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滇锡出口述略

近代个旧所产大锡的出口，无论是在云南本省的外贸出口中，或是在全国的大锡出口中，皆引人注目。本文以翔实的史料对滇锡大量出口的原因及其出口的大致情况进行了分析阐述，并进一步指出：近代云南的大锡出口，对本省乃至全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都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朝以来，云南的对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1]其中，个旧所产大锡的出口，无论是在云南本省的外贸出口中，或是在全国的大锡出口中，皆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近代滇锡出口的历史作一番考察，分析滇锡大量出口的原因，阐述滇锡出口的大致情形，对今天大力发展云南的锡业生产，将是有益的。

一

云南个旧的锡业，自战国时期开始开采以来，历经秦汉迄于元明清，均有人在这里从事生产。乾隆之世，个旧的锡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办厂者愈众，厂务亦愈兴盛”^[2]。光绪国情普查研究所发行。时，其“产量大增”，从过去的每年数十吨增加到二三千吨。宣统之世，达到6000余吨。民国以后，历年产量升降幅度较大，平均每年约在8000吨左右。^[3]当时，全国出产大锡的地区，除云南外，尚有广西、湖南、江西和广东。然而，桂、湘、赣、粤四省的产量为数甚少。以民国十八年为例：全国产锡共7528.2吨，其中云南一省产6927.5吨，占92%，其余四省合计产600.7吨，仅占8%。又以民国二十年为例：全国产锡共8598.7吨，其中云南为8197吨，占95%，其他四省仅为401.7吨，不到5%。^[4]可见，云南的锡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又，当时世界产锡的国家主要有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暹罗（即今泰国）、玻利维亚和中国等。在1913年、1925年、1930年、1935年、1936年的五年中，全世界共出产大锡781155吨，中国为44039吨，占5.9%。中国是列于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玻利维亚和暹罗之后的第五个产锡大国。^[5]可见，云南也是当时世界上出产大锡的主要地区之一。总之，近代云南生产的大锡，无论在中国抑或在全世界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云南大锡的销路主要是出口。《云南个旧锡业调查》写道：“个旧大锡，什九均为外销。”《云南个旧之锡矿》也写道：“个旧所产大锡，除当地及本省锡匠消费极少数量，用以制造花瓶、烛台、碟、盘等器皿外，则几乎全部运出云南，其中少数转口至国内各港埠，大部销至国外市场。其转口者，多至上海，然后再分销沿海各口岸。其用以制锡箔最多，锡器次之。”^[6]据统计：清光绪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即1890—1935年的46年间，云南共出产大锡251202吨^[7]，同期出口大锡为214534吨^[8]，出口量占出产量的85.4%。^[9]可见，云南生产的大锡，绝大部分销往国外市场（其中有少部分经香港又转口至国内销售），只有少部分是在个旧以及省内其他地区消费。

云南出产的大锡为什么绝大部分都是用来出口呢？这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外部原因。近代云南同全国一样处于半殖民地社会，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势力将云南当作他们的原料产地，个旧所产的大锡也就成了他们掠夺的矿产资源之一。早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法、英殖民势力即侵入云南。他们经过长期实地勘察，认为“云南铜、铅、铁、银、锡、亚铅、石油、石炭等之矿物极饶”，大有“开发”之利。^[10]80年代以后，随着英、法逐步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便加紧了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活动。1902年英国提出开采云龙漕涧矿产的要求，同年又与法国联合组成“隆兴公司”（又称“英法七府矿务公司”），妄图夺取云南矿产的开发之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英法在云南的支配地位，千方百计掠夺云南的大锡等矿产资源。此外，19世纪中叶以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其机械、船舶、汽车、金属合金以及化工、食品包装等工业，均需要大量的锡做原料。于是，这些国家成了大锡的主要消费国。如：1937年1月至1938年7月，美国大锡消费量占世界大锡总消费量的39.9%，英国占12.5%，德国占7.1%，法国占5.5%，日本占5.2%。^[11]因此，作为世界大锡重要组成部分的云南大锡更成了英、法、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掠夺的对象。

