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美国、日本等国的影片，以乌发公司（Universum⁃Film Aktienge⁃sellschaft，简称“UFA”）出品的影片为代表的德国电影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影院中并不多见，但这些影片因其制作背景、美学风格和所获评价等方面的独特性而具有了突出的影史研究价值。首先，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电影制作机制经历了由国家主导到商业化再到国家化的演变轨迹，这在德国影片于海外放映的过程中被呈现为影片题材、风格和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特殊性；其次，德国电影工业的机制、组织和文化生产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深刻而剧烈的历史变迁，乌发公司也在发展为具有全面文化控制权的电影机构后又随纳粹德国的灭亡而瓦解；再次，因纳粹德国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军事扩张中的结盟关系，德国电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能够在中国沦陷区享有区别于美、英等国影片的待遇，于是德国电影在中国沦陷区所接受的电影检查就成为透视日本殖民者在华实施文化控制方略的重要依据。在如上的背景下，德国影片的特殊性即融入了这一时期中国影院放映和传播的特殊性之中。但在中国当代电影史著述中，针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电影在华传播情况的记述则凤毛麟角[62]。利用20世纪20至40年代一部分报纸、期刊、档案和文学作品等资料，对德国电影在中国京津地区被接受的状况展开探讨，可以粗略勾勒一条隐秘的影院文化史线索[63]。
▶德国电影工业的发展脉络及其在华影响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欧洲政局进入了新的阶段，也为德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以乌发公司为代表的德国电影工业试图在与美、法等国的竞争中确立自身的价值，展示其特殊性。乌发公司成立于1917年，经历了“一战”末期、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三个阶段，是40年代中期前德国最重要的电影公司，也成为这一剧烈变迁时代德国电影工业的缩影。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乌发公司在资本来源、影片创制风格、意识形态和商业目的等方面各有不同，并经历了从国家化至私有化到再次国家化的过程，这构成了欧洲电影史上一个独特的发展线索。据乔治·萨杜尔《电影艺术史》一书所述，为了服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国家利益，乌发公司最初是在德国军方支持下成立的，投资方是从事金融、化工、电气等产业的大资本家[64]。克拉考尔认为：“乌发的正式使命是按照政府授意宣传德国。这不仅要求直接进行银幕宣传，还要求影片能表现德国文化特色并服务于国民教化的目的。”[65]于是，国家形象和资本提供者的要求就成为了乌发公司出品影片的意识形态导向与商业指针。
以乌发为代表的德国电影企业，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由多个“康采恩”（Konzern）垄断组织掌控，这种状况贯穿了“一战”末期和魏玛时期。“从1917到1933年，一些大康采恩（‘乌发’‘托比斯’‘巴伐利亚’‘大地’‘艾美尔卡’等公司）控制着德国的电影企业。这些公司拥有自己的制片厂、发行公司和电影院。它们垄断着国内市场，并和美国公司对德国电影企业的控制进行斗争”[66]。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发展成为私营企业的乌发公司不再包含官方股份，也不再承担直接的战争宣传职责。“一战”结束后，乌发经历了资产重组和体制转换，更多地倾向于商业制作，涌现出弗朗茨·朗（Fritz Lang）和茂瑙（F．W．Murnau）等知名导演，以及《最卑贱的人》（Der letzte Mann，1924）、《浮士德》（Faust，1926）、《大都会》（Me⁃tropolis，1927）、《蓝天使》（Der blaue engel，1930）等影史名作。但乌发延续了此前以拍摄宏大场面见长的美学取向，并将这种风格和模式作为德国电影工业同美国电影工业展开文化和商业竞争的策略。从考量这一时期乌发电影的传播问题开始，这家在德国电影工业中举足轻重的公司，不仅同“一战”后欧洲的电影工业状况关联紧密，而且与包括好莱坞在内的世界电影工业语境密不可分，因此其影片的生产、传播、转译和接受状况，也应在当时世界电影的发展与传播中加以理解和分析[67]。
20年代中期，陷入财政困境的乌发公司通过“派乌米协定”（Parufamet Abkommen）接受了美国派拉蒙和米高梅两家公司的资金注入，与好莱坞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开始转为有限的合作关系[68]。但由于胡根堡的公司（Alfred Hugenbergƴs Deulig company）在1927年掌握了乌发的管理权，源于德国国内的资本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短暂的合作关系濒临瓦解[69]。
至希特勒掌握德国军政大权时期，乌发公司和纳粹组织之间的关联越发密切，为配合纳粹政权的意识形态、施政纲领和军事扩张摄制了大量的影片。纳粹头目戈培尔等人利用管理和财政等各种手段逐步将德国电影工业完全纳入国家化的轨道。至“二战”爆发前受纳粹控制并为纳粹意识形态宣传而制作电影的公司，主要有乌发（Ufa Filmkunst）、德拉（Terra Filmkunst）、托必斯（Tobis Filmkunst）[70]、巴伐利亚（Bavaria Filmkunst）、维恩（Wien⁃Film）、布拉格（Prag Film AG）等。与乌发公司类似，托必斯和巴伐利亚两个公司也在兼并小电影公司的基础上成为了更具规模的电影制作机构。1937年，托必斯公司更名为“托必斯电影艺术有限公司”（Tobis Filmkunst Gmbh），巴伐利亚公司于1938年经历了类似的兼并后更名为“巴伐利亚电影艺术有限公司”（Bavaria Filmkunst Gm⁃bH）[71]。此时的德国电影在致力于国家宣传的同时，也延续了与好莱坞电影的竞争关系。在法国战败投降后，德国在兼并和控制法国电影公司的基础上建立了跨国的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网络[72]。