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为一本书写的序言中写道：“云忝主滇政，思所以发扬人力物力，以靖献于邦家者：经济建设，实急先之务，颇期群策群力，共图迈进焉。”[1]当时正值抗战之际，云南省的经济建设确乎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作为云南经济命脉的矿业生产更是独占鳌头，其总产值一跃而居于全国首位。对抗战期间云南矿业发展的历史作一番总结和分析，是研究云南经济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抗战前期云南矿业的大发展
1937—1942年间，云南矿业的开发规模、生产总量、产品货值、出口数额及其财税收入等，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成为云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此间，云南矿业缘何获得如此空前发展？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的原因：
第一，云南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不断南下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上海失守前夕，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于是全国政治中心“西迁”，西南地区成为抗日的大后方，云南则成为“后方重镇”。随之而来，自然资源丰富的四川、云南和贵州地区变成了军需物资和民用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地和供应地。广州沦陷后，日军截断了我国的对外通道，于是，地处“边荒”的云南便成为我国通往海外的唯一要道，原有的滇越铁路，新修的滇缅公路以及从云南、四川至印度的航空运输线等，成为当时我国对外贸易、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干线。上述在云南政治、经济地位方面发生的变化，对云南矿业的大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第二，沦陷区工厂内迁，推动了云南矿业的大发展。抗战开始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的工厂迁入内地。起先主要迁入武汉、长沙等地，后来武汉危急时，又再迁入重庆、成都、贵州和云南等。至1940年底，内迁工厂共448家，其中迁入云南的有数十家。内迁入滇的工厂有冶金、兵工、机械、电器、化工等行业，它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设备，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大批管理人才，有的还带来了一定数量的资金等，对云南矿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国内外矿产品市场的需求，刺激了云南矿业的迅速发展。“二战”前夕，世界一些地区已发生局部战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军备战，竞相储备战略物资，使国际市场对矿产品的需求量大增。以“国防资源”之一的大锡为例：1932年世界需求量为10万吨左右，至1937年增至19.9万吨。[2]国内市场方面：抗战开始后，由于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对原料、燃料需求的增加，致使矿产品价格上涨，利润也相对提高。这样，便大大刺激了云南矿业的迅速发展。
第四，国民政府和云南省政府均重视发展矿业生产。战前，我国重要的工业原料及设备多仰赖进口。抗战爆发后，进口渠道受阻，工业原料等供应极为紧张。国民政府于1937年12月公布《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次年11月又修订为《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依据该条例，国民政府对金、银、钢、铁、铜、锡、钴、镍、铅、锌、钨、锑、锰、汞及其制品以及其他一些农副产品等实行统制，即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这一条例的实施，产生了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它促进了全国金属矿产和农副产品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争期间物资匮乏、供不应求的尖锐矛盾。至于负面影响，留待后面再作分析。
