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提大街

    在我的记忆中，我记性总是不好，但它还没坏到把事情都忘个干净，只是记不清把它们都存放在哪些地方。我需要有点什么来勾起记忆；但是从我儿童时期以来，能勾起记忆的东西大部分都发生了变化，我的记忆也就随之消逝了。

    我出生和生长的那个小镇已经不复存在。我住过的那座有护板的旧房子坐落的地方，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那条长岛铁路。这条铁路现在还是在一条深谷里穿过这个小镇。在那条深谷的某个地方，一堵水泥大墙后面，就是当时我家那个房子的后院。其它的都消失了。那个院子现在已经被一座高大的公寓房子覆盖了起来。由公寓大楼包起来的整个那个街区，和过去我们邻居的那些有护板墙的房子和屋后花园所处的附近街区，都建得连到一起，好像形成了很多细胞联合为一的那种合胞体。那些树木，多是些枫树、榆树，也消失了。我们大家大多数星期天都去的那个礼拜堂还在那里，已经有些破旧，年久失修。门前的标志表明那已经不再是荷兰新教堂，而已经成了朝鲜耶酥教会。两边高耸的公寓大楼几乎都要挨到马路崖子，把马路遮挡得昏暗如隧道一般，我驱车驶过时，看不到半点能勾起我回忆的东西。

    因为没有了旧日的景物，我真不能肯定埋在我脑子里的那些零散记忆是否还有点真实，也许那是我臆想出来的，也许那是记录下来的梦境。我的确不时地梦见符利辛根，梦见我在阿米堤大街和麦迪逊大街之问的波鲁姆大街骑自行车。(现在这些街名都消失了，都用号码替代了!)城里的马拉垃圾车就在这里，赶车的是脾气暴躁、头发火红的年轻人——疯癫咸利。他坐在车上高高的座位上，沿街廷车，嘴里还自言自语。这个记忆是相当实在的；但我却不明白录入在我大脑硕叶之内的这个情景为什么会随时准备停当，在那么多深夜之内重新演示出来6但除此之外，其它情景却那么稀少2我现在记得，有个星期天傍晚，我们家有个朋友全家从很远的地方(可能是俄亥俄州)来作客，名叫“割爱机”。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叫葛胡第。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女帮工告诉我，在沙箱下面的铜(湿施施、松而容易碎的那片东西)足以保全我们家的财产(我的确知道我们家的财产真需要保全一下)，可是过了些年之后，我才知道她说的一定是地毯(cdpet)，而不是铜(copper)，这样我就失去了那份财产。在我们后院靠近那个水泥墙，有一棵高大的樱桃树。树出了点毛病(我现在猪是死了)，被伐倒了。在院子里锯解开来。但是在60年后的今天。在我脑子里，仍然存贮着那棵树的美妙气味。那气味充满了庭院和我们家所有的房间，在后来用车把它运走的那几天里，到处都是那芳香的气味。

    我对我母亲最早的记忆是她那高高的身材，独自一人站在后院爱地的中心，看着那些小爱，慢慢地绕着因子在地上寻找。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母亲(我们全家)遇到了困境的一个微细的信号。有时她只在那里站一会儿，有时却能站上5分钟。突然。她弯下腰去，掐到一棵她所寻找的4片叶子的首蒋，把它带回屋里。假若我恰好在后廊里看着她走来，她总会对我笑笑，说：“上帝会赐给我们。”

    这是我所知道的她唯一的迷信，至少可以说是她唯一见之于行动的迷信。这个行动总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让我父亲的病人付他们的医药费。

    病人很少有立即交费的。有不少人从来也不交。有的几个月送来一个小额支票。有少数可能是富裕的病人当时交款，而且分文不少。出现了这种情况，我父亲看完病上楼时就极其高兴。

