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双版纳实地考察到朱拉隆功大学讲台

1952年夏天，笔者从昆明去西双版纳。当时昆洛公路正在施工，我们不得不走比较曲折的路线。首先，要绕道蒙自专区（现红河州）走元江。开头是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南下开远，住宿一夜后继续乘火车到碧色寨，然后转乘“个碧石铁路”，经蒙自、建水、石屏至宝秀镇。这是轨距600毫米（半米多一点）被称为“寸轨”的矿山铁路，全长177公里。客车车厢靠窗口两侧，有两排长长的板凳，中间是通道。有人夸张地说，两边乘客几乎是膝盖碰膝盖。从宝秀镇开始，就要背背包跟随马帮步行。宝秀到元江要爬三台坡，在山坡上的山村住一夜，第二天中午过后才走到江边，渡小木船到元江县域。从元江到墨江县步行三天，当时有一股与国民党勾结的惯匪流窜于元江县与墨江县边界一带，骚扰元江至墨江交通线，马帮也要解放军武装护送。从墨江到通关镇走了两天，当中必须经过有铁索桥的小黑江。从通关到磨黑镇又走两天，当中乘木船渡过把边江。从磨黑到普洱也要走两天。从当时的专署所在地普洱到思茅县又走两天。思茅往南走两天到普文镇，从这里开始是西双版纳的地界，是傣族地区，傣语地名叫勐兴（Meng Hing）。从勐兴走三天的山路到勐养。从勐养再爬山走两天抵达景洪的澜沧江渡口。在渡口乘傣族小木船摆渡过江到车里（景洪）县城。我们足足经过22天长途跋涉。

景洪是滇南傣族主要聚居区勐泐（或西双版纳）的首府。勐泐实际上是傣族支系傣泐人的小王国。南宋时期（大约公元1160年前后），傣族传说中的首领“叭真”（披耶真）在景洪建立了景洪王国。公元1292年元朝军队以武力征服景洪。置“彻里（车里）军民总管府”，委任景洪“召片领”（国王）为该府总管。公元1384年明朝改置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委任景洪召片领为宣慰使。

清朝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仍然沿袭车里宣慰使司制度，一直到1950年2月17日西双版纳正式获得全境解放为止。虽然国民党云南省当局委任景洪召片领为宣慰使，但是实际上，召片领和宣慰使司衙门要受国民党车里县县长管辖。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省的行政体制上，把西双版纳划分为思普专区管辖的车里、佛海、南峤、镇越四县，也有人把西双版纳统称车佛南，但是西双版纳仍然保持封建王国制度，老百姓仍然把宣慰使供奉为召片领或者国王，实际上仍然存在着一个“景洪王国”（傣语称为“贺堪景洪”，直译为“景洪金殿”，其含义为“金殿主统治的景洪国”）。

笔者生长在暹罗王国或泰王国，知道“召片领”即国土之主，也就是国王。所以，一踏上西双版纳的土地，很快就领略到景洪王国潜在的既古老又神秘的气氛。泰国学术界把西双版纳傣泐人称为“原始泰人”之一。那里除了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尤其是保留了农村公社时期古老的“寨公田”以外，最突出的是保留了丰富的古代傣语。泰国泰人（Thais）和西双版纳傣人（Tais）是同族不同支系的人种。他们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用语和涉及天地日月等基本自然现象的基本词汇大体相同，只是发音有所差别。

例如傣语把泰语的CH音发为J音，TH音发为T音，PP音发为P音，R音发为H音，还把元音IA发为E，把UA发为O等等。但是泰国泰语在受印度佛教、印度教（婆罗门教）七八百年的熏陶和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影响，其语言中掺入了许多来自印度梵语、巴利语的词汇，这就是云南傣人听不懂泰国泰语的根本原因。泰国人刚到西双版纳也是听不懂傣语，只能听懂简单的“吃饭”“走路”“好不好”等词语。但是，笔者在西双版纳做民族工作多年，终于摸清泰语与傣语差异的规律，加上西双版纳傣语与泰南方言在音调方面有一些接近或近似，所以笔者很快就学会傣泐话，能讲一口较标准的景洪傣话。西双版纳与老挝毗邻，傣泐语和寮语均保留较多的古泰语（与曼谷泰语相比较而言），懂泐语就较容易理解寮语。笔者曾在学校学过寮文，把寮文和泰文字母与韵母相对照，就能初步看懂寮文。1960年老挝万象部队第二伞兵营长贡勒上尉起义，宣布投向富马亲王的中立派。次年（1961年）初老挝最北部的丰沙里军分区司令坎温上校起义，宣布参加富马中立派，富马提升他为寮北军区准将司令，并指示他寻求云南省支援他们以防御美国和右派的进攻。当时昆明的军政机关都还没有寮语翻译，因此在坎温准将到昆明与秦基伟中将谈判时，不得不姑且由笔者充当寮语翻译，可以说，笔者是云南省当时第一位寮语翻译。过后，省外办才从红河州找到老挝华侨黄冰，调到省外办当正式的寮语翻译。

