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与做学问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其主要职责当然是做好学问。但是，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首先是人类社会的一分子，因此他不但要做学问，还要做人，并且必须很好地做人。做人与做学问是相辅相成的；在某种角度上，做人往往还是做好学问的首要条件。本人知识有限，研究成果不多，只不过做了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应当做的一些工作，并从中得出一些粗浅体会。

首先，我们必须热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树立为繁荣社会科学研究做出自己贡献的事业心。社会科学是研究并揭示社会现象客观规律的科学。我所从事的泰傣历史与文化研究，就是对泰傣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并通过研究成果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与认识泰傣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我生长于泰国，对作为第二故乡的泰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对所从事的工作不仅感兴趣而且十分热爱。但是，仅仅有上述纯朴的感情是不够和不能持久的。因此，还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在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和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认识到自己幸运地能有机会帮助人们了解泰傣民族灿烂的历史与文化，不仅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历史知识与文化修养，而且有助于促进中泰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

其次，我们治学必须严谨，不但要为今天负责，还必须为子孙后代负责。研究学问的根本态度是实事求是，而要想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有治学严谨的作风。记得50年代开始从事边疆情况调查研究时，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有关调查研究的论述，初步认识到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的唯物主义原则，学习了在占有材料基础上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方法。我在研究工作中提倡脚踏实地，避免夸夸其谈，反对华而不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相信正确的结论建立于平凡而艰苦的调查（搜集）与考证工作，巨大的成就都必须从眼前工作做起。

在现实工作中，虽然我们在立论与考据时想尽量做到严密谨慎，可是由于材料不足，知识与水平有限等原因，我们研究成果的观点与结论也可能会有片面性甚至错误。这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必须反对史料工作中的不慎重态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论傣族诗歌》一书，其抄本有问题，未经科学鉴定，翻译中套用现代术语甚至改动语气，就是治学草率的例子。我认为，历史与古人给我们留下需核查、考证的疑点与问题已经够多够头疼的了；我们不能再人为地给大家和子孙后代增加疑问与麻烦。所以我主张，我们研究学问不但为今天负责，也要为子孙后代负责，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第三，我们要努力团结和爱护帮助年轻人。我们东南亚研究所的年轻人不少，他们都学有专长，生气勃勃。他们刚从大学分配来时，头半年时间我对分配到泰国研究室的两位年轻人，每周进行定期的业务辅导，帮助他们尽早熟悉业务。当年轻人业务有进步、出了成绩时，自己心里也感到高兴。对努力自学泰语的年轻同志，也给予支持与鼓励；对愿意来本所工作的人才也欢迎并积极向领导推荐；对有些人才外流表示惋惜。我对任何人都努力做到一视同仁，坚决不搞小圈子，就是对我有意见或误解的同志，我也尽量不计较。我相信“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相信每个人（包括本人在内），都有优点与长处，也有缺点与短处。问题是要有自知之明和知人善用，懂得发扬优点与长处，克服缺点与短处。

最后一点，我们应当谦虚，戒骄戒躁。当我们工作有了一点成绩，特别是经过艰苦努力，克服了许多障碍，在学术上有新发展和突破以后，产生自豪感和喜悦的心情是可以理解，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要适可而止，因为这时候往往容易自满和止步不前，看不到我们的研究成果尚有不足、不完备之处。我认为，一方面我们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水平）总是有一定局限性，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与问题还很多。学无止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骄傲和自满。而继续努力，不断克服困难，寻求新的突破，新的发现，才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应当肩负的责任和努力追求的幸福。

我今年到了花甲之年，在即将退出科研第一线的时刻，谨以上述肺腑之言与年轻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共勉。

（原载《云南社科动态》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