以致当时的泰人以为这是先民留传下来的历法，因此才把它称为“泰式年”或“泰式日”。

泰－傣阴历首月也称正月

泰－傣阴历称首月为“艾”月或“将”月。“艾”是泰语“兄长”，“艾”月即首月；“将”源于汉语“正”，“将”月即正月。正月的“正”，《广韵》的反切为“诸盈切”，现代汉语拉丁拼音为“Zhēng”。但是，正月、正旦含义以外的“正”，《广韵》的反切是“之盛切”，现代汉语拉丁拼音为“Zhèng”，其发音和其他含义的“正”发音之所以不同，是发生于秦朝。原来“正”只有一种统一的发音，后来秦始皇登基，他原名嬴政，“政”不但与“正”同音，而且含义通“正”字。为了避讳，因此将正月、正旦的“正”发音，从“之盛切”改为“诸盈切”。发展到现代，一般的“正”字（即《广韵》“之盛切”的“正”），拉丁拼音为“Zhèng”，但正月、正旦的“正”（即《广韵》“诸盈切”的“正”），拉丁拼音为“Zhēng”（与“征”“争”字同音）。

云南西双版纳、泰北清迈及老挝南掌操原始泰语的地区，也有令人十分惊奇的类似现象。他们的“正月”的“正”源于汉语，发音为“将”音（Jiang），但也是源于汉语的“方正”的“正”，发音却是“整”音（Zheng）。如西双版纳称“四方巾”的“四方”为“四整”（Si Zheng），清迈有一个古老的“四方街”（即方正街），称之为“嘎四整”，“嘎”为街，“四整”（Si Zheng）就是“四方”或“方正”的意思。古泰语这种同样是源于“正”的词，却有两种不同发音的怪现象，极大可能是秦朝时正月的“正”因避讳秦始皇名字而改音的影响和反映。

泰－傣人的谷神信仰与华夏稷神

泰－傣人生活于气候温暖的云南和东南亚大小江河流域，稻谷是他们的主要农作物和主食。由于稻谷栽培在泰－傣人民生活中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信仰“万物有灵”的泰－傣人民便很自然地将谷子神圣化，赋予其自然神灵的身份和法力，形成对谷神的崇拜。泰－傣传统的谷神均为女神，泰国泰人称谷神为“咪普索”（谷神妈妈），傣人称谷神为“咪宽考”（谷魂妈妈）或“雅宽考”（谷魂奶奶）。西双版纳傣泐人还认为，稻谷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因此，至高无上，甚至超过神圣的佛主。傣泐民间流传的“雅宽考”故事，说印度上座部佛教从境外传入西双版纳时，曾经发生佛主和“谷魂奶奶”到底谁至高无上的争论和较量。结果，由于从人类（包括僧侣）到家禽动物都离不开稻谷，因此被天神判定“谷魂奶奶”至高无上，主宰一切。这一故事的傣文手抄本甚至存放在佛寺的藏经柜，说明“雅宽考”在傣人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

中国古代早就有关于谷神的传说，并曾经为人们所信奉，那就是与社神相提并论的稷神。传说上古时期周族的始祖周弃曾在尧舜时代做农官，教民种稷（稷即小米，泛指五谷），他死后人们封他为稷神，也就是谷神。

封建王朝时期，稷神与社神并列，朝廷专门建造祭坛，每年隆重祭祀，后来社稷还成了国家的代称。《礼记·檀弓下》曰：“执干戈以卫社稷。”说明在中国古代社稷已无法分离。泰－傣人信奉的社神与华夏社神有渊源关系，泰－傣人的谷神也可能与华夏稷神有对应关系。

泰－傣人和华夏人的灵魂崇拜有近似之处

泰国泰族和云南傣族地区都信仰佛教，但是那里的泰－傣人在接受佛教以后，并没有抛弃原来的“万物有灵”的信念。这些原始信仰，除了社神、谷神以外，主要还有灵魂和巫师崇拜等等。

泰－傣人传统的迷信思想也认为，存在一种寓于人们躯体上作为主宰的灵魂。西双版纳傣族还认为人体主要器官，如首、脸、手、足、心、肝、肠、肺、胸、背、腰、颈等均附有各自的灵魂，共计32魂。泰－傣人把惊慌、恐惧不安、患病、意外事故等现象解释为失魂、惊魂或伤魂等等，因此必须举行安魂、招魂仪式。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灵魂崇拜的风俗。在民间，当人们生病或受惊时，往往采取叫魂方式来消除所谓惊魂、伤魂问题。当人死后还要举行招魂仪式，战国时期著名诗人屈原曾作过《招魂》流传后世。

世界上许多民族在蒙昧时代都很自然地产生灵魂崇拜，泰－傣人和华夏人也不例外，只是泰－傣语对魂的称呼与汉语有相似之处。泰－傣语称魂为Kwan，魂的汉语中古音为“户昆切”。对古汉语发音有参考作用的广东省一些方言的发音，如客家话Fun，潮州话Hun，广州话Wan。泰国已故著名学者披耶阿努曼拉差吞在他的专著《泰－中》中，曾经对泰国与中国的魂进行对比研究，他得出结论说：“从发音与内涵来看，汉语的魂与泰语Kwan十分接近。”

泰－傣人的“磨没特”与华夏巫师

泰－傣有从事迷信活动的原始宗教职业者——巫师，泰语称为“磨没特”。男巫师简称“波没特”，即巫公；女巫师简称“咪没特”，即巫婆。“波没特”标榜具有“超自然力”，能祈祷神灵保护村社的人们和牲畜，替人预卜吉凶，驱除妖邪，治疗疾病。西双版纳称“磨没特”为“磨彼”。泰－傣语“磨”的原意为精通，引申为专家或医师。“磨彼”即鬼医师，从事卜卦和以降神方法治病。泰语“没特”含义为法术即巫师，并且来源于汉语巫。巫的中古音为“Mu”，可作为汉语古音参考的客家话和广州话的发音也是“Mu”，与“没特”发音较接近。

巫和巫术在中国有悠久历史，相传商朝大臣巫咸是巫术的创始者。在古代朝廷，巫从事奉祀天帝鬼神，祈福消灾，以及求雨，兼事占卜，以巫舞降神，结合草医治病。这些职能与泰－傣“磨没特”十分相近，甚至在一些具体方法上也如此。泰－傣人支系的黑泰人的“磨没特”以巫舞降神形式驱鬼治病时，用唢呐和箫伴奏，中国古代巫师以巫舞降神形式驱鬼治病时，也以鼓和箫伴奏，两者十分相似，其渊源关系比较清楚。

泰－傣“Shang虎”“Shang鬼”与中国的“虎伥”“伥鬼”

