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技术与学术

4.14　试论技术与学术

汤钊猷：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的讲话.2004年6月

我所以讲这个题目，是有感于两件事。一是前几天我参加了“两岸三地医学生成长论坛”，其主题是“医师与医匠”。二是近期在推荐院士候选人中遇到“技术型人才多而学术型人才少”的问题。

技术与学术的关系

我以为，技术是学术的基础，而学术是技术的灵魂。例如我们从事小肝癌的研究，如果只积累了几例小肝癌的诊断与治疗的经验，就很难提升到理论高度。我们提出的“亚临床肝癌”的概念，是在积累数以百计的病例基础上提出的。这个概念一提出，立即受到国际上的高度评价，如现代肝病学奠基人Hans Popper在我主编的英文版《亚临床肝癌》一书的序中指出：“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对肝癌的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美国肝癌权威Foster看了这本书后来信说：“这是一本世界在治疗原发性肝癌努力中的里程碑著作。”因此我们说，学术是技术的灵魂。如果我们只重视小肝癌的诊断和手术，即使数量达到千例以上，而不提升到理论，我们仍难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后来我们将小肝癌的理论与实践用到不能切除肝癌的治疗上，开辟了“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的新领域。

技术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的需求

总体而言，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较大。但不同单位的需求各异，如地区医院首先需要技术型人才，而高层次医院（如教学医院）则不可没有学术型人才。即使高层次医院，学术型人才的需求仍是少数。记得我当上海医科大学校长期间，有机会和曾当过校长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Sawyer交换意见。他也说，学校里实际上是有些人偏重搞医疗，有些人偏重搞教学，只有很少数人既搞医疗、教学，又搞科研。所以学术型人才始终是少数。

学术型人才的条件

我个人看法，学术型人才首先需有较好的技术基础。例如，外科的学术带头人不会开刀是不行的；其次需有较好的学术背景。国外不少学术带头人既有MD头衔，又有PhD头衔，换言之，既是临床医生科班出身，又有较好的基础训练背景。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有没有在国外著名学术单位深造的经历也很重要。因为这种经历往往提示受到较严格的基本功训练，而且外语交流的基础也较好。第三，从事一定的科学研究。第四，既要学习他人新技术、新理论，更要创造自己的新技术和新理论。

高层次学术型人才的标志

首先是真才实学。例如在高影响因子SCI杂志发表较多论文，出版有特色的专著，有明显创新，形成特色，获国家奖等等。

其次是国内承认。如成为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牵头人，当选为全国学会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

进而是国际承认。这通常体现在被邀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作特邀演讲，成为国际杂志编委，能以自己的学术强项为背景主办国际会议。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有战略预见能力。能够驾驭本学科全局，预见未来的发展。对研究生而言，应强调一点突出，而对学科带头人而言则要强调掌握全面。所谓掌握全面指较全面了解本学科主流动向，并了解其他大的学术动向。有能力从全局角度决定某一事的取舍。随着年龄增长，我曾面临几个严峻的问题：如《现代肿瘤学》第3版要不要搞，两个国际杂志亚太区编辑部要不要维持，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要不要延续，等等。这些问题经过认真思考最后决定必须继续搞下去，因为它涉及我们研究所的全国重点学科能否保持，国际地位能否保持等大事。

对学术型人才，要重视新动向、新思路。我是搞肝癌的，顾名思义，肝癌有两个方面，一是肝，二是癌，而癌是主要的方面。既然癌是主要方面，对癌症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思路就要十分关注。例如炎症与癌症的密切关系，肿瘤干细胞的研究，胚胎发育与癌症，对各种新生事物的一分为二的思考（例如抗血管生成是抑癌还是促癌），以及当前癌症研究正从过去百年的病理学基础向病理、生物学基础转变所带来的影响，等等。

学术型人才的核心

学术型人才的核心是科研，科研就是创新。对临床科研而言，循证医学是关键，例数不一定很多，但设计要好。对实验研究而言，关键是应用，对确实经得起考验的结果，要加速其临床转化。对临床单位而言，使病人受益是最主要的目标。学术型人才是否重视科研也有几个标志，如是否申请到基金，特别是大基金、国家级基金；其次是有没有成果，例如表现为高水平学术论文、取得成果奖等。

对学术带头人而言，要防止忙于临床，忽视总结、看书、研究；单纯追求数量；重视具体技术，忽视方向思考；满足于从文献中找课题，忽视从临床中找课题（图4.14-1是香港大学外科范上达教授送我的他们近年发表的论文集，我粗略分析发现大多数论文多是针对临床问题的临床研究，但却能在影响因子较高的SCI杂志发表）；满足于填补空白，忽视形成我国特色。

如果立志做学术型人才，30岁前后是人生中最有创造潜能的年华，千万不能等待和错过。

图4.14-1　从临床实践中找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