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金的历史颇为悠久。考古资料证明：早在西汉时期，滇人即已掌握了黄金的冶炼技术，并用黄金来制造剑鞘以及钗、钏等装饰品。东汉及两晋时期的一些学者，则将云南出产黄金的事实纷纷写入其著述之中。此后，无论是在历代官修的正史、政书、地志中，抑或在私人撰写的笔记、杂录、文集中，均有云南出产黄金以及古代滇人开采、冶炼黄金的记载。迄于近代，不少学者和地方官员还对当时云南黄金的产地、采选方法等进行实地考察，并对开发滇金矿藏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和主张。对古代和近代有关滇金的历史文献加以综合与分析，简要地概述滇金生产及其发展的历史，并对当今开发滇金作一些思考，这不仅是云南地方经济史研究的需要，而且对今后进一步开发滇金资源、发展滇金生产也是颇有裨益的。
一
滇金生产的历史始于何时？历史文献未作明确记载。然而，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考古发现对此作了回答。1955—1960年，考古工作者对晋宁石寨山数十座古墓先后4次进行了发掘，除发现数千件青铜器外，还发现了许多金质器物，主要有“滇王之印”、金剑鞘（木质包金箔）、金臂甲、金钗、钏、金珠子以及金片饰等。考古学家认为：这些金器的来源，除“滇王之印”尚有争论（有人说它是西汉王朝颁赐的，有人则认为是当地仿制的）外，其他金器则均为当地制造者无疑。因为所有金器都有地方特点，其表面的花纹多与同时出土的青铜器花纹一致。而臂甲、剑鞘及兽形片饰等在其他地区更未曾发现过。[1]考古学家还对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的年代做了推测，认为该古墓群出土的主要器物属于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2]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揭示了滇金的早期历史，即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滇人已经掌握了黄金的冶炼技术，并用黄金来制造兵器的饰件以及其他的装饰品了。
至于西汉时期滇人用来制造上述器物的黄金是来自外地还是为当地所产者？从下面将要列举的古代文献中，我们看到：早在东汉初年的学者笔下已经有云南出产黄金的记载。西汉与东汉赓续相继，期期不远，西汉遗事多在东汉人著述中有所反映，这是屡见不鲜的事实。因此之故，西汉时云南已经生产黄金，则是毋庸置疑的。
古代（西汉至清代中叶）滇金生产的情况，多见于汉晋以来的诸多文献。
最早记载云南出产黄金的著作是东汉初年的学者、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哲学家王充（27年—约97年）撰写的《论衡》一书。该书《验符篇》曰：“永昌郡（辖境包括今大理、保山、德宏大部分地区以及临沧、西双版纳部分地区）中亦有金焉，纤縻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采日得五铢之金，一色正黄。”永昌郡设于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在此以前，西汉武帝时已开发了永昌地区，凿通了经博南山（在今永平境内）、渡澜沧江通往永昌的道路，派遣大批汉族移民进入该地区，并在这里设置了不韦等6个县，隶属益州郡管辖。迄于东汉初年，秦汉中央王朝推行的郡县制已在永昌地区实施了100多年，当时称为“西南夷”的云南地区和贵州、四川部分地区已经与内地有了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西南夷”的人文地理、民俗风情以及物产资源等，已逐渐为内地人民所了解。因此，东汉初年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职的王充，在其著作中也就有可能记述永昌郡出产黄金的事实了。
