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正在经济不景气的谷底，奖金缩水自不用说，就连减薪也并不少见。那么能否让参加工作的人多起来呢？对，家中尚有被称为“全职主妇”的潜在劳动力。如果继续埋没，就只是“不良债权”，若能让其外出打工，则将变成贴补家用的战斗力。
内阁府《平成20年（2008年）版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显示，90年代后半期开始，双职工家庭数量超过全职主妇家庭数量，在2007年，全职主妇家庭851万户，双职工家庭1 013万户，两者差距仍将继续拉大。也就是说，双职工家庭极其普遍的时代已经到来。
生活在东京郊外的冈村幸子（化名，31岁）结婚已是第7个年头了。育有两个小孩，一个5岁，一个7岁。丈夫是公司职员，税后工资24万日元。在结婚第三年，幸子希望“将孩子送去保育园3年，并且能去学习一些技艺（比如茶道花道等）”，于是她在就近的饮食连锁店开始了服务员的兼职。
一星期中，工作日工作2天，时间是丈夫回家后的晚上9点到半夜12点，双休日中有一天要从早上9点工作到下午3点，每月收入4万日元。之后，又增加了工作时间，月收入达到6万～7万日元。但不能再增加工作时间了。“一方面不想超过103万的限度（兼职免税所得上限），另一方面工作天数增加之后，碰到小孩子突然发烧等情况时不能临时请到假。”
在幸子兼职的日子，“我丈夫就会做午饭、洗碗、洗孩子的拖鞋等，真的帮了我很多”。在夫妻拌嘴时虽然丈夫也说过，“你每个月也就赚这么点钱”，但那时我也有话可回，“但没有了我你还不行”。幸子笑着说，“自从我出去兼职之后，能对丈夫说的话越来越多了”。
也有女性感受到了作为全职主妇的“压抑感”。川村理惠（化名，35岁），丈夫（45岁）供职于一家外企，这对在东京郊外拥有独栋住宅的夫妇育有两个子女，分别是3岁和8岁。虽然丈夫的年薪有1 000万日元，“但我丈夫每年都害怕被裁员，并且有心理准备，恐怕在现在的公司待不到50岁”。
理惠在8年前结婚，“当时希望自己能有些零用钱”，所以就零零碎碎地找些在便利店或是分发小广告等短期兼职来做。最近，理惠利用自己擅长的钢琴才艺做起了儿童音乐教室的兼职老师。“上课需要准备的时间，所以换算成时薪来说并不高，但我想做一些能用到自己技能的工作”。在每个周末的白天上一节课，每月月收入2万日元，用来做家庭旅行的资金。
“其实我希望能够每月赚8万日元，现在的主妇在对待家务上都有些马虎，所以空余的时间还是有的，但如果小孩生病了就只能由我来照顾，考虑到这点就不能做排得很满的兼职”。在丈夫的体贴中，她最开心的还是“精神上的支持及话语，希望他承认我并不只是一介全职主妇。全职两个字太沉重了。但我并没有打算超过103万日元这一上限，这样自己也不用交年金的费用”。
像理惠的丈夫那样即便是高薪也仍有危机感的男性不在少数。不过话说回来，在外资的金融机构中任职的话，年薪达到几千万日元也并不少见。即便如此，有些家庭已经因为丈夫的危机感而使妻子成为补贴家用的战斗力。
在许多家外资金融机构任职过的吉原郁夫（化名，46岁），结婚已经是第13个年头了，和妻子（36岁）育有两个孩子。每月会固定储存养老资金10万日元与教育资金10万日元（2人份）。价值5 000多万日元的独栋住宅贷款每月要还32万日元。也只有年薪达到2 000万日元的人才能应付过来。吉原在4年前调换工作后收入减少了，即便是高薪的职位也并不稳定。危机感日益增加的吉原就积极地劝妻子出去兼职，原因是对于吉原一家来说是死任务的每月20万日元的储蓄也开始变得困难了。“早上，我在公司亲眼看到有好几位同事被通知说‘不用来上班了’”，正因为有此经历，恐惧感也比别人多一倍。
妻子极不情愿地开始了看护的兼职工作：“参加资格培训讲座花了8万日元，买了用来做交通工具的电动自行车又花了好几万。兼职的时薪800日元，每月也就挣1万～2万日元。我怀疑这份兼职能否把这些投入收回来。”
结果，在维持了一年后，吉原夫人的工作没有了。而此时吉原自己则成功地跳槽到了另外一家外资的证券公司，收入高的时候包括特别奖金在内，年薪可达近4 000万日元。当然，随之而来的代价是“从早到晚埋头苦干”。为了消除这极度的压力，每个月20万日元的零花钱用来喝酒和玩乐，一下子就花光了。
然而，金融危机的时候年薪又骤降至1 500万。存到现在的养老资金和教育资金有一半都被拿去做投资信托，最后缩水得只剩下六分之一了。未来是否能在公司继续待下去也是未知数。一直以来所担心的危机还是降临了。当吉原表示放弃让孩子们进入私立中学读书的想法时，一向赞成读私立学校的妻子又开始了在图书馆的兼职工作。每周两三天，每月收入3万～5万日元。
最近，他开始承认养老资金的一半都是由妻子的收入来支出的。“前阵子，我对妻子说，‘你真的帮了大忙了，谢谢你’，妻子听后非常的高兴。双休日我也会让她多睡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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