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竞争力关系视角

5.4　调控异质移民：异质移民、城市化与竞争力关系视角

如前所述，无论是移民的异质性Ⅰ还是Ⅱ，都将对迁入地的城市化产生重大影响，而对异质移民进行调控也将不可避免地涉及该地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城市化与竞争力本身又存在静态和动态的密切联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甚至会导致路径依存。因此，政府在调控异质移民的过程中，应对它们三者之间的联系予以重视，一方面要注意其相互影响从而在政策的制定中考虑连锁效应，另一方面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也可以对这些联系善加利用。

无论对迁出地还是迁入地政府而言，在对异质移民进行调控时，其实首先要解决的都应该是现有要素的配置问题。对现有要素的配置能力即原生竞争力，因为它是派生竞争力进而综合竞争力的基础，那么只有在这方面做好，该地才能吸引有利要素的流入以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专论移民问题，那么迁入地政府应当做的就是对现有的移民充分利用。一方面，要在制度上为他们提供好的生产条件，即尽量使他们充分就业或顺利经营，同时保障他们的权利不受侵害；另一方面，要为他们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减少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排斥，加快他们的社会融合。在这一点上，迁出地政府的对策也大致相同，只有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移民外迁的趋势才能受到抑制(当然，并非所有的移民外迁都是坏事，但要素配置效率提高能促进经济增长，这有助于缩小它和迁入地之间的差距，因此关键性人才的流失也能减少)。反过来讲，如果在要素配置这方面做不好，迁出地将面临严重的人才外流，而迁入地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并非所有的移民都会及时二次迁移，若他们在迁入地城市受到了糟糕的待遇。一方面，他们可能失业、隐性失业或者大量汇款回乡从而在加重迁入地城市承载负担的同时却并没有作出相应贡献；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可能走上行为失范的道路，而进一步加重迁入地城市的负担。总而言之，会极大妨碍迁入地的正常城市化进程。而鉴于城市化同竞争力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削弱其竞争力，使其经济步入恶性循环。

除要素配置以外，另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要素交换。在对异质移民进行调控时，迁入地政府应注意对移民的吸收要有选择性，在选择时要同时考虑移民的异质性Ⅰ和Ⅱ，即一方面要注意移民的贡献方式是否为本地经济所缺少、贡献大小如何，另一方面还要注意移民在主客观因素作用下将作出何种决策，在此基础上，与移民所带来的城市承载负担相比较，以权衡他们的迁入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从而决定是否引进以及引进的配额。对迁出地政府而言也是如此，因为有时移民的外迁并不是坏事，如乡村剩余劳动力，但在另一些时候，移民的外迁却能严重损害当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大量技术型人才的外流。如果要素交换做不好，则一方面直接体现该地不具备相应的派生竞争力，另一方面会使当地的异质人力资本可能在比例上失调进而难以充分利用，这会削弱其要素配置效果，同时也会使很多人无法就业或充分就业，从而阻碍城市化进程，而一旦城市化和竞争力如此互动起来，该地的经济就会步入恶性循环。

所以，对异质移民进行调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要弄清这些移民的分类及特点(本书的第1、2、3、4章)，还要考虑他们与城市化和竞争力的密切联系(本书的第5章)。政府在对异质移民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应对这些问题多加重视，使移民能对经济发展发挥最大、最有利的作用。

【注释】

(1)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评估了各国向其人民提供高水平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取决于一国使用现有资源的效率。因此，全球竞争力指数衡量的是决定当前和中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一整套制度、政策以及其他因素。全球竞争力指数由超过90个的变量构成，其中2/3的变量来自企业家问卷调查，1/3来自现有的公开数据。变量被分为9类，每一类都被视为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健康和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市场效率、技术准备、商业技巧和创新)。每一类对竞争力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有很大不同，这取决于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考虑到这一点，在全球竞争力指数的计算中，各类项目被赋予了不同的权数。(参见WEF网站，http://www.weforum.org/en/initiatives/gcp/FAQs/index.htm．)

(2)以WEF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为例，其中涉及要素交换的项目就包括进口(Import)、出口(Export)、人才流失(Brain drain)、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FDI and technology transfer)等，而其余大量的项目则涉及要素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