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贵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遭遇了巨大影响并呈现出多元化、非理性化、复杂化等特点。在此过程中，我国传统的政治社会化机制、国家认同形式、核心价值认同等面临严峻挑战。无可否认，任何国家都需要一定的政治认同支持，这是国家强大的社会心理基础。全球化趋势不断巩固和深入推进的形势下，将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问题置于全球化视阈来加以剖析和审视，对于夯实和提升我国这样一个民族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意义重大。
关键词：全球化 政治认同 民族 国家 核心价值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全球化的影响力延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在使世界向广度和深度方向发展变化之时，其亦重构着人们对世界、国家、社会及自我的认知，表现在政治认知领域即是人们的政治认同问题的不断凸显，从而使得现实状况与传统情形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在这种情形下，将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问题置于全球化视阈来加以剖析和审视，既是时势之所需，也是夯实和提升我国的政治认同之关键。
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凸显了我国的政治认同问题
社会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托和内在形式，人总要以社会的方式展开活动。在一定的社会之中，人们总是与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或政治单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并形成对这些政治组织或政治单位的认知、情感和态度，这便是政治认同。“每个人，无论你是否喜欢，事实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所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1]政治是人类生活的必然选择，任何人都要经历一定的政治生活，并不断形塑着自我的政治价值取向、态度类型及行为选择。政治认同“是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得以存续的前提，它在根本上决定着共同体自身的兴衰成败乃至生死存亡”[2]。在全球化进程中，将“认同”与“政治”结合起来，在政治层面加以探讨，便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认同研究范畴，如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党认同、政府认同、政治文化认同等。在这些认同形式中，国家认同具有根本性意义，是最高层次的政治认同。在我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具有主导性意义，规定着其他认同形式的深度和广度。就个人而言，政治认同是个体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心理过程，体现为主体对客体的支持、认可、归宿、责任、热爱、忠诚、信仰等态度和情感。然而，自人类步入全球化时代以来，这种情形便悄然发生着深刻改变。全球化以其巨大、深厚且广泛的力量重构着人们的政治认知，从而使得政治认同问题深刻凸显出来。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这种情形的发生与如下因素息息相关：
一是信息化。信息技术的发展构成了全球化的重要支撑点，信息网络化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基本趋势。以互联网、通信技术等为标志的信息化，已经成为当今人们学习、生活、交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对网络的使用、依赖已深刻融入到人们的各个方面。与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介相比，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更易于获取知识、联系他人、加强沟通、表达意愿、开阔视野，也因其较少受到约束和规范，网络上多元、多样且参差不齐的思想观点、奇闻轶事异彩纷呈，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影响。
二是市场化。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各种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成为常态，投资、生产、销售、竞争与合作等超越一国范围而成为一个全球性行为，整个世界的联系愈发密不可分。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超国家主义、全球行话、世界公民、精英非国籍化等崭新的思想观点和新兴形态不断涌现，对人们的国家意识、国民意识和身份意识造成了极大冲击。
三是民主化。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全球化而至的以西方为标本的民主化浪潮席卷了全世界。为此，亨廷顿总结称世界民主化进程已步入“第三波”，福山则宣称这是“历史的终结”，且至今认为“民主仍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时至今日，尽管西式民主的诸多弊端已渐次暴露于世人面前，但以票选、普选为核心的西式民主理念、制度和实践仍受到不少国家和个人的追捧。就我国而言，较为开放、自由、富足的社会环境为人们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向往提供了条件及可能，但由于政治认知、政治辨别能力的有限，其难免会受到西式民主理念、制度和实践的影响。
四是民族主义的泛化。以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曾在争取国家独立和统一、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殖民体系瓦解之后，“人们蓦然发现，民族主义已经走向了极端，并表现出弊大于利的偏向”[3]。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伴随全球化趋势的全面确立和巩固，“新一轮民族主义思潮，其内容更加深刻，且新的观点和理论不断涌现，导致了民族主义的泛化”[4]，如族际政治、少数人权利、民族文化等领域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和表现，以及由此产生的“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理论、蕴含‘一族一票’诉求的族际政治民主化理论等”[5]，直接对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构成了挑战。如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作为民族主义之核心追求的民族国家的意义已经程度不同地被削弱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对民族国家的坚定信念也在动摇”[6]。
