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1.2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既然本书要研究的是不同迁移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迁移者之所以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却首先因为他是一个能消费和/或生产的人，只不过作为迁移者，他比普通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复杂一些，但无论怎样复杂，他们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最终还是通过生产/消费实现，这意味着如果要对迁移者给经济发展施加的影响进行分析，就不得不首先考虑他们作为一个人对经济发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在谈到人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话题时，“人力资本”是继“劳动”以后出现的概念。虽然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在他的《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而亚当·斯密(Adam Smith)、冯·杜能(Von Thunen)和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亦被舒尔茨(T.W.Schultz)称为“那些把人视为资本的少数人中的三位杰出人物”(Schultz，1961)，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人力资本概念直至20世纪中后期才受到广泛重视。随着明瑟对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的探讨(Mincer，1958)，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系统阐述(Schultz，1959、1961、1962)，阿罗“干中学”的提出(Arrow，1962)，贝克尔从微观角度对人力资本理论的重大推进(Becker，1964)，谢辛斯基对阿罗模型的简化(Sheshinski，1967)，宇泽弘文两部门模型的提出(Uzawa，1965)，卢卡斯对人力资本积累因素的引入(Lucas，1988)，以及罗默先是将知识作为独立要素引进生产函数(Romer，1986)、后又提出内生技术进步模型(Romer，1990)，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才越来越被人们所强调。巴罗给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的途径进行了总结，认为其包括促进物质资本投资、抑制出生率以及在给定投资与出生率水平下促进发展的其他作用(Barro，1992)。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学者也进行过归纳总结，陆根尧(2004)提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十大效应，包括要素效应、资源配置效应、溢出效应、互补效应、再生产效应、收入引致效应、推动科技进步效应、吸纳效应、结构效应、升华精神和意识的效应等。

将人视为“人力资本”的携带者而不仅仅是“劳动”的载体，对人口学尤其是人口迁移理论的发展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劳动能力大小上，还体现在他们不同的知识和技能上。

但是，人所携带的劳动以及人力资本大小有别并非实际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全部差别，对人们之间尤其迁移者之间多种多样的差别进行考察将有利于人口学尤其人口迁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差别都属于与前文所述“共性”相对的“个性”，后文将其称为“异质性”。

通过对人口迁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本书认为对迁移者的“异质性”进行讨论是有必要的。众所周知，系统的人口迁移研究大约始自19世纪80年代莱文斯坦的工作，在对人口迁移现象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七项迁移规律(Laws of Migration)，其中不少条目至今仍成立(Ravestein，1885、1889)。此后，许多学者开始把人口迁移作为有规律的事物进行研究，并将其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迁移的研究产生突破性进展，出现了大量重要的理论与流派，刘易斯模型(Lewis，1954)、拉尼斯—费景汉模型(Fei＆Ranis，1961)、乔根森模型(Jorgenson，1961)和托达罗模型(Todaro，1969)都是在这一阶段涌现出来的。在这些理论之中，刘易斯模型是开创性的，提出了从部门分析的角度对人口迁移进行分析的方法，他认为通过资本积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能顺利地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是对刘易斯模型的发展，认为农业不仅能为工业提供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还可提供农产品支持即农业剩余，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了一个包含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乔根森模型则是反刘易斯传统的，他抛弃了刘易斯等关于剩余劳动和不变工资的基本假定，从农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角度研究人口流动，并论证了工业发展是以牺牲农业产出为代价的；托达罗模型转而致力于城市失业与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并存现象的研究，提出当乡村劳动力认为其在迁移后的预期收入高于当前收入的时候，迁移就会发生，但现实中的城市工业部门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于是就出现了前述并存。除此以外，还有李(Lee，1966)的乡城人口迁移决定因素理论以及博格的推—拉理论(Bogue，1969)等，这些理论与流派至今尚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中。

中国的人口迁移研究起步较晚，检索结果显示其最早的研究文献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后又经历了1957—1977年间的人口迁移研究大萧条，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逐步繁荣起来(周皓，2000)。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即人口迁移的数量研究、人口迁移的空间与模式变化研究、影响人口迁移的因子分析和其他研究(王德和叶晖，2004)。例如，仇为之(1981)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末各省人口的变化以及人口省际迁移的方式，并根据这些资料首次绘出了中国的区际移民迁移流向示意图；马侠(1987)利用相关户籍资料定量分析了中国自1954年以来30年间的人口迁移状况，并据此对1984年后的国内人口迁移趋势进行了展望；杨云彦(1992)利用中国1987年的1％人口抽样资料和1990年的普查资料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迁移在流向、机制和类型等方面的转变进行了详尽研究。总之，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规模的迅速扩张，中国的人口迁移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尽管人口迁移研究的成果大量涌现，但学者们似乎过分专注于数据开发和统计描述，这远不能完全实现作为一门科学的人口学所有的任务。考虑到人口迁移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还是政府制定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李兵、段成荣、杜鹏等，2005)，由于不同移民群体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就势必根据这些差别细化和深化，意即研究中的移民应不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但是，目前专门针对移民“异质性”横向比较的研究却不多，学术界甚至在“异质”的概念上都存在争议。

