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区在老龄化社会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最主要挑战,前已叙及,是养老问题。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高龄化的来临,养老逐渐变成一种弥漫全社会的压力,社区担负着重要的减压任务。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每一个人都应在有生之年尽到自己的责任,家庭、社区、国家也都责无旁贷。不过由于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力量不同,影响不同,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个人,作为一个生物体和社会的基本元素,无地域空间可言。家庭有地域空间,并在历史上担当过养老的主角;但那是在大家族、大家庭、人均寿命短、老人少、养老负担轻的时代,并且是在父权和“孝悌”被绝对化的背景下勉强支撑着的。即便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背景下,哪怕是在唐朝太平盛世里,家庭养老也存在着唐代诗僧王梵志所说的“人间养男女,直成鸟养儿,长大毛衣好,各自觅高飞”的凄凉与“只见母怜儿,不见儿怜母,长大娶得妻,却嫌父母丑……生时不供养,死时祭泥土”的悲惨。[14]在当今时代,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注重老年生活质量和晚年健康幸福的现代人,一方面,由于传统的心理偏好和价值取向的惯性力量,依旧青睐与留恋家庭养老;另一方面,对现代家庭所具有的养老保险系数缺乏信心和持悲观态度。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使家庭养老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家庭养老虽然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主战场,但是可与社会化养老并列,是当今中国养老的主要方式。社区是小型的区域化的社会,是构成大社会的基本单元,直接集合了生活在其中的个人和家庭而名副其实地成为现代老龄化社会解决养老问题的基本场所,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其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将逐渐凸显出来。
1.社区在老龄化社会中的独特地位
社区在老龄化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可以从社区在养老方面所具有的地域优势、物质优势、人力优势三个方面来理解和审视。
(1)地域优势。地域优势即地缘优势,指社区在养老方面,地域范围适中,区位关系明确,生活其中的居民易于熟悉周围的环境并建立各种联系。社区的地缘优势是相对家庭和国家而言的:家庭的地域空间太狭小,而区位关系在整个社会中微不足道,无地缘优势可言;国家的地域空间太阔大而空泛,而区位关系只有放在世界范围内才有意义,在老龄化社会解决养老问题上,亦无地缘优势可言。
由于生理老化、机能减退,老年人的活动空间及其半径大大受到限制。年轻人可以走南闯北,四海为家,老年人则要在家庭和社区内过安定的、有规律的生活。年轻人不怕冲击和摔打,老年人则非常怕冲击和摔打。由于骨质疏松、脆性增加,一不小心绊倒在地,就有可能导致骨折、骨裂而久卧病床。社区的地域空间不大不小,比较适中,与老年人的生活和活动半径基本一致,从而成为老年人主要的活动基地。越到垂暮之年,老年人的生活与活动范围就越局限于社区之内。
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大约95%的老年人居住在家庭所属的社区内,要么与子女居住在一起,儿孙绕膝,天伦之乐;要么与老伴居住在一起,把手相望,寒暖相依;要么孤身独居,形单影只,狗猫为伴;也有与亲属居住一起,缓解寂寞,聊以慰藉。总的来说,欧、美、日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老人终老在自己所习惯和熟悉的社区内。另外,大约5%的老年人被社会福利养老机构所收留,居住在养老院、福利院、护理院、老年社区等养老机构中。[15]这些社会福利养老机构是专门用来收容残、疾、贫、孤老人的,在本质上是以家居社区的补充形式而出现和存在的,是一种特殊的社区。生活在这些特殊社区的残、疾、贫、孤老人比生活在家居社区里的普通老人对所属社区的依赖性更强。
就我国的老人而言,不足1%的老人被社会福利养老机构所收容,其余99%的老人居住在自己所属的社区内,属于居家养老范畴。[16]落叶归根的寻根意识和寿终正寝的归属意识使老人们把客死异地他乡视为人生一大不幸,而把终老乡里视为最后心愿和最终归属。这是我国农村老人和城镇老人的共同点。
总之,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和活动的局限性,决定了每一个人必然以某一社区为依托而生活,老年人的活动半径缩小,更离不开社区的依托。社区的地域优势是个人、家庭、国家都不可比拟的。
(2)物质优势。物质优势,指社区在养老方面所具有的可以利用的物质优势,主要是相对于机构养老而言的。
首先,社区内各个家庭的物质财富,毫无削损地发挥着原有的养老作用。这些家庭的物质财富以物化的形式而不是以货币的形式聚集在家庭居所之中。这些家庭内部的物质财富包括居住空间、床铺、家居、灶具、餐饮具、衣物、电器,甚至玩具、书籍、传家宝等。只要老人不离开社区,生活在家庭和社区内,这些已有的物质财富会继续发挥其养老功能和作用。
如果老人离开原来居住的家庭和社区,到敬老院、养老院、福利院、护理院等养老机构中,原有的家庭内的物质财富绝大部分不可以继续享用,只有衣物等便以随身携带的东西可以带到养老机构中继续使用。为了使进入养老机构的老人能够照常生活,养老机构不得不进行新的投资。这一方面增加了全社会进行新投资的负担,另一方面使老人原有的家庭财富闲置不用,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浪费。
其次,社区内原有的公共场地、各种设施可以继续利用来为老人服务。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位专业社区和近年来城市出现的新兴生活社区,都有公共场地和各种设施。虽然故旧社区相对缺乏公共场地,但各种商业性设施已初步完善,并且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故旧社区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会越来越少,逐步淘汰掉,被现代化的新兴生活社区所取代。
社区内原有的草坪、绿荫地、水域、休息场所、球场、活动室、图书室、阅览室、澡堂、商店、餐馆、诊所等可资养老的物质条件在社区内的居民变老以后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不需要进行新的投资。