五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认同，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根本性作用，国家软实力建设已成为我国既定的国家战略。为此，长久以来境外敌对势力针对我国的政治认同为目标的破坏、渗透活动从来就不曾消停、放松过。在全球化条件之下，其常常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着破坏和渗透活动，如扶贫、发展公益事业、支持教育、资助科研等，对青少年、少数民族精英、科研人员、政府官员等进行拉拢、腐蚀，严重侵蚀着人们的政治认知。
今天，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全球化无异于一把“双刃剑”，给人类造成了巨大影响。首先，全球化是一种构建性力量。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比较了世界各种理论与实践，从而对中国的认识更全面、更准确。在比较中，剔除了过去政治认同中盲目的东西、先入为主的东西同时，全面辩证地看到了世界情况，也能排除对西方制度的崇拜”[7]。换言之，人们从世界各国发展变迁的比较优势中升华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其政治认知更加趋于理性、务实。例如，针对“西方国家二战后所致力的民主输出实践，”人们愈发深刻地认识到，其“许多时候传播的是西方的民主理念与制度，种下的却是分裂、冲突与战争的种子，无数百姓不得不承受民主所带来的民不聊生的代价”[8]。其次，全球化还是一种解构性力量。“不再有什么是稳定的，不再有什么被一致接受；在任何地方，对一切事物，都存在不同的意见”[9]。在全球化进程中，伴随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差异和多变，也逐渐呈现了政治认知、政治价值、政治行为的多样、差异和多变。事实上，“全球化并没有像许多人担忧的那样导致世界的一体化（实质上是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相反，它是一个始终伴随地方化、充满差异与断裂的过程”[10]。由此可知，人们的政治认同在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且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解构或侵蚀，并遭遇了巨大影响：
一是政治认同的多元化。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各种制度、各种文化在全球范围相互交流、交融、互动，滋生繁衍了多样化的思想理论和文化思潮，人们的视野和认知不再局限于一国或一隅之内，更不再简单地追随、笃信传统的主流价值形态，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主流与多元并立的格局。在此格局之下，人们的思想认知、理想信念逐渐呈现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反映到政治文化领域便是政治认知的多元、差异和多样。
二是政治认同的弱化。多元化的政治认同必然销蚀着对民族国家及其政治体系的信心、信念和信仰。在我国参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势之下，各种纷繁复杂、参差不齐的思想观点、价值主张、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与我国转型期的利益分化、利益矛盾及冲突“交相辉映”，传统的政治文化面临着冲击和解构的境遇。如此，则直接导致了人们的政治认知的模糊、混乱，政治价值的迷茫、冲突，以及政治信仰的多元或缺失，人们的政治认同于无形之中被削弱了。
三是政治认同的非理性化。受西方民主化思潮、制度和实践的影响，反观中国的民主制度及现实，在人们心目之中容易产生对当下中国的“不民主”的错误认知，进而对现有的政治体制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态度。由此，盲目和极端向往、崇拜西方政治制度的舆论、行为和情绪也常常广泛地流散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
四是政治认同心理的复杂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们传统的政治认同心理也发生了巨大改变。起初，人们对民族、国家和政党常常保持着无限的忠诚、热爱和担当意识，据此而形成的政治认同也较为简单、单一和坚定。但随着人们视野的不断扩大、认知的不断发展，对国家和执政党的认同心理便渐次发生了转移，并不断提出了对国家的利益综合、创造与保障能力、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绩效的要求，进而是人们具体的可加以衡量的安全感、自由感和福利感体验及需求。
二、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的政治认同面临严峻挑战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以更加全面、迅猛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开来。在这个过程中，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问题不断凸显，并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传统的政治社会化机制面临挑战。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实现自我发展，个人必须不断加强自我的社会化。就个人而言，终其一生都面临着各种形式的社会化，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个体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社会化，便是政治社会化，它是“人们通过学习和接受一定的政治文化而获得政治属性、形成政治人格的过程，同时也是一定的政治文化传播的过程”[11]。通过政治社会化，不仅实现了政治文化的传播、传递和传承，也形塑了人们的政治认知、情感和态度，形成了对政治体系的支持、效忠和信仰。政治社会化以其对社会政治生活及个人政治认同的巨大作用为世人所重视。但政治社会化要由理论变为现实的社会政治过程，发挥巨大作用，必须经由一定的社会化机制方能实现。“这些在实现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各个因素的内在作用方式就构成政治社会化的机制”，其表现为三个紧密相连的基本环节，“即政治文化的传播、个体与传播政治文化的媒介的互动和个体对政治文化的内化。这三个环节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作用，导致政治社会化的最终实现”[12]。由是可知，政治社会化的作用机制存在于政治社会化的实现过程之中，从而不断形塑着人们的政治认知、情感和态度。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传统的政治社会化机制面临严峻挑战。从政治文化的传播过程来看，面临着主流政治文化和各种政治亚文化并立存在的挑战。虽然，社会成员常常接受着较为系统、集中和有意识的主流政治文化教育，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充斥于网络、书籍等为基本依托形式的政治亚文化的影响。