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傣泐人也和泰-傣系统其他人民一样,与古代百越民族有渊源关系,百越所处的江南与华南鱼米之乡,培育了泰-傣先民的传统文化。傣泐人于公元12世纪建立的景洪金殿国位于中国云南省最南端的边疆地带,毗邻缅甸、老挝,和泰国也相隔不远,是华夏文明与印度天竺文明的交会点。继承了优秀百越文化的傣泐人民在两大文明的陶冶下,创造了古朴而灿烂的稻作文化。其特点是:它所融合的百越、华夏及天竺三大文化的脉络清晰,源流分明;瑰丽的文化色彩使它闻名于世,古朴的内涵使它具备宝贵的学术价值。几十年来,笔者与傣泐人民及其稻作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开始从中悟出一些学问。每当回忆时对泰学尤其是泰-傣稻作文化的研究和认识过程,笔者心里总是涌出对西双版纳及其傣泐人民的无限思念和诚挚的感激。
20世纪50年代,在进入西双版纳之前,笔者对这一地区毫无知识可言,只听说傣人和泰人的语言和种族相近。笔者是从昆明取道元江、普洱,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车里(景洪)的。在车里县勐宽结识的第一位傣族朋友,是当地头人披耶猛宽的上门女婿素里翁,其学名是刀文学,父亲为车里宣慰使司一位官员。笔者与傣泐人初步接触,发觉傣泐语和泰国中部泰语即曼谷话的音调与词汇差别较大,但与泰南语的音调却有些相似,因此用泰南话和素里翁先生交谈,果然能沟通将近一半的意思。后来笔者从事民族工作,经常住在车里(景洪)县,终于把泰南方言变成景洪口音的傣泐语。
除了音调以外,傣泐语与泰南语在一些副词上也有相似之处。例如笔者从小就知道泰南有一句谚语:“洛坤狗去宋卡嚎”(Ma Nakorn pai hon Songkra)。洛坤、宋卡是泰南府名,洛坤人在提到“不”时,不像中部泰人那样说Mai(音“迈”),而是用古泰语说Ma(音“麻”),这是“狗”的同音异义词;宋卡人在提到“曾经”时,不像中部泰人那样说Khoei(音“开”),而是用古泰语说Hon(音“环”),这是“嚎”的同音异义词。与泰南相隔很远的西双版纳,傣泐人也和泰南人一样,将“不”(Mai)和“曾经”(Khoei)说成Ma和Hon。另外,随南传佛教传入的印度巴利词汇Bhasa,在泰国的标准定义是语言,但泰南人将它理解为籍贯,例如泰南语在询问你是哪里人时,就问“Bhasa nei?”而西双版纳傣泐人也把Bhasa理解为籍贯并引申为民族,这是令人惊奇的巧合。但是这类例子不仅这些。很久以前,泰国陆军特种部队一名泰南籍士官,在泰国杂志发表回忆录:说他于20世纪60年代参加美国在老挝进行的特种战争,被越军俘获关押在越北战俘营,营地处于傣族地区,当地黑傣族操傣泐语,他是泰南洛坤人,用泰南话和黑傣族沟通感情,获得傣族的同情并在他们的协助下逃出战俘营。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傣泐语和泰南语音调确实相似,易于沟通思想。
远在泰国以北的西双版纳傣语,竟然与泰国南部方言及音调及某些习惯用语接近,令人惊奇。1985年笔者曾应邀在合艾扶伦社座谈会上报告傣泐语与泰南语相似的原因。笔者认为,泰南所处的马来半岛上段原来没有泰人,该地区的土著,南边为马来人,北边为孟(Mon)人,泰人是后来南迁至该地区的。已故的泰国史学奠基人丹隆亲王,于1918年在他编辑的《史料汇编》第九卷关于景洪编年史序言里说,西双版纳傣泐语音调与词汇和南部洛坤语相似,诧为奇事。他说,究其缘故,可能是由于大城王朝拉麦逊国王于佛历1973(公元1430年)征伐泰北时,曾把那一带的傣泐人掳掠到泰南,安置在洛坤、宋卡、博他仑等地,导致泰南语音调接近傣泐语。
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老挝占巴萨王室的文翁亲王到泰南巴蜀府访问,他在参观农村妇女的纺织手工艺时,发现其织锦图案与老挝的十分相仿,惟妙惟肖。其原因可能是佬人支系的泰人也是从泰东北部迁往泰南,因此把老挝的织锦图案带到那里。很久以前,甘拉信府一位普泰朋友告诉笔者,泰东北部一位高僧撰写的地方编年史说,泰当局曾将一部分东北部佬人迁到南部。其实,泰南与泰东北(或老挝)相似的不仅仅是织锦,他们之间的语言也接近。民主党创始人社尼·巴莫亲王在《民主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特刊》中说,民主党在东北部基础较弱,每当遇到国会人民代表全国普选时,往往要组织南部骨干到东北助威,直接用泰南方言对公众进行演说,协助东北部民主党的竞选活动。这一事例也进一步说明泰南方言的音调的确与泰东北部的佬话近似。