云南省政府于1937年8月召开第516次会议，龙云在会上提出了“倡导本省开发生产，利便人民案”。会议决定：“查本省地区蕴藏丰富，在此国难期间，一切资源是赖，且在禁烟以后，更应力谋抵补。”会议还规定：全省各县人民已领有矿区者，应限期开办，其所采获之矿产准予自由销售等。同年11月15日，省建设厅拟具、经省府批准公布了《云南奖励人民开发矿产暂行章程》。在省政府的鼓励之下，仅第二年，“新发现各种矿产之呈请案，综计有一百三十余处”[3]。
由于上述四方面的原因，抗战前期云南矿业获得了空前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矿产资源的开发大规模展开
据1940年张肖梅的统计，当时云南丰富的矿产资源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发，举凡已探明的23类矿种均已先后进行开采。其中金属矿产有金、银、铜、铁、锡、铅、锌、锑、钨、铋、锰、钴、汞等；非金属矿产有砒、磷、煤、岩盐、硫磺、石膏、硝石、石棉、磁土、宝石、大理石等；锡、铜、铁、锑、钨、砒、岩盐和煤等11种矿产质量较好、产量也较高。[4]矿区分布甚广：全省154个县均有矿业生产，少者一种，多者达10种。其中：开采铜矿的有72个县，开采铁矿的有63个县，开采铅矿的有32个县，开采锑矿的有14个县，开采金矿的有28个县，开采银矿的有40个县，开采钴矿的有14个县，开采汞矿的有15个县，开采煤矿（烟煤、无烟煤和褐煤）的58个县，开采硝石的20个县，开采岩盐的10个县，开采硫璜的13个县等。整个矿区面积多达45297万多公亩，比1937年的122625公亩扩大了3693倍。[5]如此大规模地开发矿业，不仅是云南历史从未有过之举，就是当时西南后方的其他几省也是无与伦比的。
（二）矿产企业大量涌现
据《云南矿业权核定案统计表》记载：1930—1945年间，经核准并颁发“矿业执照”而具有矿业权的大小矿产企业共计231家。按矿产类别区分：金业2家、银业1家、铜业7家、锡业10家、铅业12家、铝业2家、锌业1家、铅锌业1家、锰业1家、钴业2家、煤业124家、砒业6家、磷业3家、硫磺业6家、磁土业13家、硝酸盐3家、天然碱6家、石膏2家、石棉1家、火粘土1家、云母1家、硅酸1家。[6]又据1941年9月云南区税局调查填制的《云南各矿一览表》统计：当年从事矿业生产的企业共计161家。其中煤90家、铁24家、锡10家、磁土10家、铅锌7家、铜4家、砒5家、硝酸盐3家、硫磺3家、银、云母、磷各1家。[7]虽然这两个统计数字都不够全面，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抗战前期云南开办的各类矿产企业为数不少。在这些先后成立的矿产企业中，规模较大。资本也较多的有19家，即：个旧锡务公司及其所属的云南炼锡公司、云南锡业公司、云南矿业公司、东川矿业公司、滇北矿务局、电气制铜厂、宝华锑矿公司、云南明兴矿业公司、个旧钨锑分公司、平彝钨锑公司、文山钨矿公司、云南企业局所属银铅锌矿厂管理处、昆华煤铁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冶炼厂、云南钢铁厂、宣明煤矿公司、明良煤矿公司、滇西企业局等。[8]
上述矿产企业的经营方式有3种，即官办、官商合办和民办。官办又分为“国办”和“省办”两种。国办企业主要由国民政府经济部及其所属的资源委员会、兵工署、中国银行等机构直接投资兴办，如上述昆明电冶厂、云南钢铁厂。处办企业主要由云南省政府及其所属的财政厅、企业局、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直接投资兴办，如文山钨矿公司、平彝钨锑公司、银铅锌矿厂管理处等。“国”与“省”联办的企业则更多，如云南锡业公司由省政府、资源委员会和中国银行共同投资兴办，其他如滇北矿务局、中国电力制钢厂、宣明煤矿公司、昆华煤铁特种股份公司等都属国省联办企业。官办企业的特点主要是：设备较先进，采用“新法”生产、技术水平较高、产品产量较高、资金投入也较多。如云南锡业公司的资本最后增至一亿元，平彝钨锑公司的累计投资也多达692万余元，其余的企业投资额也都为200万元左右。官商合办的企业，主要是由省政府及其所属的企业局、财政厅等机构投入部分资金再吸收厂商或私人银行入股，共同兴办，如云南矿业公司、滇西企业局、电气制钢厂等。至于民办企业，此闻虽然为数众多，但规模较大者却很少，大多为个人或数人合伙开办者，资本极少，均沿用“土法”，产量很低。但是，这类企业在个旧矿区分布甚广，绵延几十里的矿区有成百上千个私营“厂尖”（即矿），数万矿工从事锡业生产，其产量一般占个旧地区大锡总产量的90%左右。[9]因此，民办企业因为数甚多，在云南矿业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其兴旺或衰落亦即直接关系到云南矿业的兴旺或衰落。
（三）“新法”生产逐渐引入云南矿业