据不完全统计，乌发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生产了一千多部受欢迎的电影，以它为首的德国公司在仿照好莱坞电影的基础上创造了大量集娱乐、战争宣传和意识形态规训于一体的电影。纳粹政府的文化政策和检查制度则确保了这种文化生产与传播的速度和效率。经历了从帝国操控下的战争宣传机器、与好莱坞进行文化竞争的商业电影公司、拥有好莱坞注资的商业电影公司等阶段之后，乌发电影公司在纳粹德国时期发展了其垄断性质，承担了更多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至1942年1月，乌发在兼并和吸纳相当数量的中小电影制作公司之后，形成了一个对纳粹德国及其占领区进行全局性电影控制的机构。它在1942至1945年期间的名称依然可称作“乌发”（Ufa⁃film GmbH），但为了有别于此前的乌发电影公司，德国影史研究者更倾向于称其为“Ufi”，而原有的“乌发”“托必斯”“巴伐利亚”“维恩”等公司均在其节制下开展电影制作活动[73]。
以乌发电影为代表的德国影片对同时代的中国文化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体现在电影导演的创作过程和作家的文学书写之中，并为研究德国电影在华传播状况提供了绝佳的参照。
导演吴永刚于20年代在上海百合影片公司做美工练习生时，除绘制电影片头和对白字幕的衬底图案之外，还经常观摩乌发公司的电影[74]。这些具有独特美学风格的德国影片开拓了他的创作眼界，为其走上电影创作道路埋下了伏笔。作家刘呐鸥则通过书信形式记述了1926年11月9日在上海卡尔登戏院观看德国影片的经历：“他们所映的是‘A Waltze Dream’一片，是德国乌发公司的作品。为什么我说出它的公司来呢？你要晓得乌发这个公司是一个专造文艺影片的公司，我从前在东京的时候，看过的好的文艺影片多半是这公司的……”[75]刘呐鸥随后列举了《追忆》《春流》《卡里加利博士》等德国影片，并将它们称作乌发公司出品的“好的文艺影片”的代表[76]。与此类似，施蛰存的意识流小说《在巴黎大戏院》也提供了对上海电影院中放映的德国电影的描述：“乌发公司的出品最好，这是一家出名的德国影片公司。我最喜欢看这公司的影片，我觉得他们的出品，随便哪一种都比美国好莱坞中出来的片子好。”[77]由这两位作家的描述可见，美国电影因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而提供了当时评论者评价各国影片的美学参照系，而他们认为乌发电影中制作精良的代表作品完全能够与美国影片相媲美。作家巴金在游记文集《旅途随笔》中也提到了德国电影《蒙的卡罗的疯狂》（又译《春波艳影》）在中国放映的情形[78]。
在中国印刷媒体对德国影片的介绍中，20年代的报刊多以中立或赞许的态度介绍德国影片的情节、明星阵容及电影工业的进步；至30年代初纳粹党掌权前后，一部分杂志开始通过评论和译文分析评述德国的电影宣传策略及其与欧美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或冲突；30年代后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至“二战”结束时，中国报刊则明确地形成了沦陷区和国统区媒体针对德国电影的不同评价。以“二战”中中国沦陷区的《国际间》杂志为例，其1941年刊载的《德国之电影宣传》一文即介绍了上文提及的几个主要的德国电影制作公司的运营状况[79]。而国统区的杂志《电影与播音》则在1944年载文援引盟军情报资料，介绍德国电影公司在战争末期大量制作“逃避现实”的影片，并以此预测和解说欧洲战事的发展前景[80]。
电影院和电影广告中的德国影片
图2－4 《大公报》刊载的德国电影《恨海》放映广告
尽管“一战”后二十多年间德国电影能够远涉重洋得以在中国电影院放映的只是极少部分，但这些影片仍然在中国影院映演历史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并产生了足够引起影史研究者兴趣的传播效应。1923年6月 21日，天津《大公报》刊载天津电影园放映广告，推介即将上映的德国电影《恨海》（见图2－4）。电影广告词不仅介绍了影片特色，而且展示了中国媒体对德国电影的评价：“近年德国对于影片事业孜孜注意，进步甚速，颇有凌驾美国片而上之。概其特长之处，在乎情意兴浓，景物华丽。而《恨海》一片，尤为选中之选。其中女王之才干多情、女郎之美丽多妒、将军之骄武倔强、奸臣之凶诡狠毒，莫不一一形容，精到活跃幕上。他如宫殿之巍峨、战场之雄伟、烽火之可惊，断诸君观此片后当知《多情皇后》之不能专美于前矣。”[81]这是京津地区报刊上较早介绍德国电影的个例。广告盛赞德国电影工业的进步，这无疑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为了与好莱坞电影进行文化竞争而出台的文化策略密切相关，而恢弘的场面、华丽的布景和宫廷剧的情节模式也正是好莱坞制片业所擅长的电影形式。这些承担着意识形态和商业双重任务的制片公司中，一再在京津报刊上出现的乌发公司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20年代末出版的《华北画刊》曾刊载广告称：北京真光电影院将于1929年1月23至26日上映德国影片《天使降魔》，影片为“德国大文豪歌德氏不朽之作，重见天日导演墨牛片大杰构，德国第一明星斯密士主演，女明星卡美娜合演”[82]。这则广告记录了德国导演茂瑙执导的名片《浮士德》在北京公映的信息，影片也是茂瑙赴美发展前在德国执导的最后一部作品。
《北洋画报》于1929年12月5日刊载了讨论天津大华电影院放映的德国电影《东方之秘密》（The secret of the east）的专版。署名“记者”的《〈东方之秘密〉谈》一文描述道：“德国乌发公司颇多奇伟峭拔之作，结构精警，气魄雄厚，向非欧美影片所能及。《东方之秘密》一片，即乌发公司最近出品，雄奇伟丽，世罕其匹。背景之伟大，建筑之精绝，足称鬼斧神工。”[83]虽然此类具有一定广告功能的评论对本地热映影片多有溢美之词，但它们也透露了有关影片美学风格的信息。另有署名“曲”的《看〈东秘〉后》一文，着力评论这一影片动作效果的逼真性，“刀及头落，利矢穿身，万矛齐下，如此写实，美国影片所不敢为者，非于德国片中难以见之；胜过《月宫宝盒》之飞行毯多矣”[84]。如上一节所述，这两则影评中又一次出现了将美、德两国影片进行对比的论述思路，德国影片被评论者当作具有“非好莱坞”特质的文本进行了推介。而与德国影片形成对照的《月宫宝盒》一片，又名《巴格达窃贼》（The ThiefofBaghdad，1924），是由美国影星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编剧并主演的好莱坞电影。同一期《北洋画报》还刊载了署名“王小隐”的《观〈东方之秘密〉诗以张之》，作者以诗歌形式书写了观看这部德国电影的感受：“偶然奇迹泄天方，十万花枝入座忙，玉笑珠酣神变化，云翻雨覆帝荒唐，情堪割爱缠云重，入果倾心未厌狂，唱尽回波真大好，谁怜一梦是柔乡。”[85]依照影评和诗歌的表达，这部影片利用宏大的场面和歌舞表演展现了东方异国情调，在场面塑造上具有不亚于好莱坞电影的规模。