    虽然大家都不大提到钱，但大家总是为钱担忧。家里的人都知道父亲到月底总要为进项发愁。我们知道他一定要在每月的第一天完全付好他所有的账单。他认为欠账是最大的灾难，所以，账单一到，他就一切照付，杂货账、肉账、烧煤账、税单，还有供给他诊所的那些仪器药品账，不过要看他在银行里有多少现款。不管怎么说，尽快付大夫的医药账并不是那个时期的风尚。

    那个时期是大家公认的好日子。大萧条还没到，那是十年之后的事。当时那个小城繁荣昌盛，但是大家都认为行医不是个绝对靠得住的谋生行业，大家都不相信行医能致富，最不相信的是医生自己。在我生长的这个城镇里，有两三个医生家庭似乎比较富有，但那些钱都是过去的家底，而不是行医的收入。我父亲其他的那些同业每个月都依靠病家所付给的现款生活，都做了许多不收报酬的工作，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愿意这样做，也不是由于有点慈善心，而是由于这就是当时的风尚。

    我父亲在一个台历里记着他自己的账。用他那漂亮的斯宾赛手写体记录着他每天病人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我父亲所定的该交的钱数，这个数字后面是收到的钱数。最后的那个数字才有意义。我母亲仔细盯住这个数字，她总是在每个月快到月底的时候到爱地里找她那4片叶子的首宿。

    我怎么也弄不清她怎么能找到它2后来我长大了一点，到了七八岁，我就喜欢当她为全家寻找幸运的时候陪她同去，尽我所能帮她寻找；尽管我的眼离地面比她离得近，可是我从来没有找到过一棵四叶首宿。我站在母亲旁边，想和她查找相同的一块块爱地，我眼睛瞪得大大的。但是甚至到她弯腰去掐的时候，我还是看不到它在哪里，等我看到时，那已经是在她手指之间了。

    很久以后，当我已经是哈佛四年级医学生的时候，我才比较客观地知道了一些有关医学经济方面的事实。1937班的年鉴是由我的同班好友孔斯主编的。我参加编辑小组是因为我写过一首比较长的有关医疗和死亡的歪诗，题目是“爱伦街”。孔斯为这年鉴设计了一个调查表，在1936年末，寄给了哈佛1927、1917和1907三个班的毕业生。表上的问题主要是问这些毕业离校10年、20年、30年的哈佛医生，问他们对实习大夫期间和住院大夫期间的哪些训练最为赞许。但是还有几行，委婉地询问回信人预计他1937年能收入多少，并且保证保密。然后在纸的最下面留了很大的空白，请他们写些总的评论，对1937班提些建议。

