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的病理科

    我在明尼苏达住了4年。一天，电话响了，是纽约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科的教授和主任麦克劳德(c。 1in macleod)打来的。他是我者朋友的老朋友。我到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时候，他刚刚离开那里。我对他这样一位科学的管理家和科学实干家极为尊祟。他是艾菲里一麦克劳德一麦卡蒂(avery—macleod—mccarty)三大员中的一员，他们的工作曾经开辟了dna的遗传研究。他说纽约大学的病理科需要一位主任。冯·格兰(von g1ahn)刚刚退休，我的名字列在人选委员会的名单上。他说知道我是个没有病理医生执照的病理学家，但是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实验病理学。所以我应该对病理学那个领域有所了解。他还问我对这个职务是否感兴趣。我说是，我马上就能来。他说：好吧，可是你知道人选委员会要全面考虑名单上所有的人，我说，对，我知道，可是如果他们考虑到我，我马上就去。 纽约大学医学院座落在一组破旧的19世纪末叶的房舍里，它在26衔的北面，沿着一大马路，对面是布列维医院。它的声誉部分是由于布列维，布列维的病房是这个学院临床教学材料的唯一来源。大家还知道它的大部分学生是来自纽约市，很多来自相当贫穷的家庭，多半是犹太人，有些是第一代意大利人，有少数爱尔兰天主教徒，还有很少的黑人——它的学生和哥伦比亚以及康奈尔大学的不一样。这个学校曾经出了些很著名的人物，如香农(james shannon)、索尔克(jona5salk)、萨宾(a1bert sabin)、戈德i自格(josgph 001dber8er)等人。但是它最好的声誉还是来自它每年造就出一些聪敏的、训练有素的、最为重要的是在布列维受过教育的医生。他们形成了纽约市和纽约郊区附近医疗事业的骨干。 我认识其中的一些教师，但根据声誉还知道更多的教师。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高兴地回答麦克劳德的电话，并且甚至还没有接到邀请就那么愿意接受那个职位的原因。生理学有史密斯(h咖er sm5th)，生物化学有奥乔亚(sever。0choa)，药理有戴维斯(bernad daw)，解剖有席汉(d。nal sheehan)，微生物学有麦克劳德。我所知道的国内的医学院，基础学科的成员都比不上纽约大学的这个阵容。在临床科室，内科有蒂利特(whham tuet)，外科有马尔霍兰(j。hn mulho肋nd)，神经精神科有沃蒂斯(samuelwort5s)，产科有斯塔迪福德(w仙am sndddon)，皮肤科有苏兹贝格(marl。nsmkber8er)，小儿科有霍尔持口mmett h01t)。院长是风湿病专家麦克尤思(curr5er mcewen)。它是个小医学院，房舍十分拥挤；它的临床教学靠着经费不足、任务过重的布列维；只吸引当地的学生；它所隶属的那个大学多年来有经济上的困难。但是，我看它却是国内师资最强、员使人感兴趣、最使人兴奋的医学院。在街对面布列维的北邻，正在兴建一座实验和教学大楼，还有建造新的大学医院的计划。 几星期之后，要我到纽约去和人选委员会面谈。这个委员会包括纽约大学医学院大多数科室的主任。谈话进行了几个小时。他们问我，如果我被选为科主任，我对病理科要怎么办。我知道那个科很小，由于最近有人退休和辞职而感到人员缺乏。我回答说如果可能，我要补充实验病理学(按我的见解包括免疫学)方面有能力的研究人员。我还希望病理的教学应该使医学生接触相当数量的、在医学中重要的未知方面。我说我认为处在基础科学和临床学科中途的病理学，应该在很好地完成其它比较明显的任务的时候，对未知的方面要给予特别的注意。 过了几个星期，已经到了春天，麦克尤思通知我：如果我愿意接受，我就是病理科的主任了。我和我妻子决定那年夏天搬去纽约。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和纽约大学的人谈过经费的事。