泰－傣语有一个词“Shang”，和Shie（虎）结合可组成双音节词“Shie Shang”（即Shang虎），和“Phi”（鬼）结合组成双音节词“Phi Shang”（即Shang鬼）。根据泰语词典解释，“Shang虎”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形状似虎，“Shang鬼”则是一种凶恶的鬼魅。但是，这些解释十分模糊，到底这个“Shang”是什么，“Shang鬼”的“Shang”是什么模样，“Shang虎”的“Shang”是什么形状，谁也说不清。

根据考证，笔者认为“Shang虎”“Shang鬼”和中国古代传说的“虎伥”与“伥鬼”十分相似。其主要根据，除了“Shang”和“伥”的发音相似外，尚有内容类似或有对应意义的传说内涵。唐朝的传奇小说《传奇·马拯》说，人被虎咬死后，会变成鬼魂为虎效劳，诱骗人去喂虎，因此又有“为虎作伥”的成语。五代的杂记《北梦琐言》则说，江河有伥鬼，会呼人姓名，上当答应者入水必溺死。泰国也有关于神怪老虎“Sa-ming”的两种传说。一种说法是：“Saming虎”本来是法术极高的人，以致能变成凶恶的“Saming虎”，咬吃所遇到的一切人类和动物。另一说法是：老虎吃了很多人以后，会被死人的灵魂附身，成为能变幻为人的“Saming虎”。泰国的传说，虽然与“虎伥”和“伥鬼”传说不完全吻合，但也还有一些内在联系。总之，泰－傣的“Shang”和汉语的“伥”有对应关系是可以肯定的。

泰、寮人“祭太祭天”风俗源于华夏

越北泰人和老挝寮人信仰太神、天神，保持着祭太祭天的风俗。他们称太神为“台”，称天神为“腾”。越南北部西双主泰地的泰人认为，天神是至高无上的，对人间一切事物具有绝对权威的神灵。老挝民间古籍《南掌纪年·坤布隆故事》说，老挝第一个王国南掌的缔造者坤布隆是天神之子。老挝与泰国东北部的寮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天神”是他们的祖先，因此在每年的阴历正月或二月举行祭拜太神、天神的仪式。

他们称太神天神的“台”和“腾”，显然是汉语太和天的谐音。本来，泰、寮语就有“太”和“天”的词汇，太神、天神崇拜也是各族人民在古代普遍存在的风俗。但是，泰、寮人的先民之所以没有用本民族词汇称呼太神、天神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一风俗是源于华夏，而保持汉语称呼是为了显示其神圣至尊的地位。

中国自古以来就崇拜天神。早在殷朝就产生了天国和上帝的构想，到了周朝就形成了系统的天观，称苍天为天帝。两汉时代，天帝被称为太一。司马迁《史记》说：“太一，天帝之别名，为天神之最尊贵者也。”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泰、寮人祭太祭天风俗源于华夏古老的信仰。

泰－傣人称坟地为Ba Hiao的缘由

各个支系的泰－傣人（除了泰国中部泰人以外），均称公共坟地为Ba Hiao。Ba为泰傣语山地或野外，而Hiao的本来含义是什么却不清楚，这个词也没有用在其他方面。

有人说，Ba Hiao或Hiao山是指早已死亡者的坟地。有一本《泰国东北方言辞典》说，Hiao山是专门为非正常死亡或凶死者设的坟地。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泰国北部、南部，老挝以及云南、缅甸、越南泰－傣人的Hiao山都为一切已故的人们，包括正常与不正常死亡的人们所设的公共坟地。

笔者认为Hiao山的Hiao可能不是泰－傣语原本的基础词汇，而可能是源于汉语“孝”。孝，宋朝《广韵》的反切为“呼教切”，保留一些古音的客家方言与广州方言的这个孝字发音为Hao；与Hiao的发音相近。

自古以来，孝就是中国古老而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孝道除了要孝敬尊亲以外，尊亲死后要居丧守孝，穿孝服表示哀悼。埋葬死人的坟地，治丧事时必然要遵守各种孝礼，这一点可能是泰－傣人把坟地称为“孝山”即Hiao山的原因。

泰国古老的绵纸古籍源于中国唐宋的经折装本子

泰－傣人有一种古老的手写本古籍，其装订形式是将长幅书写用绵纸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在首页和末页各加硬纸作封面。这种本子反复两面书写，可连续不断地循环翻阅。泰国称“沙目泰”（泰式本子），内容多为地方史志典故、草药偏方、文学故事等，目前基本上已不再制作，泰国国家图书馆把它作为古籍珍本保存。西双版纳傣族称之为“薄练”（伸缩性本子）。泰国之所以称这种折叠本为“沙目泰”或“泰式本子”，是由于它是泰傣人先民流传下来的传统本子。其实，这是中国古代经折装的翻版。

造纸术是中国发明的。纸质手写书的装订，在六朝和隋唐期间，基本上是卷轴形式。后来由于卷轴收展不便，唐代末期逐渐转变为经折装。这经折装就是泰国“沙目泰”的样本。经折装盛行于五代和宋朝。后来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南宋后期册页书流行，书籍装订逐渐改为包背装和线装，经折装和在经折装基础上改进的旋风装被淘汰。现在，经折装在中国只是古籍古董或仿造的假古董。

泰国的泰人把中国古代的经折装称为“泰式本子”，充分说明泰人先民在古代与华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各个支系的傣人仍以古老的词汇称筷子为“箸”

泰国的泰人称筷子为“Ta Giab”，但是包括傣泐、黑傣、白傣、德宏傣族以及掸人、寮人均称筷子为“Tu”，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Ta Giab”的“Ta”是没有定义的前缀（像老虎的“老”），“Giab”的含义是夹，泰国的筷子是华侨带去的工具，“Giab”也可能是泰人根据筷子的功能用华语创造的词汇。筷子并不是中国自古就有的词汇。中国古代称筷子为箸，其发音为陟虑切。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有箸字，却没有筷字。笔者认为各支系傣人对筷子的名称“Tu”，是来自于“箸”，“Tu”就是“箸”。滇桂黔诸省的壮族、布依族等壮侗语族人称筷子为“Te”，广东省一些方言如潮州话称筷子为“Te”，四邑地区方言称筷子为“Tu”，也都来源于“箸”。

那么，“箸”怎么会变成“筷”的呢？明代进士陆容在《菽园杂记》里写道：“民间俗常，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后来，因为筷是竹子制造的，快加个竹字头，成了“筷”，这就是“箸”变成“筷”的起因。当然，筷子改名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缓慢地在全国逐渐改变的。陆容在同一著作里说：“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称‘快儿’者。”说明当时（公元15世纪）“筷”字尚未获得全社会的认可。

傣人称椅为凳的缘由

泰－傣人自古以来就是“席地而坐”，而中国在三国时期出现凳子以前，汉族也是“席地而坐”。

傣语的“Dang”（凳）和泰语的“Gao E”（交椅），明显是源于汉语凳和交椅。早在古代，凳子就从汉族地区传到傣人先民那里。各个支系的傣人均称没有靠背、供人坐的家具为“凳”，也称椅子为“凳”。泰国语除了有“凳”以外，还有“交椅”的词汇，这是18—19世纪曼谷王朝时期由迁徙泰国的华侨传入泰国的词汇。