此外，《北洋画报》1929年12月19日刊载的大华电影院广告介绍了名为《青春艳梦》的影片，称其为“德国乌发公司之伟大艺术艳情巨制”，并以广告词“妙乐倚首，浓情日夜，浓歌艳舞，酒绿灯红”来吸引观众[86]。1930年1月1日的《北洋画报》又刊载了大华电影院放映德国乌发公司影片《玉阙藏莺》的广告，并称其为“凄凉悲艳，哀情名剧”[87]。1931年3月5日的《北洋画报》还以刊载剧照的方式介绍了德国乌发公司出品的影片《妻之情人》（His wifeƴs lover）影片剧照[88]。而1933年11月14日和23日的《北洋画报》则连载了署名谦荪的《介绍乌发的新片》一文，介绍了乌发公司于1933年度出品的影片《逃亡》（Fluchtlinge）、《往事不堪回首》（Die Schonen Tage Von Aranjuz）和《华尔兹舞》（Walterkrieg）。《逃亡》是以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德国人与新生红色政权之间矛盾为主线的作品，具有种族、国家、殖民等文化主题；《往事不堪回首》是着意展示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风光的探险片，符合30年代德国的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华尔兹舞》则是轻松欢快的音乐喜剧[89]。与这些德国影片的介绍相应，德国乌发公司明星露丝白桑妮于1933年11月21日成为《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90]（见图2－5）。
图2－5 《北洋画报》上的德国电影女明星
1937年7月之后，以京津为代表的华北沦陷区城市笼罩在日伪政权的殖民监控之下，电影院的片源、影片放映状况和检查制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美、英等国的电影在沦陷区受到了比较严格的检查，并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完全禁止公映。而能够继续在沦陷区放映的欧洲电影仅有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影片，且放映场次急剧减少。据田静清《北京电影业史迹》记述，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于1939年12月成立后，“积极发行日、满、德、意影片，并经营发行上海各家制片厂影片业务，已达到占领北平及华北的中小电影院阵地。来对抗欧美影片的发行，并妄图达到全面垄断北平及华北的电影市场”[91]。根据沦陷区电影杂志《华北映画》提供的放映信息，北京中央、真光两座电影院于1942年6月上映了德国影片《十五年间》和《蒙普兰王者》（Der konig desmontblanc，1934）[92]，7月放映了德国托必斯公司出品的《猫桥》和乌发公司出品的《最后一兵》[93]。真光电影院在8月上映了德国影片《死的悬赏》《裁缝姑娘》《香艳诗集》《村长的秘密》[94]，9月则上映了《最后一兵》《假富翁》《村长的秘密》[95]。在《华北映画》对德国电影的介绍方面，广告和评论的重点大多集中在推介影片的剧情和彰显其意识形态诉求上。如《华北映画》第20期提供了乌发公司出品的影片《死的悬赏》（DerMann，Der Seinen Mörder Sucht，1931）的剧情概要，并在西阿内利安公司出品的《蒙普兰王者》影片海报上称其为“历史悲壮惊险巨片”[96]。第22至24期则刊载电影《西班牙之夜》（Andalusische Hächte，1938）、《村长的秘密》（Der Zerbrochen krug，1937）、《晚春之曲》（Drelklanc，1938）等片的广告、剧情介绍或评论[97]。其中，署名“石”的《随感》一文在评价托必斯公司出品的《村长的秘密》一片时认为：“德国影片具有其崇高之特质，……原著者多为当代或前代之大文豪，故较粗制滥造之美国武侠影片远胜多多矣。”[98]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在沦陷时期的京津电影院放映的德国影片大多是30年代出品的电影，有些还出自20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华北映画》1944年总第40期和第46期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隆重介绍了乌发公司出品的战争电影《潜艇征西记》（U⁃boate westwärts，1941）和《急降下轰炸机队》（Stukas，1941），称前者为“堪称优秀之战争巨片”[99]，后者是乌发公司出品的“新片”[100]。但这两部影片却都是早在1941年就制作完成的作品，此时才得以在华北沦陷区上映，这正说明了德国新片片源的紧张和运输的困难[101]。1945年1月10日出版的《华北映画》杂志刊载署名“八艺生”的评论《参战时期与影剧的前途》一文，认为在华北放映过的德国影片中，《告祖国》《最后一兵》《希望音乐会》《碧血千秋》《热风》《潜艇征西记》几部都发挥了明确的战争宣传功能[102]。
在普通观众对上述影片的接受效果方面，由于精通德语的中国观众并不多，因而德国影片在中国沦陷区上座率较为低下。《北京电影业史迹》中记述道，“当时北平各电影院在一律禁止上映英美影片后，则只许放映德、意、法影片。可是观众的口胃对这些影片不感兴趣，上座皆为不佳……在一千来个座位的剧场，每天才上十分之一二观众。”[103]《华北映画》也曾刊载署名“赵珍”的观众来信说：“可是有时候连说明书都没有，那么我们怎能化费两三小时去看了不知道说了什么的电影呢？”[104]这提示当时因不懂德语且缺乏剧情介绍而放弃观看德产电影的观众并非个别现象。而同样刊载于《华北映画》的《中央改路线专映国产片》一文，叙述了中央电影院放映德法影片票房不佳的情形，后因改映汉语影片《新茶花女》而大受欢迎的状况[105]。
▶殖民文化检查制度下的德国影片
据《日本电影史》记载，在戈培尔成立宣传部开始在纳粹德国实施全面电影控制之后，日本政界的法西斯分子也在1934年策划成立了“电影统制委员会”。与此相关，“新的电影统制法规出来了，那就是把希特勒制定的电影法（Lichtspielgesetz）译成日文，然后再染上一层皇道精神”[106]。依照这种文化策略，如上一节所述，侵华日军攻占北平后就开始利用宪兵组织和伪政权对电影业进行一系列的调查、监管和检查活动，并随着侵华战争的进程和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需要而调整策略，试图变华北地区的电影院为殖民主义的宣传空间。在此过程中一个最为意味深长的现象是：原本仿照纳粹德国电影控制机制而建立的日本电影“统制制度”，却在日军控制下的中国沦陷区对包括德国电影在内的轴心国影片实施了检查和监控。这些经由电影检查的德国影片包含了魏玛时期和纳粹掌权时期的德国电影。而日伪检查机构在电影监控方面的权力运作轨迹，可以由前文述及的“电影检阅月报”“电影临监月报表”“电影上映申请书”“禁映训令”等档案文件中窥见端倪，它们提供的资料构成了京津地区德国电影接受状况的另一个侧面。