我知道经费很有限，如果要实现我脑子里的那种扩充。就需要从国家卫生研究院得到经费补助。我不无忧虑地发现，我的薪金比我在明尼苏达的少些，而纽约的生活费用却要高得多。但是，那个机会甚至比我最初以为的还要诱人，我们就开始在纽约找寻住下的机会。 在明尼苏达，内夫一家是我们隔壁的邻居。他们在几个月之前先去了纽约。约翰·内夫(john nafe)是地球物理学教授，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职位，当时正在拉蒙特观测台(ija—mont observat。ry)工作。那个天文台位于哈镕逊河西岸，在城北15英里。我们和萨利·内夫(smy nafg)取得了联系，她就开始找起了房子。就在拉蒙特的北面，建在帕利塞兹的一个豁口处，有个斯尼登·兰丁村(snedens ijand5n8)，是个古老的荷兰居民点，约有35所房子。这些房子零散地处在7一w公路通到海边一条盘旋路的两旁。内夫太太听说其中有一个最近修缮过的古老的荷兰农舍刚要出租。那个村很长时间以来已经又住上了人，是些艺术家、作家、演员和少数科学家。我们很幸运能在那里找到一所房子；很多城里的人希望能住在那里。我们在长途电话里听到了之后，我和贝利尔就拿定了主意。我们把家收拾了，我把实验室正在进行的试验了结了，在1954年的夏天搬到了这里。 斯尼登真是好，什么都有。小学在过了公路很近的山坡上。在小学旁边有百货店，还有帕利塞兹乡村图书馆。好几代的读书人赠给这个图书馆许多适于各种年龄人读的好书。我们的13岁、10岁和6岁的3个女儿高兴地注了册，9月开始了学业。学校的活动是这个村注意的焦点，大多数教员都是当地的居民。帕利塞兹和罗克兰县其它小学赛垒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去观战。我们的大女儿艾比盖尔成了一名不错的投球手，成了球队的正式队员。我还记得有一个星期三下午，帕利塞兹队在一场球赛里输得很惨，因为那个县有个规定，所有班级的宗教选修课都放在星期三下午，因而那个队缺席了好几个最好的队员。他们输得很英勇但很懊丧。比赛快到结束的时候，队员突然高兴得喊了起来：“天主教徒来了!”他们真来了，跑进了球场，因问答宗教教义的美德而满面红晕，准备好去对付整个世界。他们真做到了，把球赢了回来，而且赢得很漂亮。从那天之后，“天主教徒来了”在我们家的语言里保留了下来；每当我们感到自己处境不佳，但前方还有些希望的时候——例如信里有个没曾料到的支票的时候，我们就高兴地说：“天主教徒来了”。 斯尼登唯一糟糕的是：从哈德逊河边上的上帕利塞兹到东河边上东30街的距离太远。怎么定也不轻松。在几个星期里，我幻想着能按时间有秩序地来往于城乡之间上下班：贝利尔开车把我送到几英里以外的塔潘火车站，我坐7点左有的火车，带着皮包和报纸，又长又侵地到达威豪肯，坐渡船过哈德逊河，再坐公共汽车经34街到我的实验室。每天总是迟到。我不这么走了，还是开汽车：向南过乔治·华盛顿桥，穿过曼哈顿，每天要一小时或一小时以上。在后来的4年里，我终于进入了一个汽车的海洋，每天平均约有4个小时在闲谈；我计算了一下，每一年都有整整两个月要坐在汽车里。 新科主任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补充新人员。它常常还有个极为困难(有时是毫无办法)的工作，就是请一些已在台上的人离开。后一项工作没成为问题，因为纽约大学的病理科由于过去几年的损耗，已经变得很小了；可能由于自然选择，留下来的都是很强的：霍尔(j。hn hau)，外科病理的能手；库什纳(marvh kushner)，他现在是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院的院长；还有麦克拉斯基(robgrt mccluskey)，现在是麻省综合医院病理科主任。这些人和为数不多的低年人员是科里的主力。不久前因病离开纽约大学的威伦斯(s58mundw9ens)，一年后回来主持了布列维病理科的工作。 在30街和一大马路的新医学科学大楼里，病理科房间的面积是足够的，但是它设计得主要适合为看显微镜的人使用。所有的房间都是些小方块，有两个放显微镜的台子和一个水盆。实际清点后，科里现有的研究用实验设备有：一个水浴，一个温箱，几十个放试管的铜架，和两个历史悠久的离心机。