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吗

陆海发　袁　娥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国家认同建设，从而保持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优先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国家认同建设面临着诸如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基础教育薄弱、现代化冲击、民族政策负面效应、境外势力渗透等重重挑战，急需从培育普适性公民文化、转变边疆治理思路、调整民族政策取向、拓展利益表达渠道、强化国族认同等方面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关键词：少数民族　国家认同　认同性危机　国家认同建设

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是一个政治概念，是边疆的少数民族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等的评价和情感。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在边疆——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国家版图的边缘区域，更是政治主权和文化意识形态相对薄弱的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边疆长期聚居的少数民族因其成长于特殊的民族文化氛围之中，有着与生俱来的族群认同，同时又由于共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共同政治屋顶之下，也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它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是我国在边疆地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和国家维系自身的统一性与持续性的重要保障。边疆少数民族的认同状况尤其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互关系格局，对国家的政治稳定、边疆安全和国家统一都具有十分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一、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意义

作为一种心理状态，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总是处于动态的变迁之中。但在现实中常常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是在边疆少数民族的认同关系中，呈现出国家认同增强而族群认同弱化的趋势和现象；二是出现边疆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增强而国家认同弱化的征兆和趋势，即出现国家认同的危机。前一种情况为进一步巩固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即在边疆那些族群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少数民族中，当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或发生直接冲突的时候，民族利益就可能被少数民族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如果少数民族的民族利益不能得到及时回应或满足时，就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消极意义而言，这就凸显了我们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必要性。从另一方面来看，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

第一，有利于国家法律和政策在边疆地区的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在边疆地区的贯彻执行是中央在边疆保有政治权威的体现。如若边疆少数民族出现国家认同危机，那么国家政权的权威必会面临巨大挑战。不仅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的贯彻和实施会遇到重重阻力，而且法律和政策很可能被误解或有意曲解，由此增大法律和政策贯彻与实施的行政成本，甚至直接导致国家法律的权威完全让渡于少数民族的传统性权威，从而消解国家权威，致使边疆民族地区出现国家权力真空。

第二，有利于推动边疆各民族的融合。民族融合是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理解，自觉地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精神基础。而要实现民族融合的关键就是促进各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融合，也就是增加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文化认同。如果边疆少数民族出现国家认同危机，少数民族就会淡化对国家的文化认同，甚至抵制国家主流文化的传播。这就会导致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和传播，妨碍各民族的大融合。

第三，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统一。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优先于国家认同的情况下，边疆少数民族在遭遇各种现实利益冲突时，就会有意将一般性利益冲突与民族关系纠结起来，使问题的处理变得盘根错节，极大地冲击社会的正常秩序，甚至可能直接威胁到边疆的稳定。同时，在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不断被强化的情况下，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情绪就会获得滋生和传播，如果被不怀好意的分裂分子蛊惑或煽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情绪就可能迅速蔓延，分裂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就可能乘势而起，这必将严重地威胁国家的政治统一。

所以，无论从国家认同危机的消极意义而言，还是从国家认同建设的积极层面来说，我们都必须高度重视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事实上，如何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尤其是维护国家认同在少数民族认同结构中的优先地位，既是边疆治理面临的重大课题，更是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根本任务。

二、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挑战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都保有对国家的基本认同，这是我国政治统一的心理基石。但具体来说，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在其认同结构中的序列、程度和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甚至各少数民族的内部支系及成员之间的认同也千差万别，都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不过，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国内外各种影响因素的急剧变化，边疆部分地区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极度高涨，国家认同渐入不断弱化的困难境地，这给我们进行国家认同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虽然经济发展不是一把“万能钥匙”，不一定能有效提升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促进民族与国家的有机结合及协调发展。因为诸如新疆的民族与国家的认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的冲突正是在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变得紧张起来的。不同民族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有所不同，而一些先富的少数民族精英可能提出更高的利益诉求，当这种利益诉求不能得到及时回应和满足时，就会促成国家认同的流失。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边疆不仅是地处国家的边远地区，也是经济福利辐射的边缘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部分民族社会直接从原始社会“跨越式”地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可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却十分显著，其经济发展明显处于依附的、不平等的地位。这种经济发展不平等极易诱发少数民族的心理失衡，特别是处于边境地带的跨界民族，因其长期保持着跨国民族的交往，如果因其中国公民的特殊身份而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与邻国边民比较上处于明显劣势时，就会导致少数民族产生一种心理的剥离感，极易造成国家认同危机。

