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闽商整体退却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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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上海闽商整体退却及其原因晚清以降，上海一些地域商帮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单单以西方殖民经济的冲击，商帮旧的行业和经营方式不适应近代化的变化发展作为解释体系，从而得出上海的近代化淘汰了旧商帮，未免过于简单，至少用它来分析上海闽商的退却并不准确。上海闽商的整体退却应从上海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开始，进入民国形成定局。

近代上海闽商整体退却及其原因_移民群体与上海社会

近代上海闽商整体退却及其原因⁽¹⁾

晚清以降，上海一些地域商帮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单单以西方殖民经济的冲击，商帮旧的行业和经营方式不适应近代化的变化发展作为解释体系，从而得出上海的近代化淘汰了旧商帮，未免过于简单，至少用它来分析上海闽商的退却并不准确。从晚清到民国，上海闽商确实无论在数量规模、城市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呈退却的趋势，与上海的近代化并不同步，但对整个福建商帮而言，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直是一个主要的目标市场，因此考察上海闽商整体退却及其原因，除了考虑上海闽商特有的经营方式、经营环境等，更须注意其时福建向外大规模移民情况、福建商帮在东南亚贸易中的地位等重要因素，这是上海闽商与其他商帮最大的不同之处。

一、整体退却总趋势

1843年后的上海闽商，面对浙商、徽商的崛起及粤商的重整旗鼓奋力开拓，其发展呈全线退却之趋势。尽管对于细致描述整体退却的轨迹，仍然存在着资料上的困难，但还是可以从上海经济结构的变化、上海闽商的行业经济与经营方式与之适应程度、闽商会馆的状况等情况进行分析，最终对这一退却趋势作一个基本的评估。

上海闽商的整体退却应从上海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开始，进入民国形成定局。上海是一个以港兴商、以商兴市的城市，1860年代之前，商业是其经济的主要成分。上海的商业是一个主要由埠际贸易、对外贸易和城市零售贸易所组成的体系，其中埠际贸易的地位最为突出。上海闽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业，都表明他们主要在上海的商业埠际贸易中显示重要作用。然而1860年代之后，首先是商业大佬控制一切的局面发生变化。其次是沿海埠际贸易地位突出的格局也被打破，中外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强劲冲击力完全展现出来，仅正常中外贸易额达到1.7亿元，超过鸦片战争之前城市商业贸易总额2400万元以上，“它意味着成千累万的英国及欧美商品涌入了上海市场，并通过上海市场处置转而运销于中国内地市场，意味着价值数千万元的中国生丝、茶叶经过上海市场的运作进入了英美法德等国家人民的生活。西方与东方的商品构成了上海历史上前所未有巨大物流，率先在上海瓦解着固守着的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改变着传统经济下上海城市的对外贸易结构，改变着商业在上海城市经济中的地位”。⁽²⁾这意味着上海传统商业以埠际贸易为主角的状况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埠际贸易内部结构也发生变动，埠际贸易的主角豆米、食糖贸易，基本上掌握在了外国人手中。英美等国的棉、毛纺织品等工业品进入埠际贸易网络。另外，丝、茶、鸦片也以上海作为集散地。凡此种种，都使上海闽商参与的食糖、棉、棉布、纸、木等的沿海埠际贩运体系受到强烈的冲击。

建汀会馆在光绪九年（1883年）立龙冈会碑，“议将月捐等即行停止，另募龙冈会捐款生息。”⁽³⁾实际上已透露出会馆维持经费出现问题的信息。建汀会馆是上海闽商中建宁、汀州籍纸、棕商人所建立。开埠以后，土纸受到机纸的冲击是毫无疑问的，建汀会馆在进入民国以后停止了活动，其财产及义冢都变卖给了辅元堂。

考察上海闽商赖以获利的南北洋沿海埠际贩运贸易与东南亚的三角贸易，南洋庄中商帮及其经营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上海闽商的老字号福裕南、丰兴栈、裕泰号等都在晚清民初歇业。1920年代到1930年代，虽有一批上海闽商南洋庄的建立，但其中不少是南洋华侨投资产业。在非侨资南洋庄中，传统的食糖、海味、杂粮等业都被本帮和广潮商人所占据。上海档案馆馆藏行业档案和相关的史料也表明，在城市诸多行业，或某些曾经非常活跃的行业，上海闽商并不占据主要地位，有些行业已鲜见上海闽商的踪影。