其次是内部原因。其一，近代中国的工业远不及欧美诸国发达，许多需要大锡做原料的新式工业尚未发展起来，因此，国内市场对锡的需求量较小。当时，国内只有轻工业需要一部分大锡，主要用来制造锡箔，以作迷信用品，付之一炬。其次用来制造各种器皿，如花瓶、烛台、壶、缸、盅、杯、盘、碟、盒以及玩具等。此外，也有用锡焊接铁器或其他金属器物者，然而并不普遍。总而言之，大锡在国内的消费量为数较少。据记载：民国二年，全国大锡消费量约为5400吨、十六年为3500吨、十七年为3800吨、十八年为3200吨、十九年为3100吨、二十年为3800吨、二十一年为3500吨。平均计之，每年约消费3500吨。民国十八年到二十二年，全国每年平均产锡约八九千吨，国内消费量仅占出产量的43%至38%左右。^[12]其二，近代中国的锡箔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的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其所需要的大锡，一方面可以由附近出产大锡的广西、湖南、广东等省供给，另一方面则可以由香港转口至上海，再分销到江、浙、闽、粤等省。可见，转口贸易也是造成云南大锡绝大部分用来出口的原因。其三，云南本省的近代工业更加落后，对大锡的需求量也更小。昆明、个旧市县的锡店也用大锡制造各种器皿，但其生产规模很小，所需大锡为数不多。如：民国二十二年四月至二十四年十二月，云南冶炼公司共生产大锡2513364公斤，其中仅有0.65%即14336公斤供云南本省消费，平均每年只需5376公斤。^[13]又据《云南个旧之锡矿》记载：民国二十二年四月至二十七年五月，云南冶炼公司大锡销售总额为7661.48吨，其中在本省和四川销售者只有30.092吨，仅占0.39%。^[14]总之，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掠夺，加之我国大锡市场极其狭小，云南大锡的绝大部分被用来出口。

云南大锡出口主要销往10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英国、美国、荷兰、南非、法国、埃及、日本、比利时、德国、菲律宾、中国香港和越南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销往英国，其次是美国、越南、香港复次之。据记载：民国二十二年四月至二十七年五月底，云南炼锡公司共生产大锡7661.482吨，其中销往英国伦敦和利物浦者共计4891.722吨，占63.85%；销往美国纽约者863.097吨，占11.27%；销往越南海防者978.766吨，占12.78%；销往马赛、香港、上海、德国、日本者则为数甚微。^[15]“二战”开始以后，云南大锡的销售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成为第一买主，英国则退居其次。据记载：民国二十八年，我国大锡的总出口量为117981担（其中云南所产大锡占93%，即109722担）。其中销往美国者为45254担（16.54担＝1吨），占38.36%；英国为27978担，占23.71%；荷兰为18881担，占16%；销往南非、法国、埃及、菲律宾、比利时、德国、越南者则为数很少。^[16]此后，云南“大锡运输伦敦者大为减少，迨（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中央统制大锡以来，几全数销纽约矣”^[17]。“二战”以后，所以发生这一变化，是因为当时美国凭借强大的实力，逐渐取代了英国在我国的支配地位，尤其是自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订立“中美售购华锡合同”，规定此后七年内中国必须向美国交售纯度为99%的大锡四万吨之后，美国实际上已控制了云南大锡的出口。^[18]

二

云南大锡是怎样销往国外的呢？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一）运　输

云南出口大锡，在滇越铁路通车之前，盖由个旧以牲口驮至蒙自之蛮耗，用舢板装载下水，沿红河顺流而下，经越南老街、河内至海防，然后航运至香港。在香港精炼成标准锡（即“洋条”）后，再销往其他国家（少部分则转口至上海，再分销各地）。^[19]宣统二年（1910年）滇南铁路通车后，云南大锡即由个旧以牛马驮至碧色寨，交滇越铁路运往越南海防，再航运至香港，然后销往国外。民国八年（1919年）个碧铁路通车后，个旧至碧色寨间的运输改由铁路承担。这时，个旧至碧色寨只需六七小时，碧色寨至海防也只需二日左右，比之过去从蛮耗至海防需要18天，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并节省了运费。民国二十九年六月，由于日本侵略军占领越南，云南大锡的出口改由碧色寨运至昆明，通过滇缅公路再运至仰光，然后销往其他国家。滇越、个碧两条铁路和滇缅公路的修通，海防、仰光两个出海口的开辟，为云南大锡的运输与出口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云南大锡的出口贸易。据统计：宣统二年（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之后，云南大锡的出口总额从上一年（宣统元年）的70824担猛增为102466担，即增加了44.68%。^[20]民国八年，个碧铁路通车后，云南大锡的出口总额从上一年（民国七年）的130670担增为139977担，翌年复增至182581担，成为光绪十五年至民国二十四年的47年中出口大锡最多的年份。^[21]由此看来，交通与出海口是云南大锡出口贸易的极其重要的条件，倘若没有滇越、个碧两条铁路和滇缅公路，没有海防、仰光两个出海口，近代云南大锡的出口贸易就不可能获得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发展。

