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指出：“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清代医家方耕霞说“医之有方案，犹名法家之有例案，文章家之有试牍。”古往今来，业医者十分重视对医案的总结、记述；习医者无不从历代医案中获取营养和启迪思维；中医教育学家则将医案作为考核评判学生中医理论修养和临床医疗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医科研工作者也将医案作为研究对象和素材。
医案在中医学术的继承和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医临床、教学及科研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概括起来其主要体现在以下10个方面。
1．医案极大地蕴藏着祖国医学遗产中的宝贵财富 近代医学家恽铁樵在《清代名医医案大全·序》中说：“我国汗牛充栋之医书，其真实价值不在议论而在方药，议论多空谈，药效乃事实，故选刻医案乃现在切要之图。”
中国医学历史悠久，历代积累的医案数量相当可观。从先秦、两汉伊始，迄今数千年，医案记载越来越多。据统计，从有医案记载开始至清代末年，累积医案达2万余则；清末至近代，名医医案更是数以万计。从清代中叶至清末，医案专著就有150多部，仅《名医类案》与《续名医类案》2书，就收集清以前名医佳案8千则。
可以说，古今许多名医寝馈岐黄，将其于医道三折肱之甘苦，记入医案之中。更有叶天士、岳美中等大临床家，他们毕生忙于诊务，无暇著述，他们的临床经验，多由其门人及后学搜集整理为医案书籍出版，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遗产。清代名医何鸿舫的一页处方，日本人愿以高价收存，从某种意义上说，医案比中医理论性著作的价值更大。因此，有学者认为“读书不如读案”。
2．医案集中记载了活生生的救死扶伤的临床事实 莎士比亚的杰出剧作《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事实总会升起到人们的眼前，即使用全世界的泥土压住它也是枉然。”巴甫洛夫认为：“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事实，你们永远不能飞腾起来。”
中医医案是任何人不可抹杀、不可忽视、不得不承认的铁一般的事实。中国传统医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其颇具经验医学特色，而这一特点在医案中得以充分体现。
中医医案是历代医家一桩桩活生生的救死扶伤的临床事实，它不是在尸体上的实验研究，而是在大量的活体上所做的直接的人体试验观察，因而具有真实性、生动性、科学性、感人性等特点。
例如，清朝末年，一位英国医生患呕吐证，“屡屡吐，绝食者久矣”，邀请了日本医生和美国医生共同为之治疗，其结果是“协力治疗之，呕吐卒不止”。当时已认为患者是不起之人，遂求盐山名医张锡纯“一决其生死”。经过详细诊视之后，张氏说：“余有一策，试姑行之。”即用张氏自制的半夏加茯苓生姜，“一二服后奇效忽显，数日竟回复原有之康健”。张锡纯技高一筹，使得“东西洋大夫”赞叹不已，敬佩至极。
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车祸昏迷后，在北京宣武医院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得以康复，使世人震叹，其中中医药、针灸之功不可灭也。
3．医案综合体现了中医各学科的知识结晶 中医医案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正如秦伯未说：“合病理、治疗于一，而融会贯通，卓然成一家言，为后世法者，厥惟医案。”中医医案汇集医者中医理论知识、中医诊断方法、中药方剂学、中医临床学、中医思维方法等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于一身，是医者中医学及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的临床结晶。中医医案多系理、法、方、药俱备，每一案例可视为一个完整的辨证论治的范例。