第二，基础教育的滞后。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建设非常薄弱，教育水平相当落后，甚至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些教学点的教师竟没有具备高中文凭，不会讲普通话，其教学质量备受质疑，导致少数民族学生的辍学率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线上，大量学生都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同时，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中，一些地区试点推行以少数民族文字编写的教材进行授课，这一举措无疑有益于少数民族文字的传承，但是，由于边疆地区的教育水平本已落后于中东部地区，课业学习负担已然繁重，增加少数民族文字的学习无异于增加了少数民族学生的课业负担，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未来的升学起到一定程度的阻滞作用。上述两种情况都使边疆新一代少数民族不能便利地融入主流的公民文化中，促使少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缺乏共同的交流平台和话语体系，心理的疏离感自然就会得到强化。特别是当少数民族部分群体试图进入主流文化社会而又被排挤时，他们就会主动回到民族群体中寻找心灵的宽慰。这种现象如果持续地发展，就会导致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疏离感增强，对国家的认同就会逐步降低。

第三，现代化的冲击。“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1]伴随现代化而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演进，虽然拓宽了边疆少数民族融入中心领域和主流文化的渠道，但同时又矛盾地产生了边疆少数民族与外部的政治社会体制疏远的潜势，甚至伴随着他们参与中心区域发展的期望不断增高而更加强烈。边疆少数民族在进入现代化阶段之际，不断感受到自身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解体的危机，从而产生了一种对外来先进文化一体化的情绪化抗拒。强烈的族群认同也就自然成为宣泄痛苦情绪的一种表达方式。结果，为保持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连续性及优越感，形成了对民族同一性的强烈追求——“尽管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力图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国民，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总是难以实现……日后的外来因素即使在构成对边缘文化自下而上的危险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刺激，促进边缘地区民族集团采取相应的集团行动来保卫传统文化和地方惯例”^[2]。此外，伴随着现代化的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族群民族主义并没有伴随着政治与经济发展而枯萎。实际上，高度的政治参与与迅速扩展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常常在给予民族主义集团新生活的同时，使得他们更加寻求发展过程中的利益”^[3]。因此，现代化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尤其是国家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较容易催化其内部民族的分离倾向——因为现代化的过程也许对于此民族团体是有利的，对于另一民族团体可能就是不利的。这些不同影响往往激起某些民族团体有遭受相对剥夺的感觉，这种感觉又因为现代传媒技术而得以扩大。民族团体间的隔阂随之加大，最后必然导致国家认同的弱化。

第四，民族政策的负面效应。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取得了国家意志的形态。但是，民族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没有改变，仍然基于对少数民族同情、关心、帮助甚至是还债的心理来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首先，国家仿效苏联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被确认的少数民族，都获得了法定的族称、法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以及国家通过法律和政策赋予的各种权利。于是，少数民族的种类、数量、名称以及族际间的界限也就制度化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别意识得以强化。其次，国家出台并实施了一批帮扶少数民族发展的民族政策，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但也促成了以民族身份为资源的利益抱团，促进了少数民族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来认识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从而加强了民族间的分界意识。近年来兴起的民族文化热和民族文化产业热，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和弘扬，不仅营造了浓厚的民族文化环境，也激发了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促进了族群认同整体性的增强及民族意识的不断增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之间的关系格局。

第五，境外环境特别是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在复杂的边疆环境中，一方面，国家的一些边疆照顾政策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很多惠民政策未能及时惠及边疆少数民族，使其国民意识有所消减，而邻国则采取了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吸引我国边民，这对边民的国家认同造成了消极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境外的敌对势力通过削弱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来达到其分裂中国、破坏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努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们在我国边境地区开展了各色各样的宣传和渗透活动，许多慈善活动、传教活动还有赌博活动的背后常常隐藏着险恶的政治用心，这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三、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对策

尽管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危机，也采取了各具特色的方式来进行国家认同建设，他们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探索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是，国家认同建设的道路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模式，我国必须根据所处的具体情况来探索强化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效路径，妥善地解决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危机带来的问题，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而国家认同建设的核心，则是协调好边疆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使国家认同保持较高的水平，并在认同序列上保持优先的地位，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边疆稳定和谐的政治认同结构。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推进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