凳和椅并不是汉族固有的，成书于东汉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的《说文解字》就没有凳字，而当时《说文解字》的“椅”字是一种树木名称，还不是供人坐的家具的定义。据《晋书·王羲之传》，公元3世纪的魏国开始出现凳（橙）。后来，唐朝人将胡床改造成椅子，《新五代史·景延广传》就记载了公元10世纪的五代的椅子。

傣语在古代从汉语吸收的坐具名称，只有凳而没有椅，他们也称椅子为凳子。笔者认为，既然傣人是从华夏南迁的，那么，傣人先民可能是在南迁前从汉族那里吸收了凳的词汇。后来，当唐朝汉族有了椅子的时候，傣人先民可能已经南迁了，从此他们不知道“椅子”的词汇，并称椅为“凳”。

泰－傣人一些日用品的名称与来源

泰－傣人的日常用具当中，一些和中国固有名称一致或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但不含由华侨移民时带去的），除了已经列举到的“经折装”薄子、箸、凳以外，尚有幢、屐、土墼、织机、首环、纸鹞等，笔者将陆续叙述。

幢（伞）

遮雨遮阳的伞，泰人称为Rom，意思是阴凉；而各支系的傣人则称为Zhong，即幢。幢本来是古代帝王作为仪仗的旌旗，但幢盖却是伞形的华盖，因此傣族把华盖与伞均称为幢。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双版纳景洪宫廷既称伞为幢，也称华盖为幢。景洪宫廷华盖的形状，就是丝质绘金粉文饰的金伞，称为“金幢”。景洪宫廷还委任地位较高的山区少数民族大头人为“金幢大叭”，享受骑马进景洪王宫城门可不下马的特殊待遇。

屐（鞋）

过去，泰人称鞋为Gerk，泰北兰那泰人和老挝人称鞋为Gerb，西双版纳傣人称鞋为Kaeb。其实，Gerk、Gerb和Kaeb只是方言发音的差别。据笔者研究，均来源于汉语屐。屐的含义，在古代除了指木屐以外，也指鞋，如草鞋为草屐，称布鞋为帛屐。屐的古音反切为奇逆反，近似Gerk的发音。西双版纳气候较热，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大多数穷苦农民，平时不穿鞋。雨季期间，一些村口道路泥泞，傣族就用大龙竹片制成木屐来穿，也称为Kaeb。

泰－傣与华夏的土墼和织布机名称

土　墼

西双版纳傣族把土坯和砖称为Din Gi。Gin是土，而Gi的本义是什么呢？由于泰国东北部泰人把砖称为Din Ji，泰国北部泰人除了称砖为Din Gi外，也有部分泰人把砖称为Din Ji。泰－傣语的Ji是指烧烤，因此有人认为Din Gi的Gi可能是Ji的谐音。所以，这个Gi也就是烧烤。那么，Din Gi就可能是指烧过的砖。从表面看，上述推论似乎合乎逻辑，其实不然。由于泰－傣人某些古代文化有密切的华夏源渊，因此这个问题要从中国建筑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上古时期的周朝就已用墼（土坯）砌墙，而砖的出现比墼晚。秦汉时期砖才成为北方的建材，到了三国和晋朝时期，砖才逐渐在长江以南广泛使用。

在泰国早期的素可泰王国和兰那王国古城遗址的颓垣断壁中，考古学家发现在土坯中掺有稻谷和谷壳，其实就是土墼。说明泰－傣人在古代曾经用土墼做建材。

织布机

男耕女织也是泰－傣人悠久的文化，他们称织布机为Gi。这名称显然来源于“机”，即机器或机械。中国古代的机械，主要有织布机、弩机、捕鸟的机槛、云梯等等。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日常生活所不能缺少的织布机。它还可能是华夏传入泰－傣地区最早的机械。

泰－傣与华夏的“环”与纸鹞的名称

环

作为首饰的环，泰－傣语都称为Waen。然而，泰语Waen是指戒指或指环，而西双版纳傣语的Waen却是手镯或手环。这一现象看来似乎有点怪，同一个首饰名称，泰语和傣语的定义却不一样。但是，只要研究一下Waen这个词的根源，就会发现它来源于汉语的“环”字。而“环”在华夏则包含指环（戒指）、手环（手镯）、臂环、脚环和耳环等。这一来，关于泰语和傣语对Waen的具体定义不同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Waen或“环”本来的含义就包含了泰－傣语的两种具体定义。

纸　鹞

风筝是世界各国民间都有的玩具。华夏的风筝原名纸鹞，至今客家和广东方言也还称风筝为纸鹞。泰－傣人称风筝为Wao，这显然是汉语“鹞”的谐音，即源于华夏纸鹞的名称。纸鹞或风筝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说五代时期的汉隐帝和李业发明了纸鹞，作为宫中玩具，称纸鹞或鹞子。后来，人们又在纸鹞首系上竹笛，使风入作声如筝鸣，故称风筝。泰－傣语没有“风筝”的词汇，这可能是泰－傣人在纸鹞演变为风筝以前，就接受了这个玩具。因此，一直保留“鹞”即Wao的称呼。

Ngerk（鳄）在泰－傣语演化为神话水怪名称的由来

在动物名称方面，泰－傣语和汉语有不少同音或近似音的词汇，例如鸡、牛、马、象、鳄等。笔者将列举具有研究价值的某些动物同音词进行阐述。

鳄与Ngerk

现代泰－傣语的Ngerk（鳄），是指神话传说中的美人鱼、水怪。笔者认为它源于汉语“鳄”，即鳄鱼。可是，现代泰－傣语却称鳄鱼为Jorakei或Takei。为什么泰－傣人不用源于鳄的Ngerk来称鳄鱼，而使这个词语的定义演变为神话水怪呢？这是十分有趣的问题。

泰－傣人先民和秦汉以前的中国百越民族集团有渊源关系。百越主要聚居的长江下游，自古就有鳄鱼出没。西汉文献《淮南子》就提到越人文身以防水中蛟龙（鳄鱼）伤害。因此，泰－傣人先民可能是在这个时期从汉语接受Ngerk即鳄的词汇。后来，由于他们南迁到没有鳄鱼的地区，随着千百年时间的消逝，时过境迁，导致泰－傣语中Ngerk的定义发生了演化，变成与鳄没有关系的神话水怪（如人鱼等）。所以，当他们迁徙抵达开始有鳄鱼的湄公河中流及泰国的时候，他们已经不知道这就是真正的Ngerk，于是便出现了称鳄鱼为Jorakei或Takei的词汇。