“电影检阅月报”是华北日伪电影检查机构“华北电影检阅所”按月上报的电影检查状况记录，包含每月接受检查的电影分类报表、检查情况、“违禁”影片处分方式及原因等方面的信息，提供战争宣传片、新闻纪录片和商业电影等不同类别影片接受检查的记录。“电影临监月报表”是伪警察局收集的有关各影院每日放映影片情况的信息汇总，有时也由电影院自行汇总申报，记录电影院每周上映影片的片目和场次。“电影上映申请书”是电影放映人或影院为放映影片提交的申请书，包含影片片目、内容、放映时间地点等信息。另外，京津伪警察局还不定期发布有关禁止某部影片公开放映的“训令”，并抄发给各分区伪警察局。与这些由命令、通知、表格、数据和汇报等构成的文档相并存的，是一套围绕殖民监控的需要而建构的管理方案、方法和知识。正是这些充满细枝末节的内容支持着庞大的殖民文化体制。
在直接宣传战争的德国影片方面，日伪文化部门的电影检查机构于1941年通过审查的德国影片《西部的胜利》（Sieg im Westen，1941），是由纳粹军方部门制作的“二战”宣传片[107]。1942年9月通过审查的则是乌发公司制作的《巴尔干战事写真》[108]。根据“电影院临监月报表”提供的京津影院影片放映记录，1941年12月，天津丹桂电影院和大陆电影院的“月报表”中出现了德国战争宣传片《西线电击战》（Blitzkrieg im Westen）经审查后上映的记录[109]。《西线电击战》即克拉考尔曾在《宣传和纳粹战争片》一文中论及的《西部闪电战》，影片是新闻片合辑，内容涉及纳粹德国针对丹麦、挪威、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等国发动的军事进攻[110]。1943年10月6日天津大光明电影院给伪警察机构“天津兴亚二区公署保安科”的呈报中也提及德国人瓦尔德放映德国影片的申请：“敬启者倾据德侨民瓦尔德氏来称由驻津国社党主办拟于本月八日下午五点半假敝院举行宣传电影会招待德国侨民影片之中国译名为《乡与镇之联络》及《德国国民生活》敬请钧处准予备案是荷。”[111]瓦尔德还申请于1943年11月15日下午在大光明影院放映《比斯迈生平》一片，使用了同样的申请书。日伪管理机构核准了影片的公映，但对影片放映的场次、期限等作出了限制。
在兼有商业性的德国影片方面，京津日伪文化机构针对德国影片的审查主要集中在其情节内容是否不利于日军的战争宣传。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为例，德拉公司出品的《醉我南风》和乌发公司出品的《乐园思梦》于当年3月通过了审查[112]。5月通过检查的则有时装正剧《黑黄皂白》、恋爱悲剧《一代舞后》、恋爱正剧《FP一号失踪记》等，另有托必斯公司出品的《法国饭店》和《阳春细雨》两片。根据天津伪警察局填写的“电影临监月报表”记录，如上五部影片在通过检查后均在天津上平安影院进行了放映[113]。此外，乌发公司战争影片《最后一兵》于5月15日至19日上映，《永恋情歌》5月5日至9日上映，乌发公司影片《美眷恩仇记》也于6月11至15日在上平安影院上映[114]。7月通过检阅的乌发公司电影有《告祖国》和《若草幻想曲》，另有托必斯公司的《猫桥》[115]。12月接受检查的德国影片有乌发公司的爱情悲剧《锦带奇缘》和时装喜剧《欢歌狂舞》、阿里安公司的《歌衫泪史》及托必斯公司的《白雪地狱》[116]。与这些被允许公开放映的影片相对，“华北电影检阅所”发布的1942年3月号《电影检阅月报》中，由乌发公司出品的《柏林的补充兵》被禁止放映，理由是“以第一次欧战末期德方柏林补充兵之故事为主题而描写当时德人之苦军厌战之炽烈情绪，不合时宜，禁止上映”。针对这部《柏林的补充兵》影片，京津两地的伪警察局也分别发布了禁演训令[117]。1942年4月号《电影检阅月报》中则有乌发公司影片《生离死别》被删减的记录，其内容为“第七卷内有英国国歌一段”[118]。5月号的《电影检阅月报》记述了乌发公司出品的侦探影片《风云龙虎》因“第三卷有英国国旗不合时宜”而被剪除二公尺胶片。6月，《生离死别》再次被认为“不合时宜”而剪除八公尺胶片[119]。当月由伪“华北电影检阅所”检查的影片共121部，总计318卷，其中11部影片被剪除或禁止上映。在被禁止公映的影片中，由乌发公司出品的《神宫春梦》被描述为“因有妨碍善良风俗及影响国民教育之情形而予以禁止映演之处分”[120]。8月号《电影检阅月报》中涉及的德国影片包括喜剧片《死的悬赏》、历史悲剧《伯爵与王女》、悲剧《沙场旧梦》等。其中《伯爵与王女》因“片身破旧故事沉闷”而被限制上映时间，《沙场旧梦》则因“第五、七卷内有战伤军官之凄惨场面”被剪去32公尺[121]。9月，乌发公司出品的影片《最后一兵》，因“不合时宜”而被删减[122]。10月，“华北电影检阅所”禁止乌发公司出品的电影《怒海情波》上映，原因是影片“内容辱及王室尊严，有失军人体统，妨害军纪，易于引起不良思想，予以不合格之处分”[123]。这些检查记录表明，日伪机构实施的电影检查体现了围绕战争需要而建构一种文化和美学标准，它控制、涂抹和塑造着能够在京津影院中放映的影片文本，深刻影响了受众对影片的接受。
直至战争末期，由于轴心国之间的物资交流日益困难，德国新片在中国沦陷区放映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能够在沦陷区影院中放映的德国影片，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前制作完成的作品。1944年1月《电影检阅月报》记载的接受京津地区日伪机构电影检查的德国影片共有两部：乌发公司出品的战争宣传片《潜艇征西记》和托必斯公司出品的正剧《碧血千秋》。1944年2月《电影检阅月报》记载接受电影检查的德国影片有：乌发公司出品的教育纪录片《蜜蜂的集团生活》、乌发公司出品的爱情片《匈牙利夜曲》（Ungarische Rhapsodie，1928）、托必斯公司出品的《东风浮云》和《柔情似铁》等[124]。1944年3月《电影检阅月报》记载通过电影检查的乌发公司影片有《告祖国》《西班牙之夜》《沙场旧梦》《晚春之曲》《最后一兵》《苦草幻想曲》。此外还有托必斯公司出品的《村长的秘密》《赌场回梦记》《黑衣女》及德拉公司的《海洋男子》[12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争末期放映的影片中，一部分是由“满洲映画协会”的电影机构转来，在京津地区接受审查之前已经在伪满洲国经受了日本殖民权力之眼的审视；另一部分则是1942年甚至更早就放映过的影片，它们同日本本土和中国沦陷区公司出品的影片一起占据了战争末期京津地区的电影银幕。
【注释】
