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一所大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悠长的平静年月里，在美国的某个医学院担任内科(或生理科或外科，或任何一个科)的主任，同在某个大学的主要部分英语系担任主任差不多。年复一年，医学院的规模还是那么大，还是在那些古老的大楼里。大学将募集到的钱分给医学院一定的数额。医学院则尽自己的力量从富裕的校友和病人那里去找额外的钱，但数目从来也不大。医学院经费的数额年年都差不多。主持大学这两部分的大系科，主要的差别是，医学院临床科室的许多主要业务成员——教授们——的薪金，既不由大学也不由医学院支付。这些人在市里的其它地方有自己的诊疗室，他们在那些地方私人开业，挣他们的生活所需。担任一个医学院的教授职务，是专业上有成就的标志，有点把握会得到其他大夫转给这些教授一大夫一些病人做诊断治疗，这些教授一大夫做得、过得很不错。 当我来到学术阶梯的下面几级，准备向科学探索的时候，研究经费要四处去按刮，数量很少，只够买点兔子、耗子和小的物品。技术员很缺，只在最高的教授的台子那里才能见到技术员。都认为，我应该自己做细菌培养基，自己测洗和消毒玻璃器皿，自己照料我实验中所使用的各种动物。我在桑代克工作的前两年，全年所有供应品的花费是500美元，是韦林顿基金会特别拨给的一笔钱，这个基金是几年前给这个实验室的一笔遗产捐赠。 战后，联邦政府做了决定，说科学是有用的，是重要的，医学院内的研究成了一项更需要认真对待的事业。因此，在主持医学院各科和主持大学里其它相应的科室之间的差别，就变得明显起来。虽然英语系仍然持续存在，能够保证有一个固定数额的终身和非终身的教师队伍，而且也能够保证从大学的经费内得到一定的但数量有限的钱来支付它的花费，但医学院的各科和大学本部里某些科学学科却开始极度膨胀起来。譬如微生物科有位链球菌或脑膜炎球菌方面的专家，他就能申请政府的经费来维持自己的实验室，购买为研究新设想而必需的用品和新仪器，支付自己的全部或部分薪金，并且雇用一两个技术员。过不了几年，整个科室都用申请到的专款来维持，其款额足以用来补充新的人员，为越来越多的修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研究的人提供奖学金；甚至还有钱来建造新实验室的房子。再往后，在1950年代后期以及6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联邦的研究经费大笔大笔地来，大得足以把原有的医学院的大多数建筑物翻修一新，并且能建一批崭新的学校。 我在大发展阶段曾担任过一个医学院(纽约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在经费节流(不是涓涓滴流，而是细细均匀的小流)的时候，担任了另一个医学院(耶鲁医学院)的院长。这两次的经历，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靠近了一个现代大学的核心部分。在医学院担任教授，你就了解这些高度专门化的学院及其附属的医院是如何工作的，但是大学却似乎还很遥远，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做一个院长就完全不同了，你必须了解它里面的情况。 对一个学术机构进行管理，是经过了一个个专业委员会的深思，再次深思，审度，再次审度；所写的有关它的报告，甚至超过了有关课程和财务等的报告。但是这些爱劳并没有多少成绩。一个大学应该怎么管理?是谁真正在负责，掌握着大权?正确的答案当然是：谁也不。我知道有一两个学院和大学是像大企业那样，事无巨纫都由一个校长或院长和在他旁边的办事人员管理着，但最好不从这样的学院或大学开始。它们之所以这样管理，是因为他们已经到了经费枯竭的边缘。在正常时期，院校的财经进项比较安定的时期，真的是没有人负责。 大学就是学者学人的团体，人们多次提到大学很有失去这个含义的危险。当它的事物进行良好，它的学生对文化能得到一些理解，它的教师为其本身的专业添加新的知识，访问学者进出于它的校门的时候，它就自行管理着，真有点像是个大的生物体。管理者的职能只是去监督经费目的正当，钱没有花过头，气氛良好，地面也清洁——这时就不用去管它。 根据它的设计和目的，在所有的机构中，大学一定是最为分散管理的。 这很不容易做到，但是让人惊奇的是，它常常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还很有效。总是有策略上的危险，没有比学术上的策略更令人费解，更无目的，有时更为苦涩和使人自责的了。曾经有人说(那是加州政治人物昂劳jesse unruh的贡献)，大学的策略之所以出麻烦，使它和州政府的一般政策如此不同，并且有更大的破坏性，是由于它的“奖励太少了”。这是有点道理的。在现实情况下，暂时领导个委员会或一个特别小组去改良课程安排，或改变停车规则，或者赶走校长或者什么事，都不会得到些什么。带头的人即使成功了，他也不怎么会从成功之中多得一点薪金，占有宽一点的实验室，但是他却要冒改变不了什么的危险，或者最糟的是，得到一个打扰别人的宁静的名声。 在所有职务中最糟的是院长。根据字面成文，他有责任保证他管辖的所有科主任的舒适自在、创造力和威望。