幸好，因为电线和管道都在天棚里走，那些墙根容易推倒，而且工作台可以移动，所以不到几个月，我们就有了些宽敞的试验室，可以做一般的研究了。 我原来以为补充人员一定很困难。在那个时期，病理这个学科并不能特别吸引基础研究人员，即便是从事动物模型的实验病理研究人员。地方太小，纽约大学的工资较低，住在纽约市及其郊区会带来家庭生活上的困难，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不能吸引我们所需要的人员。 我没有将一个电话把我带来纽约大学的那个吸引力计算在内。麦克劳德、史密斯、奥乔亚、佩彭海默(a．m．pappen—he加er)、戴维斯和其他人的吸引力已经足够了。我很快就收到了一些我曾希望请的人的来信，问我现在想做什么，这个地方怎么样。来到的第一位是斯特森(chandler stetson)。他过去在霍普金斯，曾做为一个博士后研究人员和我一同工作过，后来到了洛克菲勒，又去了陆军，在怀俄明州的沃伦堡风湿热实验室研究链球菌。我在电话上问斯特森愿不愿意考虑到这里来，他的回答是一个月内他就到。 接着我收到了核物理学家西拉德(ijeo szilard)从芝加哥大学他实验室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他听说我正组织一个新型的病理科，他说我应该把正在华盛顿瓦尔特·里德医院用鸡胚做极其引人如胜的免疫研究的格林(howard green)组织进来。我给格林去了电话，他在还没有看看的情况下就答应前来。 那年的下半年，我到巴黎参加一个免疫学会议，遇到了在布鲁塞(broussals)医院工作的年轻免疫学家贝纳赛尔拉夫(baruj benacerraf)。他生长在巴黎，但大战期间来过纽约，就读过哥伦比亚大学，在弗吉尼亚医学院得到医学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卡博特(kabat)的试验室里做博士后的免疫学研究，后来又回到了巴黎。我们吃了一次时间很长的午饭，到上咖啡的时候，他已经同意来科里做助理教授，年薪5000美元。 这些人还吸引了其他的人。在后来的两年里，我们召来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年轻研究人员，大多数是研究人类疾病免疫机制方面的人。同时，休教学年假的研究人员开始到这个科来工作：伯明翰大学的盖尔(ph山p geh)，巴黎的维森(guyv0535n)，布拉格的斯特策尔(jarostav sterzl)，爱丁堡的波特(jacobus potter)和巴赛尔的梅歇尔(peter m1escher)。梅歇尔是一位实验血液病和免疫学专家，来纽约访问过几次，最后决定接受这里的一个永久性职位(他1966年回到瑞士，去领导日内瓦的血液病临床)。 那是病理学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病理学这个领域过去有个长期仔细研究病态结构的历史，多年来从事于仔细分析疾病中特征性的形态学改变。就在我们组织纽约大学新病理科的时候，大家认识到弄清疾病的机制是学院病理科的正当责任，而且认识到用科学的试验是可以弄清这些机制的，这一点在免疫学中看得特别清楚，而过去没有把免疫学作为病理的一个部分。现在，在病理科这一个科里有了那么多年轻的研究人员，很快就使纽约大学的学生发生了兴趣，我们的试验室开始不断接受医学生，他们自愿做助理工作，加班加点，周末不休息，假期不离开。对于这个科室，这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变化，没有比来了大学生对研究更有刺激作用的了，何况纽约大学的学生是我们大家见过的最为进取、好奇心最难满足的学生。结果是培养了纽约大学一代新型的愿做免疫学研究的毕业生。其中许多人后来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戈特施利希(emh g。