泰－傣人称岩羊为Yiang Pha－Yerng Pha和Liang Pha的缘由

泰－傣人对山羊、绵羊有自己固有的名称。他们根据山羊和绵羊的叫声，称山羊为Phae（沛），称绵羊为Gae（盖）。但是，对岩羊却称为Li-ang Pha或Yiang Pha－Yerng Pha。笔者认为，Yiang和Yerng显然是源于汉语“羊”，但带有广东方言的发音，而Liang是Yiang－Yerng的谐音，Pha是泰－傣语山岩。因此Liang Pha和Yiang Pha－Yerng Pha就是汉语岩羊的翻版。

泰－傣语已有羊或山羊的固有名词Phae，为什么他们不在这个名称上加个“岩”字来称岩羊呢？

在中国，岩羊分布于西北和西南各省区以及内蒙古和西藏东部，而泰－傣先民可能居住过的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没有岩羊的踪迹。笔者判断，泰－傣先民尚未南迁之前，不知道也不认识岩羊。后来，当他们南迁到云贵高原及其以南地区遇到岩羊以后，他们也不知道是山岩地带的羊或山羊，因此按当地居民习惯，根据汉语岩羊的名称，按广东方言发音称之为Yiang Pha或Yerng Pha（岩羊），而Yiang Yerng的发音，又衍化为Li-ang。这可能是现代泰语辞典说岩羊是Liang Pha，也称Yiang Pha和Yerng Pho的来由，而云南傣族一向称岩羊为Yerng。

与古汉语有关联的泰－傣语植物名称

泰－傣语在日常生活和动物名称方面的词汇，有不少与汉语有渊源和对应关系。但是，在植物名称方面，不含近代泰语从华侨方言引进的菜蔬等名称以外，据笔者考证，只发现有豆、茗、茄、柏、桃等名称。

豆　类

泰语称豆为Tua，傣语称豆为To，都是汉语豆的谐音。豆的种类繁多，如黄豆、红豆、扁豆、蚕豆等，泰－傣语大多用Tua或To加上泰－傣语修饰词组成合成词。如Tua Lerng即黄豆，Tua Baep即扁豆，称豇豆为Tua Fak Yao即长荚豆，称蚕豆为Tua Bak—A即开口豆，等等。但是，泰国泰语对豆腐、豆豉、豆花儿等豆制品却纯粹套用潮州方言，称为Dao Hu、Dao Jiao、Dao Hui等。同样是“豆”这个词头所衍生的词汇，泰语在吸收应用时，对豆类名称与豆制食品名称采用融合与音译两种不同方式，反映出前者（豆类名称）是以前各个时期吸收的，后者（豆制食品）是近代华侨引进传播的。古代引进的Tua（豆）这个泰－傣语词汇，已经和整个泰－傣语融合，以致泰－傣人认为是他们固有的词汇了。

泰－傣语与汉语对茶的称呼

茶是亚洲人喜爱的饮料。泰国人称茶为Cha，云南傣族称茶为La（La是佤族名称LaWa的简称。佤族是云南最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有人认为佤族是最早饮用和种植茶的民族，因此傣语称茶为La）。茶这个词在泰语和傣语有着不同的称呼，是值得考究的现象。

因此，泰国泰语的Cha很可能是近代广东华侨移民传到泰国的。既然唐朝中期规定的“茶”这个词没有传到泰－傣人当中，这一事例也可以作为旁证，证明泰－傣人可能在中唐以前就已经南迁了。

泰－傣的Miang源于汉语的茗

中国唐朝以前称茶为茶、、茗的古名称，只有茗传到泰－傣人那里。泰国北部清迈、清莱一带泰语称茶树为Miang，西双版纳傣语称老茶叶为Miang，显然是汉语茗的音译。

东汉的《说文解字》没有“茗”字，晋朝时才出现茗的名称。《尔雅·释木》称：“，苦茶。”晋朝学者郭璞作注释时称：“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西双版纳自治州人民政府编，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傣汉词典》中称Miang这个词条的定义是老茶叶。上述两种定义的吻合能否说明西双版纳傣语关于茗或Miang的定义直接来自晋朝或中古时代的中原呢？很难说，因为一方面无法寻求有力的证据，另一方面也无法排除其巧合性。

西双版纳和缅甸景栋地区傣人以及泰北泰人把茶叶蒸熟再加沤发酵，作为饭后口含或咀嚼的零食，称为Miang。泰北的Miang还加上酸或甜的调味，酸味者称Miang Som（即“酸茗”），甜味者称Miang Wan（即“甜茗”）。后来，泰国称为Miang的零食已用假侷、刺桐以及生菜叶代替蒸沤的茶叶，并配以炸过的花生、椰丝、虾米以及可口的调料，称为Miang Lao（老挝茗），Miang Kam（一坨一口的茗），成为泰国有特色的地方零食。

云南傣语把松树称为柏树的缘由

西双版纳和德宏傣语都称松树为Baek树。Baek是汉语柏的音译。把松树称柏树，还有把松明称“柏明”，松球称“柏球”，显然是“张冠李戴”。

傣语的Baek树的Baek源于汉语，汉语的松与柏分明。松与柏虽然同属裸子植物门，但却是属于两种不同的科。据《辞海》的词条，柏树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在历史上是百越的分布区，而傣族与百越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笔者认为，傣族的发源地可能位于有许多柏树但没有成片松林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后来，他们南迁到滇南和滇西南，这些地区的山上分布着茂密的松林，但没有成片成林的柏树。松和柏虽然不同科，但还有相似之处。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傣族才弄错了，张冠李戴地把汉语对柏树的名称用来称呼松树。

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还有少数柏树，但是德宏傣语仍然称柏树为Paek树，形成松柏不分的现象，而西双版纳傣语则在柏树名称加上修饰词。如称柏树为Paek lai，意即“丝柏”；称杉树为Paek wan，意即“太阳柏”。

茄子是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的蔬菜

泰－傣语的蔬菜名称，如果是属于近代由华侨传入泰国或由汉族传入西双版纳的，有不少是按照华侨或汉语原名来称呼。

泰国按潮州语称芥蓝菜为Kana，称茼蒿为Tang Ho，称芹菜为Gen Cai等。而西双版纳则按照汉语称菠菜为Bo Cai，称莴笋为Wo Sun等。但是，属于泰－傣人原有或移植年代久远的蔬菜都有泰－傣名称，其中有一种与汉语名称一致的蔬菜即茄子，汉语名称有可能源于泰－傣语。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茄子原产于东南亚热带地区，于公元4—5世纪传入中国。泰－傣语称茄子为Ma Ke或Mak Ke，Ke是与茄对应的发音，Ma或Mak是果，Ma Ke或Mak Ke就是茄果或茄子。

汉语茄子的茄，极大可能是泰－傣语Ke的发音。东汉《说文解字》有茄字，但是这个字在当时的定义不是茄子，而是指“芙蕖茎”，芙蕖即莲，“芙蕖茎”就是莲或荷的茎。汉初的《尔雅·释草》也说：“荷，其茎为茄。”《说文解字》与《尔雅》关于茄的定义反映了汉朝时期尚无茄子，也就是说当时茄子尚未传入中国。后来，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农学家贾思勰于公元533—544年编撰的《齐民要术》就记载有茄子的栽培法，这一情况与茄子于公元4—5世纪传入中国的说法完全吻合。