云南矿业生产百年来均沿袭“土法”，这是一种极为简陋、落后的生产方法。近代以来，除在锡业中率先引进“新法”外，其他矿业仍然使用“土法”进行生产。抗战开始后，这种情况有了较大改变。如上述19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均“运用机器”来进行生产。云南锡业公司在采矿方面，使用压缩空气凿岩机、打甩机、排水机、卷扬机等；选矿方面，使用动力机械；冶炼方面，使用新式反射炉、鼓风炉；动力设备有蒸气发电机、煤气发电机；运输设备有架空索道及汽车等。滇北矿务局的钻探设备有压风机和风钻，碎矿设备有碎矿机、磨矿机，冶炼设备有反射炉、鼓风机，动力设备有交流和直流发电机、柴油机、水轮机等。中国电力制钢厂设备更先进，有一吨电炉、一吨半电炉各一座，400马力轧钢机、60公斤压气锤两座等。兹不一一赘述。当然有不少企业也只是在某些生产环节上使用机器运作，而更多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则仍然沿用土法。抗战期间，在一部分矿业中一改以往的土法生产而采用新法生产，引进国内外大批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这在云南矿业发展史上是破天荒之举，大大促进了云南矿业生产的发展。
（四）矿业产品产量增加，总产值跃居全国首位
1937—1942年，随着矿业的大规模开发、各类企业的大量涌现，加之逐渐采用新法生产，云南矿产品的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兹将10种主要矿产品产量逐年增加的情况，列表以观之：
资料来源：①《云南全省生产量调查表》；②《云南概览》；③《云锡纪实》。
由上表可以看出：①1937—1942年6年的平均产量均大大超过1925—1935年11年的平均产量；②1937—1939年间，10种矿产的产量均逐年增加，其中锡业产量曾两年突破万吨大关。这3年是云南矿业发展最快的时期；③1940—1942年，除锡和钨砂外的8种矿产的产量仍然继续续增。此间钨砂产量逐年减少，其原因待查。锡产量从1941年起骤然下降的原因在于：从1939年11月开始，国民政府强化“大锡统制”，大大压低锡的收购价，致使大批私营锡矿因售价不敷成本而纷纷破产倒闭。
抗战前期，由于多种矿产的产量、尤其是大锡的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其生产总值也随之有较大增长。《云南矿产志略》对1935年度云南各种矿产产量及其产值做了统计，并指出：当年“全省矿产之总值，有达一万万元之谱（实数为9273.7万元～9292.5万元），国内本部各省，罕与其比”[10]。又，1939年重庆“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张肖梅前来云南调查，最后写成《云南经济》一书。他在该书中也指出：云南“矿业总产值，在抗战前占全国第三位，现在（即1939年）则一跃而居第一位”[11]。云南矿业总产值从战前第三位跃居抗战开始后第三年的第一位，其发展速度确乎是很快的。这是云南矿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五）云南矿业对抗战作出重要贡献
首先，云南矿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全省工业的发展。矿业是工业的基础，矿产品是工业赖以发展的原材料和动力燃料。1937—1942年6年间，云南矿业共计生产锡48898吨、铜2430吨、铁34255吨、铅1885吨、锌1232吨、锑砂2077吨、钨砂3600吨、煤4312110吨、硫璜1376吨、磷3517吨。如此为数颇多的金属与非金属产品投入市场，即为云南以及西南地区的军工、机械、重工、化工、电力等工业生产以及交通业提供了其所需要的原材料及动力燃料，从而促进了工业与交通业的发展。据统计：1937年云南全省仅有工厂42个，工人6356人，资本总额400多万元。到1942年工厂猛增至106个，工人达18000人，资本总额仅18个厂统计就高达2亿余元。[12]又据1945年底的统计：当年全省注册的工厂数为226个，是战前1937年的5.38倍；全省工人有2.9万人，是战前的4.9倍，1940年《经济部报告》指出：在西南后方的八大工业区共有生产企业846个，其中重庆区429个、川中区187个、昆明区80个。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战时工业生产，在西南八大工业区中名列第三位。[13]抗战时期，云南近代工业的大发展，有人称为“工业的勃兴”，虽然有诸多因素使然，但作为其基础的矿业的发展，则是最主要的因素。
