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的书虫

郭沫若（1892—1978），四川省乐山县人，中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读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要把它太看菲薄了。在教育未改革的旧时代，从蒙童时分起就开始读经，但那实际上只是为的认识字。对于经义是完全不懂的。

要中学生读一切的经，真是谈何容易。像《书经》那一部书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困难，但如近代的大学者王国维，他就说过：“古经多难读，而《尚书》为最。”又说：“阅岁二千，名家数十，而《书》之难读也如故。”（《尚书核诂序》）连王国维都读不懂的书，你叫中学生能够读懂吗？

“四子书”以外的《诗》《书》《易》《春秋》《尔雅》及《仪礼》《周礼》《礼记》等书，有好些实在是难读。不仅马融、许慎、郑玄等汉儒不曾读懂，王安石和程朱之徒的宋儒也不曾读懂。经过胜清乾嘉学派和近时的考古学派与疑古学派的整理，依然还是不能尽懂。你想，这样难的东西，怎样好叫中小学生去读？靠读经来识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识字已经有更方便的捷径。教育制度改革以来，读经几乎全废，而中国人并不因此全成为了文盲，反而是识字的人更多，文笔清通的人也更多了，不就是铁证吗？

经书的难懂也并不是它的思想内容是怎样的艰深，而是古代离我们太远，一切生活习惯、风俗制度、思维情感，以至文法语法、字音字义，都和现代的有所不同；再加上流传既久，有不少的讹变伪托，淆乱其间，更是使人棘手。所以要想读懂经书就须得先克服这些困难，而这些困难并不是容易克服的。古人有“皓首穷经”之语，事实上也并不怎么夸张。方法得到了不见得便能通，方法没有得到的你就读到死，依然是“扁担吹火”。

要想真正能有资格读经，首先要研究文字音韵之学。你总要把古音古义弄得清楚，然后才能读古人的书。关于这项学问旧时称为“小学”，这是读经的门径。汉儒、清儒的关于“小学”研究的工具书相当多，差不多都在所必读。和这关联着，还须得彻底研究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的金文（青铜器上的铭文）。要有这步彻底的研究才能真正认识古字，而辨别得出汉人及古书上的讹误伪托。要把古书恢复到古代文字的原形原音原义，然后才能读得出一个大概。但仅仅是一个大概，因为仅仅靠着文字学的修养，古书还是读不通的。要怎样才读得通呢？那是不仅要你能通古文，而且要你成为古人，就是说要你能懂得古代的生活习惯、风俗制度、思维情感。

要怎样才可以成为古人，或成为古代通，精通得古代的生活习惯、风俗制度，能以古人之心为心呢？这在古文字和古书的研究中自可以求得一部分，然而还有比较研究的必经途径，便是须得参照各先进民族的古代研究和现存各后进民族的探讨。譬如希腊、罗马的古代和彝族社会的现况，对于中国的经书都是绝好的钥匙。

要做到这些研究更还需要你懂科学方法和其他有关的科学知识。这事情真是谈何容易！但一般提倡读经的人却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正因为这样，他们在提倡读经；正因为这样，我也认真地提倡他们读经。自己先认真读读，再管到青年的份上来吧。

读经倒也并不是坏事，任何书读了对于人无论在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总会有些贡献，但总要读得懂。读不懂的东西读了岂不是白费时间，而且白费心血？

同样是读经，在耶稣教徒们，便比较地懂得方法。他们要把希伯来文的原经典翻成各国文字，而且还要翻成各种方言。译成中文的《圣经》除掉文言文之外，便有好些种的方言版本。这是值得提倡读经的人们效法的。

我们在普遍地提倡读经之前，总得先走一步翻经或译经的工作。把古代难懂的经文翻译成现代文，先要让人们能够亲近。不仅《易》《书》《诗》等难懂的经有翻译的必要，就连比较容易懂的“四子书”都有翻译的必要。旧时对于圣经贤传视同图腾禁忌，不准易一字，省一笔。那样的科举时代已经老早过去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精神。谁个吃胡桃而不肯去掉青的果皮，硬的核壳，如可能时再设法去其仁衣的呢？不去皮、不去壳的胡桃果你要青年吃，他怎么也吃不下去的。你会说让他自己去剥吧，真正多谢你的亲切啦。不知道你自己曾经具有那样剥的本领没有？假使没有，你根本就违背恕道；假使有，你何不更亲切、更负责一些，慷慨地担当起你弘道的大任？