1965年老挝政工干部到北京政治学院学习毛泽东思想，政治学院借调笔者去该学院把教材译成寮文，供教学用，时间近5个月。当中，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到北京访问，笔者和政治学院干部带老挝学员去钓鱼台宾馆晋见凯山。学习结束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老挝全体学员，笔者有幸给总理担任寮语翻译。

西双版纳处于较封闭的特殊环境，使得傣语保留了一些古老的词汇。笔者在考察和研究傣泐语的古老词汇中，特别筛选了比较重要的古汉语借词，其中有涉及西双版纳首领名称、行政区划、体制、信仰崇拜、生活用具器皿等等，都是笔者一一考证破译傣泐古文化的成果。从1987年以来，笔者先后把它们写成论文提交给历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1987年提交在堪培拉召开的第三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再论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1990年提交在昆明召开的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关于泰族从华南南迁的证据》（1996年提交在清迈召开的第六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泰族接受佛教以前的古文化：西双版纳古文化的个例考察》（2002年提交在那空帕农召开的第八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张公瑾教授等人，对西双版纳等地傣族使用干支纪年纪日作过系统研究，认为早在汉朝时期，干支就传到傣族地区。笔者同意这个观点，并结合泰国第一个古国素可泰王朝碑铭使用干支纪年纪日的史实，于1983年写了一篇论文，名为《从素可泰碑使用干支看泰族族源》，提交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广州年会，并刊载在昆明《东南亚》杂志创刊号。1985年10月笔者应邀访问泰国北部的清迈大学，在该校学术座谈会上系统地介绍西双版纳傣族的古文化和笔者的研究心得。在座聆听的该大学社会研究所法国籍研究员汉斯·本很感兴趣，他妻子是该校法语教师，是泰国王姐甘拉雅妮公主殿下的亲信；汉斯·本正准备于最近随王姐殿下访滇，他随即向王姐殿下建议，向我国驻泰使馆提出，要笔者在云南参加接待王姐殿下考察团。因此，笔者有幸在王姐殿下访问西双版纳、德宏、保山、大理期间，担任她的学术翻译。1987年笔者赴澳洲出席泰学国际会议，途经曼谷时，王姐殿下在她的官邸接见笔者和朱拉隆功大学娜瓦宛老师，并一起合影，然后带我们外出在时髦的S＆P餐厅就餐。1990年王姐殿下到昆明，在主持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开幕式和出席头一天会议后，即赴西北沿丝绸之路进行访问。当她访问结束途经昆明回国时，还特地叫笔者去询问有关她走后的昆明泰学会议情况，并让笔者和泰驻华大使德·汶纳博士等人陪她一道进晚餐。

德·汶纳博士送王姐殿下乘飞机返泰后，他带着秘书专程拜访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笔者和所长陈吕范接待他。笔者特地谈到，既然前总理察猜上将提出“把战场变市场”的口号，泰国也应当响应云南省所提出开辟经缅、老往泰国找出海通道的愿望。笔者具体列举过去边民、马帮从西双版纳边境，经过缅东北部和老挝北部，通往泰国北部的几条传统马帮路线。例如：（一）从景洪县勐龙出境，经缅甸勐勇、勐叭、大其力进入泰北口岸米赛；（二）从勐腊县勐满出境，进入老挝勐信，沿湄公河东岸经波教省回赛进入泰北清堪；（三）从勐腊县尚勇出境，进入老挝的南地，沿中国抗美援老部队修建的简易公路抵湄公河的北边，渡河后从陆路抵泰北难府边境。德大使回北京驻所几天后，他的秘书来电话，要笔者再详谈上述具体路线，他说要详细报告泰国外交部。1993年笔者应邀到曼谷朱拉隆功大学做访问学者，在朱大的第一场报告就讲《云南对泰国的期望：通过泰国打通出海通道》，并将讲话发表在该校亚洲研究所学刊《亚洲评论》上。1994年当时的泰国法政大学经济学院请笔者去给该院硕士研究生班上课，笔者也讲《云南寻找新的出海通道》，讲话也发表在《亚洲评论》上。以上也算是笔者为云南打通东南亚国际通道的愿望摇旗呐喊。