    出人意料，有60％的调查表填好奇了回来，境的内容使孔斯、我和我的同班都很感兴越。大多数单子上都不太注意实习和住院大夫的培养，而着重于钱的问题。毕业10年的大夫平均年收入约3500美元；毕业20年的约7500美元。有位泌尿科医生回答说年收入5万，这很不一般；所有其他人所挣的钱，以u37年的标准来看，数目是过得去的，但并不怎么可观。 在纸下面留的空白里，对这个情况有些评论，多数人意见比较一致：医生是最好的职业，但不是挣钱的最好办法。如果能办得到，你应该娶个有钱人家的姑娘。 当大夫是很艰苦的工作。所有的男子汉(在那些哈佛的班级里没有女学生)都对工作说了一句半句：工作时间长，没有休息时间，假期太短。他们对1937班的劝告是：准备做艰苦工作吧，不要想发财。 孩提时，我几乎每天都看着我父亲工作。他的诊所设在家里，符利辛根所有的大夫都是这样。我们的房子是个挺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在底层有间候诊室和一间诊疗室。在当时其他家庭里，这两间就是客厅和起居室。我们家的起居室在二楼，但饭屋在底层，和病人的候诊室只隔一个门，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一直到大都比别人家的孩子吃得快，吃得没有声响。 在大萧条以前的好年头，我们有个住在我家的女帮工，住在三楼；还有个洗衣妇，在地下室里浆洗。大萧条的头几年，就剩了半个女帮工；最后半个也没了。我母亲总是自己做饭，有女帮工时也是她自己做饭。后来家里的浆洗和其他事都由她来做。再空下来，她就到屋后庭院的四边的园地上爱劳。我记得20年代初期我们曾经有个花匠，是住在格罗夫大街的一个意大利人吉米。吉米和我母亲每天都议论那个园地庭院的开发，他挥手示意用又快又有激情的意大利腔说话，而她则侵条斯理稳重地说那坚定的英语；但是他们俩相处得很好。后来大萧条的年代，我母亲自己耕种整个园子，我们这些孩子则修剪爱地。 有两条特别的街吓得孩子不敢去：一条是格罗夫大街，它就在长岛火车站的下面，几十家意大利入住在那里。他们都很穷，在家里都说意大利文，在别的地方就说些不成句的英文。另一条是黑人居住的林肯街。林肯衔不是少数民族的居民区，它就在符利辛根的中心，是我们这个小城镇最好的地区，可是林肯街有两个街区住的都是黑人。我常常奇怪这是怎么摘的，但从来也没有人能解释明白，它过去一直就是这样。 悼念日(阵亡将士纪念日，5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和国庆日( 7 月4 日 )是这个城镇的重大事件，这两天街上都有游行。悼念日那天，游行队伍从北布列瓦德先到市政大厅，然后到南北内战纪念碑，在碑那里让一个鱼子军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词(有一年是我背诵的)。国庆日的游行队伍是从梅因大街沿着桑福榴大街向上。街两旁站满了人，等待着那些敞篷汽车。车上坐着南北战争时代的老兵。年龄都在80以上，身着联邦制服。头发灰白，颇有老态，而且眼神迷离。后面跟着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没有人想到给这个大战编个号码，只把它叫做“大战”)的军人，年轻，精神抖擞，身着卡其制服，打着绑腿。军乐队，旗帜，共济会会员和哥伦布骑士团的成员，村里的警员和消防队员，潮水般穿着男女童子军、女先锋队、航海童子军制服的孩子。还有教会学校更小的孩子，穿着日常服装，都是面泛红润，高兴非常。 有两位全城都认识，而且受到尊敬的最重要的人物，一位是在公立第20小学教一年级的盖伊小姐，另一位是校长皮尔斯先生。盖伊小姐的地位极其显赫，她教过符利辛根几代的人。皮尔斯先生的社会地位则只是由于他居于高位，他不过是10年之前才来到这个城镇。 那时符利辛根所有的孩子都是些不道法纪的恶少。我们傍晚在城里游荡，拉完人家的门铃，就跑到房子旁边躲藏起来；在人行道边用彩色粉笔胡涂乱画，像过万灵节那样地胡闹。当我们成了真正的破坏考时，我们就砸人门窗，把垃圾罐扔进人家的前院，把街上的路标转到错误的方向。