孟子有云：“梓匠舆论，能与人规矩，不能与人巧。”中医之基础理论犹规矩也，临床应用之圆机活法犹巧也。基础理论是对临证高度的概括，因而显得笼统抽象。学过中医，初涉临床的医生，往往感到病证千变万化，几乎少有像书本讲的那么规范，症状也不像书本描述的那么典型。因此，人们渴望能学到随证化裁，切合实用的临床治法和医疗经验，使中医药理论切于临床实用。那么，古今名医医案，大有助于对基础理论的学习及应用，加深我们对辨证论治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认识和理解。
比如，异病同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临床怎样运用？通过医案最能反映出来。这里列举张锡纯所治两例危急重症，均重用山药而治愈案，加以说明。
张氏曾治“一妇人，产后十余日，大喘大汗，身热劳嗽，医者用黄芪、熟地、白芍等药汗出愈多。后愚诊视，脉甚虚弱，数至七至。审证论脉，似在不治。俾其急用生山药六两，煮汁徐徐饮之，饮完添水重煮，一昼夜所饮之水，皆取于山药中。翌日又换山药六两，仍如此煮饮之。三日后诸病皆愈”。
张氏又治“一人，年四十余，得温病十余日，外感之火已消十之八九，大便忽然滑下，喘息迫促，且有烦渴之意。其脉甚虚，两尺微按即无。亦急用生山药六两，煎汁两大碗，徐徐温饮下，以之当茶，饮完煎渣再饮。两日共用山药十八两，喘与烦渴皆愈，大便亦不滑泻”。
上述两案中，前案为产后气脱、气不摄津之大喘大汗症；后案则为温病后期气脱之大便失禁、喘促之症。面临危急重症，张氏单用大量山药，取其效专用宏、益气摄纳之效，从而力挽狂澜。其辨证之准确，用药之精当，反映了张氏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独特的用药经验，这是一般教科书难以学到的。中医异病同治的理论，被张锡纯在临床运用的淋漓尽致。可见，医案常集医理、药理和临床辨证思维于一身，是医者中医各学科及相关学科知识的集中体现。
4．医案充分反映了名医辨证论治和知常达变的心法 清代名医俞震在《古今医案按·自叙》中说：“闻之名医能审一病之变与数病之变，而曲折以赴之，操纵规矩之中，神明于规矩之外，靡不随手而应，始信法有尽，而用法者之巧无尽也。成案甚多，医之法在是，法之巧亦在是，尽可揣摩。”张山雷在其所编讲义《古今医案评议》中说：“医书论证，但纪其常，而兼证之纷淆，病源之递嬗，则万不能条分缕析，反致杂乱无章。惟医案则恒随见症为迁移，活泼无方，具有万变无穷之妙，俨如病人在侧，馨咳亲闻。所以多读医案，绝胜于随侍名师而相与晤对一堂，上下议论，何快如之！”
中医学的特色是从整体观念出发，全面收集并仔细辨别病人的各种症状和体征，进行辨证论治的。古今名家医案蕴藏着其宝贵的辨证论治和知常达变的思维方法，每个医案都凝聚了中医学家因人而异、个体化治疗的思想。中医的许多精华就在个案之中，成功个案凝聚了中医学家个体化治疗的思想，是科学的普遍性在特殊性中的具体运用。
例如，失眠一证，临床比较常见，治疗方法多种多样。而《冷庐医话》记载：“偶从杭城沈雨溥书坊购得《医学秘旨》一册，有治不睡方案云：‘余尝治一人患不睡，心肾兼补之药遍尝不效，诊其脉，知为阴阳违和，二气不交。以半夏三钱，夏枯草三钱，浓煎服之，即得安睡。仍投补心等药而愈。’盖半夏得至阴之气而生，夏枯草得至阳之气而长，二药配伍，和调肝胃，平衡阴阳而治失眠。”失眠之证，人多以心血不足、心神失养、心脾两虚、心肾不交等方面辨证施治，多用酸枣仁、柏子仁、夜交藤之属，而此案用半夏、夏枯草二药实为巧妙独特，对人启迪良多。
不仅如此，明代徐树丕《识小录》中又载：“半夏一名守田，一名水玉，能治夜不寐。姑苏张濂水，名康忠，尝治董尚书浔阳不眠。用百部一两，半夏一两，董即得美睡，酬之百金。”本案记载张君以区区百部、半夏二药治愈失眠，竟得百金之酬，充分说明其效确凿灵验。