为什么泰南方言不但与傣泐语有些接近,也还与佬语近似呢?佬语也就是老挝或寮国语。傣泐语和老挝语以及泰北方言“堪猛”(Kham Mueang)在音调和词汇(尤其是基本生活用语的词汇)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傣泐的文献,如果用老挝语或堪猛方言来念,老挝人或泰北人会以为这是他们的文献。同样的道理,老挝或泰北文献,如用其他两种方言念诵,也会被误以为是该方言的文献。正由于上述三地区的泰、傣、佬人,不但语言接近,生活习俗相通,特别是都以糯米为主食,因此在人类社会学上也称之为“糯米文化圈”。这个糯米文化圈的泰、佬人,在文化上保留古老传统比较多,和中部湄南河流域泰人(学术界有人称为暹罗泰人即Thai Siam)相比较,他们更原始、更古老,故被称为原始泰人(Tai Doem)。这就是泰南语不但与傣泐语,也与佬语以及泰北堪猛接近的根本原因。
从笔者多年在西双版纳的实践经验,确实体会到现代傣泐语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古泰语或原始泰语词汇。
泰国中部泰语即曼谷泰语,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演变了的现代泰语。以婆罗门教和佛教为代表的印度天竺文明对泰国(尤其是中部)的熏陶与影响非常深远。中部泰语很多较复杂的词汇,尤其是抽象的新名词,掺进了许多印度梵语、巴利语以及一些孟-高棉语借词,以致如果将上述借词删去,泰语就无法准确、完整地进行表述。并且由于上述借词进入泰语年代长久,已和泰语融合在一起,一般泰人也不觉得它们是外来语。总而言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演变了的泰国现代泰语,与故步自封的西双版纳傣泐语差别很大,这也是现代泰语和傣泐语难以沟通的原因。
据笔者的经验:除了佛教词汇以外,如果是现代泰语和傣泐语一致的词汇,多数是固有的原始泰语基本词汇。例如:在衣食住行、冷暖病痛等生活起居,手足耳目、心肝肚肠等身体器官,以及草木猫狗、日月星光自然物体和现象等词汇,现代泰语和傣泐语几乎完全一致。这一现象说明泰国的泰人和傣泐人具有共同的传统文化渊源。而在傣泐语当中,如果是现代泰语所没有或废弃不用或其定义已改变的词汇,往往可能是古老或原始的泰语词汇。例如:傣泐封建农奴制度中,称有义务对土司和村社提供负担的村公有田为“那探”(Na Tham)。这个“探”(Tham)在西双版纳、泰北和老挝糯米文化圈中,是指牛轭绳;“那探”就是指像牛架轭必须拉车那样受条件约束必须提供负担的份田。再如傣泐称孵卵的孵为“额安”(Ngam),中部泰人在日常生活中已不用此词,一般人也不知道“额安”作何解释。但在叙述词中有“克洛-额安”(Khrop Ngam)的词汇,其原意为笼罩,往往引申为控制。这一事例说明,中部泰语在历史上可能有“额安”(罩)这个词,只是后来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废弃不用。又例如傣泐语称行走的走为“样”(Yang),中部泰语虽然已改用“噔”(Doen),但仍然保留“样”这一古老的词汇,只不过将它引申为进入(Yang Kao)的“进”和迈步(Yang Tao)的“迈”。又例如傣泐古傣语称扫地的扫为“拔”(Pat),中部泰语已改用“括”(Kwat),但在复合词“拔括”(Pat Kwat)里,以“拔”的词素作为强调“括”的含义。再如毁灭这个词,中部泰语称为“漆孩”(Chip Hai),而泰语习惯以“四音节”形式组成词组,因此在讲到毁灭时,喜欢用四字句组成“漆孩歪握”(Chip HaiWai Wot)。“歪握”(WaiWot)含义也是毁灭。但在这个词组里,“歪握”起到强调“漆孩”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中部泰语不太用“歪握”这个词,虽然辞典里有其词条。可是,“歪握”在西双版纳却是日常生活用语。“歪”的含义是收尾、结束、垮台,如集市结束叫“嘎歪”(KatWai),国家灭亡叫“猛歪”(Mueang Wai),花开败了也叫“歪”;而“握”在西双版纳是指灭火的灭。因此,“歪握”确实具有毁灭的定义,但是,中部泰语的“漆孩”(Chip Hai)一词,西双版纳不用。这一事例说明“漆孩”是现代泰语新词,“歪握”是古泰语旧词。中部泰语已用新词取代旧词,只是仍然用旧词凑成“四音节”词组,以便强调新词的含义。