tt2chhch)，他后来在洛克菲勒研制出抗脑膜炎球菌和抗淋球菌的疫苗；西斯金德(gregory shkind)，现在是康奈尔内科教授；贝克尔(frederlck becker)，现在是休斯顿安德森中心癌症研究所的主任；赫伯曼(ronaid herbman)，现在是国家卫生研究院一个部门的主任；还有一长串其他人；他们都是在这个病理科首次开始从事研究的。 病理科实验室很快就人满为患了；那些小小的房间最多只能容纳申请来的一半人。但我的印象是，人拥挤的时候工作做得更好。不论多么高级的研究人员，自己支配的单间也不超过30多平方米。偶尔有些不愉快的抱怨：人们互相碰撞；仪器挨不上号，特别是那些价钱高、共同使用的仪器；来访的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办公室(包括我的办公室)简直像佛宪，只不过两平方米左右。但是研究工作却在不断地进行。每一个人都参加教学，上午给二年级整班讲课，下午就在教学实验室从这个台子转到那个台子。由于科里的人员很多，所以谁也不感到教学任务过于繁重。学生的实习实验室和古老的布列维医院的尸体解剖室，这两处都是教学活动的中心，总是挤满了学生。 最初，来科里接受博士后训练的实习大夫和住院大夫都是些年轻人，其中有少数妇女，他们都想成为医院里的病理大夫。那时，这样的专业人员很缺，一个医院的病理大夫(常常要管理所有的诊断实验室)保证有个不错的前程，薪金也接近所有医学专家的最高水平。后来，在我们科重组了几年之后，有些准备在学院里做学术工作的人，开始申请到我们这里，来接受病理医生训练的同时，还要求接受研究工作的训练。再往后，甚至有更多在其它地方做完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的人，来学习免疫学的研究。 开始的时候。在医院病理医生的全国团体内，对我们有些怨言，甚至在病理杂志里还有几篇很吓人的文章和编辑部文章。有些人认为我们正在或正在想使经典的病理学偏离它的传统方面、还想把年轻人训练得去做研究工作，而不去做病理医生的业务工作，也就是要把病理抱着走下坡路。我对这些评论做出的反应是：从19世纪魏尔啸开始，人类疾病机制的问题一直是病理学的一个内容。我们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并没有偏离那个传统。然而，我们真是不想再训练一代医院的病理大夫。我们在这方面并不特别专长，即使专长，我们的学生中想受这种训练的也不多，有很多其它医学院培养这样的人。 但是到了后来，受过实验病理学训练成了被接受为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优越条件。我在明尼苏达和纽约大学免疫实验室的8年中，在通过了训练课程的人中。有10位后来成了一些重要大学的科主任，包括哈佛、耶鲁、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密西西比、明尼苏达、西北和纽约大学。 在我任满病理科主任职务的前一年，纽约大学医学院接受了州comm。nwealth基金会的一大笔款，共达75万美元。讲明钱可以用在对学院的未来最有好处的任何方面。基金会以及院内的初步讨论都考虑设立一些新的培养医学辅助人员的专业，例如理疗人员、职业治疗人员、医学社会学工作者，以及其他和医生关系密切的专业人员。我们争论得很多。一群叛离整体的科主任，由麦克劳德带头，开始碰头讨论其它的主意。过了几个月，我们提出来一个不同的计划，最早是由我起的爱。这个新计划称为“荣誉计划”。我们计划新得来的钱都要用于一个目的：让一些优秀的医学生在上学的时候就参加基础研究，给它们奖学金，使他们在正式课程之外有更多的时间，要求他们在毕业前完成一个完整的课题，还要“得到荣誉”。在争论了很久之后，这个计划打赢了。创建的执行基地和办公室设在病理科。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这类计划。它后来得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支持，成了其它大学类似计划的前驱。后来它积累成了在20个左右医学院里进行的医学博土一哲学博士双重学位的训练。回顾起来，我认为这是我在纽约大学期间参与过的最引入入胜的一项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