其次，云南矿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抗战以前，云南矿产品的出口主要是大锡，此外钨砂和锑砂也曾出口，但为数甚微。抗战开始以后，随着锡和钨两种矿业产量的增加，其出口数额和货值也有所增加。此间，大锡仍然是云南出口产品的大宗，钨砂则从1937年起跃居全省出口总值的第三位。1937年滇锡出口总值为2270万港元，1938年为1630余万港元，1939年为20529余万港元。1940年国民政府在个旧实行“大锡统制”后，当年获得利润1000余万元（法币），1943年获得利润高达2.5亿元。抗战8年，全国共出口大锡2.44万吨，价值3.06亿元[14]，其中云南出产的大锡约占93%。1937年云南出口钨砂货价法币800万元，1938年达1000余万元。由于大锡出口额的增加以及钨砂的大量出口，使云南省从1937年起改变了自1919年以来17年连续入超的状况，当年出超700万元，1938年又增至800万元。[15]可见矿产品、尤其是大锡在云南外贸出口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如《云南之贸易》一书所言：“本省出口贸易，胥唯锡业是赖，出口贸易之盛衰，全视其出口之兴衰转移，……无怪本省对外贸易，视锡为生命线也。”[16]
第三，云南矿业的迅速发展，大大增加了国民政府和云南省政府的财政收入。国民政府从1938年11月起实施经济统制，对矿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从中获利甚丰。如在个旧强化“大锡统制”，规定云南大锡均按每吨18两黄金的官价卖给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则以每吨32两黄金的价格卖给美国，所获利润高达43.8%。[17]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资源委员会云南各厂矿手册》记载：大锡统制后，国民政府所得利润直线上升，1940年为法币1000余万元，1943年猛增至2.5亿元。[18]此外，自1940年7月1日起，国税与地税收支实行划分，矿产税与特种消费均划为国税，由国民政府统一征收。国民政府征收的矿产税也甚为可观。如：1940—1945年共征得矿产税10.23亿元。[19]因当时云南矿产在全国矿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故这十多亿元的矿产税，其大部分当来自云南省。在1940年以前，云南省政府的财政收入历来以锡税为大宗，“所有全省军政建设等费的支出均利赖之”。1935年以前，锡税平均每年为新滇币300万元，约占全省岁入总数的25%。1939年，锡税增至500万元，并且在特种消费税中尚有大锡消费税200万元。倘若再加上大锡出口的关税以及其他矿种的矿产税，则全部矿产税当不在少数，其在全省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也就可以想见了。综上所述，抗战前期云南矿业有了很大发展，生产总值跃居全国首位，并且促进了云南工业的全面发展，也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增强了战时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力量，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抗战后期云南矿业的衰落
1943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后期阶段。此间，云南矿产业减少，生产量下降，出口量萎缩。从整体上看，云南矿业已走向衰落。寻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和云南省政府的“优先承领”扩大了对矿业垄断，使大批民营矿业遭到排挤或被吞并。如上所述，国民政府从1938年11月14日对14种矿产企业及产品实行统制，其积极作用已做过分析，兹对其负面影响进行分析。简言之，国民政府对矿产及其产品实行统制的结果，扩大了国家官僚资本的垄断性，并为其独占和吞噬民营矿业提供了合法依据。对此，云南矿业的情况做了充分的说明。早在1937年9月，国民政府经济部以“中央”之名，经与省政府协商，在个旧设立了“云南锡矿工程处”。这是国家官僚资本在云南设立的第一个据点，旨在控制和垄断云南的锡业。此后，随着经济统制政策的实施，国家官僚资本以“独办”“合办”等方式，竭力扩大其在云南矿业中的实力，从1938—1940年，国民政府“独办”或与省政府“合办”矿产企业20余家。这些企业，以其生产规模、资本、设备、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实际上业已垄断了锡、铁、铅、锌和煤等主要矿业。不惟如此，国家官僚资本还根据有关规定[20]，直接排挤以至吞并了一些民营矿业。如：云南锡业公司成立后，先后公开霸占了10家私矿，又以“合办”的方式先后吞并了锡万昌、锡天昌、同昌号等私矿。