笔者从西双版纳傣泐传统原始泰语得到的启示,不仅仅是从傣泐语与现代泰语的比较研究中找出原始泰语的因素,而且还从中寻出不少古汉语借词。西双版纳从公元1292年纳入中国版图以来,傣泐语陆续借用了一些现实生活中必须引进的一些汉语。例如几文钱的“文”(Man),几斤几两的“斤”(Kin)、“两”(Hong),碗筷的“碗”(Wan),以及“政府”(Choen Fu)、“衙门(Ya Muean)、“县长”(Saen Chang)等等。这些明显的云南和广东汉语词汇,一听就知道是外来语借词,不是傣语;类似中部泰语中“生意”(Seng Li)、“发财”(Huat Chai)等是华侨带来的潮语借词。但是,除此以外,傣泐语也和其他泰-傣语一样,隐隐约约地保存着一些古汉语借词,而其中有一些极为重要,是涉及典章制度的词汇。
泰-傣语和汉语虽然都具有单音节和有声调及语法差别不大等共同特点,但它们的人体器官和自然物体、现象等基本词汇却截然不同。可是在生活用语和某些动物、植物、矿产词汇里,却有一些同源词。除了众所周知的1~10的数词以外,泰-傣语和汉语两者既同音又同义的同源词有:开(Khai)、退(Thoi)、温(On)、败(Phai)、囡(Noi)、变(Plian)、娘(Nang)、线(Sen)、片(Phaen)、段(Ton)、本(Phuen)、棵(Ko)、地(Thi)、牙(Nga)、书(Sue)、箸(Thu)、纸(Chia)、墼(Ki)、凳(Tang)、轭(Aek)、犀(Haet)、象(Chang)、鳄(Ngueak)、马(Ma)、牛(Ngua)、羊(Yueang)、猫(Maeo)、鸡(Kai)、鹞(Yiao)、燕(Aen)、茄(Khuea)、柏(Peak)、茗(Miang)、金(Kham)、银(Nguean)、铜(Thong)、沙(Sai)等等。这些同源词,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可以判断大多数是泰-傣人的先民在古代从华夏即古汉语借用的外来语,只是引进年代悠久,经过千百年的应用实践,这些借词已经和泰-傣语融成一体,以致难以辨认或察觉其借词性质了。
除了上述生活和动植物、矿产方面的词汇以外,泰-傣的古汉语借词中尚有一部分涉及典章制度的词汇。例如:城(Chiang)、县郡(Waen Khuaen)、君长(Khun Chueang)、魂(Khuan)、献(Sen)、太天(Tai Taen)、社(Suea)、巫(Mot)、伥鬼(Phi Sang)、孝山(Pa Heo)、头(Tao)。十天干(Sip Mae Mue-Sip Mae Pi):甲(Kap)、乙(Dap)、丙(Lawai)、丁(Moeng)、戊(Poek)、己(Kat)、庚(Kot)、辛(Luang)、壬(Tao)、癸(Ka)。十二地支(Sip Song Luk Mue-Sip Song Luk Pi):子(Chai)、丑(Pao)、寅(Yi)、卯(Mao)、辰(Si)、巳(Sai)、午(Sa-Nga)、未(Met)、申(San)、酉(Lao)、戌(Set)、亥(Kai)等等。以上有关典章制度的古汉语借词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成为我们探讨傣泐古代历史、制度、信仰、历法渊源的线索。
公元12世纪、13世纪,傣泐和泰-傣其他支系建邦立国(Sang ban paengmueang)时期所缔造的首批王国:西双版纳的景洪(Cheng Hong),兰那的清盛、清迈(Chiang saen、Chiang Mai),銮帕拉邦的清通(Chiang Tong),都是以清(Chiang)取名(景洪的景也是清的另一种音译)。其实,清或景(Cheng)是汉语“城”字的借词。景洪的含义是黎明城,清盛是十万(人口)城,清迈是新城,清通是铜城。西双版纳将山区分为十二“格温”(Kawaen),过去有人音译为圈并误以为是指庄园。其实,它源于唐朝以前的行政区划“郡”。同时,泰北历史上的兰那国和老挝琅勃拉邦也有格温的区划。泰-傣人早期的领袖人物均称为坤(Khun),如泰北的坤真(Khun Chueang),老挝的坤波隆(Khun Borom),素可泰的坤西英他拉蒂(Khun Sri In Thra Thitya)等。