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宗教性干预与地区安全

外部宗教性干预与地区安全——以科索沃冲突为例⁽¹¹⁵⁾

External Religious Interventions and Regional Security：A Look at Kosovo Conflict

章　远

科索沃问题始于巴尔干地区特殊的历史背景。尽管今天科索沃阿裔公开场合愿意强调其民族的认同甚于宗教认同，但是这并不影响阿裔以宗教符号作为其重要民族特征。科索沃民族宗教群体之间长期对峙，引发人道主义危机，继而触发国际势力对科索沃冲突采取外部宗教性干预。本文将基于科索沃冲突，探讨外部宗教性干预的具体涵义，论述引发外部宗教性干预的三种动力源，剖析外部宗教性干预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本文认为外部宗教性干预本质上属于非传统安全的研究范畴，其基于信仰的动力源是维护宗教势力的护教、发展宗教实力的传教以及打击竞争性力量的讨伐异端。外部宗教性干预是干预政策的补充性选项，也是重要的调适者，可能推动政治军事等实体性干预，从而影响地区安全局势的走向。

一、外部宗教性干预的内涵

现代意义的宗教在敬神体验和崇神观念层面属于意识形态分析维度，在拥有仪礼规范和教职教团层面属于行为机制分析维度。⁽¹¹⁶⁾外部宗教性干预是宗教介入在危机（尤其是人道主义危机）状况下的跨国境表现形式，相较于单纯宗教介入，外部宗教性干预还需要补充政治力量介入他国宗教性事务的内涵。因为主体的双重性，外部宗教性干预在价值判定上并不局限于单纯宗教利益。

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介入，外部宗教性干预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外部宗教性干预的施动者更广泛：不仅局限于宗教利益集团，还包括跨国宗教组织和试图改变他国宗教状况的政治性组织机构；第二，外部宗教性干预所关注的议题更多元：不仅涵盖教育、慈善、医疗等内容，还涉及稳定地区安全局势、抑制宗教冲突的爆发和升级等内容，其中还包含宗教因素的政治性议题；第三，外部宗教性干预对象更国际化，针对的是他国的宗教人群和政治宗教状况。

外部宗教性干预与传统政治干预相比有三个特点：第一，外部宗教性干预伴随着信仰沉淀的强大道德感召力，其合法性授权来自于神圣经典文本和教义；第二，世界主要的制度性宗教具有成熟的跨国组织体系，外部宗教性干预可以直接通过特定宗教内部权力层级结构，影响地区宗教事务；第三，作为大国干预的补充性选项，外部宗教性干预不一定有强大的政治后盾维持后续性，特别是如果施动主体仅仅为宗教组织，那么干预效果就会存在变数。

科索沃冲突的既有干预研究著述，主要着眼于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地缘政治和新干涉主义。研究都注意到西方认可的普世价值观念是大国干预过程中的重要理由，然而对宗教因素关注相对不足。⁽¹¹⁷⁾科索沃冲突中的外部宗教性干预可以作为科索沃大国干预研究的时代性补充研究，以论证宗教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复兴轨迹。

科索沃冲突过程中外部宗教干预的主要形式有：第一，针对特定宗教对象的外部宗教性干预：干预行为专门指向某一具体实在的宗教存在——信教人士、物化的信仰中心——宗教建筑；第二，针对特别宗教事务的外部宗教性干预：干预行为指向阶段性发生的宗教事件或者一定时期内的宗教状况；第三，宗教组织的干预：同一宗教的内部上级宗教机构或其他国家的宗教组织，有的出于道德关怀，有的为了宗教义务，有的为了配合国际性政治干预，涉及不稳定的宗教区域；第四，非宗教组织的干预：相对于宗教组织的外部干预，非宗教组织向特定宗教对象实施的干预往往是作为整体政治干预的组成部分；第五，意识形态维度的外部宗教干预形式：来源于宗教内部的干预常有很强的属灵色彩；第六，组织仪礼维度的外部宗教干预形式：宗教仪礼是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仪礼不只将宗教经验外在化，更修正并且塑造宗教经验。

二、外部宗教性干预的信仰源动力

外部宗教性干预属于宗教问题的安全化，其内在动力源于宗教义务和信仰忠诚。从基于信仰角度，按照试图改变宗教力量布局的向度，外部宗教性干预的动力源可以被分为：维护宗教势力的护教、发展宗教实力的传教以及打击竞争性宗教力量的讨伐异端。

（一）护教

宗教神学意义上的护教意指，完成神的意愿、维护信仰不灭，是信徒的宗教责任。宗教群体是成员感情聚合度很高的社会群体。当某个宗教群体受到直接攻击，宗教信仰接近的群体倾向于认为攻击行为针对的是整个信仰体系，因此需要积极干预介入以保卫自身宗教，降低信仰继续受破坏的几率。与直接受害者地理距离或者宗教亲缘越近，或与直接施暴者距离越近，外部宗教群体的挫败感和对自身信仰式微的忧虑就愈盛，就越有改变现状的内驱力。跨越国境的统一宗教群体因为护教传统而获得宗教内部团结。比如宗教志愿者就是因护教传统而参与宗教地区对抗当中的行动主义者。作为外部宗教性干预动力源的护教传统，本质上是保守性防御，与受难意识紧密相连。