第一，培育普适性公民文化。推进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关键其实是淡化族群意识，推广汉语和普通话，提升少数民族融入主流文化的能力。如果少数民族不能掌握汉语和普通话，必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对少数民族大搞扶贫，不仅需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需要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竞争力，普及普通话。所以，一方面要改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提高教学管理环境；另一方面要花大力气改善教学师资结构，提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学质量和教师待遇，输入并留住大量高学历的人才。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不仅要严格规定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必须以普通话授课，还需狠抓基础教育，着力打造少数民族之间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互动交流的基础性话语平台，提高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主流文化的能力和信心。

第二，转变边疆治理思路。长期以来，我国的边疆治理一直十分强调政治稳定，忽略了边疆发展。在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边疆治理思路惯性作用下，导致了边疆发展的严重滞后性，致使边疆经济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发生了明显反差。部分边境村寨还没有实现“三通”，即通水、通电、通路，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样的边疆发展局面不仅使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法彰显，而且边疆少数民族作为中国公民的自豪感也难以生成。边民长期与临界其他国家的居民（主要是指跨界民族）互相往来，如果在生活质量、收入水平等方面没有明显的优势，其对国家的认同就很难培养起来。长期存在的这种边疆治理思路极大地妨碍了边疆的发展，导致了国家认同的流失，急需转变边疆治理的基本思路，把推动边疆发展作为维护边疆稳定的根本途径。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略边疆维稳工作的重要性，在国家极力推动边疆发展的同时，必须严厉打击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这样才能培养边疆少数民族较高的国家认同，维护边疆的长治久安。

第三，调整民族政策价值取向。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族政策都是以对少数民族还债、赎罪的心理制定并实施的。我国持续推行的民族政策都对少数民族给予了特别的照顾，其在现实中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样的政策取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推动了少数民族的发展，但是，随着这种民族政策逻辑的不断延伸，一系列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所以，必须调整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将原有的“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转变为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就需要：一是解决“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未来不可预见的冲突，培育国民意识；二是建构价值趋向于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民族政策体系；三是要使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保持协调，建立民族意识调控机制和狭隘民族主义预警机制，使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家的国民意识保持协调。

第四，拓展利益表达渠道。近年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导致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少数民族的利益和意见没有得以表达的畅通渠道，各地的民宗局和信访局很多时候只是矛盾纠纷的缓冲带，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边疆少数民族的现实利益诉求。当少数民族的利益诉求十分突出，而政府又没有给予及时的回应时，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就会随着对政府的失望而消退，群体性事件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所以政府必须拓展边疆少数民族的利益表达渠道。一方面要继续加强传统利益表达渠道的功能和作用，如信访、民主恳谈等；另一方面，要拓展利益表达空间，提高政府回应边疆少数民族利益表达的能力，加强政府与少数民族传统权威的密切联系，及时关注并回应少数民族的利益诉求，将问题与纠纷消解在萌芽状态。

第五，强化国族建设。要从根本上改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认同状况，最重要的是要加强中华民族建设。具体而言，首先是在肯定中华民族建设对于国家和各个民族的意义的前提下，确认民族融合的价值。各个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也相互离不开”的重要基础。其次就必须破除那些人为的设置于各民族间的樊篱，融化民族界限的坚冰。长期以来，中华各民族间的界限和区分已经被人为地强化，进而又在各民族中唤醒了民族间的界限意识和区分意识，即民族分界意识。这些显然无助于民族间的相互融合，是民族融合的障碍，必须加以破除。再次，还必须挖掘历史上各民族融合的文化内涵，夯实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长期以来，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与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整理比较，中华民族文化的构建相形见绌，所以必须大力构建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促进国族意识的发展。

总而言之，加强并不断推进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保持国家认同在边疆少数民族认同序列上的优先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国家意义。虽然我国对边疆少数民族进行的国家认同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塑造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宽松政治环境，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是很多深层次的国家认同危机仍旧存在，对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国家认同建设依旧任重道远，是我国边疆治理过程中的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原载《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注释】

[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2]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362页。

[3]Frederick L.Shiels.Ethnic Separatism and World Politics.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4，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