上述两个治疗失眠证的案例十分独特，用药显然与常法不同，但却显示了中医丰富的辨证论治和用药的经验。试析前案，应为肝火上炎，上扰神明，同时痰湿困阻脾胃，脾之清阳不升，胃之浊阴不降，阴阳之气升降失常而致失眠，故用半夏伍夏枯草，则是从肝火上炎、胃浊上逆而治，别出心裁，富有创意；后案当为中、上二焦痰浊阻滞，致使肺胃之气上逆，困扰神明而致失眠，故用半夏配百部而获奇功。中医辨证论治和知常达变之法于此可见一斑。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需多。纵观医案之书，各有特色。清人陆以恬在《冷庐医话》一书中评曰：“本朝医学极盛，医书亦大备……医案之书，魏玉横之博大，俞东扶之精深，顾晓园之灵巧，并堪重范来世。”近人周学海说：“每家医案中必有一生最得力处，细心遍读，是能萃众家之所长矣！”（引自：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绪论）当代著名学者姜春华教授也深有体会地说：“我学习每家医案能收到或多或少的养料，如王孟英的养阴疗法、薛立斋的平淡疗法、吴鞠通的用药剧重，在临床上各有用处。”（引自：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
5．医案是成功经验和反面教训的最好教材 著名医家陆渊雷认为：“宋后医书，多偏玄理，惟医案具事实精核可读，名家工巧悉萃于是……学者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读医案最有线索可寻。”（清代名医医案大全·编辑大意）原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程门雪先生认为，医案是反映临床经验的“教材”，他曾尖锐地指出：“一个中医临床医生，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就会缺乏指导临床实践的有力武器，而如无各家医案作借鉴，那么同样会陷入见浅识寡，遇到困难，束手无策的境地。”（引自：中医年鉴·1983年）
医案的正反两方面的借鉴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许多初学中医的人，常常是模仿前贤诊治疾病的成功经验走上临床的，即使行医多年之人，也都善于借鉴前贤经验从而走向成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内蒙古民族医学院李忠堂先生治疗自汗盗汗，用玉屏风散和当归六黄汤，效果不显，后又按常用量在上述方中加入五味子15g，以图收敛之效，亦不能如愿。一日，偶阅《谢映卢医案》，其治疗自汗盗汗方内均重用五味子，深受启发，再遇自汗盗汗，五味子用量加至25g，服药后果然汗出顿减，直至痊愈。
从医案中汲取反面教训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科学史专家丹皮尔说：人类“是在崎岖颠仆十试九误的过程中进步的”。美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开耳文说：“我坚持奋战55年，致力于科学的发展。用一个词可以道出我最艰辛的工作特点，这个词就是失败。”一个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理的科学家是不畏惧失败，并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益，从而走向成功的。失败只是走向新的灿烂的幻想之路上的起步。
中国医学的起源与发展，不仅渗透着无数人的心血，而且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三折肱而后为良医”。近代著名医学家章次公十分重视对失败案例的总结，指出“录之既自惕砺，且勉后学”。因此，多读医案，可以了解别人在实践摸索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少走弯路。
例如，我们的祖先把水蛭的局部吸血疗法称为“蛭针法”。水蛭，古代称之为“蜞”。晋代医家葛洪，首先记录了“取水蛭令噬去恶血”，以治疗毒肿的外治方法。唐代名医孙思邈，曾见到一病人，右眼被人打得充血，肿如核桃，孙思邈略施小“技”，找来水蛭，放在红肿处吸血，很快就治好了。到了宋代，陈自明在《外科精要》一书中，首次以“蜞针法”的命名载入史册。明代汪机通过用“蜞针”治疗一例小儿赤疹而发生死亡的教训，指出其弊端是出血，认为“血去气不能独居”，进而指出“蜞针吮出血，可施轻小证候，若积毒在脏腑，徒竭其血于外无益”。在此后的外科文献中，对“蜞针”虽也转录，但在具体应用上更趋于谨慎。清代名著《外科大成》评价是：“蜞针一法，为开门放毒之捷径，然只竭于外不能及于内，即皮肤之疾恐血去而气不能独居也，禁之！”至于蛭的种类与疗效的关系，我国古代医家曾做了认真观察比较，《图经本草》认为生于山中的石蛭、生于草中的草蛭以及生于泥中的泥蛭，虽然也能吸血，但“为害亦大”，主张用水蛭为好。只有东蜀刺史李颛在其所录《刘涓子治痈疽神仙遗论》中选用了草蛭，也取得了相似的疗效。