自东汉王充之后，关于云南出产黄金的记载，屡见于历代文人学士的著述之中。西晋学者杜预（222—284年）在其《春秋释例》中写道：“黑濮在永昌，西南出金。”东晋史学家常璩，是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所著《华阳国志》记载了4世纪以前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是一部很重要的方志巨著。其《南中志》曰：永昌郡“土地沃腴，有黄金、光珠（宝石）、虎魄（琥珀）、翡翠……”又“博南县（今永平县），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兰（澜）沧水，有金沙，以火融之为黄金”。南朝宋人范晔所著《后汉书》，其《西南夷传》曰：“滇有金、银、畜产之富。”其《哀牢夷传》曰：“哀牢夷（今腾冲、龙陵一带）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水晶）、琉璃。”又其《郡国志》曰：“博南，南界出金。”《文选》卷四《蜀都赋》刘渊林注云：“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北魏郦道元所著古代地理名著《水经注·若水》曰：“永昌郡有兰仓水（今澜沧江），出西南博南县，兰仓水出金沙，越人（《华阳国志·南中志》作‘越之’，即翻越博南山）收以（《后汉书》作‘洗取’）为黄金。”唐代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樊绰奉命入南诏国境内调查其军事部署，翌年写成《云南志》（又称《蛮书》等）共10卷。该书是留存至今的一部详备可信的南诏史著作，其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载了当时滇金的生产情况：生金，出金山及长傍山（今片子西，恩门开江东岸）、藤充（今腾冲）北金宝山。土人取法：春冬间先于山上掘坑，深丈余，阔数10步。夏月水潦降时，添其泥土入坑，即于添土之砂石中披拣。有得片块，大者重一斤，或至2斤。小者3两5两。价贵于麸金数倍。然以蛮法严峻，官纳十分之七八，其余始归私，如不输官，许遂相告。麸金，出丽水（今云南境内之金沙江），盛沙淘汰取之。河赕（又称“
”等，“者，州之名号”。据方国瑜考证，河赕“当在西洱河地区，盖为十赕之总称”[3]）法：男女犯罪，多送丽水淘金。长傍川界三面山并出金，部落百姓悉纳金，无别税役、征徭。樊绰所述，在所有古代文献中为最详备者。北宋欧阳修等撰写的《新唐书》，其《地理志》曰：“姚州（今姚安县北）土贡麸金。”又《南诏传》曰：“长川诸山（即上述‘长傍’川三面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丽水金麸金。”明人宋濂等撰《元史·食货志》曰：“产金之所，在云南省曰：威楚（楚雄）、丽江、大理、金齿（今保山南）、临安、曲靖、元江、罗罗（西昌）、会川（会理）、建昌（德昌）、德昌（盐源）、柏兴（威宁）、乌撤（会泽）、东川、乌蒙（昭通）。”《元史·世祖本纪》曰：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丙申朔，“云南省参政怯剌言：建都地多产金，[4]可置冶，令旁近民炼之以输官，从之”。至元十九年九月“丁亥，遣使括云南所产金，以孛罗为打金洞达鲁花赤。”又，《元史·食货志》还记载了云南及全国的金课额：“金课之兴，自世祖始。……在云南者，至元十四年，诸路总纳金一百五锭。”“天历元年岁课之数，金课：腹里四十锭四十七两三钱，浙江省一百八十锭一十五两一钱，江西省二锭四十两五钱，湖广省八十锭二十两一钱，河南省三十八两六钱，四川省金七两二钱，云南省一百八十四锭一两九钱。”可见，元代中后期，云南岁纳金课额居全国之首，占三分之一强。明人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卷下“五金第十四”条曰：“凡中国产金之区，大约百余处，难以枚举。……金多出西南，取者穴山至十余丈，见伴金石即可见金。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状。”“水沙中所出大者名狗头金，小者名麸金、糠金。……水金多出云南金沙江（古名丽水）。此水源出吐蕃，绕流丽江府，至于北胜州（今永胜），回环五百里，出金者有数截。”清人张廷玉等所撰《明史·地理志》曰：“姚安军民府大姚县西北有龙蛟江，源出铁索箐，一名苴沧江，产金，东北流入金沙江。”清乾隆时官修的政书《清朝通典》卷八《食货典》八曰：“金银矿课：云南永北府（今永胜县）属金沙江金矿，每年课金七两二钱六分。永昌府属上潞江金厂，额课金二十五两五钱六分。开化府属锡版金厂，额课金三十四两。”乾隆《开化府志》曰：“麻姑山（今马关县大马固）在府南九十里，其地产金。