更有甚者，1940年9月，甚至吞并了经营30余年的官商合办企业个旧锡务公司以及云南炼锡公司。又如：滇北矿务局成立后，依仗权势禁止私人开采东川落雪一带的铜矿，而对会泽民办的鑫泰公司，先以施加压力以图“接管”未逞，便以武力威吓，最后迫其陷入瘫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云南地方官僚资本声称其拥有“优先承领权”而千方百计扩大其在矿业中的实力。云南省政府一方面被迫与国民政府所属机构合办一些矿业，另一方面则通过其“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直接投资兴办了不少企业。从1937—1945年省政府共兴办矿业34家，其中既有省政府直属机构开办的企业，也有一些是原来民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如东川矿业公司和个旧钨锑分公司等。
第二，货币发行无度，通货膨胀剧烈，生产成本猛增，导致大批民营矿业纷纷破产。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声称为了购买大量军需物资和满足其他军事费用开支，而需要大量货币。于是，从1939年9月起便毫无节制地超额发行“法币”，当年为42.9亿元，1940年78.7亿元，1941年1510亿元，1942年344.0亿元，1943年754.0亿元，1944年1895.0亿元，1945年高达10319亿元。[21]可见此间货币发行量几乎是以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与此同时，云南省的官僚资本也乘机发行货币，1937—1941年4年间共发行新滇币7.91亿元。
货币超额发行的结果，直接引发了通货膨胀和物价大幅度波动。抗战期间，大后方物价的上涨幅度很大，平均上涨了1000余倍。以昆明市为例：若以1937年1～6月市场批发平均价为100%，1937年12月为103.6，1938年为213.2，1939年为534.2，1940年为1206.1，1941年为3436.7，1942年为14270.2，1943年8月为28794.7。昆明市零售物价指数均大大超过重庆、成都、兰州和西安，是西南后方物价最高的城市。[22]
在通货膨胀和物价猛升中，云南矿业由于受“经济统制”的制约，虽然其产品价格也有所上涨，但其涨幅却远远低于生活必需品。这就更使各类矿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大上升。以大锡而言：1939—1944年5年间，个旧锡价上涨44倍，而大米价格却猛增636倍。[23]又据1945年1月官方统计：大锡每吨的生产成本为法币125万元，而政府收购价仅57万元，低于成本67.8万元，并且所付价款不能一次交清，“常常拖欠累月”[24]。由上所述，一方面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猛涨，再方面是矿产品生产成本大大上升而政府收购价却不及成本之半。在此情况下，资金本来就很微薄的民营矿业，除了宣告停业和破产，已别无他途。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自1943年以后，云南矿业即由发展走向了衰落。首先是大批民营矿业或被吞并，或被迫停业、破产，企业数大大减少。以原来企业数最多的锡业为例：1938年个旧矿区从事锡业生产的矿商多达5000多户，至1942年减为1254户，1943年再减为673户，至1944年仅剩下440户。与此同时，工人数已随之大大减少，1938年个旧矿区有工人101130人，至1943年12月仅有2230人。[25]昔日兴旺繁荣的个旧矿区，此间出现了一片奄奄一息的荒凉景象。锡业如此，其他矿业也大致如此。其次是矿业生产量大幅度下降。1939年铁产量高达5万吨，1943年以后年产不过3千吨左右，1938年锡产量高达10731吨，1943年减为3096吨，1944年再减为1613吨，1945年仅生产1150吨，只及1938年的10.7%。1938年产钨砂1280吨，1942年减为120吨，1943年仅生产35吨，只及1938年的2.7%。另外，此间粗铜产量也比抗战前期下降很多，而金、汞矿产从1941年以后已相继停业。其次是矿产品出口量大大减少。作为出口大宗的锡，1937年出口额为9466.2吨，1938年为9260.4吨，1939年高达11798.1吨，1940年减为5207.3吨，以后又不断减少。由于矿产品特别是大锡出口额下降，1945年全省出口货值仅1585万美元，只及1941年出口货值的27%。