然而，云南大锡出口的运价是相当昂贵的。这是由于法国殖民者通过征收高额关税和过境税、任意抬高滇越铁路运价，以掠夺云南锡业的结果。云南出口的大锡，都须经过法国殖民统治下的越南。法国殖民者除了采用修改越法海关税率及利用金法郎与越币比值的变更来任意提高关税，还征收高额的过境税。《民国九年蒙自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指斥过境税“实本省商务之最大障碍”。同年，云南总商会的一份电文也指出：云南出口货经过越南，越关抽取之税率，高达2%，“此项税率已成为世界各国所无，商人感受痛苦已属无可如何”^[22]。法国殖民者控制下的滇越铁路公司还利用光绪二十九年“中法滇越章程”第23款中“客位货物运送价值，均系公司自行核定”，经常改订并增加运价。起初是三年一加，民国七年后变成一年一加^[23]，从而使云南大锡出口的运价成倍增加。如：云南炼锡公司生产的标准锡，从个旧运至伦敦，每一长吨的运价是：民国二十五年为国币142.39元，二十七年增为290.14元，二十八年增为785.33元。二十八年比二十七年增加两倍多，比二十五年则增加了5倍。云南炼锡公司以外的炉号生产的大锡，从个旧运至香港，每一长吨运价是：民国二十五年为国币87.68元，二十六年增为114.40元，二十七年又增为156.29元，仅三年时间即增加差不多一倍。^[24]据记载：从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的3年中，个碧铁路的运价基本未变，而滇越铁路的运价却提高了两倍。^[25]上述情况说明，法国殖民者通过提高关税、过境税和滇越铁路的运价，操纵了云南大锡的出口，并从中牟取了巨额利润。

（二）锡　商

民国二十九年以前，个旧所产大锡的出口，主要由我国的商人收购，再运往香港销售。这些商人，分为“滇帮”“广帮”和“簸箕客”。“滇帮”原来有数家，至1942年仅有“万来祥”一家，他们仅在个旧收购大锡，运至香港售与港商。“广帮”与香港锡商“多有联络”，大多兼营出口贸易，常住个旧者有10余家，如：“福兴泰”“元兴”“亿昌”“鸿兴”等。“簸箕客”系投机商人，当大锡行情初涨时，将锡买入，俟锡价上升，则又卖出。其次云南省政府属下的富滇新银行和管理贸易委员会以及个旧锡务公司经营大锡的买卖。复次，外国商人也有常住个旧收购大锡者，如法商“徐碧雅洋行”与“龙东公司”等。这些锡商将其所收购的大锡运至香港后，因个旧大锡“成色不一”，不合标准，尚不能直接出口，而必须转售给香港的锡商，如“冯登记”“志兴锡号”“永康锡号”“成利锡号”等。香港锡商收购个旧大锡后，即委托当地的炼锡厂和马来锡进行精炼，成为含纯锡99%以上的标准锡（即所谓“洋条”），复经香港中央化验所化验合格后，即运销欧美诸国。由此可见，香港锡商从滇锡出口中获取了巨额利润，使云南的出口贸易“损失不赀”。^[26]民国二十二年，云南省实业厅长缪云台倡导成立云南炼锡公司。该公司聘用外国技师，采用科学新法，遂能冶炼成色标准化（即含锡99%以上）的纯锡，并直接运销外洋，从而使滇锡出口不再经香港锡商之手，免受其居间剥削。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政府统制锡业后，云南出产的大锡，“概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云南分会统一收购与销售矣”^[27]。自此，滇锡的出口贸易即完全由政府控制，而如上所述，实际上已为美国所操纵。

（三）锡　价

云南大锡的价格，征诸文献，主要有如下两则记载：

《云南个旧锡业调查》写道：“个旧锡的价格，视香港行情为转移。而香港行情，又视伦敦及新加坡之行情为转移。伦敦纯锡交易价格，例于午前十时电报香港，香港之锡店与外商发生交易。同时各号得知消息，即电达个旧，并由个旧商会于云庙外，将本日锡价悬牌示众，以为交易之根据。”该书还写道：云南大锡“价格变动之由于当地供求关系之影响者甚微，而又由世界市场供求关系所引起价格涨落，与我国法币对外汇价之高低者则极大”^[28]。