20世纪40年代上海同业公会中的闽商成分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所藏同业公会档案制作。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同业公会档案中有的留下了会员名册，有些则只有理事和监事名册，因此当无会员数时，就用理监事成员数代替。一般而言，理监事的设置是具有一定地域代表性的，有无闽籍理监事，多少也能说明闽籍会员的多寡或经济实力。从表中可知，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在食糖、檀香桂圆、进出口贸易、豆米油粮、南北货、洋杂货等行业，上海闽商并不见有绝对优势。而在航运、染料、茶、纸棕、木材等曾经活跃的行业，几乎看不到福建商人的踪影，而这些应是福建商人比较多涉足的行业。

我们也可从一些上海闽商创始经营的行业发展史中窥见其退却的轨迹。

糖商业，早期上海食糖进口大部分来自南洋各地。在1920年前，菲律宾黄糖和爪哇砂糖是闽商九八行兼营的传统商品之一，多由荷印华侨糖商直接委托在沪同乡代销或闽籍华商回沪开店经营。1930年代起，本帮与宁商的食糖经营崛起，闽商的业务大为减少。此后又因关税的不断提高及洋商占据上海食糖进口等诸多因素，许多行号转向或歇业。海味杂货业，在开埠后30年间仍占优势，孕育了像叶鸿英这样的富商巨贾。民国时期，也由于洋商的垄断和局势的动荡，30年代呈下降趋势。檀香业，最初由粤商经营，随着闽商九八行的兴起，逐渐由闽商所替代，上世纪末，檀香进口被怡和洋行把持。进入民国，华商经营檀香业虽有起色，但闽商已不占据主要地位。米业也是闽商兼营的重要行业。上世纪30年代初，由于对行情估计错误，大量吃进洋米，却逢1932年国内食米丰年，米价从每担16元跌至8元，“闽帮行家就接连倒了六七家。”⁽⁴⁾与此同时，在上海开埠后的新兴工商行业中，诸如航运、银行、洋布时装、百货业、纺织业、工矿企业、食品、造纸、火柴、玻璃等行业，只有少数上海闽商涉足。

闽商在一些曾经占据优势的行业几乎不见了踪影。如纸业、棉花棉布、国产染料等。其中闽商在炒货业中的进退可谓最极端的一例。上海炒货业曾为福建商贩最早开创，他们以挑担方式走街串巷流动出售，一度独占这一行业，⁽⁵⁾以后炒货业逐渐从流动经营到设立固定商号，而商号所雇青工多为宁波籍，逐渐促成了宁帮炒货店在全市发展起来。1918年后，山东籍商人来沪经营炒货，势力发展迅速，形成宁波帮与山东帮并峙的局面，而闽商则完全退出这一行业。两次淞沪抗战后，山东人一跃而独霸炒货业。于是到了1930年代到1940年代，人们言及炒货业已不知有闽商了。

从上海闽商代表在上海商务总会、上海总商会中的数量和地位，亦可窥知其在上海商界的位置。

上海商务总会中的闽商代表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整理。

其中1908年，有两位上海闽商出现在备选议董名单中，他们是：海味商叶鸿英、钱业商章韫山，但因票数不过半而未被选中。1909年，在会员名单中有上海闽商：章韫山和叶鸿英，还有水果商人江荣侪。⁽⁶⁾

上海总商会中的闽商代表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资料整理。

显然，上海闽商会员数表面上没有减少，但由于商会会员总数在增加，对闽商而言仍然意味着减少。而且，自1920年以后，上海总商会会董中已无闽籍商人，这也同样说明了上海闽商势力的减弱，上海闽商在商界的影响力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1947年上海各业同业公会闽籍理监事

资料来源：《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理监事名录》，市商会1947年；上海档案馆同业公会档案。

1947年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理监事籍贯比例统计表

资料来源：《上海市各业同业公会理监事名录》，上海市商会编印1947年。

上述两表显示，在上海各业同业公会中，担任理事和监事的上海闽商比例位列第五位，其比值与位列第一的江苏几乎不能同日而语。同业公会虽然已超越了地域和乡缘，但理监事成员往往与其在行业中的地位有关，上海闽商在各业中理监事数量的减少，至少说明上海闽商在行业经济中的地位已无足轻重。

闽商退却与其经营方式的关系

上海闽商的整体退却与其经营方式具有很大流动性存在极大的关联，他们并不总是上海城市中稳定的商人群体。上海闽商主要集中在商品流通领域，上海的流通领域主要以埠际贸易、城市零售贸易、对外贸易所相互联结的网络所构成，从现有的较为完整的同业公会档案考察，同业公会中的会员主要是城市零售业或批发业所组成。上海在鸦片战争后成为中国不少重要商品的集散中心，在这样一个巨大贸易市场中，一些行业或商品的埠际转口批发贸易往往比上海城区的零售批发贸易要大得多。上海的客籍商人中还活跃着一群真正意义上的客帮，他们专门往来于家乡与上海、或其他地方，从事着大宗的批发代理贸易。上海的“申庄”空前发达便是这种现象的证明。客帮中无论是人数还是交易量，福建商帮常常是大帮。而且20世纪40年代末，闽商在上海绝大多数行业中都已踪迹寥寥，而转口贸易行业仍有37家，这是绝无仅有的情况。说明至少在民国期间，福建商人作为大量批发代理的商帮仍活跃在上海市场。他们一般不会出现在同业公会中，如同上海南洋庄商人，早期都依傍于会馆，现以上海几个重要行业的行业交易情况为例。