干沙坡在府南一百里，其地产金。”乾嘉之世任禄劝知县的檀萃在所著《滇海虞衡志》卷二《志金石》中曰：“金出于北金沙江，所谓金生丽水也。淘洗得之，工费正等。惟掘于平地，得金块大小而利赢。滇志所称丽江金沙江出金，姚安龙蛟江出金，永宁府出金，临安安南长官司出金，金于滇出为多。叶金、条金咸萃于滇，而累滇亦甚。前明中使藉采金、采宝并以虐滇，往往至于兆乱，亦可以鉴矣。滇南金厂三：一在永北之金沙江，一在保山之潞江，一在开化之锡板。”康熙十一年来滇任云南府同知的刘昆，久居云南，“据其身经目击”写成《南中杂说》，其中专列“金”项，曰：“滇水之产金者，曰金沙江。土之产金者，曰白牙厂。永北县采江金之法：土人没水采泥沙以漉之，日可得一二分，形皆三角，号曰‘狗头金’。采土金之法：土人穴地取沙土以漉之，亦日得一二分，状如糠秕，号曰‘瓜子金’”等。除上引诸种史籍外，如《续博物志》《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清一统志》《清会典》等，也都有云南出产黄金的记载。惟其所记，或抄自上述史籍，或与上述史籍大同小异，兹不一一胪列。
从上述历史文献的记载，可知古代云南黄金生产的大致情形，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1.自西汉迄于清代中叶，云南一直有黄金生产。历经，汉、晋、唐、元、明、清等朝代，滇金生产较为发达，故为中原文人学士多所瞩目，并在他们撰写的正史、政书、方志、笔记、杂录、文集等著述中或详或略地记载下来。
2.古代云南出产的黄金有两种：其一为山金，又称“生金”“土金”“条金”“线金”等，俗谓“块金”“瓜子金”。其二为砂金，又称“水金”“江金”等，俗谓“麸金”“麸麦金”“糠金”“狗头金”。
3.古代滇金的产地，大致分布在今金沙江和澜沧江流域以及滇南、滇东北的广大地区。以今地州市而言，有保山、丽江、大理、楚雄、迪庆、德宏、红河、曲靖、东川、昭通和文山等；以今县市而言，有保山、永平、龙陵、腾冲、丽江、永宁、芒市、中甸、永胜、大姚、姚安、曲靖、东川、会泽、建水、金平、元江等。主要的金矿和金厂有：永北府金沙江金矿，永昌府上潞江金厂，开化府锡板金厂、麻姑山金厂和干沙坡金厂，中甸麻康金厂、腾冲六合厂、金平金河金厂等。
4.古代滇金的生产方法。山金的开采：采金者于春冬间先在山脚平地之处挖一个坑，“深丈余，阔数十步”。到了夏季降雨时，山上含金的沙石因山水冲刷下流填于坑内，采金者即于坑内沙石中披沙拣金。水金的采洗：淘金者潜入江水转折或平缓之处，将沉积的泥沙挖取出来，反复进行淘洗，最后获得小片的自然金。采金者将披拣、淘洗得来的自然金“以火融之”，最后得到有一定纯度的黄金。因黄金的熔点较低且比重较大，当时以樵薪为燃料，是能够使小块、小片的自然金融化并除去部分杂质的。上述滇金的生产方法，在今天看来是如此原始、简陋。但是，距今千余年前的古代滇民已经具有初步的识别金矿、懂得黄金的比重大于其他物质以及薪炭的火力能熔炼提纯黄金等简单的科学知识，这在云南科技发展史上也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5.古代滇金的课税。汉晋时期未见关于滇金课税的记载。南诏时期，采金者按分成制向官府缴纳金课，“纳官十之七八，其余始归私。如不输官，许递相告”。这样的课税显然是十分苛重的。迄于元明清三代，均实行定额金课。《新纂云南通志》卷一四五《矿业考》谓：“金之有课，则始自元明清，因之代有增减。元时，金课至一百八十余锭（每锭10两）。”明代，从嘉靖初开始在云南征派“贡金”，又称“年例金”。据《神宗实录》卷一二四载：“云南旧不贡金，自嘉靖元年派进一千两……”又卷五七三载：“滇金自嘉靖十三年始，岁贡二千两。至万历二十一年，加三千两，共五千两。”迄于泰昌元年，光宗特允云南巡抚沈敬
之请：“准将每年贡金蠲免二千两，仍进三千两。”天启二年，因“云南贡金道路已阻”，熹宗颁旨：“贡金准暂停。”[5]清初，云南“课金七十余两，递减至二十八两余。”[6]可见，元明两代，中央政府在云南征收的金课远远超过清代。
二
近代以来，滇金的生产有所发展，其产量超过清代前期。
（一）近代滇金的产地及主要矿厂
晚清时期，云南先后开采的金矿较多。咸丰、同治年间开采的墨江县坤勇、蒙自县老摩多、中甸县天生桥等金厂，曾“极一时之盛”[7]。此外，维西县村下江边北济汛金厂也于同治六年进行开采。光绪时期开采的金矿有：富民县大山坡，永善县金江边，蒙自县老摩多、逢春岭、老金山，顺宁县泳金厂，丽江县岩瓦厂，昭通县金沙旧厂，中甸县麻康金厂，腾冲县马牙金厂，文山县麻姑金厂，他郎（墨江）坤勇，景谷县猛乃乡等。宣统时开采的金矿有：马关县金厂、云南（祥云）县金厂箐、景东县丙寨山脚阿罗街、宾川县云顺通金厂箐、绥江县老鹰石等。此外，旋开旋废的金矿（点）尚有70余处。[8]
