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半个世纪

1.10　从医半个世纪

汤钊猷：对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新生的讲话. 2005年11月21日

我1930年出生，在75年的人生历程中，经历了黯淡的童年茫茫的黑夜、崭新的开端、充实的年华和奋斗的人生五个历程1930～1945年我有过短暂的幸福童年，但很快就是抗日战争年代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晨上学经过澳门镜湖医院的后门，都有一车一车被饿死的尸体搬出，连葡萄牙的小孩也敢欺负中国的大人说明落后挨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战胜利，我们来到上海，马路上最大的两个字是酱油店的“酱”字和当铺的“当”字，说明经济落后，民不聊生。1948年我在上海名牌中学育才中学毕业但毕业就是失业，就是失学。我不得不在一个前中央银行外汇经纪人办事处打杂，每天要在外滩走上五六个来回。1949年迎来了崭新的开端，我依靠助学金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中山医院工作，直到“文革”前，我除了看病就是看书。在血管外科期间，我进行了几百条狗的实验，在国内最早开展显微血管外科实验，和杨东岳教授合作完成了国际首例“游离足趾移植再造拇指”，我写成30万字的《发展中的现代医学》书稿，可以说是充实的年华。1968年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改行搞肝癌临床，这以后的37年我和我的同事完成了两件半事，即小肝癌的研究和不能切除肝癌的降期（缩小）后切除这两件，以及正在进行的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我这辈子得到过一些奖，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癌症研究所颁的金牌奖，80年代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90年代的2项国家三等奖，2002年我又获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我一生主编过8本医学专著。1987年我曾荣幸地获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我小时候，父亲说：你为人老实，将来还是读医，干自由职业，可以不求人，不受欺负。“读医为了生计”这是最初的缘由。但在旧中国，这个愿望根本无法实现。新中国成立，我终于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助学金为我提供了学习的费用，我决心努力做一名好医生，“读医是为了报效祖国”。我们同班共45人，已有4位院士，也许同样是出于报效祖国的动机。1968年我开始从事肝癌临床研究，短短的几年，经我手死去的肝癌病人竟多达500人。记得“文革”期间，医生要同时做护士和工人的工作，一次在5分钟内死了两个病人，我用一部推车推两个尸体。人民的需求加强了我做“好医生”的决心，从那时起，我决心为攻克肝癌奋斗终生。说实在的，在国外，医生是很富有的职业，但在我国，医生的收入并不高于其他行业，只是在近年才有所改善。不过医生倒有别人享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治愈病人所带来的喜悦。

虽然远不能说我已经是一名十全十美的好医生，但过去的半个世纪，我确实在不断努力做一名好医生。下面是我努力做好医生的方向，也是对你们未来做好医生的期望：做全心全意为病人的医生，做技术上精益求精的医生，做有辩证思维的医生，做有创新意识的医生，做诲人不倦的医生，做胸怀大志的医生。我预祝大家早日成为一名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