[1]艾芜：《南行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2]艾芜：《南行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3]这三种类型的界定源于Stuart Hall的论述。参看安迪·威利斯：《文化研究与大众电影》，收入Joanne Hollows，Mark Jancovich主编《大众电影研究》，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35页。
[4]影片原名Welcome Danger，导演Clyde Bruckman，Malcolm St．Clair，编剧Felix Adler，片长115分钟，为有声黑白片，1929年在美国上映。影片资料源自：http：／／www．imdb．com。
[5]参见陈美英、宋宝珍：《洪深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121页。
[6]卢荣艳：《老上海大光明》，载《新民晚报》2008年1月6日，B13版。
[7]参见陈美英、宋宝珍：《洪深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8]至海：《〈不怕死〉事件之杂感》，载《北洋画报》1930年3月29日，第2版。
[9]陈美英、宋宝珍：《洪深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10]阳翰笙等著：《洪深：回忆洪深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75－76页。
[11]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田静清：《北京电影业史迹：1900－1949》（上册）（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汪朝光：《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李微：《娱乐场所与市民生活——以近代北京电影院为主要考察对象》（《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张明明：《20世纪20年代北京电影市场的发展》（《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等。
[12]参见郦苏元、胡菊斌：《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13]田静清：《北京电影业史迹：1900－1949》（上册），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
[14]《德国使馆调查本市电影事业的调查表及市政府的指令》，J001全宗3目录91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15]根据率真：《北平五大影院及其观众的分析》（《电影新闻》1935年1卷第6期）一文所述，平安电影院和光陆电影院光线适宜、空气流通良好、有声片发音清楚，主要放映美国电影，偶尔也放映联华公司出品的国产影片，观众多为在京的西方人、精通外语的摩登人士以及来自燕京、清华的大学生。真光电影院内部空间宽敞，光线适宜，但有声影片放映时有模糊不清的现象，为了避免同前两家影院的竞争，主要放映联华、明星等公司出品的国产影片，偶尔放映平安电影院已放映过的米高梅电影，观众群体为普通市民和中学生。中央电影院内部空间宽敞，但影院光线并不适宜且影片声音有时模糊不清，主要放映真光电影院已经放映过的电影。中天电影院内部空间设置不甚合理，座椅不舒适且银幕光线过暗，观众秩序较为混乱，卫生状况差，主要放映光陆电影院放映过的影片，和中央影院一样主要面对西城的大中学生。
[16]参见《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内五区署关于中外电影院各剧场调查表的训令》，J183全宗2目录29438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17]《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内四区关于电影院调查表的查复的训令》，J183全宗2目录27007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18]《北京特别市茶馆、戏院、舞场、电影院、公园名称地址一览表》，J183全宗2目录23990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19]《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内四区关于宪兵队面嘱调查外国影片的函》，J183全宗2目录27008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20]参见《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准华北电影检阅所函请查各电影院租影片情形仰查复由》，J183全宗2目录27006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21]〔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8页。
[22]《北平各电影院近状》，载《电声》1939年第21期。
[23]萧郎：《华北电影三十一年度配给及巡映之概况》，载《华北映画》1943年第29期。
[24]《各区剧场、电影院、球社杂技场调查表》，J002全宗7目录482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25]如上有关电影院开设情况的历史叙述参见田静清：《北京电影业史迹：1900－1949》（上册），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106页。
[26]〔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收入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27]《北平市警察局关于各电影院、戏院开演停演均应呈报本管区署转达日本宪兵队的训令》，J181全宗22目录5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28]《北京特别市警察局训令检查《俊仆偷香》影片内容几近鼓吹社会主义未便准演仰知照由》，J183全宗2目录30744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29]《北京特别市警察局行政科核准映演之影片电影表通知》，J184全宗2目录20910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30]参见《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检阅电影规章》，J181全宗14目录160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31]参见《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各影院按照电影播放新闻要领施行、封存京市各影院英美影片、准军报道部委托张贴同盟通信社所送新闻照片的训令》，J184全宗2目录21448卷，北京市档案馆藏。其中所述被封存影片及相关影院的情况为：“真光影院存有米高梅公司出品《摩登经》等三套、雷电华公司《秘密无线电》等三套、芮克影院存有派拉蒙《绿林豪杰》等五套、新环球《芳华虚度》等五套（内有预告片一件）、银光影院存有派拉蒙炭画短片二件、代理人大薮宽一存有新环球《青峰》等长短片八套（内有预告片一件），业已会同该影院经理人尊令封存静听后命……”。