民国年间滇金的产地，据1945年官方统计：金矿分布在28个县，有矿点184处：蒙自县老摩多等13处、墨江县坤勇等8处、永平县燕子河等11处、云龙县归仁里等8处、凤仪县金厂箐等11处、鹤庆县黄六郎等6处、永胜县金江镇等11处、元谋县大已保等7处、剑川县羊岭乡等7处、洱源县黑德里等9处、丽江县马厂格子乡等7处、祥云县毛栗坪等5处、漾濞县金马厂1处、腾冲县桥头村等11处、保山县潞江等5处、龙陵县长沙坝等4处、屏边县义河老林等3处、金平县五步田老厂等6处、澜沧县西盟厂等6处、建水县猛弄司哈播村等3处、马关县大梁者寨等5处、宁蒗县木里等6处、新平县困龙河等4处、文山县麻姑厂等5处、顺宁县洪家寨等2处、绥江县卷子滩金沙等2处、维西县摩顶等7处。[9]上述产地，大致分布在今金沙江、澜沧江、红河及怒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其总面积约为73593公亩。[10]其中“有开采价值、比较著名者为墨江之坤勇、蒙自之老摩多、中甸之天生桥和江边镜、维西之江马厂，澜沧江南锡河以及洱源、丽江、永北、巧家、永善等县所属之金沙江沿岸等处”[11]。这些地区的黄金矿点较多，是因为在这里分布着不少的含金石英矿脉，并且“通常脉宽而储量较丰，且为数甚多而甚延长。即如墨江之坤勇及蒙自之犒吾司之含金石英脉，经试金试验后，佳者每顿（吨）含金达三百两，劣者亦在八两以上，不可不谓丰矣”[12]。
（二）近代滇金生产的经营方式
近代滇金的生产以私人经营者为主。此外，有极少数属于官办或官商合办。在私人经营中，又有两种方式，即“独办者”和“集股者”，而以“独办者”为多。这些“独办者”“主要是金矿附近的居民和金沙江沿岸农隙淘洗的土民”，他们“虽获利甚微，然全赖此为生者实属不少”[13]。
私人独办金矿：其经营方式有两种，即雇工制和“亲身制”。所谓雇工制，即“由矿主出资，招雇工人，代其开采”。如：永胜与鹤庆间的土塘金矿，1940年有独办矿主15家，每家资本二三百元，所雇工人最多时不过200人。雇工之每日工资，捶手（开凿矿硐者）新滇币1元4角，淘金者1元，马尾（背运矿砂者）7角，均不供膳。另外，每月每人给“私砂”二床，每床重15斤，可得金最高2钱，普通可得8分。所谓“亲身制”，即自为矿主，自力经营，自挖自吃。有的租地开采，租金为所获矿砂的十分之三。在土塘金矿，“亲身制”占全体采金者的百分之八十以上。[14]
官办金矿：见于政府档册者只有一个，即开办于清光绪三十四年的腾冲马牙金厂，其生产详情未见记载。[15]
官商合办金矿：见于记载者有四个，即开办于清宣统元年的祥云金矿箐金矿；开办于民国二十六年，二十九年停业的位于滇康边境的利民公司；开办于民国二十七年的西南矿业公司（主要探采蒙自和金平一带金矿）；开办于民国二十八年的丽江裕丽矿业公司。这些官商合办的金矿，其经营方式已粗具近代工业生产的规模。如：裕丽矿业公司，资本总额定为国币20万元，原官办的裕滇公司的矿权作为股本的十分之一，其余则另招股份。公司设股东大会、董事会、董事长和总经理，下设工程部和事务部。矿区面积为210公顷，分4个井进行开采。招雇工人数百名，除当地丽江人外，四川籍者也很多。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按日计发工资。工资分3等：一等工每日国币1元，二等工9角，三等工8角。住宿由公司提供，膳食则由公司供给厨子、家具，费用按人均摊。[16]其他官商合办金矿的经营方式与裕丽矿业公司大致相同。
此外，尚有军队开办的金矿一个。1940年曹立瀛等赴滇西调查发现，在丽江白马厂有一“为当地军官史华司令等组织的公司，开有二硐”，有工人32名，其伙食及工具由公司供给，报酬仅为每日“手砂（即私矿）”二箩。[17]
（三）近代滇金的生产方法
近代滇金的生产基本上沿袭千百年来的“土法”。关于这种“土法”，民国二十六年云南矿业公司总经理陶鸿涛写的《云南屏边西区岔河金厂调查报告》和民国二十九年曹立瀛、范金台写的《云南迤西金沙江沿岸之沙金矿业简报》均有详细记述。兹据之简述如下：
1.砂金的淘洗方法：砂金产于江河沿岸的冲积层沙砾之中，多为砂粒状、片状或块状之自然金。淘金者在江河岸边先挖一倾斜小沟，内置3张“溜床”，彼此间隔2～3米。然后将“金境”（含有砂金的沙砾）倒入沟内，以锄具趁下流水势用力搅拌，变成稀泥的“金境”依次流经“溜床”，其中比重大于泥沙的砂金即留存于“溜床”的横格之内，再将“溜床”上的金砂收集起来倾于“金盆”内，进行荡洗以淘去泥沙、杂质，最后将盆内金砂倒入“金斗”内，以混汞分金之法而获得八成至九成五之赤金。[18]