其实,泰-傣语的坤字,源于汉语帝君的君,而坤真就是“君长”的音译。景洪金殿国(Ho Kham Cheng Hong)的缔造者叭真,其实也就是坤真。叭(Phia)是披耶(Phraya)的另一种音译,披耶是随着佛教传入而产生的封建爵位。佛教进入西双版纳不超过500年,景洪国建立于公元1180年,那时不可能有佛教或佛教影响,也不可能有傣文及文献,首领被称为叭可能是由于后来的佛教徒追记建国史时加上的。因此,叭真本来就是坤真,也就是君长。所谓的坤真也称为陶真,陶源于汉语“头”,云南音译为刀,陶真或刀真也就是“头长”。君长是中国古籍《史记》和后来的《后汉书》《华阳国志》《蛮书》等用以泛称少数民族首领的普通名词,类似职务,但泰-傣人却将它当成早期首领的名字。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泰-傣人开天辟地的史实和首领带有传说性质,泰-傣文创造较晚,不可能有当代文献,也就不可能是信史。后来追记建邦立国史时,就可能把“君长”这一泛称变成传说中的首领名字。
泰-傣人自古以来就相信灵魂,迷信巫术,盛行祖先崇拜以及祭社神和祭太祭天风俗,土葬埋孝山,并畏惧伥鬼。泰-傣语称魂为“款”(Khuan),称巫为“没”(Mot),称社为“舍”(Suea),称太天为“台田”(Tai Taen),称孝山(坟地)为“巴浩”(Pa Heo),称伥鬼为“皮尚”(Phi Sang)。以上情况,从名称到内涵实质,都表明它们是泰-傣和华夏所共有属于原始宗教范畴的灵魂崇拜、祖先崇拜。其名称虽然也是泰-傣和华夏的同源词,但从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来分析判断,显然是古汉语借词,说明上述信仰与风俗源于华夏,即从华夏流向泰-傣先民的。
总之,西双版纳傣语一系列古汉语借词的事例启示我们,傣泐和泰-傣人开天辟地缔造的邦国,即以“城”取名,辖区分“郡”,首领泛称“君长”,崇拜祖先、灵魂,信奉巫术,盛行祭社祭天风俗,以干支纪年纪日。结论是:古代华夏文明影响的痕迹与色彩十分明显,具有重大意义。
傣族支系之一傣泐(Tai Lu)所聚居的西双版纳地区,现在是中国云南省南部边疆地带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在1950年元月以前,它是历代朝廷和国民政府敕封的车里宣慰使司,但对傣泐人来说,它却是由召片领统治的景洪金殿国(Ho Kham Cheng Hong),不过到40年代末期,它已衰落到极点。
泰族各支系建邦立国(Sang ban paeng mueang)初期所建立的邦国,诸如清盛、清迈、清通、素可泰以及阿瑜陀耶等,均以首都为国家名称。景洪金殿国也不例外,因此其首都就设在景洪。这个金殿国(Ho Kham)是公元1160年由叭真(Phia Chueang即Khun Chueang)建立的,傣泐人称叭真王朝为阿拉吾王朝(Chuea Khuea Alawo)。这个王朝虽然出现过多次争夺王位的事件,但都是同一王室的内讧,因此阿拉吾王朝从始至终维持了800年的统治,这在泰族各支系的王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明朝时期曾经在西南方向敕封有麓川(Mueang Mao)、木邦(Saen Wi)、老挝(Lao Kao)、八百大甸(Chiang Mai)、车里(Cheng Hong)及缅甸(Burma)六大宣慰使(Chao Saenwi)。和其他宣慰使司或金殿国(Ho Kham)相比较,景洪只是一个小邦国,面积25000平方千米,当时人口约20万人(其中傣族仅13万人)。
但是,景洪这个小金殿国位于滇南边疆,靠近偏僻的泰、缅、老三角边区,以前交通阻塞,不通公路与轮船,距离各个都市与海港都很远,因此受外界影响较少。19世纪以后,原来的宣慰使司或邦国中,麓川被废,清迈八百大甸被吞并,老挝琅勃拉邦和木邦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只有景洪,虽然隶属中国朝廷和后来的民国政府,但基本上仍然保存其封建(Sakdina)王国体系以及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领主(Munnai)社会制度。因此,在世人特别是泰国人眼中,景洪王国是令人感兴趣的神秘国土。
