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科带头人”的我见

4.6　关于“学科带头人”的我见

汤钊猷：在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的报告.2001年7月

关于学科带头人的素养，我曾经列了20～30条，后来感到太多，重点不突出，所以尽量删去，最后剩下7条，我无法再删了，感到缺一不可。这7条是：事业心与爱国心，基本功，创新精神，力争第一（快），善处逆境，团结人，体魄健壮。我以为这是长期艰苦磨炼的结果，最近我想改一个字，就是把“艰苦”改成“痛苦”。学科带头人通常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大量拥有知识，大量实践，不断思考，总结经验，发表论文，创新——形成特色，申请大基金和申报大成果，向国际杂志投稿，占一席之地，著书立说形成理论。这同样是长期艰苦积累的过程。

一分为二看待艰苦人生

既然要讲这个问题，就免不了要讲自己，免不了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自幼经历了抗日战争等苦难，慢慢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善处逆境、创新图强的精神。其实这种经历和这种精神是很多人所共有的，我们大学同班同学共45人，后来有4人当选为两院院士，占10%，比例不算低，也许和这种经历所造就的这种精神不无关系。因此艰苦人生也应一分为二来看。

其实自1968年我开始从事肝癌研究至今的30余年中也不过做了两件半事，即使这两件半也是我们集体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第一件是小肝癌的研究，它成倍提高了手术切除的疗效，使肝癌由“不治”变为“部分可治”，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美国癌症研究所的金牌奖。第二件是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提高了不能切除肝癌的生存率，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第三件是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因为还没有获国家奖，只能算半件（2006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临床受益还不大，所以仍算半件）。当然我也因此获得一些荣誉，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有幸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首批院士。也许是因为这些，使我有幸成为全国重点学科肿瘤学的学科带头人。

事业心和爱国心

我以为在学科带头人的素养中，事业心和爱国心是首要的。单有事业心也可以成事，但加上爱国心将有更大的动力，那就是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我幼时的经历使我深切体会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和“落后挨打”的道理。我自幼希望学医的愿望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所以从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开始，我就暗自决心“努力学习，报效祖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政治上的独立，1978年改革开放意味着经济的崛起，但如果没有科技文化的发展，我们仍不能说“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基本功

基本功是学科带头人不可或缺的。好比建高楼，地基不扎实终究要失败。基本功有软、硬之分，二者相辅相成。软的方面如学风、医德医风。学风是否严谨、实事求是；医疗上是否极端负责、精益求精；作风是否认真、准时、有始有终、言而有信；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软实力。我一生中有一个习惯，只要答应人家做的，或者自己计划做的事，基本上都能认真、准时和优质地去完成。从20世纪50年代写的病历成为全院模范病历，60年代从事血管外科的科技档案成为全院模范科技档案，80年代主编的第一本专著《原发性肝癌》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到90年代主编《现代肿瘤学》又获同类书籍唯一的国家科技进步奖。我以为：“成功是建立在认真、准时、优质地去完成一件又一件大大小小的任务的基础上。”

图4.6-1　为年轻医生改论文

当然基本功还有硬实力方面，如：知识面；专业基本功，包括专业理论与技能；表达基本功，如文字、书法、外语、美学、口才、逻辑；以及现代人所需具备的其他方面，如电脑、信息、摄影、循证医学等知识与技能。有些同志埋怨没有时间，其实很多硬实力方面的基本功是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学到的。你越认真去完成任务，你学到的也越多。我的英语是中小学打下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学俄语，后来忙于工作而没有机会再提高英语水平，但是每次外事任务我总是认真准备，也就逐步适应了对外交流的需求。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上台讲话要脸红，后来要我做共青团总支书记，硬着头皮认真干，大庭广众讲话这一关也就这样过了。几十年来我一直认真地为研究生一字一句地改论文，力求准确和精练，记得有一次我将52个字删减为26字，不仅保存了原意，而且文字也更为朴素。不能小看这一字一句，它是严谨的基础（图4.6-1）。

大量拥有知识

作为学科带头人，知识面不广就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一生中曾有几次大量系统地充实我的知识。20世纪50年代因从事血管外科的需要，我较系统地看了血管外科的文献，写了大综述；60年代为写30万字《发展中的现代医学》这本科普书之需，我又从临床到基础，从西医到中医，从远古到现代相关的医学材料作了浏览；70年代为从事肝癌研究之需，又连续5年每天晚上到图书馆看肝癌文献直到闭馆，写出了几篇大综述；80年代末为肿瘤学科建设之需，主编《现代肿瘤学》，我又不得不粗粗浏览肿瘤基础到临床的相关进展；90年代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之邀，编写《临床医学基础》这本招标指南用的书，不得不又一次粗粗博览临床医学与相关基础研究的进展，那时提出的六种重大疾病和三大调节系统至今仍为很多科技计划所参用（图4.6-2）。这几次较系统充实我的知识，尽管花了不少时间，但却使我受用终生。