政治亚文化继主流政治文化之后，已然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现象，并与所属宗教、人种、民族、区域或阶级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深浅不等地由该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共享”[13]，对主流政治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削弱。从社会成员与传播政治文化的媒介的互动来看，以微信、微博、论坛、博客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介，突破了传统媒介如报刊、电视、广播等的视阈，为人们的学习、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自由、多样的平台。如是，如何适应各种新兴媒介的发展，完善政治社会化的话语宣传方式，保持和提升人们对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可和信仰，便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从政治文化的内化环节来看，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要化为人们内在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理想信仰和行为准则，常常面临形式各异的政治亚文化的干扰和侵蚀。
其次，传统的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国家认同具有根本性意义，是最高形式的政治认同。在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全球化时代，“社会和政治机构被弱化了，权威受到销蚀”[14]。
一是超国家主义认同倾向销蚀着传统的国家认同。全球化在使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之时，也导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弱化。“在现在的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中，受到全球化冲击最大的当属国家。随着全球化的持续进行和不断深化，国家的构成要素、组织架构、运行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族国家主权的范围、主权转移、主权行使方式、主权性权利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5]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跨越国家界限的权力、规则和制度便逐渐形成。同时，由于全球治理的形成和要求，“构建一套具有普世性价值的全球规则和全球伦理的诉求也日渐强烈”[16]。于是，滋生全球主义、超国家主义等思想观点的土壤便渐至垒成，传统的民族国家形态遭遇了全球化的解构，继之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将是以全球主义为核心的超国家主义对国家意识及国民身份意识的销蚀。就现实情况来看，持有这种超国家主义意识的社会精英，因其对全球化的认识、参与、受益程度较一般人更为深入，受全球化的影响也更为深刻，因而，其有可能完全走向国家的对立面，进而成为“背叛者”——“他们放弃对自己国家和同胞承担的义务，吹嘘他们对全人类的认同”[17]。
二是对他国的盲目崇拜、追捧弱化着传统的国家认同。在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一超多强”世界格局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构成了全球化的引领者，其承载、宣示国家力量的文化、制度等常常成为人们“膜拜”、追捧的对象。例如，具有深刻文化意义的欧美发达国家的饮食习惯、服饰装扮、电影节目、消遣娱乐、传统习俗等遍及全球，成为人们争相模仿、积极追逐的对象。于是，追捧、迷信西方发达国家，盲目妄自菲薄的悲观情绪和社会心理便得以产生并逐渐弥散开来。这种大众认知心理和社会情绪投射到政治认知层面，实质上便是对他国的认同高于对本国的认同。在“中国梦”的现实语境之下，更有甚者把日益成为凝聚民族力量、激发国民斗志的中国梦，极端地宣称为“美国梦”，认为每个人心中的中国梦实质上就是“美国梦”！
三是多样化的认同形式消解着坚定的国家认同意识构建。对个人或群体而言，认同是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的产物，它是构建起来的，具有特殊意义。“人们是在程度不同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identity。……Identities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随着时间和情况变化，这些identities的各自轻重分量也会变化，它们有时是相辅相成，有时会彼此冲突。”[18]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各种认同形式，如身份认同、职业认同、区域认同、政党认同、意识形态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全球认同等等。这些认同形式通过不断地交融、交叉，较为矛盾地集中呈现于个人身上，并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的认同危机。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人们的思想较为开放、视野较为开阔、思维较为活跃，有着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思想理论、理想价值可供选择。由是，人们多样、独立、差异的认同形式便有可能成为现实，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自我与国家等认同形式的矛盾和冲突便成为常态，而“人们一旦感到处于两个世界之间，感到在社会上处于无根的状态，他们就不可能具有建立一个稳定、现代的民族国家所必需的那种坚定的认同了”[19]。
再次，核心价值认同面临挑战。当今世界日益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的特征，价值的分化、分歧、差异、矛盾和冲突逐渐构成了人们的生活常态，人们的核心价值认同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因素的挑战。
一是普世价值的影响。诚然，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及其制度和实践，在历史上为推动西方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成就了西方国家在近现代以来对世界的主导地位。这些成就为后来者不断“膜拜”、向往和效仿。与此同时，造就“西方神话”的这些价值理念也逐渐演变为所谓的“普世价值”而散布于世界各个角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客观而言，这些价值理念无疑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及追求，也构成了我国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面对普世价值，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士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20]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由于政治社会化机制的不完善及普通社会成员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辨别能力有限，对西方国家倡导的这些“普世价值”及其制度和实践抱有幻想的社会心理和舆论深刻地充斥于社会生活之中，侵蚀着对我国核心价值的认同。其实，这些价值理念的实现方式及实践路径是不同的，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实际来加以构建、设计和运行。