西双版纳傣语称桃子为“红果”的重要意义

泰国水果多数为热带水果，中国水果多数为温带或寒带水果。因此，泰语往往按华侨的潮州方言音译中国温带水果，如称桃为To果，称梨为Sali（沙梨），称板栗为Gao Lad，等等。西双版纳平原虽然产热带水果，但是在山区或半山区也产某些温带水果，如桃、梨、栗等。西双版纳的这些水果都有傣泐语名称，桃子称Mak Kong，梨称Mak Go等。

西双版纳傣泐语称桃子为Mak Kong是很有重要意义的线索。Kong在傣泐语是指桃红或粉红，Mak Kong就是粉红色的水果，并且也称桃红或粉红色为Si Kong。Si是颜色，Si Kong即桃红色，而这个“Kong”来自于汉语“红”。为什么傣泐语借用汉语的“红”字称桃色呢？因为古汉语的“红”字最初就是指桃红或粉红色。《说文解字》给的定义是“赤白色也”，《辞源》也引《楚辞》的注释说：“红，赤白色。”后来，“红”才泛指各种红色。唐朝司马贞撰《史记索隐》时就说“红，赤色貌”。

既然傣泐语“Kong”或红的定义与古汉语的定义相同，说明傣泐和其他傣人的先民在古代就已经和中原华夏有着密切的语言、文化交流。汉语“红”的定义后来已经变化为泛指红色，但傣泐语Kong的定义却保持不变至今；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操傣泐语的傣族先民已经南迁，在滇南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远离了汉语的势力范围与影响。1000多年以来，傣泐语的Kong能够长久地保持“赤白色”的定义，是十分罕见的民族语音学现象。这个Kong字就像是傣族语言学的一小块“化石”，是古傣语与古汉语在历史上相互交流的见证。

泰语和傣语所吸收、掺入的各种汉语词汇

由于泰－傣人源于中国古代越人，以及泰国华侨众多，傣泐的西双版纳属于中国领土等原因，致使泰语和傣泐语中吸收和掺入了一些汉语词汇。即现代傣语中有来自华侨的潮州语词汇，现代傣泐语中借用的汉语，泰－傣原始语言中所融合的古汉语。

泰国华侨以潮州人为主，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潮州方言的一些常用词汇也出现在泰语当中。商业市场中常用的生意经商、兴衰、头家、白食（附加费）等潮州词汇已成为泰语口头禅，有的还成为泰语词典的词条。

1950年前，西双版纳傣人与汉族接触较少，傣泐语吸收的汉语词汇有限。主要有碗、桌、凳、斤、两、县长、政府等，并且称粉丝为“索粉”，称士卒为“练”。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过去封建农奴制度和自然经济中没有的新事物和新变革，都直接使用汉语词汇。可以说，现代傣泐语如果不借用汉语词汇，就无法表达现代的各种新事物。

泰－傣语的原始词汇中融合着一些古汉语词汇。有些古汉语借词，如果不加以研究和考证，往往不容易发觉。泰－傣古语和古汉语词汇的融合是十分有趣和有学术价值的特殊现象。

融合在泰－傣原始词汇中的古汉语

汉语和泰－傣语是不同的语族。这两种语言在天文地理、自然现象和人体器官等基本词汇方面，完全不相同。两者除了都是单音节词这个共性以外，他们确实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但是，人们只要稍为留意一下，就会察觉到这两种语言的数字词发音十分相似。如果再仔细观察，又会发现在泰－傣语基本词汇里融合有一些已经“泰－傣化”的汉语词汇。例如在生活起居方面，傣语仿古汉语称筷子为箸，称伞为幢，称酒为醪，称风筝为鹞等。此外，汉语的片、线、根、本、漏、温、烘、熟、缆、退等已融合为泰－傣词语，如果不加考证很难辨认这些词的汉语缘由。

但是，最重要和最有研究价值的是融合在泰－傣民族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古汉语词汇。这些词汇，有的属于首领的称谓，如传说时期的首领“坤真”实际上就是司马迁《史记》对少数民族首领的泛称“君长”；有的是地名的前缀词，如景洪的“景”或清迈的“清”，实际上就是汉语的“城”；有的是纪年纪日的干支系统，即甲子、乙丑等；有的是属于原始宗教信仰，如社神的“社”、巫师的“巫”、灵魂的“魂”等。

笔者认为，泰－傣语原始词汇融合了一些古汉语词汇这一特殊现象，可以用来研究泰－傣先民与华夏之间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

古泰语与汉语语音的比较研究有赖于传统的反切法

对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的研究，必须进行古泰语与汉语古音的比较。而部分汉语的现代发音与古音不同，使古泰语与汉语语音的比较变得复杂。例如，关于泰语词汇“Waen Kwaen”（区域）源于汉语县郡的假设，由于“Waen Kwaen”的发音与县郡相差较大，使人们对这一点假设产生疑惑。经过查对县与郡的反切，知道县是胡涓切（Huan），郡是渠运切（Kun），“Huan Kun”就与“Waen Kwaen”接近了许多。因此，核查有关汉字的古音，对古泰语与汉语的对比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何查找汉字古音呢？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只好对一部分字的读音，说读音若某某字（如硚字，注明“读若鸠”）。后来，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梵文佛经的翻译使人们知道声母与韵母的拼音法，终于导致发明反切注音法。隋朝陆法言编《切韵》，唐朝孙面校订《切韵》，并将它改为《唐韵》。宋朝初年雍熙年间，徐铉奉朝廷命令修订《说文解字》。徐铉除了修订补充字典内容外，还根据《唐韵》注明每个字的反切。宋朝中期大中祥符年间，陈彭年修订《唐韵》，并将修订本改称《广韵》。后来，人们对汉字中古音的研究，主要根据《广韵》和《说文解字》的反切。笔者对古泰语与汉语古音的比较，也是求助于《广韵》和《说文解字》的反切。

新中国成立前的西双版纳

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在历史上，是历代朝廷和民国时期所敕封的车里宣慰使司。宣慰司是中国元朝以来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藩属政权，委任少数民族首领为宣慰使，以示笼络。

车里宣慰司是傣族支系傣泐的政权，傣语称“贺堪景洪”，即建立于公元1160年的“景洪金殿国”。当时，泰－傣民族其他支系在同一时代先后建立的兄弟之邦，有滇西德宏地区的果占璧国（麓川宣慰司）、位于现在泰北的兰那国（八百宣慰司）、位于现在老挝琅勃拉邦的南掌国（老告宣慰司）、位于缅北掸邦的木邦国（木邦宣慰司）和勐养国（勐养宣慰司）。后来，果占璧（麓川）由于战乱被明朝废止，兰那合并于泰国曼谷王朝；南掌（老告）发展为老挝，之后沦为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木邦和勐养沦为英属殖民地缅甸的掸邦；唯独景洪金殿国以车里宣慰司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