另外,一些商业性的服务设施,比如超市、电影院、游乐场、医院等,一般都在小区附近,离小区不远,也都可以对社区内的物质条件起补充作用。
发达国家是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而我国是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就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高度发达,社会福利与保障已经非常完善,但在社会养老机构中养老的老人,所占比例也只有5%左右,德国、英国、日本还不足5%,95%的老人在社区内的家庭住宅中安度晚年。原因不仅是老人习惯于在社区和家庭中颐养天年,而且是机构养老费用昂贵,需要巨大的人力与物力投资,从经济上考虑,没有在社区内就地养老划算。因此,机构养老在人类的整个养老事业中,只能居于次要地位,而不能居于主导地位。丁美方在《社区照顾——城市老年人的赡养方式新选择》一文中写道:“据上海市静安区的调查资料显示,1995年静安区集资500万元建造了一所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区级老年公寓,能容纳40位老年人养老,平均每位老人占有30平方米,按这个标准计算,建造这样的养老机构,每张床位需要投资10万元之多。上海尽管作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也无力承担这样庞大的支出。更何况其他落后的小城市。”[17]我国经济欠发达,不可能大规模地发展机构养老,而只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积极发展社区养老来弥补家庭养老之不足。
(3)人力优势。人力优势,是指社区内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可以用于社区内的养老事业。
一是社区内各家庭内部可以继续发挥其原有的养老功能,老人的配偶及其子女可以一如既往地履行其养老责任。
二是社区内的老人可以组织起来,形成老人互助组织,低龄老人和健康老人可以照顾高龄老人和患病老人。
三是社区内没有养老负担而又有闲暇时间的其他居民都可以参加到社区养老的行列中来。青年人、中年人,甚至少年儿童都可以利用节假日、工作或学习之余等闲暇日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为社区养老事业贡献力量。
四是社区附近的人力资源比较丰富,也可以利用来为社区养老服务。例如,社区附近党政机关里的公务员、干部,附近学校里的老师、学生,附近公司里的老板、职员等等,都可以动员和组织起来为社区里的老人服务。
总之,社区的人力资源是比较丰富的,是个人和家庭无法相比的。社区内的各种人缘关系,包括血缘关系、亲缘关系、邻缘关系、友缘关系、乡缘关系、业缘关系等,形成一种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网络,直接把社区同社区外的大社会连接在一起,使得社区具有异常丰富和充足的人力资源。如何充分利用社区内的人力资源组成各种无偿、低偿为老服务,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和共同关心的课题。在这方面,发达国家诸如英国、丹麦、瑞典、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和可喜成绩,值得我国借鉴。
(4)时间优势。由于社区具有以上所说的地域优势、物质优势、人力优势,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就产生了第四个方面的优势,即时间优势。这是因为社区在地域、物质、人力三个方面都具有就近就便和丰富灵活的特点。社区内的居民可以利用零碎的闲暇时间和节假日开展各种活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目前在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等地都兴起了社区服务“时间银行”,组织为老服务的志愿者在自己的“时间储蓄卡”上储蓄时间,以后当自己年老时可以获得同等时间的服务。这种社区内的“时间银行”和志愿者服务正是根据社区所具有的地域优势、物质优势、人力优势、时间优势而产生的新的为老服务形式,这种新的为老服务形式由于合乎社区的实际情况而引起社会的广泛注目和热切欢迎,有一定的发展前景,值得学术界研究。
2.社区在老龄化社会中的独特作用
社区在老龄化社会中的独特功能与作用,可以从社区在养老方面所具有的稳固功能、弥补功能、整合功能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1)稳固功能。稳固功能,是指社区在养老方面具有稳定、巩固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的功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延绵数千年的养老方式,与其他养老方式相比,具有充实感、亲切感、安全感、自然感等优点,至今在养老方式的选择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民众的心理偏好和价值取向。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乐于接受和由衷认同老祖先传承下来的家庭养老习惯,希望自己的垂暮之年能够在家庭中安享亲情所带来的温馨和天伦所带来的快乐,渴望含饴弄孙,儿女承欢膝下,并实现寿终正寝、入土为安的人生终极价值与愿望。我国民众的这种心理偏好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在我国现实生活与未来生活中不可能被简单地否定掉,必将继续存留在社会上并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传统习惯所具有的强大惯性力量使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居家养老特色的社区养老,对于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不是给予否定,不是违拗我国民众在养老方式选择上的心理偏好和价值取向,而是充分肯定这种养老方式,稳定和巩固它的合理内核,因势利导地使之健康发展。
(2)补充功能。补充功能,是指社区养老对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除了具有肯定作用与功能以外,还有补充作用与功能,在充分肯定家庭养老方式的基础上,对家庭养老方式的缺陷和不足部分给予弥补,使之完善起来。
