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城移民的决策与乡村经济发展

乡城移民的决策与乡村经济发展_移民异质性与经济发展

2.3.5　乡城移民的决策与乡村经济发展

农民工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外出和回流以及回流后的职业决策进行的，但是如果对农民工从代际角度进行分类，那么第一、二代农民工在最初的外出决策上鲜有不同，而造成他们对迁出地乡村不同影响的，正是其迥然不同的回流以及回流后的职业决策。

基于上文对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分析，第一代农民工构成了回流农民工的主体，因为其一贯留恋家乡，且对未来的预期本就是返乡，而第二代农民工则少有回流者，因为其素来向往外部社会，且对未来的预期本就是市民化。

由于第一代农民工的回流问题比较确定，且回流后从事各种职业均有可能，所以，此处仅对第二代农民工中少数回流者的回流决策以及他们回流后的职业决策进行深入分析，在验证上述结论的同时，为后文分析不同代际农民工对迁出地乡村的影响打下基础。

目前，回流农民工大致从事三种职业，即务农、务工和创业，至于回流后不从事任何职业者，一般多为由于年龄、疾病或事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姑且称之为返乡休养。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类回流农民工，在劳动能力、资本和技能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返乡务农者，具备劳动能力，资本缺乏，有一定程度的农业技能，但非农业技能不足；返乡务工者，具备劳动能力，资本缺乏，农业技能或高或低，但某些非农业技能相对丰富；返乡创业者，具备劳动能力，有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各种技能，尤其是企业家才能丰富；返乡休养者，则如前所述，大多由于年龄、疾病或事故而丧失劳动能力。

此处把第二代农民工分为两类：其一是城市成功者，其二是城市失败者。基于对第二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可知他们中的城市成功者不大可能回流乡村，而城市失败者中的大部分亦不愿回流，为此他们宁可在城市无所事事等待机会甚至成为“问题农民工”，至于少数失败回流者，除开丧失劳动能力的特殊情况外，则多半并未对在城市立足死心，而是将回流视为一种过渡，他们对未来的期望还是建立于能在城市生活或工作之上的。

基于以上分析，第二代农民工中的少数回流者返乡后的职业决策及目的便与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差异。

首先，部分第二代回流者选择务农。因为对他们而言，缺乏非农业技能会导致其在城市失败，而由于同样的原因，这样一部分人回流后难以务工及创业，但如果他们恰好具备一定程度的农业技能，那么务农便成为除休养以外的唯一可能，同时也较休养更为合适，因为发挥了他们自身的优势，而赋闲在家对具备劳动能力的年轻人而言毕竟不妥，但也应注意到，由于回流被视为一种过渡手段，他们返乡后不大可能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发展效益农业致富，大部分的第二代返乡务农者，都只希望通过务农以保证基本生活，从而等待时机再次外出。

其次，部分第二代回流者选择务工。具备一定程度非农业技能的第二代农民工亦有可能在城市失败，其原因包括技能不足以及运气糟糕等，但从总体上说，由于这部分人非农业技能相对丰富，务工便成为他们回流后的最佳选择。在返乡务工的过程中，他们不但可以挣到薪水保证基本生活，还可以积累技能，一旦时机合适，同样会再次外出。

再次，选择创业的第二代回流者不多。此结论的作出是基于以下推测：具备劳动能力、有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各种技能尤其是企业家才能丰富的人，不大可能在城市失败，纵使因为某些原因失败，由于其对城市的强烈向往，也会屡败屡战。当然，以上分析是基于对第二代农民工个人特征的某些极端假设，在现实中，返乡创业的第二代农民工不算少数，这或者是因为他们采取了曲线救国的道路，即在乡村发掘第一桶金，成功之后仍转战城市。

最后，选择休养的第二代回流者极少。除开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第二代农民工中具有一定技能的人会选择务农、务工甚至创业，如果非要选择休养，则以第二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强烈向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宁愿留在城市无所事事等待机会，即在城市休养，都不情愿回流。诚然，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不能不被考虑，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很多处于城市休养状态的第二代农民工走上“问题农民工”的道路。

基于以上分析，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回流和在迁出地乡村的职业决策如表2-9所示：

表2-9　不同代际农民工回流后的职业决策及目的

以下采用经改进的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索洛—斯旺模型研究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决策对迁出地乡村的影响。此处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这里的封闭经济，乃是假定该经济对外部的商品和资产是封闭的，但不排斥人口流动，且承认流动的人口会携带一定数量的资本；其二，这里的资本是广义资本，既包括物质资本又包括人力资本，而采取此种概念的目的是为了使后文的分析更加方便。

首先，假定某乡村的总人口增长率为：

其中，L是该地区的总人口，n为其净出生率增长的固定比例，IM₁/IM₂/EM₁/EM₂分别表示第一代外出者/第二代外出者/第一代回流者/第二代回流者的人数。

其次，假定该地资本存量的变化为：

由于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时携出的广义资本不多，而回流时则携入大量的广义资本(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为实现致富目的而在当地进行物质资本和/或人力资本投资)，加之IM₁=EM₁，所以。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和回流时所携带的广义资本持平(第二代回流农民工多为城市失败者，物质资本缺乏，但哪怕他们中的部分人在外获得了人力资本的提升，由于其回流具有暂时性，在当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很少)，

对上式两边同除以，得

最后，求每个有效劳动力的广义资本增长率，如下：

图2-2　

图2-3　稳定状态

上述结论意味着，考虑到不同代际农民工决策的不同，若要使转移能够对乡村经济发展的贡献发挥充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增大m₁和m₂。由于，它们分别代表第一、二代外出农民工占迁出地乡村总劳动力的比例，因此增大m₁和m₂意味着设法促进农民工外出务工，而根据上文中的模型结论，此举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利。因此，应逐步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各种限制，使其突破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户籍墙，促进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稳定有序增长。

【注释】

(1)此为第一种方法。

(2)此为第二种方法。

(3)完整的研究还应包括他们在乡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但因农民工的主要生产、生活空间在城市，故此处省略了乡村部分，后文在研究区际/国际移民的时候也采用了类似处理方法。

(4)王德文、吴要武和蔡昉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的1％抽样资料比较了城市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尤其是乡村迁移者的失业率，发现2000年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失业率为9.1％，城市迁移者的失业率为7.9％，而乡村迁移者的失业率仅为3.6％。

(5)生活方式涉及人们的谈吐举止、家居、服饰、饮食和交通等(Bourdieu，1984)，人们在这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品位往往根据其所属的特定群体而呈现出某种相对封闭和稳定的形式(马克斯·韦伯，1997)。由于分属不同群体，农民工在日常生活的思想(品位)和行为上通常会有不同倾向，如果承认行为是思想的载体，那么这两者之间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就可以通过具体的行为量化，然而行为亦是一个外延广阔的概念，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重要程度的考虑，此处将消费行为差异作为反映不同群体农民工在生活方式方面差异的主要指标，即用恩格尔系数来反映他们之间在消费行为上的差异。

(6)此处仅以二次迁移的决策为例，而不考虑汇款决策。

(7)2005年第一季度乡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中，16～22岁的劳动力占34.7％；23～25岁的劳动力占16.4％；26～30岁的劳动力占17％；31～40岁的劳动力占20.9％；41～50岁的劳动力占8.2％；50岁以上的劳动力占2.8％。数据引自中国三农信息网http://www.sannong.gov.cn/qwfb/ncjj/200506020070.htm．此处将25岁及以上乡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视为第一代农民工，将26岁及以下乡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视为第二代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