2.山金的开采方法：山金产于石英岩中，常与黄铁矿伴生。采金者先根据“露头境引”（即显露于地表的矿脉）选定开采之地，然后沿境引开凿坑道，挖取“金埔”由坑道内背出后，施行手选之法，即用铁锤捣碎成颗粒状，从中拣去不含金矿的石英石、黄铁矿等杂质，然后置于脚动碓之石臼内继续捣细如粉状，继而施行洗矿法，即挖一水池（称“金塘”），内置“金盆”“金斗”各一个，旁置一摇床（上有横槽，类似上述“溜床”），床上置一竹筛（有柄，两足）。用“金撮”（畚箕）将金矿撮入筛内，引池中之水冲洗，金
透过筛孔随水流于床上，比重较大的金矿留存于横槽之内，而较轻的杂质则流入尾渣池里，如此冲洗十余次后，金矿所含琉化铁等杂质已大大减少，继而将金矿倾于“金盆”中，在“金塘”内前后左右摇荡，再洗去部分杂质，最后将盆内金矿倒入“金斗”内，以混汞分金之法获得赤金。
上述“土法”，虽然古已有之，但于近代已有所改进，即采矿与选矿的分工已经出现，混汞分金法的运用已臻于成熟。
（四）近代滇金的产量及其市场
1.近代滇金的产量。历来未有专门的统计，仅就所见文献的点滴记载，综述如下：
清代，道光时墨江坤勇金矿“产额最盛，年产金万余两”[19]。咸丰、同治年间，坤勇、老摩多、天生桥等3个金矿曾“盛极一时”，然未详见其实际产量。
民国年间，滇金产量有所增加。民国二十六年为1879公两，二十七年为1430公两，二十八年为8750余市两，其中仅永胜金江街一带即产7000两，[20]二十九年前后约产17000两左右，其中年产1000两以上的县有五个：中旬2500两、丽江1000两、永胜4500两、维西1000两、蒙自4500两。墨江县坤勇金矿，自明末发现以来，一直有人开采，民国时期产量逐年有所增加：十九年为200两，至二十五年每年递增100两，二十六年为1000两，二十七年为2000两。[21]金平县江外金厂，民国二十六年前后。每年约3000两之谱。[22]
由上所述，民国年间滇金产量较之清代中后期有所增加，其主要原因有3方面：其一，此间发现的金矿（点）较清代大大增加。如上所述，清代中后期开采的金矿18处、矿点70余个，而民国年间开采的金矿分布在28个县，矿点达184个。其二，抗战开始以后，因黄金既可充实“抗建基金”，又可直接换取外汇以供进口抗战必需品之用，故国民政府提倡各地生产黄金，为此还颁布了“非常时期采金暂行办法”以及“增加金产办法等”[23]。其三，抗战以后，金价暴涨，采金者增多，于是“已采之处，均能增加产量，即如昔日认为含金较贫之处，亦皆逐渐恢复开采工作，以致产量渐增”等。[24]
2.近代滇金的市场。由于滇金产地分布较广，故其市场也比较分散，滇中、滇西和滇南等地均有黄金之买卖，然而省会昆明则是滇金交易的最大市场。据1941年官方统计：昆明市有专营黄金饰品销售的商号15家、职工73人、资本总额20万元、营业额62万元，从事金银器具生产的手工业铺坊83家，从事金箔业的27家。[25]这些铺坊所需之黄金主要来自省内各产金县份，“多由商人就地收买，转售昆明各金铺中”[26]。此外，黄金市场尚有大理、丽江、腾冲、缅宁、梁河、蒙自、开远、石屏、个旧等县治所在地。这些地方都有一些手工业者从事黄金饰品的生产与销售，其中大理生产的金首饰、金箔等较为著名，特别是金箔每年需黄金数十两，还出现“金箔街”，产品“销行各县，价值随金价转移”[27]。在滇金出产之地，还有一些定期的交易市集。如：永胜县金江街：“每七日一市，每市金之交易约在一百五六十两之间。”蒙自县老摩多等地“计有市集四处，均于每月六日有一市集，每日之贸易共约达百至二百两之间”[28]。金平县“金市场有铜厂街、马店街、金平街三处，均系每六日集市一次，每次金之交易约二十两至五十两不等”[29]。