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是与大家族、大家庭、多生多育,以及绝对父权、绝对“孝顺”意识相连共生的。随着我国现代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与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家庭内部性别平等、代际平等意识的确立,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根基已被动摇。随着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现的大规模的独生子女人口群体,目前已超过8000万,1979年第一批617万独生子女已进入生育阶段。待这批独生子女进入老年阶段以后就有可能出现一部分“四二一”或“三二一”的家庭人口结构,这种“倒金字塔”家庭人口结构,使家庭的养老负担成倍提高,仅靠家庭子女独担养老负担,是一种巨大的风险。社区养老的出现,大大缓解了家庭养老的风险,减轻了家庭养老的负担,使家庭养老的负担部分地转移到社区,家庭与社区共同承担起养老的责任。
现代社区作为各个个体家庭的集合体,是一种地域性的家庭集群,与传统的宗法大家族的家庭族群相比,现代社区是超血缘的,即血缘关系是混杂不纯的,而传统的大家族社区则是血缘型的,即血缘关系是单纯同一的。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属于家庭集合体,属于家庭聚居。正是这种共同点,使社区养老像传统的家庭养老一样是可行的,社区养老对家庭养老的填缺与补充,恰如历史上大家族对家族内各个家庭的填缺与补充一样。所不同的是,社区养老是基于现代人类社会共有的道义、良知、信念、责任感,冲破了历史上血缘关系的桎梏,复活了原始共产主义时代“不独亲其亲”的良好风尚。这是历史发展到现代在更高意义上的回归,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与社会活力迸发的体现,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和发扬光大。
(3)整合功能。整合功能,是指社区在养老问题上具有整合社区内甚至社区外各种社会力量与人脉关系的作用和功能。这是社区所具有的超越个人和家庭的明显优势。个人和家庭由于力量太小、关系太简单,不具备进行重新协调与整合的条件。社区则不同,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小社会,其人力、物质力、精神力是较为丰富与强实的,其人脉关系是复杂多元的,并形成网络,具备了社区外的大社会的基本雏形与功能,完全可以借助人类社会特有的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对社区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和人脉关系重新整合与建构,使之向着有利于社区养老的方向调整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区的自组织功能强大,具有内在的自我整合能力,而我国的社区在摒弃了传统的血缘大家族形式向现代超血缘形式转变过程中,新的超血缘的自组织功能尚未形成,还不具有内在的自我整合能力,需要借助政党和政府的力量对社区进行改造和整合。因此,加强社区党建与行政组织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两个举措。这是我国社区建设与西方不同的一个特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改造与整合社区,使之向有利于社区养老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所代表的官方并非袖手旁观,只让民间组织去自发组织,而是积极参与其中,运用国家财政力量和社会保障帮助社区构建完善的养老服务设施。各种政党为了赢得选民支持,拉选票,也积极支持社区养老建设。我国社区缺乏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区的自组织能力,就更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包括立法措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基层行政组织即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作为社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对社区进行改造与整合,使之向着有利于社区养老的方向调整和发展,超越过去那种自发组织的低级层面而提升到高级层面上。只有这样,我国的社区养老事业才能获得快速度发展和大幅度跃进。
综上所论,社区在我国老龄化社会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其独特的地位表现在:与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相比,具有地缘优势、物质优势、人力优势、时间优势;其独特的作用表现在,对家庭养老具有肯定功能、弥补功能以及对整个社区力量的整合功能。社区养老的实质是:在肯定家庭养老的基础上,延长了家庭养老的保障链从而使家庭养老社会化,减少了老年人对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依赖,既肯定了家庭养老的优势,又弥补了家庭养老的不足,对家庭养老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合乎我国的基本国情与传统观念,是我国现阶段以及将来相当长时期内妥善解决养老问题的根本方略和必由之路。1999年5月,联合国老龄研究所所长安托尼、波诺博士对中国的养老问题发表了一段看法,他说:“中国是一个具有尊敬老人优良传统的国家。目前中国对老年人口比例的迅速提高已经有了紧迫感,但是我觉得只有寻找建立在自己的文化、资源基础上的解决方法才不失为明智之举。中国不应该追求建立大规模的养老机构,像堆放货物一样把老年人堆放在那里,家庭和社区照顾才是所有老龄政策的基础。”[18]安托尼、波诺博士的观点与我们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
退休闲居在家的老年人,由于生理机能的衰减,生活圈大大缩小,对社区的依赖程度增强,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高,越来越强,社区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与活动的主要基地。充分发挥社区在老龄化社会中独特的养老优势与功能,是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和全社会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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