王姐殿下考察团随员中有一位泰驻华使馆二秘，他告诉笔者，其老师颂杰博士是泰国九频道电视台“缤纷世界”节目主持人，正计划做介绍西双版纳的风情电视片，要求笔者予以协助。1986年笔者对颂杰博士的西双版纳风情电视片做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该片也有采访笔者的镜头。该电视台西双版纳风情片的播放，王姐殿下关于西双版纳等地访问的出版，在泰国掀起“西双版纳热”。

大约1987年泼水节前夕，曼谷一位王族后裔的妻子碧沙娜女士要到景洪寻根，她什么线索也没有，只在九频道电视节目和《艺术文化》主编素集先生的文章（笔者带他采访景洪泼水节）知道在昆明的笔者，就贸然乘飞机到昆明要找笔者以便去景洪寻根。恰好有一位住在昆明的泰国朋友委托省侨办郑健生先生安排她住下，然后通知笔者去见她。

笔者和健生根据她的要求妥善安排她去景洪过泼水节，在那里见了刀国栋（当时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州长召存信、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等人。碧沙娜女士至今仍和笔者保持联系。

泰国的“西双版纳热”主要表现在曼谷旅游公司纷纷想开辟西双版纳旅游路线。其中白象旅游公司老板谢绍伟，经郑健生指点来昆明找笔者，说他也是祖籍梅县的客家人，要求笔者协助他开辟西双版纳旅游线。绍伟先生来昆找笔者时，笔者当时随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代表团在曼谷访问，好友沈顺代表笔者与绍伟先生洽谈，不久笔者和沈顺就协助白象旅游公司开辟了西双版纳旅游线。从1988年到90年代初，除西双版纳外，笔者先后协助“白象”开辟了大理洱海、西北丝绸之路、成都拉萨、北京上海、六大古都、内蒙古草原、苏杭穗三州美食、桂林山水等旅游路线。白象旅游公司经营的是文化旅游，其旅游团成员大多为泰国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笔者从带他们观光我国各地名胜古迹中，结识不少好朋友，有些团员至今还和笔者保持联系。

1985年当时的泰国教育部长川·立派曾赴合艾主持笔者的叔父谢枢泗的铜像揭幕式。1986年他访滇时到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访问，笔者担任翻译。当他知道笔者是谢枢泗的侄子后，于当晚约笔者去翠湖宾馆见他，询问关于我国改革开放的许多问题，笔者都一一正面回答。后来他当了总理，有一回总理府副秘书长率团访问云南省方志办，川还吩咐这位副秘书长到昆明时设法找笔者。改革开放以来，泰国许多高等院校教师和学术界同行就陆续到笔者所工作的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和后来的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来访问、交流和合作考察。笔者交往比较密切的是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清迈大学、西北大学等。朱大的文学院、经济学院、亚洲研究所、泰学研究所和笔者有共同考察和合作研究关系；法大的泰学研究所与社会学院和笔者有共同考察的关系；清大人文学院和社会学院和笔者有共同考察关系；西大（教会大学）的人文学院、研究生院和笔者有共同考察和合作研究关系。其中，笔者和朱大亚洲研究所强博士教授、朱大经济学院察惕博士教授、法大社会学院素密教授、西大研究生院腊达娜蓬博士的合作最密切。曾经为强博士编写《中国对外政策》提供一些资料和帮助，和他共同编辑《回顾与展望：纪念泰中建交二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参加察惕教授牵头的《泰社会文化史研究》国家项目，与腊达娜蓬博士合著《西双版纳史》；带领素密的“中国境内傣和壮侗语族考察组”，先后考察过广西和云南文山壮族、贵州布依族、海南岛黎族、金沙江傣族、红河傣族、德宏傣族等等，历时6～7年。