景洪金殿国位于云南省南部边疆地区，边界与缅甸东北部和老挝北部相连，隔着缅、老的金三角走廊与泰国北部遥遥相望。公元16世纪后，景洪金殿国和车里宣慰司又通称西双版纳，这是小型的少数民族政权，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20世纪50年代初人口约27万人，其中傣族约10.5万人，汉族5000人，其余为哈尼、布朗、拉祜等山区民族。

西双版纳从公元1160年建立的景洪金殿国到1950年，近800年来，虽然不断发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邻国军队的入侵、中央朝廷的军事干预和对宣慰使职务的撤换等等事变，但是西双版纳或车里宣慰司却一直保持和延续叭真阿拉武王朝封建主的统治。清朝的“改土归流”无法进行。民国时期成立“思普治边行政总局”，企图“改土归流”也未成功。上自召片领或宣慰使，下到各地召勐（土司）和村寨头人仍然掌握着封建领主的权力。

勐泐早期的历史

勐泐或“景洪金殿国”建立于公元12世纪，但是它建立经过的历史背景却不清楚。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只有傣文的《泐史》。《泐史》的傣语名称为《朗丝本勐泐》即“勐泐史籍”，是勐泐或车里宣慰使司官方用傣文编撰的宣慰使世系史。

西双版纳傣文或傣泐文源于泰北兰那泰文，这两种文字基本相同。泰北兰那泰族与西双版纳傣族的语言、习俗相近似，而兰那泰文和西双版纳傣文不但是传播上座部佛教的工具，也是随同上座部佛教的传播而传入兰那和西双版纳的。据公元15世纪成书的兰那泰文文献《宗教本源志》记载：公元14世纪下半叶，缅甸孟人地区塔通的大寺派上座部佛教传入兰那首都清迈，15世纪又从兰那传入勐泐。孟人是中南半岛最早的土著，缅甸的孟人根据南印度的克罗那陀文字体改制成孟文。随着上座部佛教从孟人地区传入清迈，后来又传入勐泐，孟文也一同传入并成为兰那泰文和西双版纳傣文。

既然《泐史》是傣文史籍，因此《泐史》有关14世纪以前的记载就不可能是信史。已故云南著名史学家方国瑜教授也在《西双版纳“泐史”概说》一文中断定：“西双版纳傣文创作之初约在明初，则《泐史》作书不能早于明初。”西双版纳或勐泐所建立的公元12世纪时期，相当于南宋朝代，而这一时期的中文文献也没有关于勐泐的任何记载或线索。一直到了13世纪末（公元1292年）元朝军队出征泰北兰那时偶然受到勐泐的阻拦，因此被元军占领，《元史》等中文文献才开始有关于西双版纳的记载。

在没有同时期文献可以阐明勐泐建立的历史背景的情况下，人们只好试图从勐泐或傣泐的古老传说来进行探讨。

《泐史》有关14世纪以前的记载是后人的追记

西双版纳《泐史》或《勐泐史籍》是用傣泐文编撰的勐泐国主召片领的世系史。由于傣泐文产生于公元15世纪，因此《泐史》关于公元14世纪以前的记载，不可能是当时的纪事，而可能是15世纪有了傣泐文以后的追记。正如已故云南史学大师方国瑜教授指出：“《泐史》所载明初以前事，仅有口说流传，至明初始著于书。”

《泐史》从公元1160年建立勐泐到14世纪末明朝初年这一段的记载，确实有含混不清的现象。首先，《泐史》一开头就说，叭真“入主勐泐”。就是说他从外地来景洪建立勐泐，当了勐泐国主。中外学术界至今也无法考证这位叭真的确切身份与来历。叭即披耶，是泰－傣封建等级制度首领、头目的头衔。这一头衔具有佛教和婆罗门教的色彩，是公元15世纪佛教传入勐泐以后的产物，因此叭不可能出现于公元12世纪的勐泐。泰国北部和老挝、越北泰－傣族传说中的早期首领“坤真”的坤，是源于汉语“君”的头衔。既然“叭”和“坤”都是头衔，叭真也可以改称坤真。而事实上，坤真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朝廷对少数民族首领的泛称，并不是泰－傣早期首领的真实名称。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勐泐初期尚无傣文，因此不可能确切记载首领名称及有关情况。

其次，《泐史》对明初以前这一段的勐泐国主记载简略，有的世系记其嗣位与卒年，而有些稍为详细的事例则无限夸大，甚至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例如，称勐泐建立时，“兰那、猛交、勐老皆受统治”。事实上，泰北清迈的兰那国建立于1396年，勐老即南掌国建立于1353年，根本没有受统治的条件，而猛交即安南在公元12世纪时已是比勐泐强大的封建国家，刚建立的勐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去统治几百公里远的安南。至于说，叭真拥有嫔妃12000人，人民844万人，白象9000头、马97000千匹，明显是无限夸大，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关于傣泐南迁来西双版纳定居的传说

西双版纳傣族早期的历史没有文字记载，只有关于他们南迁定居的一些传说。

公元1921年勐海县当地出生的汉族刘献延和当时的县府秘书张镜秋，分别记录了勐海傣族从云南的北方迁徙到西双版纳定居的传说。刘献延的记录称：勐海傣族原来住在贵州省“大勐泐”，后来该地发生瘟疫，傣族不得不迁徙。开始他们沿苗岭山脉从东往西走，经过贵州省西边的威宁县，然后进入云南，经过三年的长途跋涉，抵达当时易武县的磨歇坝（现为勐腊县境内）。由于磨歇坝子较小，开垦的田地还不足以养活他们，他们在那里住了一年以后又渡澜沧江到西岸那边的勐海定居。

张镜秋的记录是根据勐海土司署秘书长叭龙欠所谈的传说，内容和刘献延的记录近似。也是说傣族原来住在“大勐泐”，后来由岩海、岩翁两兄弟带领2000名傣族往南迁，经过两年的跋涉，抵达易武县的磨歇坝。由于该坝子太小，他们又西渡澜沧江到景洪坝子的曼岭，后来又继续往西到勐海定居。该传说称，勐海的地名源自带领傣族南迁的首领岩海。

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歌手赞哈也把迁徙的传说编成赞哈唱词《迁徙》。说傣泐原来居住在北方很远的大勐泐，后来由于发生瘟疫，无法继续住下去，只好通通往南迁徙。率领他们南迁的是称为雅坎亮（红金婆婆）的妇女领袖。唱词十分夸张地说，迁徙人数多达10万，爬过上万个山头，走过3000个坝子，最终到达澜沧江边，在那里定居建立了“新勐泐”。