《云南个旧之锡矿》写道：“个旧锡价，在政府统制锡矿以前，全受世界市场之（支）配，视伦敦价为转移。故个旧锡价常可由伦敦价减一常数而推得之，此常数即为个旧大锡出炉以后，在伦敦市场作标准锡出售以前，所必须有之捐税、运费、掺炼费及其他费用之总和。”该书还写道：云南锡价之变动，“必视世界市场之涨落，与中国对外汇价之高低而定，而当地供求关系之影响反甚微而不显著。个旧大锡之产量有明显之季节变化，而锡价并不随之起伏，即可证明此点”^[29]。上述两则记载，互为补充，其主要之点有二：其一，在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国民党中央政府统制锡业以前，云南锡价完全受世界市场的支配，以伦敦大锡市场的交易价格为转移。其二，云南锡价的变动，主要受世界市场价涨落的影响，其次与中国货币对外汇价的高低也有关系。国内供求关系对云南锡价的影响则很小。

云南锡价是怎样受世界市场调节的呢？我们举两个年度为例予以说明。民国二十一年，云南锡价跌到了最低水平，每一长吨平均只有71.3英镑。^[30]其原因在于：当时资本主义各国出现了经济恐慌，大锡消费量锐减。而与此同时，世界各产锡国的大锡生产又呈猛增之势，于是世界市场上锡供过于求，造成了世界锡价暴跌，每长吨只值135.945英镑，云南锡价也随之暴跌。民国二十六年，云南锡价猛增为每长吨182.57英镑^[31]，是民国二十一年云南锡价的2.5倍多，其原因在于：当时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复苏，世界市场需求大锡甚殷，于是伦敦锡价猛增，每一长吨高达242英镑，^[32]约是民国二十一年世界锡价的1倍。可见，云南锡价随伦敦锡价而涨跌，其涨跌值几乎一致。据《云南个旧之锡矿》一书计算：民国二十三至二十七年的5年间，伦敦锡价减去云南锡价所得的差数，平均为66.01英镑，而且有33.3%的差数均在60～70英镑之间。由此该书作者认为：只要从伦敦锡价中减去66.01英镑，即可大致推得云南之锡价。^[33]云南锡价受世界大锡市场调节，随伦敦锡价涨落而涨落，更是即此可见。

云南锡价又是怎样受中国货币对外汇价的影响呢？我们也举两个上年度为例予以说明。民国二十四年，云南锡价从上一年的每一长吨157.2英镑跌至150.7英镑。^[34]同年，上海英镑汇价也从上一年的一英镑值国币14.87元降到13.49元。^[35]民国二十六年，云南锡价从上一年的每一长吨148.4英镑增为242英镑。^[36]同年，上海英镑汇价也从上一年的一英镑值国币16.70元增为16.77元。^[37]可见，中国货币与英镑的比值的变化也是影响云南锡价起伏的因素。但是，我们认为：外汇比值的影响甚小，世界市场的调节则最大。仍以上述两个年度为例：民国二十四年，伦敦的锡价从上一年的每长吨230英镑下降为226英镑，而民国二十六年，伦敦的锡则从上一年的每长吨205英镑上升为242英镑。由此看来，伦敦锡价的涨跌才是影响云南锡价涨跌的最重要的因素。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云南锡价主要受世界市场调节，其次受对外汇价的影响呢？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云南锡业受英、法、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他们为了掠夺云南丰富的锡矿资源，必定要千方百计操纵云南大锡的出口，将云南大锡纳入其所控制下的世界大锡市场，并从锡价与汇率方面榨取巨额利润。其次，如上所述，云南大锡的市场主要在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英国，此后在美国，而国内市场则十分狭小。因此，云南大锡的价格必然要受世界市场的支配，先是以伦敦五金交易所的锡价为转移，后是以纽约五金交易所的锡价为转移。