[32]《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电影临监月报表的训令》，J184全宗2目录1422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33]同上。
[34]《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内五分局关于管界内营业电影临监月报表等的呈报》，J183全宗2目录28759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35]参见《北京特别市警察局稽查弹压剧场电影院规则》，J181全宗16目录64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36]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藏J181全宗26目录中第2741、4419、4045、4709、5025、5073、5181、5321、5583、5600、5804、5836等卷。
[37]《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外五区署关于钱振彪等在戏园映演电影等应照章报局的训令、呈》，J184全宗2目录21152卷，北京市档案馆藏。这一临时影院开设的背景是在戏园内表演的戏曲演员于春节前离开北京，戏园因空置而失去收入，戏园经营者为支付地租、房租因此支持开设临时电影院。
[38]《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杨润生报演电影准演的训令》，J184全宗2目录20907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39]《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外五分局关于恳请恩准设立临时小电影席棚、新民会分会在天桥南空地映演电影、石明等设临时小电影已到期停演注销的呈》，J184全宗2目录21457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40]同上。
[41]《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外五分局关于在明星天农市场临时设立小电影场营业查无妨碍报请备案的呈》，J184全宗2目录21456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42]参见《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李秋节呈称在天桥城南商场内支搭席棚映演电影、迄今未出面接洽请应勿庸议的训令及指令》，J184全宗2目录21449卷，北京档案馆藏；《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崔宝廷开新民小电影院已报经社会局查复核办查明已领执照及李金贵报在天桥市场开设小电影并无其人注意查察的指令及外五区署的呈》，J184全宗2目录28829卷，北京档案馆藏。
[43]《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影剧院举办临时全联讲演的训令》，J184全宗2目录1424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44]《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在银光电影院演讲、第五次运动在华期间不得公开等训令》，J183全宗2目录31919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45]《警务科送中央电影院讲演及电影节目单的函》，J184宗2目录11412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46]《北平市警察局训令第7509号令内四区警察分局》，J183全宗2目录27003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47]《为令派学生百五十名参观电影由》，J082全宗1目录8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48]《为令派学生百五十名参观电影由》，J082全宗1目录8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49]同上。
[50]《准市公署秘书处函知转饬各电影院自本月二十八日起每场放映民众大会标语等因仰遵照办理由》，J183全宗2目录27004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51]《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各影院按照电影播放新闻要领施行、封存京市各影院英美影片、准军报道部委托张贴同盟通信社所送新闻照片的训令》，J184全宗2目录21448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52]《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防共漫画幻灯配合华北蒙经各电影院放映的训令》，J184宗2目录21447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53]《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卫生局办理夏季运动周在钟楼电影院放映有关卫生常识影片派员照料等问题的文件》，J183全宗2目录28199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54]参见〔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页。