除上述省内市场外，滇金还销往缅甸、越南和香港。据《续云南通志长编》载：大理生产的叶金“销行各县及（缅甸）瓦城，价格涨落无定率”。又据《云南矿产志略》载：“各地生产的黄金。多由商人就地收买，转售昆明各金铺之中，或由商人直向安南出口，转运至香港等处。”可见，滇金尚有一定的国外市场，其出口产品既有成品叶金，也有原产品砂金和山金。近代滇金的价格未见专门记载。惟曹立瀛在永胜县金江镇调查时，从镇长胡某处得知：当地金价以新滇币计，民国二十七年春每两400元、秋800元，二十八年春低至365元、六七月升至800元、秋600元，二十九年正月800元、三至五月1000元至1100元、六月升至1400～1500元。[30]可见，当时金价涨跌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五）近代滇金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代滇金的生产较之古代有所发展，已如上述。然而，近代滇金的生产仍然十分缓慢，其效益更显得微薄。寻其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1.交通闭塞、道路险阻。云南产金之地，或江河沿岸，或荒岭之间，无任何交通设施可言。加之多属气候恶劣、蛮烟瘴雨之地，稍有不慎，极易致疾丧命，故采金者每视为畏途。当时有民谚曰：“穷走厂，饿当兵，背时倒灶淘砂金。”
2.产金区域，多为土司属地。各地土司视其属地为子孙万世生存之基业，深恐外地人进入而威胁其固有之权利，故竭力反对和阻止任何人到其属地开采金矿。如：滇康边境的木里等地，“金藏既丰，土司闭关自守，非但不准外人进入开采，即当地土人之挖掘亦须蒙避土司之闻悉”[31]。
3.历代地方政府漠视滇金的开发。自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抗战以前，历代云南地方政府对于开发滇金均无任何举措。不惟如此，其贪官污吏及地方豪绅，更是从各类矿业中敲诈勒索，摧残矿业的发展。抗战以后，迫于财政窘困，曾倡导开发矿业。然而因战争连年，于习军经武尚且苦于无从筹款，对投资兴办矿业则更无暇计及，只得听任个人经营者，三三五五地以其“小资本”去采金、淘金，亦即未曾出现过任何较大规模的滇金生产。
4.滇金的采冶始终沿袭“土法”。如上所述，近代滇金的开采、淘洗和冶炼一直沿袭千年未变之陈法，无较大改良，更无任何引进先进技术之举。民国十三年，知名学者谢彬来滇旅游，从官方和学界了解不少滇金的情况后认为：云南有许多不可多得的金矿，然而“惜乏资本，又无采矿学识”，如此宝藏只得永埋地下。为此，他不禁“徒兴望洋之叹”[32]！
三
“鉴古知今，益智明辨”。滇金2000余年的历史已作如上简述。从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借鉴？对今天开发滇金又有何“明辨”之智？这是笔者写作此文的初衷和目的。
（一）滇金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
上述古代至近代滇金生产的历史已经证明云南具有丰富的黄金矿藏资源。不惟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的地质工作者运用现代探矿技术，又找到了不少新的、颇有开采价值的矿床和矿点，并初步探明了其贮量。据有关部门于1986年的统计：我省已发现的黄金矿床（点）共365处，占全国已发现的黄金矿床（点）的十分之一强。其中：岩金有大型矿床1个、小型2个、矿点114处；砂金有小型矿床4个、矿点150处，伴生金有中型矿床3个、小型8个、矿点83处。这些矿床（点）分布在全省70多个县，其潜在贮量颇为丰富。[33]
（二）滇金的开发具有广阔的前景
黄金是国际金融市场的硬通货，随着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对黄金的需求量将日益增加。黄金贮备又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因此，大力发展黄金生产，是我国、我省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
世界黄金市场极为广阔，电子工业、铸币、首饰、装饰、牙科等都需要大量黄金。据有关部门预测：21世纪初，世界黄金需求量将比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平均增加近一倍。在我国，随着电子、军工、陶瓷、化工、轻工等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广大群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工业用金与首饰用金的需求量也将急剧增加。据有关专家预测：21世纪初，我国国内市场的黄金需求量将超过西方国家，仅工业用金量即为20世纪80年代平均年需求量的413倍。由此可见，滇金开发的国内外市场前景是十分看好的。