二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价值渗透。在价值认同成为国家软实力重要构成的情况下，侵蚀、削弱我国的核心价值认同便成为了西方敌对势力的主要目标。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条件下，紧随西方国家文化扩张而来的价值渗透活动，对人们的核心价值认同造成了深远影响。诚如有学者所言，“新帝国主义文化除了以其资本、军事力量和科学知识进行全球统治外，也将会把其语言以及思考、信仰、消遣和梦想方式强加给其他民族”[21]。其具体形式有：第一，以文化商品为载体的价值输出，如好莱坞大片、麦当劳、圣诞节等，极富隐蔽性、迷惑性；第二，在教育和学术领域以文化交流、研究资助为幌子，对青年学子、科研人员、行业精英进行渗透、拉拢和利用；第三，更加突出以互联网为主要攻势的文化宣传的地位。“这样的渗透不显山不露水，却会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并于不知不觉中就淡化了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一旦问题显露出来就会发现，冰冻三尺已非一日之寒”[22]。
三是我国转型期多元价值取向及价值冲突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多种所有制的并存、阶级阶层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关心和维护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关注和重视个体的利益和感受，并以此作为价值评判尺度，好坏优劣皆依主体自身加以判断。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不可避免”[23]。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相互交织，使价值的分化、差异、分歧和冲突不断加大，现实社会尤其是互联网上不同价值的激荡和交锋日趋激烈”[24]。面对各种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在促成人们文化价值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和多变性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面对多元价值选择的无所适从，以及价值取向的迷茫、模糊和混乱，客观上削弱了主流价值的引领作用，淡化了对主流价值的认同。
最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出现偏差。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从久远的历史中走来的各个传统民族仍然相当完整，仍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们都仍然是完整的民族”[25]。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某个民族群体的民族意识过于旺盛，则会削弱着已有的国家认同，进而使国家认同面临着多样性的民族认同的制约，少数民族成员纠缠、徘徊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情况将难以避免。
一是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冲突。民族意识是对“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自我意识和分界意识，即“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认识”[26]，尤其是对涉及“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27]。国家意识是对自己归属于某个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认识。在民族意识强于国家意识的情况下，必然会引发国家认同问题。一方面，在少数民族的民族利益不断增强的条件下，“各个民族群体会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与国家展开博弈，并在此过程中将民族群体与国家的关系放在自身利益的角度进行审视和调整”[28]。由此，民族成员与国家的关系便成为一种利益对等或利益交换关系，国家意识则被消解于无形之中。另一方面，在民族间的分界不断被强化的情况下，“族际间的界限会趋于固化，某些民族群体会努力挖掘和整理自己的历史，创造自身的文化，而这一切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民族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统一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和国族文化就难以建立，甚至会被消解于无形，渐趋虚拟化”[29]。
二是民族身份与国民身份的冲突。民族身份内涵于民族的种族属性之中，体现为民族的体貌特征、民族性格、民族传统、民族风俗习惯等。“对于民族的具体成员来说，他的民族身份是取决于父母的民族身份，具有先天的性质，甚至是与生俱来的。”[30]具备这种先天民族身份的民族成员，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在内心中呼唤着对本民族的认可。与此不同，国民身份则是后天赋予的，国家常常赋予国民各种身份并享受各种权利。由于历史、文化和现实因素的制约，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诚如亨廷顿所述：“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从较狭隘、较亲近、较社群的角度重新界定身份和特性。国民层次以下的文化身份和地区身份比广泛的国民身份更受关注。人们认同于那些最像他们自己的人，那些被认为有着共同的民族属性、宗教信仰和传统以及传说的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的人。”[31]在这种情况之下，民族身份便得以凸显，并高于国民身份，程度不一的销蚀着国家认同。
三、积极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水平建设
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一定的政治认同支持，这是国家强大的社会心理基础。在全球化时代，政治认同建设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民族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意义极为重大。
首先，完善和推进政治社会化过程。政治社会化及其机制，是一种能够有效构建起支撑国家统一和稳定所必需的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对于形塑人们的政治认知、情感和态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政治社会化的完善和推进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亨廷顿曾警醒地告诫世人：“即便是最成功的社会，也会在某个时候遇到内部分解和衰落的威胁。”[32]因而，“完善的政治体系都必须完善和推进政治社会化过程。……当代各政治体系，均十分注重通过政治社会化来维持社会化的主导政治文化”[33]。那么，如何完善和推进政治社会化过程呢？