德宏傣族来自怒江上游的传说

傣族历来有拆破损旧房盖新房的习俗，而德宏州农村傣族在乔迁新居时，却要进行一种十分特别的仪式。

当新房子盖好要启用新居时，屋主和家庭成员象征性地挑行李、牵耕牛、携带犁轭和粮食、锅碗用具进住，在门口守候的老人问：“你们从哪里来？”屋主答：“从怒江上游来，想找一个安居的好地方。”然后才进住新居。另外，德宏有些傣族在儿子娶媳妇时，公公也要问过门媳妇：“你从哪里来？”媳妇也是回答：“从怒江上游来。”

这个别致的乔迁仪式形象地说明德宏傣族的先民是从怒江上游南迁到德宏地区的。已故资深民族工作者刘岩，在离休后对傣族南迁问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考察。他在《傣族南迁考察实录》专著中说，关于德宏傣族来自怒江上游的传说是有事实根据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六库附近的怒江江边，目前还有一些傣族村落。傈僳族古老的民歌唱词也说：“当傈僳族来到怒江峡谷之时，在河谷里就住着傣族；怒江两岸的小块稻田，都是以前傣族开垦的水田。”另外，福贡县小坝子的水田也是傣族先民开垦的。现在六库附近有称为“摆夷坟”的坟地，“摆夷”即傣族的俗称之一；有一个村庄还有傣族村名。

丽江地区历史上的“濮懈蛮”可能是傣族先民

位于金沙江流域的丽江，在纳西族木氏土司于唐朝武宗年间（617—626年）占据统治丽江以前，丽江境内金沙江流域居住着称为“濮懈蛮”的居民。纳西族学者和即仁先生在他的论著《试论濮懈蛮的族属》中说，从历史传说和现存的“摆衣坝”“摆衣村”遗址看，濮懈蛮可能是傣族先民。

当地普米族老人说，现有当地耕地大部分是摆衣人先民开垦的。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在唐朝统治丽江以后，“濮懈蛮”也被纳西首领征服。濮懈蛮除了有些可能融合于纳西族外，大多数都迁徙离开了丽江地区。有些可能往南到洱海地区暂住然后再南迁；有些可能越过怒山，迁到怒江流域福贡一带居住。后来，傈僳族来到怒江流域，征服了濮懈蛮，这些傣族先民只好再度移动，向怒江下游的德宏地区迁徙。由此可知，濮懈蛮很可能是德宏傣族的先民，并且是德宏傣族乔迁新居时要表明他们从怒江上游来的原因。但是濮懈蛮也不是丽江的土著，他们是从外省迁到丽江的。

云南省各地的傣族都不是当地的土著

《泰－傣研究随笔》前两篇已谈到西双版纳傣泐和德宏傣那不是云南省的土著，而是云南以北地区迁徙去定居的。西双版纳州和德宏州是云南省最大的两个傣族聚居区。

据1990年的人口调查，云南傣族有1014318人，西双版纳傣族265781人，德宏傣族287518人，两者共553299人，占全省傣族的54.5%。除了西双版纳和德宏以外，云南省傣族还分布在普洱市、临沧市以及红河流域、文山州和金沙江流域，这些傣族也不是当地的土著，而是从云南以北地区迁徙去的。

普洱市辖区的傣族主要分布在江城、孟连、景谷三县。江城县傣族7000多人，江城地域与西双版纳毗连，该县整董区本来就是西双版纳的一个版纳（行政区）。孟连县傣族2万多人，景谷县傣族近5万人，这两县的傣族属于德宏的傣那支系。孟连县傣族大约于元代从当时傣族麓川宣慰司勐卯（现德宏州瑞丽县）迁去的。当时该地的土著是佤族，由于坝区痢疾流行，佤族习惯居山区；迁来的傣族向佤族讨地盘，双方谈妥：水淹到的平坝归傣族，烧山种地的山区归佤族。傣族建立孟连城的时间为元延佑六年（1319年）。景谷傣族是明朝陆续迁入景谷的。

临沧市辖区的耿马县和双江县勐勐镇、沧源县的勐角、勐董傣族约5万人，也是德宏系统的傣那支系。他们于元朝时从当地的勐卯地区（现德宏州）迁去的。元朝至正八年（1348年）麓川宣慰司派兵占领耿马县的勐定，后来勐卯的傣那就先后迁入耿马、勐定等地区。

红河流域玉溪市辖区元江、新平两县有傣族6万多人，都不是当地土著，由于各种不同的特点被人们泛称为花腰傣。实际上，他们由于来源和住地等情况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傣雅是表示他们在大迁徙途中在当地滞留的傣族，但是语言学家从语言学鉴定他们是操壮族语言，可能是宋朝时壮族侬智高起义军败退云南时滞留的壮族后裔。傣雅名称是表示他们是新平县漠沙的傣族，傣德是指元江县东峨坝（勐德）的傣族，等等。

红河州的红河、元阳、金平、河口、绿春五县也有傣族，人数不详。金平县的普洱寨是因战乱于清朝末年从西双版纳经过普洱迁到那里的，是傣泐支系。红河县傣拉、元阳县的傣罗、河口县的水傣操壮族语言，可能是壮族后裔。元阳、金平县的傣族还被称为黑傣、白傣，都不是当地土著。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相连，是云南省壮族主要聚居区，也分布有傣族。文山县有傣族7000多人，马关县有6000多人，文山、马关的傣族称为黑傣。成书于公元1932年的《马关县志》称，马关县的“摆夷”（1950年以前，傣族往往被称为“摆夷”）是明代末年（公元1644年）从广东迁到越南，又从越南迁到马关。麻栗坡县也有一部分傣族。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云南省北部的金沙江流域，分布有最北的傣族36000人。其中丽江市的华坪、永胜两县9602人，楚雄州的大姚、武定、永仁三县18018人，昆明市禄劝县3904人（禄劝在昆明市区以北90公里），此外，四川省南部边沿与云南交界的攀枝花市也有傣族2302人，四川凉山州的会理县等也有1935人。据中国古文献记载，四川省南部金沙江流域的西昌、会理、米易等地，魏晋时期（公元220—420年）曾经是傣族先民僚人（Laos）的住地，中国人类学界认为僚人可能与傣人先民有渊源。武定县一部分傣族就是从会理、米易迁去的。丽江市华坪、永胜两县的傣族，也有可能从四川南部迁去的。但是楚雄州大姚、永仁县和昆明市禄劝县的傣族，除了一部分傣族先民可能从川南迁去的以外，大多数傣族是在明清时期因战乱从滇西陇川、腾冲、弥渡、南涧县和滇南景东、景谷等县地北迁的。

泰国东北部泰人也有演示乔迁新居的仪式

2007年9月《湄公河》第64期的《泰傣研究随笔》，叙述了德宏州傣族在乔迁新居时，要进行一种十分特别的仪式，演示他们是经过怒江上游迁徙到德宏地区的。泰国东北部的泰人也有和德宏州傣族类似的仪式。广西民族大学范宏贵教授写了一篇题为《傣、佬、泰掸族的迁新居》的文章，刊于曼谷泰中学会的《泰中学刊》。泰国东北部与老挝相连，该地区泰人和老挝的佬人有共同的渊源和语言文化。现将范教授的文章有关泰东北乔迁仪式的风俗简介如下：