糖商业：如前所述，闽商主要集中在进口行业，尤其在土糖进口领域，闽商与广、潮商人平分秋色。而且其营业方式有两种，一是向产地收买糖品，转运来沪。一是代产地出售糖品，收取佣金。上海的糖店一般不亲自到产地进货。棉布商业：20世纪40年代的同业公会资料中未发现大量经营洋布商业的闽商，但是闽商是棉布申庄贸易中的大帮。上海逐渐成为进口洋布集散枢纽后，各大城市棉布商都纷纷来沪设立申庄，采购数量逐年上升。福建帮是其中的大帮。包括厦门帮、福州帮和泉漳帮，他们在上海设立申庄，采办洋布，种类以漂布、本色市布、洋纱、洋罗为多。国货也采购，以土染洋布、粗细斜纹布、粗布较盛。大帮的特点是，大额办货（一家申庄一次买进白布一、二百包，花色货二、三十箱，不以为奇），现款（当天打五天期庄票提货）交易，行业定货店、号无须垫款，将客帮年付庄票转票后（扣去利润）再付与洋行提货，将提货单径交报关行车货装船。⁽⁷⁾闽商还是申庄贸易中的大帮。申庄未必固定代理经营一种商品，往往什么商品走俏就代理买卖什么商品。申庄商人分南洋帮、北洋帮和长江帮。南洋帮为大帮，还分福州、厦门、汕头、广州、香港、台州、温州等帮。闽商属南洋帮，大都兼营进口，业务量相当大，资金雄厚，他们一般不驻报关栈，均驻一些大楼或在租界里弄中租赁房屋，有的向政府注册。他们的利润比设店经营优厚，遇有巧价之货，可以不花定金买进，任意加价（称之为“戴帽”），牟取厚利，其余如报关水脚费及大批货物都有回佣，有的按所办货次百分之二扣算，有的由店家自由赠送，以生意大小为转移。而申庄开支并不大，除雇有若干薄薪职工，别无他用。故此业商人往往不仅在原籍广置房产、田产，在上海也是住洋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多数还搭股开店。2006年，笔者通过福建省驻上海办事处陈广蛟副处长，得以阅读早年在上海从事申庄生意的闽商陈善知先生所写诗集，⁽⁸⁾稍感上海闽商的申庄生涯。

奔尘谋生情况⁽⁹⁾

浮生红尘八十春，奔波海外沐栉风。

谋设申庄代办理，磨苦做到各面通。

勤人手眼争胜利，逐物捷足向奇功。（捷足得奇货）

仆仆马途蹄不息，打出各口南北通。

负任不！躲寒暑，船期弗能避风雨。

外交随缘应世故，自奉菲薄戒酒荤。

……

这首诗比较形象地勾勒出申庄商人的生活。陈善知，上海文献史籍中并无记录，但他是福建众多出外经商谋生，晚年回乡定居者之一。诗中描写了母丧，葬礼极尽隆重，萨镇冰等亦表示了悼念，可以想见当年必定为有一定影响力之商人。

1935年后，驻沪客帮生意逐渐衰弱，这也是上海闽商退却的重要因素。客帮生意萧条原因有三：一是日本侵略，局势动荡。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强占东北，接着是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伴随着日军对中国的步步蚕食。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日本在军事侵略的同时，还进行大规模走私活动。另一方面，全国抵制日货风起云涌。这都使兼营进口生意、尤其是中日之间的贸易大受影响。如上海闽商著名代表叶鸿英就因抵制日货，生意几乎一蹶不振。二是交通运输发生变化。1936年，粤汉铁路建成，加上之前1908年、1909年的沪宁铁路、沪杭铁路，上海通往南方各省的交通更为便利快捷。一些省的土特产，过去要依靠轮船，由上海转运各地，现在可直接分装各地，不必经过上海转口，客帮生意就减少许多。三是恶意竞争，局势动荡都会使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而申庄业务大多要代垫款项，最快也要有半个月期限，稍有不慎血本无回。两次淞沪战争，损失也不小。抗战胜利后，有一小部分陆续复业，但生意已远不如前。尤其是外货的进口数量极少，再加上通货膨胀，价格一日数跳，往返间代垫款项已大打折扣，甚至化为乌有，于是歇业者众多。尽管如此，同业公会档案显示，从1938年到1942年，“上海市转运报关商业同业公会”仍有相当数量会员，只是福建籍只剩4家。⁽¹⁰⁾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现代轮船业和铁路运输未兴起前，上海闽商主要是凭借糖商业、海味业、豆米业、果橘业、檀桂业及棉、布、纸、茶、木材等的帆船贩运贸易和批发代理业务而迅速致富，民国以后一方面上海产生巨贾的行业已让位给银行业、纺织、轮船运输等，上海闽商的经营确实不再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这种主要是埠际贸易、批发代理的经营方式，表现了上海闽商经营的灵活性，同样也显示了这种经营的流动性。不固定于某一商品、不固定于某一行业，甚至并不一定都在上海地方政府经济管理的网络中留下记录。