再如《本草纲目》记载：“吾蕲郝知府，自负知医，因病癣痹，服草乌头木鳖子药过多，甫入腹而麻痹，遂至不救，可不慎乎。”说明过多服用草乌、木鳖子会导致中毒死亡。
明代著名医家王肯堂，80高龄患泄泻病，自治不愈，邑中诸医也遍治未效，迁延数月，病情日重，于是写信请李中梓为其诊治。李中梓日夜兼程，来至肯堂病榻前，经过凭脉审证，仔细诊视，终于弄清病变的症结在于前面诸医咸云病缘年高体衰，故屡用补剂，愈补则愈滞，治疗唯有采取“通因通用”之法。由于王比李年长，名气也高，李颇有为难之处。于是便对王肯堂说：“公体肥多痰，当有迅利荡涤，能勿疑乎？”王曰：“当世之医，惟君与我，君定方，我服药，又何疑也。”李中梓便一反他医治法，遂用“巴豆霜一味，下痰涎数升，其疾顿愈”。此案说明，即使名医也有误诊误治之时，而总结分析失误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将会最终走向成功。
正如钱学森说：“正确的结果，是从大量错误中得出来的；没有大量错误作台阶，也就登不上最后正确结果的高座。”
6．医案是中医科研工作不可缺乏的重要临床资料 医案是医者智慧的曝光实录。撰者根据病人就诊时具体的社会、自然、心理环境及时收集四诊资料合参分析，把辨证思维过程中直觉感性认识与相关理法方药的正负效应及疾病转归过程中多变量调控进行总结、归纳，并予真实全面的记载。既不失古朴之原始，也寓涵了已知或未知的中医科学的合理内核，是一种丰富的信息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医案为临床研究、实验研究、医史文献研究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广泛的原始素材、思路和方法，是中医科研工作不可缺的重要临床资料。
例如，当代中医血液病学科奠基人、上海中医药大学吴翰香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治一冯姓病人，是在中山医院工作的厨师，因发高热而到保健科诊治，化验血常规，白细胞高出正常值，并有大量幼稚细胞。后经各种检查，确诊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立即用化疗、抗生素、维生素、补液、退热等对症支持疗法，但血象日趋恶化，白细胞从16．0×109／L上升到120．0×109／L，体温增高到39℃以上，由弛张热变为稽留热，治疗1个月无效，当时国内没有其他化学药品可用，中山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家属急送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诊治。
当时测体温39℃；面红壮热，口渴欲冷饮，苔光舌绛，脉象洪数；左大腿有3处漫肿，心率快，呼吸音粗，肝、脾在肋下均可扪及。白细胞140．0×109／L，早幼粒细胞占75%。骨髓象显示：增生极度活跃，早幼粒细胞占85%。后在大腿漫肿处抽取少许脓性液涂片检查，视野里全是早幼粒细胞，为白血病细胞在肌间隙浸润。按中医四诊八纲理论辨证，壮热渴饮符合《伤寒论》的阳明病经证，大腿漫肿符合《疡科心得集》半阴半阳证之流注。遂用内科外科兼治之法，以白虎汤合金银花汤加减为煎剂，另吞牛黄醒消丸，同时配合静脉输液以清泄里热。经3周治疗，热退身凉，大腿漫肿消退，白细胞逐步下降到正常范围内，血片中早幼粒细胞消失。复查骨髓象显示：有核细胞增生活跃，早幼粒细胞占20%，部分缓解。
此信息传到血液病专家唐静仪教授耳中，亲自来病房探访病人，到医生办公室索看病史后说：以前曾经请中医师会诊过不少急性白血病病人，都未见缓解，这是第一次亲眼见到经中医中药治疗而获得缓解的病例。建议找出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药物。