需要指出的是，异质概念并非本书独创，在很多文献中，这个词都曾大量出现。御园生等(1994)比较了日本经济社会和西欧型经济社会的差异，就日本在卡特尔等竞争方面的异质性，即和欧美社会迥异的传统与特殊性方面作了尝试性探讨；曾军平(2004)将异质性定义为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并就个体有关集体消费品和私人消费品偏好的差异、个体对集体产品供给技术的差异、个体资源禀赋的差异三方面内容，研究了个体的这些异质性对集体行动效率的影响；张伟(2006)研究了社会中间阶层的异质化特征，认为一个社会的中间阶层在内部结构上不是同质的，而造成其差异的原因则包括“新”与“老”的异质化、职业类别多元化导致的异质化以及上中下层次细分导致的异质化；刘祖云(2007)认为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是一种异质性社会，即一个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杂然并存、共起作用的社会，其异质性表现在多领域、多层面，如社会宏观层面的二元社会结构、社会中观层面的二元组织结构和社会微观层面的二元人格结构等。除了上述界定以外，常见的异质性概念还包括异质的产出或投入(不可能通过表达形式或计量单位的转化，减少产出或投入的种类，即不能合并的产出或投入)(郑立群、李瑞函、吴育华，2003)以及消费者的异质性(异质性约束、异质性收入和异质性偏好)(Campbell，2000)等。

从上述界定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异质”是一个可与“差异”替换的概念，只是现实世界中事物如此之多，事物之间的差异也如此之多，以至当人们每研究一个主题时，不得不就这个主题选择最要紧的方面去界定它，由此便诞生了如此众多的异质概念。

但是，也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将异质界定为差异，在这方面，不少学者对异质人力资本的界定就是很好的例子。贝克尔、墨菲和塔姆拉指出，在新古典模型中，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会随其存量的增加而下降，但作为具体化在人身上的知识，人力资本却有可能并非如此，尤其当它存量极少因此回报率很低的时候，此时只要增加投资，其回报率就能或多或少上升一段时间(Becker，Murphy and Tamura，1990)。许多后来的研究者据此将人力资本划为两类：一类是边际报酬递增的；另一类则相反，前者往往被称为“异质人力资本”(Idiosyncratic Human Capital)，后者则被称为“同质人力资本”(Coessential Human Capital)。

此种划分的合理性值得商榷。一方面，“异质”也许更适合用于描述人力资本之间存在差异的现象，而非形容有差异的人力资本中的一种；另一方面，关于边际报酬递增的理论本身就存在很多争议。阿瑟也承认所谓的锁定只是暂时的，将会被一波接一波的新技术发展所取代(Arthur，1996)，这意味着对人力资本的载体而言，哪怕在其身上发生了边际报酬递增，此种递增也不可能长久，当吸收新知识变得越来越困难时，递增就走向了递减，而鉴于人力资本和其载体的不可分性，将一部分人力资本永久划归边际报酬递增进而定义为“异质人力资本”就不大合适了。根据上述理由，将“异质人力资本”定义为由不同成分组成的有差异的人力资本(Heterogeneous Human Capital)可能更为合适，而人们所携带的人力资本其边际报酬暂时处于何种阶段只是众多差异之一。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陈秀山和张若(2006)提出“无论是内生增长理论，还是宏观回归分析，包括国内现有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注意力多集中在人力资本的总量水平上，而较少考虑各层次、各级各类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赵伟和李芬(2007)也认为，国内外不少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地区收入差距的研究“都忽略了流动劳动力的异质性现象。实际上，流动劳动力拥有的人力资本或技术熟练程度大多不同，一些人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或技术熟练程度较高，另一些人拥有的人力资本较少或属于非熟练劳动力。前者的流动具有‘本地市场’与知识外溢的双重效应，可称为高技能劳动力，后者的流动仅具有本地市场效应，可称为低技能劳动力”。除他们以外，支持相同或相似观点的学者还包括刘海生(2005)、钟陆文(2006)等。

鉴于此，和人力资本的“异质”一样，本书认为其他事物的“异质”也应当更强调差异。在此，本书将事物的“异质性”定义为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差异，其对应的英文是Idiosyncrasy，强调该事物的特殊性即特质，而“异质的”事物则表明该事物是由不同成分或部分组成，其对应的英文是Heterogeneous。按照这种界定，在研究前文所述不同迁移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过程中，本书会用到两个概念：其一是移民异质性，对应的英文是Migrants' Idiosyncrasy，其二是异质移民，对应的英文是Heterogeneous Migrants，前者指特定移民群体与其他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后者指移民由不同群体组成。

最后，泽林斯基提出的“人口移动转变假说”(Hypothesis of Mobility Transition)(Zenlinsky，1971)也许能部分说明本书研究移民异质性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意义。在将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现代化以前的传统社会、早期转变社会、后期转变社会、发达社会和未来发达社会)，并把人口迁移划分为五种类型(国际人口迁移、迁往未开发地区的国内人口迁移、由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和在一个城市内部发生的人口迁移)的基础上，他提出人口迁移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规律，比如，在早期转变社会中往往出现大规模的由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而在发达社会中城市之间人口迁移的重要性则会上升等。泽林斯基的理论对人口迁移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括描述，在人口迁移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该理论是基于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构建(段成荣，1998)，其对我国的适用性还有待考察，比如，它就不符合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乡城人口迁移、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城际人口迁移、自21世纪初随城市化快速发展产生的大规模城市内部人口迁移等相继发生且并存至今的现象。在这种特殊国情下，对我国当前多种重要移民群体进行横向比较，研究他们的异质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兼具现实与理论意义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