一是增强主流政治文化的感召力和说服力。“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核心文化或主流文化，深浅不等地由该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共享。在这一全国性文化以外，该社会按照宗教、人种、民族、地区、阶级或其他范畴而区分的各种群体还有各自的居从属地位的文化，即国家层次以下的亚文化，有时还有跨国的文化。”[34]这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都不是单一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并立。“在亚文化非常明确的地方，政治体系有可能受到威胁。”[35]为此，一方面，要增强主流政治文化的历史底蕴。国家倡导的主流政治文化，要能够落地、生根，最终为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必须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积淀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资源。故而，必须善于挖掘、利用这些政治文化资源，使其充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去，不断增强我国政治文化的感召力，尤其是对各种政治亚文化的统摄力。另一方面，要促进主流政治文化的大众化。这要求，主流政治文化必须切合社会现实和时代特征而不断创新，使其既深刻，又不失生动，既教导认知、取向和信念，又涵养人心。
二是不断更新政治社会化机制。政治社会化的实现，有赖于各种社会化机制的作用发挥，如家庭、学校、大众传媒、政治体系等。“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触的，在所有要素中分量最重。……家庭塑造了个体的心理特征，它反过来决定着我们的政治态度。它传递了一套规范和价值（包括政治方面的内容），以及信念和态度（如政党忠诚感、对政府的信任或不信任）。”[36]一般而言，学校教育方式方法是更为有意识、更为系统、更为集中的政治社会化机制，受教育程度对人们的政治态度有着鲜明的影响。但在全球化时代，仅仅依靠这些传统的政治社会化机制已然不能有效适应形成人们坚定的政治认同的要求。尤其在信息化深入发展之际，人类迎来了崭新的自媒体时代。人们对知识的获取、社会交往、意愿表达和思想观点呈现等，早已突破了传统的方式。基于这样的情况，在有效发挥传统政治社会化机制作用的同时，还必须积极构建起与信息化时代相适应的政治社会化机制，转变和更新政治社会化的话语宣传方式，不断把主流政治文化逐渐内化为人们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和行为依据。
其次，完善核心价值教育体系，积极推进核心价值教育。作为观念形态存在的核心价值，其深远意义可从法国19世纪思想家勒庞充满诗意的阐述中窥见一斑：“当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徒劳的。引发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哲学观念，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深入群众的心中。一旦它们变得根深蒂固，其不可抗拒的威力尽人皆知。整个民族为了社会平等、为了实现抽象的权利和理想主义自由而做的不懈追求，使所有的王室都摇摇欲坠，使西方世界陷入深刻的动荡之中。”[37]由此可见，任何国家都必须构建、凝练自己的核心价值，都需要不断加强核心价值教育，进而为统治合法性确立道义基础，为凝聚共识、推动发展筑牢社会心理基石。加强价值教育，是“核心价值从理论形态走向实践形态不可或缺的环节，是实现核心价值传播与培育的重要方式”[38]。
一是充分挖掘具有深刻价值意蕴的传统文化要素。我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习俗和节日在代代相传、经久不息的发展过程中，把人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进了人们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意识及国家意识。虽然，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不断经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风俗的耳濡目染，并争相效仿，但至今我国这些具有深刻历史文化内涵的传统文化习俗仍具有强大活力，并愈发凸显出浓郁的价值意蕴。因此在社会核心价值的不断完善及教育过程中，要深入挖掘和提炼我国传统文化习俗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意蕴，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进一步增进核心价值及其教育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特性，增进人们对核心价值的认同感。
二是形成具有深刻价值意义的国家礼仪文化和制度。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古代中国也不乏具有一定价值意义的国家礼仪，如祭祀、庆典、仪式等。这些形式对增进人们的敬畏感、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使命感、危机感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天，进一步发掘这些国家礼仪制度深赋的价值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具体可做如下思考：第一，把一些重大的纪念活动常态化、节日化，如针对南京大屠杀惨剧，我国设立了“国家公祭日”，与此同步，还可以设立“国耻日”等；第二，进一步完善某些重要仪式的开展，凸显其规范性、庄严性，如升国旗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第三，创设一些新的礼仪制度，如设立国家荣誉勋章、国家宪法日、国家公职人员就职宣誓制度等。通过这些礼仪文化的宣扬、礼仪制度的确立，进一步彰显和弘扬社会核心价值，增进人们对核心价值的认知、内化和认同的自觉性。
再次，维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平衡，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国的国家认同是56个民族群体对国家的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是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维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是实现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这个目标的达成和实现，关键在于维持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的平衡，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是完善社会调控和预警机制。“一般来说，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群体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否会发生抵触，取决于民族意识的状况。如果某个民族群体的民族意识过于旺盛，对国家或其他民族群体缺乏认同，或者民族群体的自身认同大大高于、强于对国家的认同，民族群体的自身认同就会产生一定的排他性，进而削弱或侵蚀业已存在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问题便会产生。”[39]概而言之，任何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增强或过快增长，都是对国家认同的弱化或销蚀。为此，针对个别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过快增强要保持高度警惕，同时对国家内各个民族群体的族群意识、族群认同进行预警和调控，防止其连续滋长和蔓延。