但是如果在边睡某处，某个教师的实验室或研究生的小屋里出了点什么差错，责难之声很快就越过了高年教师的桌子，越过了科主任的秘书(这是科里管理日常工作的人)，转向这个中心，径直地对着院长来了。 院长如果真能行使点权力，那最多也不过只能勉为其难。即使勉为其难使用院长的权力，那也不无危险。在大的研究性质的大学里，尤其是有医学院的大学里，用来维持科室的钱，是由科内成员和他们的学生汇集来的。在那些好时光里，这些钱从院长的头顶上像小瀑布那样地越过，组成了条条小河，流经科系主任的办公室，成了科内成员个人的一笔笔经费。在这种情况下，科系里的成员坚信大学是由他们的努力才得以维持的；大学的存在是他们每个人的功劳；对他们努力找来的基金的每一块钱，大学要给他们精确严格的明细账。在这种情况下，院长是为教授服务的，而发给教授薪金是为了为低年人员和学生服务；低年人员的是做拨款项目所要做的研究的人，学生是帮助这项工作的人。 学术委员会的主要用途是让人们互相了解。你因为一个星期要和你的同事坐在一起几个小时，谈论譬如学生为教师评分的事，你才对他们真正了解。以这种方式，比到泡沫飞溅的河里乘独木舟一同旅行，可能对某个男士或女土的实质、内秀、可靠性了解得更多。你很快就能知道该相信谁，该为谁发愁。 那些委员会最主要的职能，也是最可能长远影响一个大学质量和前途的职能，是对教员升任固定终身职务的提名。这是院长能够行使真正权力的唯一方面，因为在大多数学校，挑选终身职务委员会的成员，是院长的特权。如果他认为史密斯副教授应该得到个终身职务(为了本大学将来的名声)，他可以挑选一个很可能站在史密斯一边的任命委员会，至少可以不任命一个对史密斯或史密斯所从事的领域有偏见的成员。在有些大学，教员意识到院长在这方面的权力，但对校长不信赖，所以就坚持要成立一个永久性质的终身职务委员会，其成员不能随院长的念头而变来变去。 主要的行政人员——校长、校董和那些院长——确信对花钱已经有了合适的记录系统，对外界所有基金写的账目报告都已经很可靠了，这时就让事务自行其道吧。不论怎么说，在一个名声卓越、记录甚佳、历史悠久的大学里，这就是主要的工作。要学会的窍门是不去干涉。在社会的所有发明之中，最伟大的可能就是大学，它是文明的花朵，是人类集体智慧以最佳方式运行的结晶。一个好的大学不需要像给它一个领头人那样，需要由人带领，而行政管理者的任务(不是个很容易的任务)就是要使其处于这种状态。从上面来的想进行干预的引诱力，想进入其中去改变那里的工作方式，每天早上来到自己的办公桌前，脑子里充满了使整个机构恢复生气的冲动想法，这些都是魔鬼胡诱饵，是管理者要以全力去抵制的东西。 最牢稳的办法是不要插手。要把理事会的、州立法机构的、同学会的、联邦拨款机构的、国家专业和教育协会的，尤其是管理人员的手，都制止在外面，也许可以让它们在远处拼命指画，但决不能让它们接触到那个机制。我想改革一个大学生态系统的心情，就像我愿意很快去指挥一队用轻潜水工具只能做浅水短暂作业的人员，游到一个珊瑚礁，想方设法改变那里的生活情况一样。它更需要的是不去管它，让它自行发展，自然地进化。 医学院在大学里是个畸形，而且运行得十分不同，有时使整个机构都有和它的原则相违背的危险。总是有许多手从四面八方伸向医学院，送来钱的手，威胁说要把钱拿走的手，把大学的这部分的头扭着让它朝向某个方向的手，让它直接为社会服务的手，还有指向钱财的手，以及在钱到的当天就要求明确保证很快能得到报偿的手。大学的习惯可不是这样。这并不是说，大学不想找钱，它们日日夜夜地寻找财源，但一般说来，钱并不附带做出对某种服务或某种产品的允诺。 我的业务生涯大部分是在一个个医学院里度过的，对这些机构有深深的爱慕之倩，但是我看到它们有些事是错了，而且现在还在错上加错。如果我是一个重要大学的校长，我就不要医学院，但是如果已经有了一个，我会在夜里躺着不睡觉，想方设法把它弄出去。 在开始的时候，有个医学院对大学并不是个很大的责任，没有什么麻烦，而且对整个大学的威望有好处。以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的医学院是个小事，一个年级的学生也不过有100个或不到100；两年的基础生物医学科学，是由常是对大学的科研和教学添加实力的教师讲授的；后两年靠的是一个小小的又不大用钱的临床教师队伍，他们大部分都以私人开业作为生计来源，并不要大学为他们的工作付出分文。教学医院是独立的单位，由当地社会支付经费，由和大学无关的一些单独的社团单位管理，作为民办的或者社会(或县)办的机构。医学是个受尊敬的职业，即便不能以阔绰闻名，但在智能上也还算有所报酬；申请入学的人数还足以填满班级，但数目也不会怎么超过。医学院常位于城的另一部分，有时在那个州的另一个遥远的地方，和大学的其他部分不在一起；在大多数时间内，大学会忘掉还存在着一个医学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外研究计划大为扩展，马上开始了一个巨大的改变。1950年代中期，我成了当时称为国家卫生研究院“高级委员会”(即“国家卫生咨询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它直接向美国卫生及人民服务部的医务主任提出报告，并且被认为是制定政策的机构。这真是我们得意的时候。似乎什么都能做得到。