中国的古代总是必须研究的，儒家的经典正是研究古代的一部分重要的资料，这无论怎样是值得研究，值得读。我自己也就是时常在读经的一个人，但我并不能全懂。因此，我感觉着没有文字学的素养，没有原始社会的研究，不通科学的方法，没有丰富的各种科学常识的青年，实在还没有读经的资格。

因此，我为尊重读经起见，并不希望青年人读经，而希望成年人读，特别是希望那些提倡读经的先生们认真地读。所以我并不反对读经，而且我也提倡读经。

牛津的书虫

许地山

牛津实在是学者的学国，我在此地两年的生活尽用于波德林图书馆、印度学院、阿克关屋（社会人类学讲室）及曼斯斐尔学院中，竟不觉归期已近。

同学们每叫我做“书虫”，定蜀尝鄙夷地说我每于谈论中，不上三句话，便要引经据典，“真正死路！”刘锴说，“你成日读书，睇读死你呀！”“书虫”诚然是无用的东西，但读书读到死，是我所乐为。假使我的财力、事业能够容允我，我诚愿在牛津做一辈子的“书虫”。

我在幼时已决心为“书虫”生活。自破笔受业直到如今，二十五年间未尝变志。但是要做书虫，在现在的世界本不容易。须要具足五个条件才可以。五件者：第一要身体康健；第二要家道丰裕；第三要事业清闲；第四要志趣淡薄；第五要宿慧超越。我于此五件，一无所有！故我以十年之功只当他人一夕之业。于诸学问、途径还未看得清楚，何敢希望登堂入室？但我并不因我的资质与境遇而灰心，我还是抱着读得一日便得一日之益的心志。

为学有三条路向：一是深思，二是多闻，三是能干。第一途是做成思想家的路向；第二是学者；第三是事业家。这三种人同是为学，而其对于同一对象的理解则不一致。譬如有人在居庸关下偶然捡起一块石头，一个思想家要想它怎么会在那里，怎样被人捡起来，和它的存在的意义；若是一个地质学者，他对于那石头便从地质方面原原本本地说；若是一个历史学者，他便要探求那石与过去史实有无关系；若是一个事业家，他只想着怎样利用那石而已。三途之中，以多闻为本。我邦先贤教人以“博闻强记”，及教人“不学而好思，虽知不广”的话，真可谓能得为学的正谊。但现在的世界，能专一途的很少。因为生活上等等的压迫，及种种知识上的需要，使人难为纯粹的思想家或事业家。假使苏格拉底生于今日的希拉，他难免也要写几篇关于近东问题的论文投到报馆里去卖几个钱。他也得懂得一点汽车、无线电的使用方法。也许他也会把钱财存在银行里。这并不是因为人心不古，乃是因为“人事不古”。近代人需要等等知识为生活的资助，大势所趋，必不能在短期间产生纯粹的或深邃的专家。故为学要先多能，然后专攻，庶几可以自存，可以有所贡献。吾人生于今日，对于学问，专既难能，博又不易，所以应于上列三途中至少要兼二程。兼多闻与深思者为文学家；兼多闻与能干的为科学家。就是说一个人具有学者与思想家的才能，便是文学家；具有学者与专业家的功能的，便是科学家。文学家与科学家同要具学者的资格，所不同者，一是偏于理解，一是偏于作用；一是修文，一是格物（自然我所用科学家与文学家的名字是广义的）。进一步说，舍多闻既不能有深思，亦不能生能干，所以多闻是为学根本。多闻多见为学者应有的事情，如人能够做到，才算得过着“书虫”的生活。当彷徨于学问的歧途时，若不能早自决断该向哪一条路走去，他的学业必致如荒漠的砂粒，既不能长育生灵，又不堪制作器用。即使他能下笔千言，必无一字可取，纵使他能临事多谋，必无一策能成。我邦学者，每不擅于过“书虫”生活，在歧途上既不能慎自抉择，复不虚心求教；过得去时，便充名士，过不去时，就变劣绅，所以我觉得留学而学普通知识，是一个民族最羞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