二是不断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一方面，要加强族际整合，妥善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群体组成的“多元一体”单位，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族际关系的协调、处理要坚持国家利益取向，增强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要有利于维持、巩固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之间的平衡，要有利于族际关系的和谐、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的内部凝聚力。“要逐渐淡化族际间的区分和界限，更不要人为设置和强化族际间的界限和壁垒；要强化国人同质性的国民身份，淡化一切异质性的非国民身份。任何对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之间的界限的强化，都是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发展背道而驰的。”[40]
三是建设统一、繁荣的中华文化，夯实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是建设和发展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但是，“民族文化是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中承载着太多民族性的因素。在发展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情感、民族意识都会随之放大”[41]。因此，“繁荣发展各民族文化，要在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来做”[42]。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建设统一、繁荣的中华文化，一方面要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来进行；另一方面，要防止对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界限或隔阂进行人为的强化。
最后，必须把国家认同建设置于国家核心价值建设层面进行谋划。国家认同是最高层次的政治认同，居于核心地位，对其他认同形式具有统摄性、整合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家认同问题受到极富远见的政治学者的关注，如阿尔蒙德将其表述为“国家的认同意识”问题，并把它界定为“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问题”[43]；鲁恂·W.派伊从认同危机的视角来阐述该问题，并提出在政治发展中的六大危机问题，其中“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危机是由认同感的获得引发的”[44]；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专门从国家认同的视角，系统阐述了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威胁，以及未来美国能否存续的问题。[45]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令人觉得遗憾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既没有被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的范畴，也没有进入国家核心价值的层面，实际上是没有把巩固和提升国家认同作为国家的最高利益来考虑，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至今没有统摄性的关于国家认同建设的国家战略”[46]。为此，必须把国家认同建设纳入国家核心价值层面来加以谋划，积极推进国家认同的巩固和提升。
一是强化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地位。“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激励，需要某些东西成为信仰的对象。”[47]现代国家建设需要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撑，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信仰，是现代国家建设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国家认同建设，是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48]一般说来，意识形态化的思想理论，常常是社会中具有主导性的国家核心价值形态。因而，必须把国家认同建设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范畴，凸显其重要地位，使其成为国家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增强国家认同的统摄性和整合性。国家认同在政治认同中居于核心地位，是最高层次的认同形式。如前所述，多样化的认同形式在全球化条件下不断交融、交叉地集中呈现于个人身上，国家认同无形之中被削弱或虚置。如是，在这其中必须强化国家认同的核心地位，增强其对多样化的认同形式的统摄能力和整合能力。
三是形成完备的国家认同建设战略。一方面，加强国家认同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消除国家认同的增减的自然状态和自发行为；另一方面，完善国家认同建设的政治社会化机制，突出和强化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教育；最后，出台具体的国家认同建设规划，进一步明确“国家认同建设的目标、思路和步骤”[49]，形成强化国家认同的制度、政策和措施。
（原载《思想战线》，2015年第4期）
【注释】
[1]［美］罗伯特·A.达尔等：《现代政治分析》，吴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2]周平、白利友：《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及认同政治》，《思想战线》2012年第4期。