我们到伍尔沃思商店顺手牵羊，到贾尼斯电影院把装在座位最后的投币取糖的机器撬开；买些皮德蒙特卷烟坐在梅因大街的马路崖子上抽起来；这都是我们川岁左有时干的。真是一群坏家伙。 在我的儿童时期，人们觉得孩子除了坏还是坏，觉得我们好不了，根本没有一点良知，所以就不去启发我们具有的那些良知。但是，由于孩子都有“对着干”的习惯，所以我们反而变好了。 我父亲的诊所从来没有护士，也没有秘书。有人叫门，我母亲去开，或者在跟前的孩子开。如果当时我父亲没有病人，他就自己开。应诊是在每天下午一点到两点，晚间7点到8点。我记住了这些数字就像记住那些古老的诗歌一样，是从我母亲一次次回答电话的时候记住的。我母亲抑扬顿挫的声调十分悦耳，说起来有点像唱歌：午后一到二，晚间七到八。 开诊前一小时，候诊室就开始有人等。在繁忙的日子里，有些病人在前廊里站着等，或者在他们乘坐的车上等。我父亲一般一小时看l o个病人；我猜一半是新病人，另一半是以前来过，回来复诊的。 除了应诊和匆匆忙忙吃饭之外，我父亲的时间都花在路上了。他是当地地区医院的外科主任。他一大早去那里查病房，看看外科病房里的病人和他自己私人的病人。上午的其他时间和下午，他到病人家里出诊。我父母从纽约迁来符利辛根，是因为这里是个乡村小镇，树木多，花园多，但是还有火车能通到城里。当他们刚来这里的时候，我父亲有辆自行车，一年以后，他有了一辆单驾小马车。他对这两种交通工具都不喜欢。在我出生前一年左右，他已经富裕得买了一辆汽车，先是一辆马克思韦尔汽车，它者出毛病，弄得我父亲的脾气总是不好。后来有了一辆扁鼻子的富兰克林轿车，最后是一辆相当局贵的富兰克林小轿车，车头已经是摩登的现代式样了。他很多时间都花在这些车里，驾车去医院，然后在镇里走，到邻近的城镇，看完这个病人再看那个。多半要在晚上9、10点钟才回到家里。 但是在我们全家已经入睡、夜深之后，我父亲最艰苦的工作才算开始。夜半以后，电话响了起来，在我的卧室里，我能听到过道远处他那疲惫又因刚醒来而含糊的说话，在问详细的情况，然后是在黑暗中挂上电话的声音。他常常会骂一下。平时他只说：“该……”，有时他气得够受，直接说出“该死了。”偶尔我听到他气极了，就骂到：“真是该死。”此后，我就听到他从床上起来、穿衣服的声音，过道的灯亮了，然后从后门的台阶上走下去，进了院子，上了汽车，离家去出诊；每天晚上至少有一次，有时有三四次。 我在黑暗中从来也弄不清都是为什么要求出诊，听来总是急得不得了。有的时候，在电话上谈得很久，我听到父亲告诉对方该怎么办，并且说他第二天早上再去看。可是更多的是他说得很简短，挂上电话就穿衣服。有些是为了生孩子。我所以能记住，是因为我记得听到我母亲在更晚些的时候在电话上说：“大夫不在家，去接生了。”可是并不都是为了接生。有时是医院来的电话，深夜来了急诊。有的时候是人在家里刚得病，被突发的急病吓坏了。有些是在床上破临死亡的病人，还有些是已经死在床上的。我父亲一定在许多深夜为了濒死和已死的病人出诊。 20年之后，我在图兰医学院工作期间，已经完全从事于这门科学，我对医疗的这个方面又有了一次仔细的观察。密西西比中部一个县医学会的年会邀请我去讲一讲抗生素。年会是在当地饭店里召开的，请我去的是医学会刚刚当选的主席，40多岁，是位全科大夫，工作很有成绩，要在宴会后以就职来祝贺他的成就；在那个社会里，选为县医学会主席是个很大的荣誉。晚宴正在进行，有电话找他。几分钟后，他接完电话回到餐桌的主位，向大家道歉，说他要去应个急诊。晚宴进行了下去，他的就职仪式是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尴尬进行的。我做了演讲，晚间的会结束了。大家刚要出门，他回来了，看来很懊丧也很疲乏。我问电话为什么找他，他说是一位年老的妇人，他为她治病已经多年，那天晚间早些时候她故去了，电话找他就是为了这事。他说他知道，那一家人都十分悲痛，需要他，所以他必须去。他对那天晚上没能留在会场很是遗憾。他说，过去一年里，他一直等待着那天晚上的大会，但是出了这件没有办法拒绝的事。 这是在本世纪50年代的初期。那正是医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时期，但是那古老的技艺仍然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