在此之前，吴教授曾经用过284种中草药，根据辨证选用10余味组合成方，治疗各型白血病，治疗后对出血和感染症状有所改善，但对血象的改善则未见疗效，而且未见1例得以缓解。这例的煎剂处方以往都已用过，肯定不是起主要作用的。再分析中成药情况，以前只用过西黄丸，没有用过牛黄醒消丸。比较它们的处方内容，都有牛黄、麝香、乳香、没药四味，而牛黄醒消丸却多了一味雄黄。悟出牛黄醒消丸中的“雄黄”起到了主要作用。
嗣后，吴教授在门诊单用雄黄来治疗白血病以观察疗效，并得到唐静仪教授的支持，在中山医院血液病房观察过5例各型急性白血病，均单用雄黄，不用化疗，配伍西药支持、对症疗法，发现在服用水飞雄黄粉3～7天时，周围血中白细胞数开始下降，幼稚细胞随之减少，但不能抑制骨髓。从而得出雄黄适用于白血性（即白细胞数升高的）白血病，绝对不可用于非白血性（白细胞数降低的）白血病的结论。（见《上海中医药杂志》2002年第11期）
又如，石瘕一证，历来多认为是瘀血积于胞宫所致的癥瘕一类的疾患，至今中医界多持此种看法。但毛对山曾在医案中记载：“元代南邑顾寿五妻王氏，至大辛亥年（1311年）怀孕四十年未生产，亦无所苦。遗言必剖腹查看，其夫从她遗体腹中剖出一成形男胎，已坚如铁石。”近人蒲辅周先生亦记有一孕妇流产后下一物如豆大，坚硬如石。而1980年我国电视报道，从一例妊娠35年未产的妇女腹中取出一化石胎儿的病例。以上病案说明，《内经》所说的石瘕应该是以化石胎儿为主症的一种疾患。该病生于胞宫，以腹大，月事不以时下，状如怀子为特征。为何有的孕妇妊娠竟会使胎儿钙化？这一机制仍未明确，但医案则为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的重要临床资料。
又如，在研究清代光绪皇帝的死因时，从现存清宫病案——《万岁爷用药底簿》的有关记载表明，光绪皇帝自幼体弱多病，罹患多种痼疾，迄至光绪三十三年，他已卧病不起，及至死前数天，还曾用过多种方药进行抢救，足见他是死于疾病的，从而反证既往曾出现过的慈禧太后加害致死之说不足以成立。
再如，中药十八反是传统中药配伍禁忌的重要内容之一，历代本草多有记载，但许多古今医案中又可见到应用含十八反药物的案例，这就为中医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临床资料。
7．医案是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素质的催化剂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年的中医教学告诉我们：提高学习效果的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临床能力是要多读医案的。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培养知识面广，有丰富观察力、想像力、判断力，即有科学方法修养的创造性人才。医案可以使我们窥视历代名医的成功之路，掌握名医的治学精神，领略名医的高超智慧，从而热爱中医，学好中医。
近年来，在中医院校的学生中，大部分对中医怀有浓厚的兴趣，立志毕生从事中医工作，并渴望作出自己的贡献。但也有一部分学生对中医并无兴趣，只是在现实中还不能完全凭自己的志趣选择未来职业的情况下，通过高考而步入了学习中医的行列。不少人是在父母或亲友的劝导下报考中医院校的，他们自身并没有学习中医的兴趣和爱好。在中医院校的新生中，属这种情况者为数不少。如何对他们进行热爱中医专业教育，培养他们对中医的学习兴趣，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
前人说：“读书不如读案。”透过一个个医案，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个医家运用其高超的医疗技术诊治疾病的画面；研究一个个医案，我们仿佛在跟随一个个名医学习医术。医案的真切性、直观性、生动性、实效性、综合性、故事性等特点，是其他中医理论和方药书籍所不及，名医佳案常常使人爱不释手，拍案称奇，学习兴趣油然而生，良好素质由此而成。