已故的銮威集瓦特甘(Luang Wichitwathakan)曾经是泰国政府与文化界著名人士。銮披汶执政时期是銮披汶的重要亲信,主管政府宣传,历任艺术厅和宣传厅厅长;沙立执政时期则担任总理府的常务次长,沙立的文稿多数出自他的手笔。他才华横溢,多才多艺,除了擅长政治宣传以外,还撰写过历史与考古文章,甚至编写世界史,也创作了许多小说和剧本。其中有一部长篇小说《景洪宝座》,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它以王位继承为中心,臆造了景洪王室成员为争夺王位继承权而发生的内讧。
这部小说的主要角色有:年老体弱的景洪王,两位嫡出的公主,一位庶出的王子,一位王弟所生的王子。作者毫无根据地编造出王后是法属安南十二朱泰(Sipsongchutai)泰族,大公主因此在河内留学,懂法语;二公主曾在英属缅甸仰光留学,懂英语;王子则是北京大学毕业,侄王子曾在云南省城读书。至于故事情节,作者虚构说:王后所生的大公主被指定为王位继承人,庶出的王子因此串通堂弟(侄王子)密谋宫廷政变进行篡位,但是大公主在一位泰国情人的帮助下挫败了上述阴谋。小说结尾说,大公主将王位交给二公主,她则与泰国情人到印度佛教圣地治愈精神病,然后与泰国情人到泰国过幸福生活。
小说作者銮威集在第二版序言里说,小说是以曾经在景洪生活了25年的美国牧师杜德的报告为背景材料创作的。因此,小说情节虽然是假设的,但是仍然可以作为历史地理研究的参考。
但是,凡是对西双版纳当代历史有所研究或稍微有些知识的人,读了《景洪宝座》以后都会知道,它所创造的角色不真实,它所假设的主要情节过于离奇。
小说没有标明故事发生的年代,也没有说明景洪王的名称及其世系,公主与王子的名字全属虚构。但是,既然小说背景是根据杜德牧师关于景洪的报告,而美国牧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在景洪活动的,因此可以判断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位景洪王是指第四十二世景洪召片领或车里宣慰使刀栋梁(Chaomom Suwanna phakhang),尤其是小说中说景洪王不但年老体弱,而且吸鸦片成瘾,甚至以鸦片取代美国教会医院的西药等情节符合刀栋梁的实际情况。但是小说中王室成员,各个角色与实际情况差别很大。
小说中的王后是越北十二朱泰人,但刀栋梁的王后为勐拉傣(Mueang la tai)人,人们称为“涛堪喃勐拉”(Tao kham Nang Mueang la),生两位公主。大公主孟巴都玛(Mom Pathumma)适景洛土司(Chao mueang Cheng lo),二公主孟堪蒙(Mom Khammon)适勐腊土司(Chao mueang Mueang la),庶出的三公主孟温(Mom Waen)适整董土司(Chaomueang Chengtong)的二公子。
小说安排大公主和王子们分别出国留学或到北京深造,但景洪王室子弟未曾出国留学,只有一人曾到重庆读书(至于到云南大学深造是小说出版以后的事情)。小说设计景洪王有庶出的王子,实际情况也是有庶出的王子,并且是两位。一位是刀世德(Chaomom Inmueang),另一位是其弟刀世贵(Chaomom Mahachai)。刀世德在20世纪50年代曾在云南民族学院学习,后来在景洪新华书店工作,他与笔者同庚并且是知心好友,可惜已于70年代因绦虫病逝世。其弟刀世贵在父王驾崩时年幼,50年代毕业于昆明的云南民族师范学校,后在大勐龙(Mueang long)工作,甚有成绩,不幸已于80年代病故。小说设计庶出王子阴谋篡位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臆想,如果按照小说作者的意图,把它当作研究西双版纳历史的参考,必然导致歪曲历史。
但是,1943年在刀栋梁驾崩时,曾经出现王位继承矛盾,几乎发生同室操戈的流血事件。它和小说编造的情节毫不相干,而且发生在刀栋梁的义子与其叔父之间的纠纷。
刀栋梁没有嫡出的王子,庶出王子又不为景洪权力机关即议事庭(Sanam)所接受,因而将六弟刀栋庭(Chaomom Saengmueang)的长子刀世勋(Chaomom Kham lue)收为义太子,作为继承王位的接班人。1943年刀栋梁驾崩后,景洪朝廷的议事庭开头议决由刀栋梁五弟刀栋才(Chao-mom Khongkham)继承王位,后来在民国政府驻车里军事单位的压力下,议事庭又改变决定,由刀世勋继承王位。当时刀栋才任勐混土司(Chao mueang Muenghon),当地驻军为国民政府第九十三师部队,该部队师长、团长对车里驻军干预王位继承问题十分不满意,要为刀栋才打抱不平,拟出兵攻打车里驻军以争回王位继承权。当时刀世勋在重庆读中学,继位纷争与他无关。后来在事件进一步恶化前,刀栋才当机立断地化解了矛盾。他说,我们要反对同室操戈,特别是当前处在抗战前线,如果发生内讧,可能为敌人提供可乘之机。因此,他果断取消了军事行动,制止了互相残杀的流血事件。