[3]周平：《民族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4]周平：《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分析》，《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期。
[5]周平：《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分析》，《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期。
[6]周平：《民族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
[7]陶文昭：《论全球化时代青年学生的政治认同》，《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3期。
[8]林尚立：《国家转型与现代政治：从中国把握中国政治》，《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9]［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页。
[10]王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11]周平主编：《政治学导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55页。
[12]施雪华主编：《政治科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7页。
[13]［美］塞缪尔·P.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14]［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
[15]周平：《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国家》，《学术探索》2013年第10期。
[16]周平：《民族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
[17]［美］塞缪尔·P.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页。
[18]［美］塞缪尔·P.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19]［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20]秦晓：《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00727／2447833.shtml.
[21]［秘鲁］马里奥·瓦尔戈斯·略萨：《全球化、民族主义与文化认同》，于海青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2年第4期。
[22]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
[23]任洁：《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六大挑战》，《党建》2012年第7期。
[24]骆郁廷：《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8期。
[25]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
[26]周平：《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分析》，《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期。
[27]熊锡元：《“民族意识”初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28]周平：《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分析》，《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期。
[29]周平：《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分析》，《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期。
[30]周平：《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分析》，《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期。
[31]［美］塞缪尔·P.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32]［美］塞缪尔·P.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33]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34]［美］塞缪尔·P.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35]［美］迈克尔·G.罗斯金等：《政治科学》（第十二版），林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页。
[36]［美］迈克尔·G.罗斯金等：《政治科学》（第十二版），林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页。
[37]［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38]骆郁廷：《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8期。
[39]周平：《民族政治学二十三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页。
[40]周平：《民族政治学二十三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页。
[41]周平：《民族政治学二十三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0页。
[42]周平：《中华民族思想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中国民族》2015年第3期。
[4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44]［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晓、王元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45]参见周平《民族政治学二十三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146页。
[46]周平：《民族政治学二十三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页。
[47]［美］迈克尔·G.罗斯金等：《政治科学》（第十二版），林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
[48]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
[49]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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