[55]《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外五分局关于社民会在天桥等地放映电影、开水灾讲演大会等报告训令》，J184全宗2目录20729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56]同上。
[57]《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为新民会中央总会办电影巡回放映大会举行日期、会址派警照料的训令》，J184全宗2目录22012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58]《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内四分局关于六月二日在护国寺映演电影经派警照料的呈报》，J183全宗2目录35055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59]《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外五分局关于恳请恩准设立临时小电影席棚、新民会分会在天桥南空地映演电影、石明等设临时小电影已到期停演注销的呈》，J184全宗2目录21457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60]《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外五分局关于照料新民会在天桥南映演电影情形的报告》，J184全宗2目录21456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61]参见《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光陆电影院发生爆炸情形的密呈》，J001全宗4目录340卷，北京市档案馆藏。
[62]当代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20世纪20至40年代德国电影史或德国电影在华传播状况的著述，可参见田静清编著：《北京电影业史迹：1900－1949》（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青藤：《从〈卡里伽利博士的小屋〉到〈大都会〉：德国无声电影艺术1895—1930》（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虞吉：《德国电影经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郑再新：《德国电影百年回顾（上）》（载《电影艺术》1995年第5期）等。
[63]为行文方便起见，除档案名之外，使用“北京”或“京津”的表述。
[64]参见乔治·萨杜尔著，徐昭、陈笃忱译：《电影艺术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页。原文为：“1914年7月4日——这时正是处于提高军队和人民中的战争情绪至关重要的时期——德国鲁登道夫将军建议陆军部，在合理化的基础上，立即将德国电影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力量联合起来。这一建议获得了兴登堡的支持。接着一些经营银行、化学工业、电气工业和军需工业的大资本家联合起来创办了一个强大的公司，这就是‘宇宙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乌发公司’。”
[65]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著，黎静译：《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心理电影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66]亨利·梅尔西戎：《电影与垄断组织：从经济上对美国的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页。
[67]参见Erica Carter，Dietrichƴs Ghosts：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 in Third Reich Film．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p．3．
[68]乔治·萨杜尔对这一时期描述道：“这个协议签订之后，接着就开始改组机构，弗列兹·梯孙和德国重工业的主要代表参加了乌发公司的理事会。后者通过它最信任的顾问，即五年以后使希特勒取得政权的胡根堡，来管理乌发公司……据约克·费德尔所说，当时乌发公司的职员大部分是美国人，这个公司和它的分支机构开始向摄制战争歌剧、宣传‘国家主义’的影片以及自称具有国际性质荒诞的世俗喜剧方向发展。”（乔治·萨杜尔：《电影艺术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年版，第207页。）
[69]参见Aristotle A．Kallis，Nazi Propaganda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p．189．
[70]托必斯又译为“托比斯”或“托俾斯”。
[71]Aristotle A．Kallis，Nazi Propaganda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an，2005．p．24．
[72]参见乔治·萨杜尔著，徐昭译：《法国电影：1890—1962》，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巴黎被占领后，戈培尔的宣传机构就立即恢复并扩大乌发公司和托比斯公司的地位。它们组成了一个卡特尔，控制范围遍及法国电影企业的各个部门：影片洗印厂、电影制片厂、新闻广播厂、制片公司、影片发行公司以及由那些过去属于‘非亚利安人’所有的大电影院组成的影院网。三分之一左右的法国电影企业就这样成了德国的财产。”
[73]Aristotle A．Kallis，Nazi Propaganda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pp．24－25．
[74]“当时附近有一家小电影院，专映三轮的中外影片，票价低廉，吴永刚几乎每片必看。他特别喜爱看美国好莱坞和德国乌发公司的影片，从中学习到了不少电影的知识和技巧。”（吴永刚：《我的探索和追求》，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