1992年笔者退休，朱大亚洲所创始人、中国问题著名专家强博士教授建议亚洲所聘笔者去做客座研究员。当时该所所长维他雅博士是笔者堂外甥女婿（他岳母是笔者堂姐），1948年笔者回国读书前寄居在堂姐家，堂姐的二女儿当时大约七八岁，维他雅在60年代和堂姐二女儿结婚时笔者在昆明，因此不认识这位堂外甥女婿。

笔者1993年应聘到朱大亚洲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2001年才辞去该职务回昆明。到亚洲所不久，就协助该所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笔者担任常务理事。中心经费靠泰籍华人企业家捐款设立“中国研究基金”的利息维持。曼谷从事中文报业、文学写作和学术活动的泰籍华人朋友，1993年成立了泰中学会，笔者从1993年就参加该学会，并担任该会理事到2001年，同时积极给该学会的《泰中学刊》撰稿。笔者在朱大工作8年，主要是撰写了前面已提到的《西双版纳史》以及和强博士共同编辑《回顾与展望：纪念泰中建交二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以及陆陆续续撰写了以下一些论文和文章：

《解放前的西双版纳傣泐》（1993年刊于泰国国家文化委员会办公室文集：西双版纳傣文）；《中国学术界对西双版纳文化的研究状况》（1993年提交泰国国家文化委员会办公室学术讨论会，刊于该委员会的《泰族文化研究文集》）；《西双版纳傣泐的家鬼与寨神勐神》（1994年提交清迈大学的学术讨论会，刊朱大亚洲所学报《亚洲评论》）；《德宏州：云南傣哪人的地区》（1994年提交朱拉隆功大学泰学研究所“德宏傣人：云南的大泰”讨论会，刊于该所文集《德宏傣人：云南的大泰》）；《德宏傣人的历史背景与古代交通路线》（1994年提交朱大泰学研究所学术讨论会，刊于该所文集《德宏傣人：云南的大泰》）。

接着，笔者又写《云南人被称为“贺”的由来》（1994年在清迈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上课的讲稿，刊于曼谷《泰中学刊》创刊号）；《坤真（君长）与陶真（头长）名称的来由》（1995年提交法政大学泰学研究所学术讨论会，刊于该所文集《陶洪与陶真的典故》）；《泰华融合的文化基础》（1995年刊于《泰中学刊》第二期）；《稻作文化：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考察》（1996年提交朱大泰学所讨论会，刊于朱大亚洲所《亚洲评论》）；《泰族：其历史与文化》（1996年，刊于《泰中学刊》第三期）；《探索傣泐与古汉语同源词的来由》（1997年提交法政大学泰学研究所学术讨论会）；《稻作文化与社会秩序：解放前西双版纳景洪的典型考察》（1998年提交朱拉隆功大学学术讨论会，刊于朱大亚洲所《亚洲评论》）；《对百越研究的一些看法：语言的考察》（1998年提交曼谷东方书院关于百越的学术讨论会，刊于春提拉《百越社会文化史的探索》）；《泰国古籍有关云南洱海、澜沧江及河蛮的传说》（1998年刊于《泰中学刊》）；《西双版纳启示录之一》（1999年刊于《泰中学刊》）；《西双版纳启示录之二》（2000年刊于《泰中学刊》）。此外，笔者还撰写了《西双版纳的封建制度》《兰那与西双版纳古代文化与风俗的来由》《对外开放后西双版纳文化的演变》及《西双版纳经济的发展》等。