据国内外有关部门预测：21世纪初，世界黄金价格的总趋势将在80年代的基础上有所上涨，而国内价格也将继续提高。如此看来，国内外黄金价格的上涨势头，将为滇金的开发提供良好的市场前景。
由上所述，进一步开发滇金资源，扩大滇金生产的规模，是发展云南经济、增强云南经济实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三）扩大滇金生产的几点建议
1.政府应该充分重视滇金资源的开发。有关决策部门应当认识到：滇金是我省矿业资源中最具潜在优势的产业，是富民兴滇的重要财源之一。康熙十一年以山东鹿县知县擢任云南府同知的刘昆在其所著《南中杂说》中说过一句话：“滇中为五金之地，泥封谷口，可致富强”。如果说清人刘昆的话说得轻而易举一点，那么让我们再来听听近代人又是怎么说的。1937年9月，云南省矿业公司总经理陶鸿涛奉省政府之命，前往屏边、金平的金厂作实地考察，后来他在“调查报告”中分析了这两个地区的“金厂之不发达”的原因后，认为“遂使天府宝库永久埋藏，不能开发以尽地利而厚民生，实为可惜”！为此，他建议当时的省政府应“高瞻远瞩”“严密统筹”“特于军政费万难之中，划拨巨款，……开发天然富源，谋根本自救之道，斯诚地不爱宝，致富图强之时机也”[34]。刘、陶二氏均将开发滇金的意义提高到致富图强的“谋国大计”上来认识，不可谓不切实中肯，今天读来也觉得颇有见地和启迪。
2.政府应放宽政策，加大投入以扶持滇金生产。有关部门应根据国家关于黄金生产管理的规定，从我省实际出发，制定相关的政策，让利于民、让利于地方，以进一步调动国营、集体与个人开发滇金资源的积极性。有关部门还应加大对滇金生产的财政投入，除重点建设墨江金厂外，还应大力加强元阳、金平、永胜等砂金厂矿的建设。须知：砂金是滇金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占有很大优势，应予以特殊的关注。此外，我省伴生金的贮量很大，约占全省已知黄金总贮量的一半以上。而从其他金属中提取伴生金，也需要在更新设备、提高技术水平等方面予以较大的资金支持。总之，放宽政策，加大投入，乃是滇金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3.滇金资源对外开放，大力引进外资进行开发。如此丰富的滇金资源，仅仅依靠省内的有限资金，是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开发的。再者，由于滇金资源分布广，富矿少而贫矿多，则更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以及较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因此，滇金资源只有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大批国内外资金，采用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等，方能使亘古以来埋藏于地下的黄金资源得以更大的开发，从而实现千百年来前人所谓“尽地利而厚民生”的历史夙愿。
（原载《思想战线》1995年第6期）
【注释】
[1]林声：《从考古材料看云南冶金业的发生与发展》，载《云南矿冶史论文集》，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65年印，第17页。
[2]《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3]《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3页。
[4]“建都”，据方国瑜考证，在缅甸北部，瑞丽江和伊洛瓦底江一带，元代属云南行省。详见《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1005页。
[5]《熹宗实录》卷15。
[6]《新纂云南通志》卷145，“矿业考·金矿”。
[7]《新纂云南通志》卷145，“矿业考·金矿”。
[8]详见余焕东：《云南全省金矿一览表》，载《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选编》第3辑（上），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编印1990年版，第143－150页。