8．医案是掌握中医窍门登堂入室的钥匙 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过：“未来的文盲再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归纳法的创始人、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跛足而不迷路，能赶过虽健步如飞但误入歧途的人。”然而，初踏宝山者，会被金光灿烂的财宝弄得眼花缭乱。初学中医者，往往为学无良策、学不得法而苦恼。
学好中医的捷径在哪里？怎样才能登堂入室掌握学习的窍门呢？怎样才能做到“事半功倍”，避免“事倍功半”呢？
我们认为，医案学习是掌握学习窍门登堂入室的钥匙。每个医案都反映了医生救治病人的活生生的事实，其间医家的望诊之神、闻诊之妙、问诊之巧、切诊之工尽现其中，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灵活运用，内治、外治、针灸、推拿、气功、导引、食疗等巧施合用，其识病之准、辨证之精、组方之巧、用药之妙，常令人赞叹不已，拍案称奇。一部《临证指南医案》曾给无数习医者指示迷津。正如黄凯钧说：“近来习医者，案头无不置一叶氏医案。”综观历代医家的成才之路，无不重视阅读研究前贤医案。
9．医案是中医教学及考核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内容 秦伯未先生曾说：“余之教人也，先以《内》《难》《本经》，次以各家学说，终以诸家医案。”中医医案无不广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各个学科，带有明显的专业技能性和知识综合性的特点，对于提高中医理论与临床水平大有裨益。因此，早在周朝时就已将医案作为考核医生医疗水平及决定其升迁的依据。宋代太医局就明确将医案写作与分析作为评定学生成绩的依据之一。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也将医案列入主要课程，如施今墨先生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张山雷先生执教的浙江黄墙中医学校等，均开设有医案课。近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院校已开设《中医医案学》课程。医案是中医教学及考核学生学习成绩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中医教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0．医案撰写是中医临床工作者的基本技能和要求 “找长工看出汗，找郎中看脉案（即医案）”，这是当代中医耳鼻喉科界学术权威、中华全国中医耳鼻喉科学会主任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干祖望教授所引用的选医谚语。意思是说，出汗多少能反映出长工出力多少，医案水平如何则能反映出医者水平之高低。干祖望教授曾明确指出“医案是衡量中医临床特色与水平的重要砝码”，并在《中医药导报》2000年第9期《新世纪论坛》中感慨到“今天，我提出中医临床学术之衰退，责之于不写医案，也许语出惊人，但你平心静气地思索一下，也许会认同，这是平常之理，真实之事”。当代著名医家邓铁涛教授也曾明确指出：“中医药学之发展，不是依靠实验室之实验研究，主要靠在中医系统理论指导下，反复进行临床研究，而病案就是临床研究的资料或总结报告。”
应该说，每位中医临床工作者都要经常书写病历，但要从大量的临床病案中筛选出颇有学术价值的医案，加以撰写，道出心得，则并非易事。它不仅要求作者的学术水平，而且要求其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等。中医医案虽然仅为一种记叙性文体，但却要求文字流畅，措辞准确，层次分明，主次相宜，环环紧扣，析理有据，理法方药一线贯穿。书写医案的质量实可反映医生的理论思维和临床诊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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