三

云南大锡是近代中国矿产出口的大宗。《云南个旧锡业调查》写道：“个旧大锡，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四年的三十四年中，出口量共为3828227担，全国共为4117645担。平均计之：个旧每年出口112594.91担（约合6702.08吨），全国每年出口121107.2l担（约合7208.76吨）。云南出口锡量占全国出口锡量之92.97%。以价值而论：在同期中，云南出口锡总值266431089关平两，全国总值287776485关平两。个旧平均每年出口锡值银7836208.5关平两，全国每年值银8464014.26关平两。云南出口锡值占全国出口锡值之92.85%。”可见云南大锡出口在全国大锡出口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云南每年出口6000多吨大锡，价值700多万关平两。这对于“平衡我国际贸易、国际收支与充实国民经济力量，其影响之大，显而易见”^[38]。云南大锡又是近代云南出口贸易的大宗。在近代云南出口货值总额中，大锡一直占居首位。从光绪十五年至民国二十四年的47年间，经蒙自关出口的锡值占全关出口货物总值的84.37%。^[39]从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年的5年中，云南出口大锡的锡值占全省出口货值的75.1%。^[40]可见，云南大锡出口在云南对外贸易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云南之贸易》一书所言：“本省出口贸易，胥唯锡业是赖，进口贸易之盛衰，全视其出口之兴衰转移。……无怪本省对外贸易，视锡为生命线也。”^[41]进而言之，大锡乃是近代云南财政收入的巨大支柱。

国民党中央政府统制锡业以前，锡税历来就是云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民国二十四年以前，云南的锡税收入平均约为新币300万元，约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此后至民国二十九年以前，在全省财政收入最多的特种消费税中，大锡消费税每年平均200万元，约占消费税总额的十分之一，加上此间每年平均500万元的锡税，大锡在全省财政收入中的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了。^[42]总之，近代云南大锡的出口，无论对本省抑或对全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原载《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

【注释】

[1]详见拙文《近代云南商品经济述论》，《史学论丛》（第四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苏汝江：《云南个旧锡业调查》，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初版，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发行。（后文皆同，只注页码）

[3]张肖梅：《云南经济》第十章《经济命脉之矿业》第三节《大锡的开采冶炼与销售》。

[4]《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8页，“中国产锡区域及其产量（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二年）”。

[5]《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9页，“世界产锡区域产量及消费量”。

[6]曹立瀛、王乃梁：《云南个旧之锡矿》，《云南工矿调查报告之十六》，民国二十九年九月油印本，第88页。

[7]据《云锡纪实》云南锡业公司编1945年，第100页，“个旧历年锡产量表”。

[8]这些数字可能不十分准确，但可以反映一个大致情况。

[9]据《四十七年来云南省出口锡统计册》。该统计册以“担”为单位，16.8担为一长吨，0.84长吨为一吨。

[10]转引自《云南矿冶史论文集》，《学术研究》（云南）1962年第11期。第148－153页。

[11]《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11页。

[12]《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8页。

[13]同上书，第48页。

[14]《云南个旧之锡矿》，第88页。

[15]同上书，第91－92页。

[16]《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45页。

[17]曹立瀛、王乃梁：《云南个旧之锡矿》，《云南工矿调查报告之十六》，民国二十九年九月油印本，第69页。

[18]《云南矿冶史论文集》，《学术研究》（云南）1962年第11期，第148－153页。

[19]《新纂云南通志》，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8年版，第144页，“商业考”（二）“进出口贸易”。

[20]《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45页。

[21]同上书，第46页。

[22]万湘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版，第68页。

[23]同上。

[24]曹立瀛、王乃梁：《云南个旧之锡矿》，云南锡业公司1945年编，第八章第二节运输路线与费用。

[25]同上书，第八章第三节历年锡价之变迁，“个旧锡价与伦敦锡价之比较表”。

[26]《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43页。

[27]《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44页。

[28]《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53页，“个旧锡价与伦敦锡价之比较”。

[29]曹立瀛、王乃梁：《云南个旧之锡矿》，云南锡业公司1945年编，第八章第三节历年锡价之变化，“个旧锡价与伦敦锡价之比较表”。

[30]《云南个旧之锡业调查》，第53页，“个旧锡价与伦敦锡价之比较”。

[31]曹立瀛、王乃梁：《云南个旧之锡矿》，云南锡业公司1945年编，第八章第二节运输路线与费用。

[32]同上。

[33]同上。

[34]同上。

[35]同上。

[36]曹立瀛、王乃梁：《云南个旧之锡矿》，云南锡业公司1945年编，第八章第三节历年锡矿之变迁。

[37]同上。

[38]《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79页。

[39]同上书，第48页。

[40]《续云南通志长编》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下册），第548页。

[41]钟崇敏：《云南之贸易》，《云南经济研究报告》第二十号，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油印本，第171页。

[42]《云南个旧锡业调查》，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