图4.6-2　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之邀，编写的《临床医学基础》

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学科带头人所不能或缺的最重要的素养。创新的背景是辩证思维，其实现在经常说的“改革”、“变革”和创新本质上是一回事。我搞肝癌研究几十年，可归纳成四个字：“识变与促变”，即认识事物本身变化的规律，并促成其变。2001年出版的《汤钊猷临床肝癌学》，我第一次将软科学的内容放到硬科学的专著中，增加了23章《肝癌临床研究中的‘变’与‘促变’》。其中第一节的题目就是“变革”，是肝癌临床研究取得进步的源泉。

创新需要有胆略，如同诸葛亮唱空城计。我们从事肝癌研究先后建成了3个不可缺少的平台：一是1979年从美国带回Apple II Plus微电脑，开创了我国医学领域用电脑处理临床资料的先河。二是从美国带回裸小鼠，1982年建成我国首个人肝癌裸鼠模型，支持了长达10余年的肝癌实验研究。三是1993年起用12年时间建成的转移性人肝癌模型系统，满足了肝癌转移研究之需。其实我们既不是电脑行家，也不是实验动物行家，但只要敢于去做，认真去做，最终还是做成了，而且还获得大奖。

力争第一（快）

学科带头人还必须有力争第一的精神。要力争第一关键是有特色，但“快”是不可少的。经常听到国外两个实验室做相仿的内容，将来如得诺贝尔奖，得主将是第一个发表的。世界上知名的专家，其共同特点往往就是“快”。我曾有幸得到国际一流专家的审稿，没有想到这样的大忙人一天就审回，而且还是十分认真的写了一大段。“快”需要信息和效率，需要表达艺术与积累，但更为重要的是“快”的意志。我主编了世界上第一本早期肝癌的英文版专著《亚临床肝癌》，得到现代肝病学奠基人Hans Popper写序肯定，首先是有特色，国际所无，另外就是快，从启动到Springer出版社出书，前后不到两年。1993年出版的《现代肿瘤学》成为我国1978年后第一本肿瘤学专著，成为1997年和1998年被引频次最高的医学专著之一，并在1998年获国家奖，也同样是高质、有特色，以及“快”，从启动到出书仅两年。

占一席之地

学科带头人必须在国内，最好在国外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所谓占一席之地，主要体现在：在高影响因子SCI杂志发表论文，应邀在国际会议作特邀报告，应邀在国际专著撰写章节，乃至召开国际公认的学术会议。要做到这些，首先是在学术领域形成特色，而要形成特色一定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科研方向，而科研方向选定的正确与否至关重要，同时还需要有争取科研基金的能力。我们由于小肝癌研究为当时国外所无，并得到国际权威认可，从而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些席位。如成为重大国际肝癌会议主席团成员，两度成为国际癌症大会肝癌分组会的主席和共同主席，成为国际抗癌联盟理事，参编10本国际专著，应邀作为客座主编在国际杂志主编专辑，80次在国际会议作特邀报告，召开6次大型国际肝癌肝炎会议（成为亚太区最大的肝病会议）。

广阔的胸怀

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非一人所能完成，必须依靠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作为学科带头人就必须有广阔的胸怀，也就是以前所说的宰相肚里好撑船。我以为，“团结人”是学科带头人所不能或缺的素养。团结人包括对前辈的尊重，发挥同辈的作用，全心全意培养下一辈。尤其是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团结弱势群体。常言道，手心手背都是肉，要同等对待。我有机会看到世界各地的不同情景，感到有机会多看一些伟大的东西，如名山大川、世界文化遗产、名著名曲等等，就会感到天下之大，人之渺小，心胸自然就开阔。

保持身心的动与静

作为学科带头人担子重，因此身体要好。而知识分子最缺少运动，很多同道对我说，坚持体育锻炼实在没有时间。这是符合事实的，不过我以为如果能做到保持身心的动与静，保持能应付工作的健康还是可能的。身体要有动有静，我从60岁开始坚持每周游泳3～4次，甚至还参加了冬泳（图4.6-3），71岁时仍保持每周3次，每次700米。时间是挤出来的，通过提高效率就可能挤出时间。另外就是不要大小事都抓，很多事可以分给大家做，自己抓大的、主要的。心也要有动有静，做事情时集中精力，累了可以洗菜做饭，洗几件衣服，也是很好的调节，当然也可以听听音乐，看看电视。心态好是最好的休息，什么事都不要过分计较。尤其是要善处逆境，人生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很多事要泰然处之。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这起源于1953年W atson等发现DNA双螺旋，他当时仅25岁。中青年是人的一生中最有创造力的年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愿青出于蓝而早胜蓝。

图4.6-3　在71岁时仍保持每周3次游泳，每次7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