刀世勋生于1928年,1943年到重庆中正中学求学,1944年临时回来接替王位(Hap mueang)也只停留短暂时间,很快又返回重庆继续读书。抗战结束,中正中学迁回南京,他也随校在南京就读。其王位或宣慰使职权开始由其二伯原储君刀栋刚(Chaomom Suchawanna)担任摄政,后来刀栋刚谦让,将摄政权交刀世勋生父刀栋庭。傣泐语没有摄政(Phu Samret rachakan)一词,只好用汉语通称“代办”(Phu raksakan)。1947年7月刀世勋结束在南京的学业返回景洪,举行了正式而隆重的登基典礼;但他志在求学,因此又于1948年初赴昆明升学,仍然把权力交给其生父摄政。
1949年12月云南解放时,刀世勋正在云南大学先修班念书。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谢绝了朋友愿为其出资前往国外的邀请,毅然留下。1950年考入云南大学社会系,后来社会系在院系调整时并入历史系,因此他于195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50多年来他一直过着平民生活,虽然也免不了受到政府的一些照顾。大学毕业后开始被分配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傣语语言学研究;后来调回云南在省民委的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冲击,被错误地送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接受再教育”。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云南省也拨乱反正进行落实政策,刀世勋被云南民族学院聘为民族语文系教授,也兼任过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目前他已退休。在社会职务方面,1985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副主席,连任多届,并任中国人民政协委员。他是著名傣语专家,任中国民族语言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学会顾问,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他和云南大学的同学徐菊芬结为伴侣,育有一子二女。
景洪金殿国或车里宣慰使司于1950年元月西双版纳解放时结束其历史使命,但其社会改革在1956年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时才正式完成。因此,在笔者50年代进入景洪时,仍然观察到傣泐古老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的痕迹。
景洪金殿国的首都在景洪,过去叫车里。国民政府时期在那里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后来又设县。因此,景洪有个车里县,县城在现在的景洪市。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景洪金殿国或车里宣慰使司署却在景洪县城以南约6公里澜沧江边山包上的允帕康(Wiang phakhang)。该江段水流湍急,急流冲击礁石在夜深人静时发出似少女呻吟之声,因此得名“帕康”(Phakhang)。帕(Pha)为礁石,康(Khang)为呻吟,帕康即“吟礁”。该地被定为王国首都后取名允帕康,即吟礁都。由于它位于县城南边,被称为“南城”即景代(Cheng tai),而称县城为“新城”即景迈(Chengmai)。但是允帕康或景代只限于傣族称呼,汉族历来称它为“宣慰街”。十分可惜,这座吟礁都在1964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拆毁,王室主要成员迁往机关宿舍,大臣、头人及家眷迁往各乡农村,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古朴的王宫也就毁于一旦。对这件事,景洪人民一提起它,无不谴责作出错误与愚蠢决定的上级领导机关。
