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能够增强城市文化的认同感。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过程。文化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文化产品,通过营销,销售给消费者。从价值链的角度看,这个过程完成的是一个价值的增值过程,从文化本身的角度看,这个过程完成的是一个文化及其附加在文化上的价值观的转移过程。文化创意产业链的终点就是文化价值的转移结束。所以,文化创意产业的作用不仅仅是产生经济效益,同时还伴随着文化的传播和对外的辐射。随着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化生产的加剧,文化产品消费的持续增长,消费者会潜移默化地对输出文化产品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生认同感,从而接受附着在文化产品上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论是站在国家层面还是城市或区域层面,文化输出和文化被认同就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文化创意产业正是承担了文化输出的重任。
文化创意产业传承着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殊使命,是更加充分和生动地传播文化诉求和政治诉求的有效载体。文化创意产业尽管受到市场逻辑的引导,但由于其生产的是文化性质的产品,附加着思想性、观念性的内容,因而也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文化创意产业可以通过文化产品推进交流、沟通和理解,肩负着表达城市立场、价值主张、民族声音的重要使命,是开展文明对话、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更广泛认同的重要途径。
约瑟夫·奈也认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在实现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独特影响,他说:“流行文化中当然不无琐屑与凑热闹的成分,但一个占据着流行文化传播通道的国家有更多的机会传达自己的声音并影响他国的选择则是千真万确的。”他曾建议美国,要充分利用其发达的传播媒体、文化产品、大量出口的影视节目等大众文化形成无形且强大的软实力,来增强美国对世界的控制力。加拿大的弗雷泽则认为,在走向帝国、称霸全球的进程中,美国一直在依赖着自己的软实力即流行文化进行潜移默化式的渗透,从而达到向全球推广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目的。因而,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在实现国家话语和国家利益方面的独特功能,并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充分用来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
在全球文化竞争中,西方的文化创意产业和大众文化处于主导性的优势地位。风行天下的西方大众文化不但利用其高科技、高品牌、高效应在世界各地捞取了大量的利益,而且在消费的过程中必然附加文化的创造者所体现的主导观念、生活风格、文化标准。好莱坞电影就是向全世界解释美国社会模式、宣扬美国意识形态的一把教鞭。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凭借纽约、洛杉矶的流行文化在全球扩张,成功地在全世界移植了关于“个人英雄主义、基督教精神、自由民主平等、消费主义价值观”等一系列美国梦神话。
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借助强大的文化创意产业,把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用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推广给经济、政治处于弱势的国家,通过受众的消费、欣赏和爱好,重塑这些国家民众的文化价值观念,达到控制他国意识观念和推进国家对外战略的目的,实现约瑟夫·奈所说的“吸引而非强制”的效果。这由此也印证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消费过程,就是一种建构性的认同实践,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繁荣能使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对一个国家产生精神层面上的认同感”。
韩国影视剧热播在中国引发的“哈韩”现象,同样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韩国饮食、韩版服装、韩国美容、韩国旅游等为主体的商品一度引领了国内的消费先锋。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融汇“现代”与“传统”文化于一体的韩国展馆成为世博园中人气最高的展馆之一,由韩国偶像团体“Super Junior”所引发的万人混乱争门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韩国流行文化的影响力。这股“韩流”同样波及日本,根据相关数据,韩国影视剧《冬日恋曲》在日本的热播使得其拍摄外景成为日本民众热衷的旅游景点。《冬日恋曲》在日本播出后的2004年1~9月期间,参加《冬日恋曲》主体旅游活动的日本游客人数达到20万,相关经济收益达到240亿日元。韩国则通过首尔等城市的流行影像作品,成功了塑造了一个洋溢着儒家伦理亲情、重视礼教的现代国家。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从“文化弱国”到“文化强国”、从“文化输入国”到“文化输出国”的转变,是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生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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