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海发 胡玉荣
（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这种国家的“多民族”性质在边疆表现得尤为突出，使得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因此变得十分复杂。伴随着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剧，边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来，在我国的边疆治理中进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也变得越来越迫切。在现实的认同整合过程中，必须调整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取向、转变边疆治理的思路、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并通过国族建设实现边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
关键词：治理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认同整合
当今世界正处于民族国家的时代——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民族国家“现在已经过时，正在被人们废弃，并且将被废止”[1]。但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到目前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2]——而民族国家中的大多数是多民族国家。如此，多民族国家如何正确处理好国家与民族的关系，解决一个国家的认同问题，以及协调民族之间的关系，并成为其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难题。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这种国家的“多民族”性质，在我国的边疆地区——边疆概念的确立是与国家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在国家的边界确立以后，边疆就须以边界来界定，就是指国家之邻近边界的区域。当然，这些地区仍然是远离腹心的边远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多民族地区，与内地和沿海在发展程度上有相当大的差距——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我国的边疆地区，各个民族都有着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同时又形成并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这两种认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其相互关系的格局，尤其是国家认同的程度和所处地位，对我国边疆社会的政治稳定具有决定性的国家意义。所以，“如何处理好边疆多民族地区的认同问题，尤其是维护国家认同的地位，既是边疆治理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边疆治理的重要任务”[3]。
一、边疆治理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缘何重要
认同（identity）一般用来表示个体对自己与特定的群体、组织或政治单位之间同一性或一致性的确认。“民族认同”（ethnical identity）——有时常被一些学者称为族群认同——作为一个“认同”含义，是在民族研究领域内衍生出来的概念，意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态度。[4]而国家认同是各个民族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等的评价和情感。在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其相互关系的格局在现实中可以概括为两种基本状态，即一致与冲突。
事实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着一定的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共存于现代多民族国家之中，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往往兼容着共处于民族国家中的各个民族的民族认同，甚至各个民族的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的相互联系贯穿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之中——“族群的形成涉及一系列的过程，这些过程使人们在一国家内意识到一个共同想像的社群。创制族群和国家认同的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重要部分”[5]；二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依赖，共同构成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础。在这个民族国家的时代，国家是各个民族利益保障的共同政治屋顶，为寻求现实的利益保障，民族认同往往需要通过国家认同进行巩固，而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又必须仰赖生活在国家共同体中的各个民族的民族认同的支持。
但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这种一致性并不足以抹杀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整合通常要求放弃民族特性，弱化民族文化。而这些因素恰恰是引发民族国家内部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权利要求，实现这些权利要求往往需要国家推行差异政策，对少数民族实行制度上和法律上的倾斜。而如果一旦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少数民族就会产生被遗弃感或受歧视感，就有可能对国家的权威和政府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其结果是强化民族认同，促进狭隘民族主义的产生，进而破坏国家认同的生成，这是其一；其二，生活在多民族国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都希望在有限资源的分配中能够享有更大的份额。但这种民族利益所指向的更多的是那些具有拥挤性或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族际间的纷争，而一旦这种族际纷争打破了均衡，一些民族就会在心理上产生相对剥夺感，民族矛盾开始出现，这既可能导致民族中心主义的产生和民族认同的强化，同时也可能诱发国家认同危机，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的解体。
因此，在正视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差异性、矛盾性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使得国内少数民族成员在其原有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并维持其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就成为现代国家寻求统一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于我国而言，“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主要就存在和体现于边疆地区。边疆地区也是认同问题、认同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6]。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左右。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我国如何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使少数民族在原有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形成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的一体感和自豪感，实现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变，对于维护边疆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治一体，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当前我国边疆治理中的认同问题：何以可能