泰国东北部乌隆府农村泰人新居落成后，搬进新居的当天，屋主及家庭成员，有的挑着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有的扛着一个布袋，袋里装着钱财等物品，由一位有威望的老人带领，缓步从外面走到新居前。新居门前站立着一群老人，其中一位便向屋主发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来干什么？”领队的老人回答：“我们是从某某地方来的，想在这里找房子住。”屋前老人说：“非常欢迎。”……仪式结束后，屋主设宴请亲友吃饭，敲锣打鼓，唱歌跳舞，以示庆祝。

泰国东北部胶拉信和玛哈沙拉堪两个府的泰人与上述乌隆府乔迁仪式基本相同，只不过细节有一些差异。已搬进新居的屋主站在门口，亲友们挑着、抬着屋主的床上用品、衣物、厨房用具等前去祝贺。站在门口的屋主发问：“你们从哪里来？”回答：“我们从金城银城来的，听说你们盖了新房子，我们来祝贺。”

胶拉信和玛哈沙拉堪两个府，虽然和乌隆府在演示迁徙的问答方面，问话者和答话者调换了位置，但在实质上仍然表明他们是从外地迁移去的。

总之，泰国东北部泰人的乔迁仪式与云南省德宏州傣族的乔迁仪式大同小异，说明他们都不是当地最早的土著。

西双版纳州景洪古寺“瓦巴借”名称的由来

景洪市过去有一座相传是西双版纳最早的佛寺瓦巴借（Wat Pa Jeta），位于今曼听公园的旁边，20世纪50年代以前已毁。

这座古寺实际上是古代西双版纳傣族佛教徒根据释迦牟尼时代印度癨园寺的模式建造的。癨园寺和瓦巴借的名称是相对应的：瓦即寺；巴即林，指园林，借和癨（音Qi）是不同的音译；瓦巴借即癨园寺。有一个版本的《西双版纳本纪》说：西双版纳古时候有一位名叫阿那他宾低的富翁，在景洪西里影新寨建“瓦巴借达宛纳阿兰”佛寺，献给释迦牟尼（见《西双版纳本纪》泰译本，63页，清迈大学，1986年版）。

瓦巴借达宛纳阿兰（Wat Pa Jeta Vana Aram）是癨园寺的另一称呼癨树园精舍（Jeta Vana Arama Vihara）的傣语音译加意译。“瓦”即精舍（Vihara），引申为佛寺；“巴”和“宛纳”均是树林（Vana），“借达”即癨陀（癨的全称：Jeta）；“阿兰”即园（Aram），也引申为佛寺。傣族佛寺袭用印度古代精舍名称并不奇怪。因为受印度佛教影响的地区与民族，都有将印度古代地名移植于其地区，或将本地地名梵语化或巴利语化的习惯（例如西双版纳每个勐都有巴利地名）。

印度古代的癨园寺是释迦牟尼曾长期住过的著名佛寺，全称是“癨陀树给孤独园精舍”（Jeta Vana Arattha Pindada Grahapati Aram Vihara）。其建造人名叫给孤独长者，富翁。

给孤独长者（Amattha Pindada Graha Pinti）是印度古国高萨罗（Ko Sala）首都舍卫（Srava Sti，今印度西北部拉普地Rapt河南岸的沙赫玛赫Sahet Mabet）人，原名苏达多（Sudatta）。这位有钱人心地善良，因常年向穷人施舍饭团，故得名阿那他宾低揭利呵跋底。“阿那他”（Anattha）是指无依无靠的鳏寡穷人；“宾低”（Pindada）是拥有饭团，指施饭团；“揭利呵跋底”（Graha Pati）是指一家之长，引申为德高望重的长者。因此，我国经典意译为“给孤独长者”或“无衣团施”。后来，他的原名苏达多就鲜为人所知。

他妻子是摩揭陀国（Magadha）首都王舍城［Rajagraha，位于印度比哈尔（Bihar）邦底赖雅（Tilaya）附近］一位富翁跋丁耶（Patin Ya）的妹妹。有一天，他到距舍卫城500公里的王舍城办事，并照例去舅舅跋丁耶家做客。往常，只要他一到，跋丁耶就会热情接待，而这次跋丁耶却置他于不顾，忙于下厨监督烹饪。后来经过询问，才知道是忙于准备施斋供养以释迦为首的僧团。当他了解事情原委以后，当即表示谅解并且要求跋丁耶带他去朝拜释迦。于是，次日清晨，他就在尸陀林（Sitavana）坟地朝拜释迦，并且聆听说教，释迦讲了包括施、戒天、欲和舍家功德等论的《随明说》（Ahupubbikatha），以及包括苦、集、灭、道的《四圣谛》（Cat-urariya Sacca）。给孤独长者听说教后，因此获得能认识真谛的法眼（Dham macakkhu），进而通过思悟四谛之理达到最初修行果位须洹果（Sota Pattip-nala）。当时，给孤独长者立即宣布，终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给孤独长者虔诚崇拜释迦牟尼，立志要在舍卫城弘扬佛教。波斯匿（Pa Senad）王的太子癨陀（Jeta）在城南有一座花园，叫做癨陀太子园，环境寂静优美，很适宜释迦传教，他于是向癨陀太子洽购。癨陀开始不肯卖，后来则有意抬价，开出“用金币铺满园子”的价格。结果给孤独长者以大量黄金买下该园。癨陀太子因此大受感动，仅出售花园地面，而将园中林木奉献释迦。因此，以癨陀和给孤独两人名字命名为“癨陀树给孤独园精舍”或“癨陀给孤独园精舍”，简称癨树园精舍、癨陀园寺或癨园寺。

给孤独长者在癨陀园修建大殿、食堂、储藏室，扩种芒果等果木，挖圹植莲，然后恭请释迦及其弟子进住。据佛教史籍载，释迦在舍卫城先后住过25腊年（Vassa），其中有19腊年在癨园寺守夏安居（Vassa）。20世纪50年代景洪癨园寺即瓦巴借废墟只剩下颓垣断壁。该寺大殿有二根檀香木柱子，传说建殿时短缺二根柱，这时洪水泛滥，澜沧江漂来二棵檀香树，正好充当顶梁柱，后来就有龙王向瓦巴借献檀香柱的传说故事。景洪瓦巴借建造年代已不可考。舍卫城癨陀给孤独园精舍与王舍城的竹林精舍（Veluvana Aram Vihara）并称为印度最早的两大佛教精舍（佛寺）。景洪瓦巴借也是西双版纳最早建立的佛寺之一，当地佛教徒对这一佛教圣地十分崇敬，寺院虽然早就毁坏，但无人侵犯该寺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