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半个世纪的回顾
汤钊猷:育才中学95周年校庆稿.1996年5月
1946年我考进育才中学至今恰好半个世纪。回顾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从一个穷中学教师之家出身,能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不禁感慨万千,我深深地感谢母校给我打下的基础。
图4.2-1 上海育才中学1948年高中毕业文凭
抗日战争一胜利,我的父亲满怀希望,带着我们几个兄弟妹从澳门到了上海。未经休整我就参加了育才中学的考试。记得当时我一句上海话都不懂,却意想不到地考上了。那时我是插班在高一的下学期,全靠班上的一位广东同学帮我做翻译。1948年高中毕业时正值兵荒马乱,各奔南北(图4.2-1)。我因家穷,不得不去做杂活。解放后,由于育才给我打下的基础,一下子考取了3所大学,我选择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即现在的上海医科大学),从此走上了从医的道路。大学毕业后我一直留在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工作。母校给我的严谨之风始终是指导我做人和做学问的准绳。我先后从事外科、血管外科、肿瘤外科和肝肿瘤外科的工作。使我最不能忘怀的是近30年的肝癌研究工作。
1968年正当“文革”之际,我参与了肝癌病人的救治工作。由于我平常工作认真,当时的领导就把这个难题交给了我。从此我不得不放弃已经有成果的血管外科,转到生疏的肝肿瘤外科来。记得头上几年,几乎每天都有病人死亡。我们经过近30年的努力,终于使这个“不治之症”变成了“部分可治之症”。住院病人的5年生存率由60年代的5%提高到80年代的40%;单我们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就有212位肝癌病人生存5年以上。而在1905~1970年的65年间,全世界仅有45位肝癌病人生存5年以上。在30年中,我们每10年有一个主攻目标。第一个10年,我们解决了肝癌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用验血和超声的方法,能够查出毫无症状的小肝癌,切除小肝癌的5年生存率比切除大肝癌要高2倍。第二个10年,我们研究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通过综合治疗和导向治疗,我们使一批没有根治希望的不能切除的肝癌获得切除,从而获得根治。在进入第三个10年时,我们又把主攻方向转到肝癌的复发和转移上来,尽管工作才开始,但已取得可喜进展。这些工作使我们先后获得美国癌症研究所金牌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三等奖等十几个成果奖。我国肝癌研究的国际地位也因此有了明显提高。1990~1998连续8年代表我国出任国际抗癌联盟理事(图4.2-2)。在1990和1994年的国际癌症大会上,我当上了肝癌分组会的主席。在上海市科委的支持和领导下,我作为主席在上海连续3次主办了大型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图4.2-3)。1987年我还有幸得到邓小平等领导的亲切接见(图4.2-4)。
图4.2-2 1990年开始任国际抗癌联理事
图4.2-3 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主席台(1996)
回顾半个世纪,我能取得一些进步,是党和人民的培养以及集体的努力,加上国家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母校的培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例如在我们研究所的教授中,我是唯一没有到国外进修过的,但在国际交往中尚能应付自如,我还代表中国当选为国际抗癌联盟的理事。这与当年育才中学英语的严谨教学分不开,当时我们通读了纳氏文法的第一到第四册,我们要背诵一些英文文选,当时教我们的谢武衡老师,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图4.2-4 1987年获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作为育才的老校友,我为母校的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母校校庆之际,谨预祝母校更加兴旺发达,为21世纪中华的振兴作出更大贡献,并预祝在校的同学早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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