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我国边疆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总是处于动态的变迁之中。但在现实中常常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是在边疆民族的认同关系中，呈现出国家认同增强而民族认同弱化的趋势和现象；二是出现边疆的民族认同增强而国家认同弱化的征兆和趋势，即出现国家认同的危机。前一种情况为进一步巩固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即在边疆那些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少数民族中，当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或发生直接冲突的时候，民族利益就可能被少数民族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如果少数民族的民族利益不能得到及时回应或满足，就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会影响国家法律和政策在边疆地区的贯彻执行，妨碍边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甚至会危及国家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统一。[7]
随着我国国内外各种影响因素的急剧变化，边疆部分地区的民族意识呈现出日益旺盛的趋势，国家认同在部分地区渐入相对弱化的境地。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互关系在协调性、一致性增长的同时，一些矛盾与冲突性因素也或隐或现地存在并在部分地区还表现得相对突出，这给我国的边疆治理提出了比较严峻的考验。
第一，民族政策对民族意识的作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民族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包括民族识别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发展政策、民族语言政策等；二是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制定的特殊政策；三是为了解决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历史差距，保证合理的社会参与而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从总体来看，我国的民族政策在调整国内民族关系，形成平等的民族关系，促进边疆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对于民族政策中的一些可能导致民族意识增长的因素也需要进行反思和调整。马戎教授曾经指出，在全体国民的身份中正式地明确每个人的“民族成分”，而且使之固定化，这种制度性安排可能会唤醒以及强化人们的“民族意识”。而一些针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保障少数族群政治权利的同时，一方面，也有可能强化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群体间的边界；另一方面，可能在实际上加速民族内部的社会分化，强化少数民族精英分子的民族意识，使人们对于群体内部个体之间差异的认识集中在国家提供机会的差异上。从一般意义上说，随着民族间的这种分界意识的不断强化，民族利益意识的日趋旺盛，不可避免地会在我国边疆的部分地区引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局部性矛盾与冲突。
第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影响。区域发展差距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普遍问题。由于受制于区位、资源、劳动力、科技、制度、历史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区域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因此，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当然，适度的区域发展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区域间的良性竞争和合作。但倘使发展差距过大，尤其是区域发展的差距存在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则容易使落后区域产生“相对剥离感”，诱发区域间的矛盾与冲突。从目前我国发展的现状来看，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相当薄弱，贫困覆盖面相对还比较广，甚至“在国际公认的社会稳定线这一城乡差距指标中，全国超过这一警戒线的有11个省区，边疆民族8省区就占了7个”[8]。这样的边疆发展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生活在边疆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影响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培养与强化。
第三，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及其冲击。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边疆地区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进程的“深水区”——因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9]。事实上，现代化既是一个消解多元化，实现同质化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时常制造异质和多元的过程。因为在边疆生活着的一些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感受到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解体的危机，从而产生了对外来文化一体化的抗拒情绪。为了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连续性和优越感，边疆少数民族往往形成对民族认同的强烈诉求。“尽管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力图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国民，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总是难以实现……日后的外来因素即使在构成对边缘文化自下而上的危险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刺激，促进边缘地区民族集团采取相应的集团行动来保卫传统文化和地方惯例。”[10]不仅如此，由于现代化对不同民族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民族适应现代化的能力又不一样，这种适应能力的差异会带来现实利益的不同，这些不同的影响又往往会激起某些民族因其利益获取能力的不足从而在利益的博弈中处于被动，如果没有政策优惠的及时补给，他们往往会有一种相对剥夺的感觉——并非是客观的不平等造成了民族心理失衡，而是人们认为其应该拥有的物质生活条件，与他们实际上所能得到或维持的物质生活条件有着他们心理感觉上的相对差异——而这种感觉又因为现代传媒技术及人际间良好的沟通手段而扩大，族际的隔阂随之加大，最后就有可能引发边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