[9]顾金龙，李培林：《云南矿区分布及藏量估计表》，详见《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选编》第3辑（下），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编印1990年版，第678－680页。
[10]同上书，第701页。
[11]云龙：《滇录》，民国二十二年印行，第324页。
[12]朱熙人等：《云南矿产志略》，国立云南大学1940年印行，第92页。
[13]云龙：《滇录》，民国二十年印行，第325页。
[14]曹立瀛、范金台：《云南迤西金沙江沿岸之沙金矿业简报》，第四章《永鹤土塘一带沙金矿》，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油印本。
[15]顾金龙、李培林：《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选编》第3辑（上），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编印1990年版，第146页。
[16]曹立瀛、范金台：《云南迤西金沙江沿岸之沙金矿业简报》，第二章《丽江打鼓金矿》。
[17]曹立瀛、范金台：《云南迤西金沙江沿岸之沙金矿业简报》，第三章《丽江白马厂金矿》。
[18]“混汞分金法”：在盛有含硫化铁等杂质的金粒之“金斗”内倒入水银三两左右，以手持定“金斗”，在“金塘”（即水池）水面不断转动，金砂内所含金粒细末即陆续粘集于水银面上形成金汞；将金汞滤出，倾入“金盆”内加少许木炭以棕揉洗数十次，使一切泥灰漂尽；复倾于“金斗”混以水银，又同样如前工作，如此三数次，再滤出金汞，以铁杵捣细，手工挤出过量之水银。将金汞团成球形，置于石锅内，以木炭火吹烧之，排除剩余水银，即可得八成至九成五之赤金。
[19]朱熙人等：《云南矿产志略》，国立云南大学1940年出版，第95页。
[20]顾金龙、李培林：《云南全省矿业生产量调查表》，详见《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选编》第3辑（下），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编印1990年版，第641页
[21]同上书，第90页。
[22]陶鸿涛：《云南屏边西区岔河金厂调查报告》，《云南日报》1937年9月10日－16日。
[23]张肖梅：《云南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出版，第163页。
[24]朱熙人等：《云南矿产志略》，《图书季刊》1940年第4期，第90页。
[25]《续云南通志长编》（下），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出版，第511、543页。
[26]陶鸿涛：《云南屏边西区岔河金厂调查报告》，《云南日报》1937年9月10日－16日。
[27]张肖梅：《云南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出版，第163页。
[28]朱熙人等：《云南矿产志略》，国立云南大学1940年出版，第93、98页。
[29]顾金龙、李培林：《云南全省矿业生产量调查表》，详见《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选编》第3辑（下），云南省档案馆、云南经济研究所1990年版，第641页。
[30]同上书，第590页，第678－680页。
[31]曹立瀛、范金台：《云南迤西金沙江沿岸之沙金矿业简报》，第四章；《永鹤土塘一带抄金矿》，第五章；《滇康边境木里金矿》，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油印本。
[32]《云南游记》，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四年三月印行，第124页。
[33]参见《云南省1986—2000年矿业发展战略研究》，云南省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1986年9月出版，第390页。
[34]陶鸿涛：《云南屏边西区岔河金厂调查报告》，《云南日报》1937年9月10日－16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