（二）传教

传教义务是宗教文本赋予信徒的传播福音、宣传神道、争取更美好信仰世界的责任。宗教力量通过传播自身信仰，扩大联盟谋求更多的保护力量以牵制对方。或者以阐述宗教建立精神纽带，从而整合内部，使其更紧密，为继续对抗积聚力量。从宗教文本、宗教实践、宗教传统和神学思想出发，外部宗教性干预在政治与宗教之间寻求契合空间。依宗教信徒和理想主义者的观点，传教义务驱动的外部宗教性干预应被称为“基于信仰的外交”。以传教义务驱动的外部宗教干预常常以提供神学教育，归正信仰仪礼等改善宗教生存的社会条件的方式，温和而渐进地将带有本国价值内涵的宗教信仰灌输给目标群体。以传教义务为动力源的外部宗教性干预的主体并不一定是政治强国。特殊身份的宗教人士和宗教组织带有宣传宗教意味的干预并不受所处国家国力限制。

（三）正义战争论的现代转化

不同宗教之上没有垄断权威。⁽¹¹⁸⁾按照正义战争理论如果双方爆发宗教性对抗，参与就是捍卫正义，是爱的体现，与和平并不矛盾。强调人道主义干预的新干涉主义一定程度上是宗教历史上的正义战争观念的现代政治沿袭。对神性的理解似乎在对异端惩戒中才能获得更大的终极意义，公义原则才能予以实现。在规范性制度缺失、暴力频发的地区，有非宗教界期望宗教界“不以战争性质非‘宗教战争’为由袖手旁观”⁽¹¹⁹⁾，主动要求外部宗教性干预来保卫正义。与护教传统驱动的外部宗教性干预相比，在现代化的正义战争观念驱动下的外部宗教性干预更具有进攻性。

尽管有宗教精神的感召，但基于信仰的动力源并不足以必然激起外部宗教性干预。来自伊朗和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激进武装分子不十分热衷帮助被塞尔维亚政府称为宗教恐怖组织的科索沃解放军。可见超越地域地为赞美伊斯兰信仰而保护兄弟国家伊斯兰信仰免于受损的宗教干预，并不像国家利益受损时那样的膝跳式地应激反应，宗教性干预只是符合政治利益前提下的可选价值选项。从军事干预角度来看，西方基督教国家制裁同为基督教的东正教塞尔维亚就是宗教利益与政治利益冲突时，政治利益优先的另一例证。

三、外部宗教性干预的作用评估

（一）引发关键利益分歧的外部宗教性干预威胁地区安全

外部宗教性干预首先压制的往往是直接威胁地区安全的宗教间利益对抗。在科索沃问题上即是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利益分歧。1999年以来科索沃境内宗教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逆转，不同宗教间的利益差异不再是造成科索沃不稳定的主因，同一宗教之间的利益分歧会成为政治发展中新的不稳定因素。

外部宗教性干预最先打乱了塞尔维亚东正教群体内部的利益要求。置身于族群对抗最前线的科索沃塞裔东正教信徒，渐渐不再如科索沃战争初期那样热衷于反对西方。科索沃境外的塞尔维亚人则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退步”。外部宗教性干预也造成科索沃地区的伊斯兰教群体内部利益分歧。科索沃阿裔穆斯林寻求保留本土伊斯兰文化而摆脱土耳其伊斯兰势力影响，而现实是施助和受助双方之间很难达成共识，两难的处境中，常常需要清真寺的教长出面与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协商，通过更换援助单位来寻找两种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和平合作。⁽¹²⁰⁾

（二）理性宗教干预能够有助于和平重建

如果外部宗教性干预能够将募集到的宗教资源有效地投入到重塑被破坏的信仰信心以及重建被毁的信仰圣殿当中去，将有助于冲突后的重建。在宗教信徒占人口比例大多数的地区，外部干预有的要求当地宗教教育多元化，有的修建能够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宗教场所，这些举措都有助于尽快抚慰心灵创伤。

（三）非平和的外部宗教干预对冲突解决无益

如果外部宗教性干预怀有偏见、缺乏战略思维则无法建立起维持国家所必须的公正与安全。⁽¹²¹⁾塞尔维亚教会对科索沃发生的针对塞裔暴行的指控，往往被国际社会以证据不足而不予重视。⁽¹²²⁾外部政治力量更愿意相信这些东正教教会对科索沃局势的描述言过其实。但教会的控诉却足以激发该地区东正教信徒对科索沃其他宗教势力的紧张感与敌视意识，甚至为激进民族主义者提供宗教上的合法性支持，从而可能引发暴力循环。而暴力循环是激进和偏颇的外部宗教干预所带来的政治化副作用产物。暴力既可能是受压制方抵制干预的激化反应，也可能催生不满地区现状的新的政治军事干预。

四、结　语

无论是西方国家、周边国家、亲缘国家还是各类宗教组织，都可能向地区冲突实施外部宗教性干预。相对于常态化的宗教介入，外部宗教干预更多的是国际性政治危机出现后，宗教与政治跨国结合的阶段性表现。因为外部宗教性干预指涉的是非传统安全中的宗教因素，因而与在精神和组织层面关注传统安全的政治军事干预存在差异。护教、传教和征讨异己这些宗教传统和宗教义务，都可能是采取外部宗教性干预的动力源。综观科索沃冲突过程中外部宗教性干预的表现和现实效果，应该说：在理性看待所有宗教、尊重宗教力量的同时，避免宗教激进和宗教歧视，仍是消弭群体误解、推动国际合作的心理基石。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