允帕康是个山城,由一个宫院和四个庄子组成,分别位于几个毗连的小山包上。山麓为临江天险,背面以山梁为自然屏障,为一夫当关万夫难开的战略要塞。以前景洪首都设在平原的“景得”(Cheng tue),屡遭缅、泰军队攻占,因此迁往易守难攻的允帕康。
王宫所在的“控和”(Khumho)即宫院,位于允帕康或吟礁都的最中央的山包;其西侧山包为“刚景”(Kangcheng),即城中庄;西北侧山包为“农冻”(Nongtum),原名“暖冻”(Nontum),即蛆聚庄(因传说中的大象病死长蛆而得名);东侧山包为“孔掌”(Khong chang),即象坪庄;其背面山包为“帕萨”(Pasat),即宫务庄。王室主要成员住宫院,朝廷官员分别住各庄,例如议事庭长(Khao sanam)住城中庄,首席大臣“督銮告”(Thu luang khao)住蛆聚庄,御象大臣“督銮掌”住象坪庄,主管宫务的“召銮帕萨”(Chaoluang Pasat)住宫务庄,等等。各庄户数不等,大约在30~50户之间。
20世纪50年代笔者进入景洪时,西双版纳变化还不大。允帕康王室成员除了刀世勋在昆明求学以外,有的成员在县城参加政府工作,有的害怕共产党逃往缅甸。被称为“控和”的宫院,其矮墙只剩下颓垣断壁,有一座正宫和两座王府。正宫叫“和銮”(Ho luang),其西北侧为储君刀栋刚的王府,叫“和刚”(Ho kang)即中府(位置中间),北侧为“和代”(Ho tai)即南府。在宫府北矮墙外,有一幢长方形大凉亭式建筑,即朝廷大臣开会讨论政务的议事庭,称为“沙南”(Sanam),意为会议室。每年一度的各勐土司联席会也在那里召开。以前的正宫为砖墙结构,富丽堂皇,已于内乱时被烧毁。后来重建的王宫以及中府南府都是干栏式(Ban yokphuen)木板建筑。正宫为长方形,面向北,可遥望澜沧江水沙洲。面积400~500平方米,有120根直径约2市尺的原木柱子。地板和墙壁均为木板构成。干栏建筑楼上住人,楼底拴马。傣族习惯席地而坐,歹徒往往可以用刀矛从楼底捅戳伤害屋主。因此,正宫地板采用10多公分厚的木板铺成,隔着一间召片领或宣慰使卧室,三间公主或妃子的卧室。有一个简易伙房,和其他傣族房屋一样,没有冲凉房,也没有专门的厕所;夜间在晒台(Chan)冲凉,另外在晒台一角用竹片围有简单的解手处。这的确是笔者所目睹。50年代整个允帕康100多户头人百姓住宅,只见过两处用几块木板、几片茅草排在山沟边搭起来的简易茅厕。
笔者提及上述似乎是见不得人的小事情,不是为了丑化吟礁都,而是为了说明景洪傣泐人民在50年代仍然保持某些原始与古朴的生活方式。以前傣族人民确实没有厕所,也没有厕所这个词语,他们把上厕所叫做“去外头”或“去田头”(Pai nok pai na),把简易茅厕称为粪坑(Tom khi)。傣泐语中连洗手间或洗漱间(Hong nam)的词汇也没有,因为在当时他们还没有设立专门的洗手间或洗漱间的必要。他们多数在河里洗澡,在井边冲凉,或在住宅晒台用挑来的水冲凉。
但是傣泐也和老挝以及泰东北(lsan)一样有“甚母”(Suam)这个词语,但其含义是指卧室或寝室。泰-傣干栏式住宅将厅堂与卧室隔开,卧室或有门扇或挂门帘,非该家庭成员不得进入,否则被认为触犯家鬼(Phit phi)。因为傣泐或老挝人崇拜祖先、崇拜灵魂,寄托已故祖先英灵保护他们的平安与幸福,为此在卧室内设有家鬼(Phi huean)的简易寄生神笼。所以,一旦外人闯入卧室(Suam),即以触犯家鬼论处。那么,为什么曼谷泰语称厕所为“甚母”(Suam)?为什么“甚母”的含义会演变为厕所?据一般人的分析与推测,可能是由于傣泐或老挝的“甚母”(Suam),是指具有隐蔽、隐私内涵的卧室,后来这个词语被曼谷泰语用来称呼也具有隐藏、隐私内涵的厕所。至于其演变过程及时间则不清楚。
傣泐生活方式或文化的原始、古朴,还体现在传统食品方面。泰族各个支系不论是泰国东西南北各部或傣泐、黑泰、白泰一律喜欢吃米线。泰国称米线为“卡农贞”,而为什么取名“卡农贞”(Khanom chin),有过许多猜测。有的说可能是因为来自中国,所以称为“中国糕点”(卡农贞即中国糕点);还有的说“卡农”一词源于孟(Mon)语,这些都不正确。米线是傣族的传统食品,西双版纳傣族称为“考农”(Khao nom)即“奶米”。此名称来自米线的制作方法,其主要制作程序是将米线从莲蓬头(Hua fak bua)细孔挤出成米线,由于莲蓬头装置形状类似乳房(Tao nom),因此把挤米线比喻为好像从乳房里挤出奶水一般,但由于挤出的是线状米,故称为“奶米”,也就是“考农”(Khao nom)。西双版纳傣泐语至今仍称米线为“考农”。