朱拉隆功大学自己办的全国广播电台每周有一个“泰学”栏目，由泰学研究所资料室主持，笔者应邀为该栏目讲云南傣族各支系状况，从西双版纳傣泐、德宏傣哪、孟连傣绷，讲到金沙江傣族各支系，从他们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讲到现状，总共讲了10多次。笔者在朱拉隆功大学做客座研究员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是为诗琳通公主殿下有关中国研究事务服务。1994年公主殿下访问中国东北，中方接待组邓尊是清朝时期八旗军的镶红旗后裔，公主殿下回泰国后，叫她的学术秘书素帕腊副教授向强博士请教关于八旗军问题。强博士把任务交给笔者，笔者用泰文编写了有几页纸的八旗军及八旗制度，并附有八旗彩色图片。公主殿下在她访问东北的《雾中雪花》访问记中说，她回曼谷后向笔者了解八旗制度情况，并将资料附在访问记后面。公主殿下对八旗制度很感兴趣，她认为清朝把劳力壮丁统统分编于八旗，便于管理与征集，很有效力。这类似泰国封建时期对农奴的管理，即每个农奴都必须从属于某一位贵族管辖。1995年公主殿下和素帕腊教授根据笔者提供的资料，撰写了一篇题为《八旗制度：满清对壮丁与劳力的管理》论文，刊于素可泰探玛蒂腊大学学报上。后来，公主殿下访华前后有什么问题要问时，都叫素帕腊副教授直接和笔者联系。

1995年公主殿下访问云南，遇到有关中国地区、自治州、自治区等行政区划的泰文译法混乱，回国后叫素帕腊老师找笔者，笔者写了中国历代行政区划沿革与演变资料。公主殿下根据从各方面搜集的资料，编了中国行政区划资料，附录她访问云南的游记《彩云之南的云南》。1997年公主殿下应邀参加香港回归的移交仪式，然后顺道访问广东。她在广州听说广东人有秋后进补的习惯，回国后叫素帕腊老师问笔者广东人为什么秋后食猫。笔者为此写资料说，广东人继承了古代越人的饮食文化，有好食猫、狗、昆虫及各种野兽的嗜好。由于猫狗等肉热燥，夏天不宜进食，因此一般在入秋后才食猫等进补，港穗高级餐馆秋后滋补名菜有龙虎斗、龙虎凤等。笔者还在资料中说，有人开玩笑说，广东人除了凳子以外，凡四条腿的什么都吃；凡在天上飞的，水上游的，除了飞机、潜艇外，什么都吃。公主殿下把这个笑话加在她撰写的《回归大中华》的访问记里。

1999年公主殿下访问江浙两省，笔者应素帕腊老师的要求，提供了江浙主要名胜古迹资料。2002年9月，公主殿下学术秘书素帕腊老师说，公主殿下将访问福建、海南，请笔者提供这两省的名胜古迹，并询问有关海南岛三亚市回族源于古代安南占婆人移民的情况。笔者除了提供所要的资料外，还把1998年在东方书院学术讨论会文章（《对百越研究的一些看法：语言的考察》）中有关公元10—15世纪占婆王国的占婆人迁徙海南岛情况复印寄去。

此外，大约1996年诗琳通公主殿下翻译我国湖北女作家方方的小说《行云流水》，她通过素帕腊老师叫笔者校正译文。笔者除了校正译文以外，还就泰国人由于不熟悉中国国情和习惯，而不太理解的一些问题作了好几处注释（比如泰国天气热，人们天天冲凉，没有睡前用热水泡脚的习惯，因此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热水泡脚等）。公主殿下看了很满意，把这些注译统统附上。最令笔者难忘的是2008年1月，诗琳通公主殿下通过陆军军官学校请笔者去泰国陆军军官学校，为她所主讲的“东亚史”课程讲中国历史文化。公主殿下在陆军军官学校教务处任历史教育处上将处长，主讲东亚（中、日、韩）历史，她决定在结束东亚史课程时，专门请中、日、韩学者、专家各一人，去军校给学员讲各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作为东亚史课程的最后一讲。公主殿下指示军校历史处农腊中校（女）与笔者联系去军校招待所住，第二天上午早上迎接公主殿下，然后上课。公主殿下在场聆听和插话，课后并让笔者和另外二位日、韩专家与她一起和全班学员合影留念，然后让我们三位授课者和她一起在军校食堂同桌共进午餐。

鉴于笔者在朱拉隆功大学做客座研究员期间的工作成绩和大力促进中泰文化学术交流的表现，朱拉隆功大学校董会于2002年8月1日作出决定，授予笔者以“专座教授”（Chair Professor）称号。泰国驻昆明总领事乐滇·素旺纳昆先生，也于同年7月1日聘笔者为他的顾问。目前，笔者应聘担任由云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泰文《湄公河》杂志泰文编辑；任云南民族学院泰语专业兼职教师，讲授泰国文化和中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