[75]《刘呐鸥致戴望舒函二通》，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264页。
[76]刘在信里列举的电影中，“卡里加利博士”当指《卡里加利博士的密室》一片，影片并非由乌发公司出品。
[77]王抗父编：《短篇小说年选》（1931年），南强书局1932年版，第171页。
[78]参见巴金：《旅途随笔》，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第102页。
[79]“在德国已成立四大电影业中心。其中乌发（Ufa）和托俾斯（Tobis）二大公司，已在柏林近郊成为二镇，名曰乌发维尔（Ufaville）和约罕尼斯塔尔（Johannisthal）。慕尼黑和维也纳被选为其余二家大公司的地点，名曰巴伐利亚（Bavaria）和维恩斐尔姆（Wienfilm），此四家影业中心受戈贝尔之命，依据军火厂之原则一贯组成的。”（Jean Heer著，吴梦熊译：《德国之电影宣传》，载《国际间》1941年第9—10期，第232页。）
[80]《海外电影消息》，载《电影与播音》1944年第3卷9—10期。“一度为德国最大电影厂，今则为国社党专营之乌发公司U．F．A去年共制成九十部长片，此数约倍于好来坞任何摄影厂每年之产量……显然极为聪明之德国影业早已写下德国将在此次战争中完全失败之判决书，而正制造无损于人之逃避影片，希望停战后仍可发行。”
[81]《大公报》1923年6月21日，第1版。
[82]《华北画刊》1929年总第65期，第4版。
[83]《北洋画报》1929年12月5日，第3版。
[84]同上。
[85]同上，第2版。
[86]《北洋画报》1929年12月19日，第3版。
[87]《北洋画报》1930年1月1日，第3版。
[88]参见《北洋画报》1931年3月5日，第2版。
[89]谦荪：《介绍乌发的新片（上）》，载《北洋画报》1933年11月14日3版。
[90]参见《北洋画报》1933年11月21日，第1版。
[91]田静清编著：《北京电影业史迹：1900－1949》，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92]《华北映画》1942年总第20期。
[93]《华北映画》1942年总第21期。
[94]《华北映画》1942年总第22期。
[95]《华北映画》1942年总第23期。
[96]《华北映画》1942年总第20期。
[97]《华北映画》1942年总第22－24期。
[98]《华北映画》1942年总第23期。
[99]《华北映画》1944年总第40期。
[100]《华北映画》1944年总第46期。
[101]另外，1944年7月30日出版的《华北映画》总第58期还刊载了德国德拉公司出品的侦探片《深宵惨案》的剧情介绍。
[102]《华北映画》1945年总第74期。
[103]田静清编著：《北京电影业史迹：1900－1949》，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
[104]《华北映画》1942年总第20期。
[105]《华北映画》1942年总第21期。
[106]〔日〕岩崎昶，钟理译：《日本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160页。
[107]北京市档案馆藏：《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准华北电影检阅所送本年十月份电影检阅表抄发原表、检阅所办公定于三十年一月一日照案施行的训令》，档案号：J184－2－21446。
[108]北京市档案馆藏：《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本年九月份电影检阅情形抄发原表、电影检阅罚金提奖办法的训令》，档案号：J184－2－21392。
[109]天津市档案馆藏《各分局呈界内天津权乐等电影院各月份影业电影临监月报表（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档案号：J0218－3－5－5702。
[110]克拉考尔著，黎静译：《宣传和纳粹战争片》，收入《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心理电影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
[111]参见天津市档案馆馆藏：《关于检阅戏曲电影之报告》，档案号：J0218－3－007765。
[112]天津市档案馆藏：《电影检阅月报（三月号）》，档案号：J0218－3－5－5702。
[113]天津市档案馆藏：《各分局呈报之营业电影临监月报表》，档案号：J218－3－005651。
[114]天津市档案馆藏：《关于检阅戏曲电影之报告》，档案号：J0218－3－007765。
[115]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警察局关于华北电影检阅所报送7、8月份电影检阅情形的训令》，档案号：J183－2－24054。
[116]天津市档案馆藏：《关于填报营业电影临监月报表之公函、报告（第二卷）》，档案号：J218－3－5－5756（2－2）。
[117]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藏《北京特别市警察局关于准华北电影检阅所为禁映演德国乌发公司出品〈柏林补充兵〉查禁的训令》，档案号：J184－002－28834；天津市档案馆藏《电影检阅月报（三月号）》，档案号：J0218－3－5－5702。
[118]天津市档案馆藏：《电影检阅月报（四月号）》，档案号：J0218－3－005651。
[119]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警察局关于电影检阅所送本年4月至6月电影检阅情形的训令及原件》，档案号：J183－2－24056。
[120]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警察局关于电影检阅所送本年4月至6月电影检阅情形的训令及原件》，档案号：J183－2－24056。
[121]天津市档案馆藏：《各分局呈报之营业电影临监月报表》，档案号J0218－3－005651。
[122]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警察局关于华北电影检阅所报送七、八月份电影检阅情形的训令》，档案号：J183－2－24054。
[123]天津市档案馆藏：《关于填报营业电影临监月报表之公函、报告（第二卷）》，档案号：J218－3－5－5756（2－2）。
[124]天津市档案馆藏：《电影检阅月报（1944年2月份）》，档案号：J0218－3－006244。
[12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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