第四，民族分裂主义的渗透与破坏。民族分裂主义是以制造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为目的的一种反动政治主张、反动社会思潮和反动现实行为。它的本质就是反对和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分裂祖国，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结、安定和幸福生活。民族分裂主义者是一小撮顽固的反动势力，他们迎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搞所谓“西藏国”“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妄图把西藏和新疆从中国版图上永远分裂出去，制造分裂主义舆论，挑起民族仇恨，有预谋地进行爆炸、暗杀、投毒等恐怖活动，破坏生产、生活设施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残害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宗教人士、基层干部和各族群众。他们利用民族宗教问题进行的破坏活动，虽然有民族问题或宗教问题的外衣，但实质上不是民族宗教问题。现阶段的宗教极端势力就是西方列强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是当代宗教激进主义和当代伊斯兰复兴的疯狂推行者，是民族分裂主义的帮凶，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反人类、反社会、反国家、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逆流，它与民族分裂主义相结合，具有很大的煽动性、欺骗性和危险性。在复杂的边疆环境中，所有分裂主义势力的渗透和破坏都极有可能激化我国边疆部分少数民族的族群民族主义情绪，进而甚至可能使部分民族激进分子演化为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这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乃至边疆稳定都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当然，在我国边疆地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协调性与一致性仍然是主流，但对于部分区域存在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冲突性问题是值得警惕的。一般而言，除了国家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及境外势力的影响之外，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各个民族产生的利益诉求及其回应，传统民族文化与国家共同文化的融合度等因素都可能会对我国边疆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互关系产生影响。在认同问题已经存在并有可能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对我国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有效整合，并在边疆少数民族中维持和巩固国家认同，就成为我国边疆治理一项紧迫的任务。
三、当前我国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路径选择
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不同程度的矛盾与冲突，采取了各具特色的方式来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了调适与整合。其主要模式可以概括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为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其核心是：承认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承认其他民族的贡献，反对民族、种族、宗教歧视，实现民族平等。第二类为把国家认同高度政治化、制度化，以苏联、南斯拉夫为代表。苏联创建了把各族间相互关系联邦化、人口边界固定化、民族自治疆域化、民族整体优惠制度化等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第三类为强调政治信条的政治国家认同策略，以美国为代表。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其政策导向从整体上讲，采取的是一种把族群问题淡化、积极强化国民认同的做法，特别强调所有公民之间具有“美国公民”的共同政治身份。[11]
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探索我国边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从既有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来看，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之所以能够很好整合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在于其协调好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使国家认同保持较高的水平，并在认同序列上保持优先的地位（当然，它们仍旧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国家认同的问题，比如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12]）。而苏联在很大程度上因其认同整合驱使民族认同保持了较高的水平，甚至在认同序列上处于优先于国家认同的位置，以致在国民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国家认同让位于民族认同，促成了国家的分裂与解体。
不过，多民族国家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模式，我国必须根据所处的具体情况来探索当前边疆治理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我国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必须协调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维持和巩固一个国家认同优先于民族认同的认同结构，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的道路。
第一，通过构建趋向于“国家主义”的民族政策，妥善调整民族间以及少数民族与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有意识地强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利益依存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族政策都是以对少数民族还债、赎罪的心理制定并实施的。我国持续推行的民族政策都对少数民族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其在现实中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样的政策取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推动了少数民族的发展。但是，随着这种民族政策逻辑的不断延伸，一系列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在实行民族政策的过程中，需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价值取向，要把在民族间、民族与国家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关系，以及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民族政策的重要基点。具体来说，一是必须调整民族政策的价值导向，将原有的“民族主义”的价值导向转变为“国家主义”的价值导向；二是在对边疆地区的帮扶政策中改变单纯的以民族作为扶助对象，确立起民族身份与区域发展协同并重的政策倾斜帮扶机制。
第二，逐步转变边疆治理思路，把边疆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长期以来，我国的边疆经济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相较出现了明显反差，使得边疆部分民族的国家认同存在一定程度的流失问题。客观的边疆现实迫切需要我国转变边疆治理的基本思路，需要把推动边疆发展作为维护我国边疆稳定的根本途径。这就需要：其一，国家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中加大对西部边疆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边疆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大投入；其二，国家急需通过各项政策措施的拟定（主要是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自发移民问题的解决，从而推进各个民族交流、融合；其三，因边疆地区对资源的优先开发权受到产业政策、项目审批和资金等方面的制约而难以充分实现，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应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当地资源的立项和贷款安排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更多关注边疆的权益，进一步调整国家对民族地区的补偿性政策。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略边疆维稳工作的重要性，在国家极力推动边疆发展的同时，必须严厉打击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这样才能培育边疆少数民族较高的国家认同，维护边疆的长治久安。