第三，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和野蛮封锁，也迫使云南一部分厂矿停业。早在1938年3月徐州失守前，日本军方公开宣称要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丰富矿产资源的云南作为进攻的目标。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后，即准备北犯云南，局势极为紧张，昆华炼铁厂的米川乡炼炉被迫停业。1941年日军由缅甸攻入云南，腾冲、龙陵先后沦陷，保山县施甸铅厂遭到破坏。此后，日本飞机以越南为基地，经常轰炸云南矿业集中的个旧和昆明地区。1940年7月到1944年3月，先后18次轰炸个旧矿区，机器被毁，矿洞倒塌，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停业损失达三亿余元。[26]昆明作为后方重镇，也常遭日军飞机的空袭，一些从事金属冶炼的工厂也常常被迫停产。
日本侵略者还野蛮封锁云南物资出入的通道。1940年7月封锁滇越铁路交通，截断了云南以矿产为大宗的出口通道。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后，又截断了云南的第二条对外交通干线——滇缅公路。这样，便使云南的矿产品无法向海外运销，一些矿业大量减产，尤其是锡业受害极大，其骤然走向衰落即与此至关密切。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注释】
[1]张肖梅：《云南经济·序》，民国三十年六月出版。
[2]《云锡纪实》，云南锡业公司五周年纪念刊1945年9月版，第92页。
[3]喻宗泽：《云南行政纪实》，云南省政府1943年付印“第一编建设·矿业”。
[4]张肖梅：《云南经济》，中国经济研究所出版社1942年版，“第十章经济命脉之矿业”，第1－2页。
[5]《云南矿区分布及藏量估计表》，《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选编》第3辑（下），第665－698页。
[6]《续云南通志长编》（下），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第490－507页。
[7]《云南近代矿业档案史料选编》第3辑（下），云南省档案馆1990年铅印本，第647－664页。
[8]《续云南通志长编》（下），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矿冶企业”，第440页。
[9]《云南个旧之锡矿》，《云南工矿调查报告之十六》，民国二十九年九月油印本，第81页。
[10]朱熙人等：《云南矿产志略》，民国二十九年六月云南省财政厅印刷局，第14－15页。
[11]《云南经济》“第十章经济命脉之矿业”，第1－2页。
[12]《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第96－97页。此转引自《云南简史》第438页。
[13]孙代兴、吴宝璋：《团结抗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180页。
[14]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页。
[15]《云南冶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页。
[16]钟崇敏：《云南之贸易》（油印本）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云南经济报告之二十”。
[17]中国人民大学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69页。
[18]转引自李硅、梅丹《云南近代对外贸易史略》，载《云南进出口贸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9]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551页。
[20]1937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查处规定：“对于原有或新设立之民营厂矿，采用接管或加入政府股份的办法，由政府统筹办理或共同经营之。”转引自《云南冶金史》第183页。
[21]《中国金融》，1955年第5期。
[22]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643页，
[23]《云南冶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页。
[24]《云南冶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181页。
[25]《云南日报》，1944年3月17目。
[26]《云南冶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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