国会被未来的医学研究的可能性打动了，参议员希尔(ij论ter h 511)和众议员福格蒂(灿n f08arty)都是有力的人物，都已经开始在医学科学的立法上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全国的医学院都一心开始扩充自己的科学设备，经费源源而来。这个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斯通(frede矗ck st。ne)博士是一位有技巧有雄心的办事人员；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长香农很清楚地知道他希望这个研究院做些什么，以及如何领导它完成这项使命，它涉及到用将研究带入美国医学院校日常的、中心的和必需的工作之内的办法，去加强国家医学科学的能力。 回过头来看，扩大国家卫生研究院，和为了完成这个研究院的国家任务而招募医学专业人员，这两件都是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所做的最为明智、最有想象力的事情之一。主要靠着香农的意志和实现、筹划的能力．这个研究院成了世界上员大的研究机构。只有一件事出了毛病，这个毛病是最初涉及的那些人都没有预见到的：研究的花费远远超过了任何人所预料的。在国家卫生研究院选择优秀并且找最强的大学和他们的医学院来做工作的同时，同时也接受了一个想法，即国内每个医学院的每位教师都必须是接受这个研究院经费的一个研究科学家，而且要有一个实验室由他调配。因此就有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在医学院里补充和升迁教师的任命制度，大体上或全然根据研究成果和发表的文章。 在这种刺激之下，开始出现了现在的医学中心(在有些大学称为卫生科学中心，或类似的名称)。今天，在很多大学里，这些产品成了最突出的景物。它们一般都位于或临近校园的边上，是围绕在一个巨大医院周围的一些宏大的建筑，其中密集着诊所和诊断实验室，有特别的建筑物为了康复、精神病、发育迟缓、老年病、心脏病、癌症、中风和其他各种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历年来这时或那时国会的某个委员会感到过兴趣的。中央的那个医院一般都称为“大学医院”，有时大学拥有它的全部，但是有时也有另外的协议安排，让大学有重要的权力来任命自己的教师，让他们作为医院的医疗人员，一般由医院支付薪金。 大多数这类新的医学中心，对他们四邻的社会都有很大的价值，其中许多可以被认为是在国内甚至在世界上得到技术最高、最专门的医疗的地方。它们毫无问题是优秀的。的确，它们已经起到了提高国内医疗和护理专业水平的作用。 唯一既引起医学院又引起大学管理人员苦恼的问题是：它们和大学任务的关系。在建立这些医学中心的时候，以及钱还似乎足以应付着维持他们的费用的时候，还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在1980年代的今天，要求限制所有政府的计划，并且到处都在叫喊反对医疗费用(尤其是住院费用)升高的时候，这些医院和它们的宗主医学院之间的，以及这两家和它们的财政监督——大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愉‘决。 同时，在过去的10到15年间，医学院本身也有了很大的扩充。不只是全国医学院的数目多了50％，而且很多医学院招生人数也多了一倍，甚至不只一倍。这些是发生在联邦政府和许多州的立法机构认为我们短缺医生的时期。按每个班级增加容纳的学生数目拨发给学校人头款，像是作为一种奖励费。现在联邦已经开始缩减了，包括大大减少了对学生的低息贷款，很多医学院几乎都要面临破产。对于已经在校或希望入校的学生来说，医学教育的费用实在太高，只有富裕家庭给予支持才能付得起。在大多数私立大学医学院，只是每年的学费一项，大多数都已经接近一万美元。有的已经超过两万。州立医学院花费要少许多，但也在猛涨。 大学本身也在危险之中。一步一步地(可能没有人意识到每一步有多大)，大学对全国保健系统的一个很大的部分，担负了最终的管理和最大的责任。有些医学院每年的经费和大学其余所有的部分的经费已不相上下，甚至还超过了它。在很多医学院，终身职务教师的数目以及对研究生和博士后教育的负担已经大得不成比例。随着华盛顿支持医学院的经费无疑地还会缩减，现在轮到大学和托管会去决定要削减哪些了。很多大学一年年地都是在碰运气之中度过的，在很大程度上靠着迎风驶船的校友和慈善家朋友的资助。他们的有限财源不能无限地补足亏空，而医学院的亏空却很快会变得很大很大。 医学中心总要有个好办法去掉它的一些部件。医学院的教师担负着教学、科研和医疗的责任，他们大部分的收入要依靠医院。做为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医学院不应该去经营一个巨大医院的事务，正像一个法学院不应该经营一个城市的法庭系统，或一个财经学院不应该经营城里的大企业和银行一样。教学医院不能和它所从属的医学院完全脱离，社会应该以这些教学医院的本来面貌加以对待和支持。这些教学医院是些复杂、花费极大的机构，但它们不仅是当地社会，也是整个国家(有些甚至是整个世界)所缺之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