第三，通过拓宽边疆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及时回应少数民族的政治诉求，进而妥善保障其正当利益。近年来，边疆地区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导致这些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意见的表达没有畅通渠道，甚至当部分少数民族的利益诉求十分突出时，政府又没有及时的回应机制，导致边疆少数民族群体陷入被迫性“集体失语”的困境之中。这样一来，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就会随着对政府的失望而消退，群体性事件便不可避免地发生。所以必须建立起边疆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和政府及时回应的制度化机制。具体来说，一是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层面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实现少数民族政治诉求的基本制度保证与制度框架；二是要完善民意代表体制，健全人大选举制度，保证少数民族人大代表要经常深入选民之中，反映选民要求，并接受选民监督；三是完善民意表达体制，减少参政渠道的中间环节，努力开辟一些政治参与渠道，如协商讨论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网络问政制度、民众关注问题的听证会制度及民意测验制度等。
第四，从根本上说，在边疆治理中进行认同整合的关键是要加强中华民族建设。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支撑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正是民族国家的国族（nation）。正是基于此，当前我国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必须强化我国的国族建设，从而实现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提升。而“国族建设的过程，就是增强国族的同质性进而提高国族成员的相互认同及国族认同的过程——这是一个‘求同’的过程”[13]。具体而言，首先是构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有了共同文化的基础，民族国家才能从“想象的共同体”变成现实的共同体。在这其中，同质化的国民教育显得十分关键。事实上，国民教育的本质也是同质化的（主要体现在价值层面上）。其次，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华民族意识的增强，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之中。实际上，“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才特别倡导民族主义，其实，孙中山先生所倡议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14]。再次，构建基础性的社会身份（即国民身份），强化“公民意识”，淡化“民族意识（ethnic conscious-ness）”。具体表现为民主政治赖以生长和发育的公民文化在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中的逐步提高和确立。这就需要我国在边疆治理中培育普适性公民文化，强化国民文化在边疆各个民族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
四、结 论
伴随着我国边疆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冲突也正在边疆部分地区不断加剧，民族作为一种“原生性”的文化群体，在当前我国现实民族政策与边疆治理思路的双重作用下，民族的“原生性”特点在不断强化的同时，被赋予了一定的“工具性”内涵——民族身份成为了一部分群体获取“特殊利益”的工具，这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族体规模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如果这种“工具理性”不断增长，被不怀好意的敌对分裂势力引诱，边疆的稳定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是故，在当前的边疆治理中加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
长期以来，我国的边疆治理方略都在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中发挥了很好的功效——塑造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宽松政治环境，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很多深层次的认同危机仍旧存在，现实的形势催迫我们必须重构我国在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模式，这不仅涉及我国民族政策导向、边疆治理方略、少数民族正当利益保障机制等现实问题，还关涉中华民族的国族建设这一项关系我国民族国家巩固的长效事业。在现代化过程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当前我国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依旧任重而道远，只有更多的学者和同仁对其不断关注和研究，我们才能够逐步探索出一条促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处和并存一致的切实可行之路。
（原载《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注释】
[1]［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90页。
[2]［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3]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美］迈尔威利·斯图沃德：《当代西方宗教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6～93页。
[5]Tan Chee－Beng.Ethnic Identitiesand National Identities：Some Examples from Malaysia，in Identities，Vo.16，Vo.4，2000：441.
[6]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7]陆海发、袁娥：《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意义、挑战与对策》，《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8]陈霖：《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9]［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10]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362页。
[11]罗惠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何以可能》，《理论视野》2009年第8期。
[12]［美］塞缪尔·P.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13]周平：《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
[14]曹锦清编选：《民权与国族——孙中山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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