至于为什么“考农”这一原始、古老的米线名称,会变成“卡农贞”,首先要先弄清楚为什么“考农”会变成“卡农”(Khanom)。卡农是泰国对各种糕点或点心的总名称,但傣泐语没有“卡农”这种词汇。按笔者的经验,凡是傣泐语没有的曼谷泰语词汇,一般地说可能是后来发展演变的词汇。西双版纳傣泐有不少用糯米或饭米做成的糕点或点心,如考洛所(Khao dokso傣族年糕)、考冻(Khao tom蕉叶糯米糕)、考季(Khao chi糍粑)、考滇(Khao taen米花糖)、考克叶(Khao khep烤薄饼片)、考凉粉(Khao liangfoen)、考虽(Khao soi卷粉)等等,但是却没有用来叫这些糕点或点心、零食的总名称。这事例也证明西双版纳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其语言、文化的发展比较缓慢,也就是说其语言、文化和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样,还没有迫切需要去创造称糕点的总名称。既然“卡农”Khanom不是固有的古泰语,说明它可能是从“卡农”(Khanom)演变的。与傣泐语接近的泰北兰那(Lanna)语称糕点为“考农”(Khao nom),虽然其第二音节“农”与曼谷泰语“卡农”的第二音节相同,但其第一音节“考”仍然保持傣泐语称各种米制糕点为“考”(Khao)的特点,说明“卡农”(Khanom)也是源于“考农”(Khao nom)。而为什么曼谷泰语把米线叫成“考农贞”(即中国点心)呢?一方面米线实际也是一种点心,它毕竟与米饭不同;之所以加上“贞”即标明它是中国式点心,可能是以往数百年前的泰国人误以为它是从中国传来的。其实,这米线或卡农贞不是华侨从唐山带来的。
潮州话里就没有“米线”这个词语,潮话一般称它为“农贞”(即Nom chin的译音)。因为米线在中国主要流行于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尤其是在这些省区的傣、壮、布依、侗等讲傣壮语的民族均以米线为重要点心。它只可能是从中国西南内陆往南传,绝对不可能从海路随着华侨传到泰国。至于为什么会误以为是中国(贞)的“卡农”,则不得而知。
西双版纳傣泐社会经济发展缓慢,还表现在王室用语或御用语方面。泰国的王室用语体系完整,词汇繁多,辞源多数为印度梵语、巴利语和一些柬埔寨王室用语。景洪王室虽然也接受了从泰北兰那传来的上座部佛教,而佛经里有大量巴利语词汇,但西双版纳傣泐人日常生活语言中使用巴利语词汇的却十分稀少。只有命运(Chok Chata)、因果报应(Kam-wibak)、罪孽(Wenkam)、天堂(Sawan)、地狱(Nahok)等随佛教传来的佛教词汇。到20世纪50年代仍然使用的王室用语比较少。所知的有:人们称王室主要成员为“沙突”(Sathu),登位为“哈勐”(Hab mueng,即接受国家),驾崩为“暖赫”(Non hae,即卧绸;Hae,即绸);王室成员之间,弟妹称兄弟为“仔勐”(Chaimueang),称姐姐为“莹勐”(Ying mueang)或“莹”(Ying)。如称摄政王召孟香为“沙突香”(Sathusaeng);说吃饭为“哈摊”(hap than),邀请、敬请为“他那”(Thana,为Aratha-na的省略语)等。其余不论是人体器官、食住行等均不用御用语。就连正宫里的寝室也和百姓平民一样称为“甚母”(Suam)。
笔者虽然在前面评论《景洪宝座》时,说銮威集瓦特甘创作的小说充满异想天开的臆想;他在鼓吹狭隘的大泰族主义方面还有不少错误的观点。但是他把傣泐、黑泰、白泰、大泰(Thai yai)等各支系称为原始泰人(Thai doem)却是对的。从西双版纳傣泐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还相对保持原始状况与体系来看,将他们称为原始泰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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