三、福建向外大规模移民与上海闽商的退却

考察上海闽商整体退却的原因，其经营方式、经营环境与群体特性固然是考量的重要因素。但仅此是不够的。明清以降的上海，已是一个以豆、米、糖等商品联结中国南北与海外市场的港口城市，对于闽商在上海的退却应从更广阔的背景来考察。近年来学术界对南中国海与近代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作的研究，对笔者启发甚大。首先，上海近代的行业经济发展受到西方殖民经济的全面冲击固然不错，但中国对外的经济贸易并非只有在中西之间进行，还有与东南亚的经济往来不能忽略，在某些年份和某些行业还是相当密切的。其次，福建商帮是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中的一支主力军，19世纪以降，环中国海的中国海商贸易网络并不像通常认为的是急剧萎缩、衰败了，而是持续发展，⁽¹¹⁾上海闽商在沪的进退与之密切相关。

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极大地扩张了，但同时，对南洋的贸易也有推进。根据厦门海关税务司1864年的报告描述：“在爪哇、西贡、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马来亚、槟榔屿等）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这些人自然希望能够用上本国生产、制作的产品。所以厦门与海峡殖民地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贸易”，这些贸易基本上为以福建商人为主体的中国商人所操持。“在厦门口岸，中国人不必外国商人作媒介，独自经营着相当规模的贸易。”即中国与东南亚的土产贸易。19世纪70年代末，厦门口岸这方面贸易的商行有50家。1881年增加到183家。⁽¹²⁾从全国对外贸易的情况来看，对南洋直接贸易华南各口比重较大，上海对西洋的贸易比重大，对南洋的贸易比重经常在10％，在全国的比重也只有30％多一点，但上海对南洋贸易发展却比较平稳。⁽¹³⁾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有成倍的增长。某些行业与产品如食糖，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华商食糖进口取代了外商洋行的优势地位。⁽¹⁴⁾日用杂货商品在上海城市的零售市场主要粤商、甬商等占据着优势，但在对南洋的贸易中显然闽商占据优势。

要考察上海闽商的退却更应关注福建商帮在同时期的发展状况，上海闽商与整个福建商帮的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明清以来，地处沿海的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宁波商帮和山东商帮等不但活跃于国内商场，而且驰骋于环中国海海域，是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的主要构建者。其中，福建商帮是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中的一支主力军。这已为学术界所认同⁽¹⁵⁾这一商帮的主体部分是由福建南部的商人群体（泉漳商帮，或闽南商帮）构成的海商。历史上，福建商人很早就从事环中国海海域的跨国贸易。在明清私人海上贸易兴盛时期，福建商人更是一马当先。其时，福建商人的足迹几乎遍布环中国海各重要贸易口岸及其附近地区。这为近代福建商帮在这一地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福建商帮仍然是活跃于环中国海海域的中国商帮中，活动区域分布最广的一支。除中国大陆沿海和台湾各主要口岸外，海外则以菲律宾的马尼拉、宿务，马来亚的马六甲、槟城、怡保、吉隆坡、新加坡（海峡殖民地），印度尼西亚（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爪哇、三宝垄、泗水、望加锡，以及日本的长崎、神户、福冈、下关为主要活动处所。宁波商人也有着历史悠久的海外经商史，在明清私人海上贸易鼎盛时期，宁波商人同样曾非常活跃于环中国海的跨国贸易。但是，在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的建构中，宁波商帮的地位比不上福建商帮和广东商帮，尽管其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远在后两者之上。宁波商帮在这一地域的活动处所，除香港外，主要集中在日本，次为马来亚。因而，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宁波商帮一般都与江浙、江西等地的商帮一道被归并为三江帮。山东商帮也从事跨国海上贸易，但其活动区域更狭小。主要集中于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的部分沿海口岸，如日本的长崎、神户、大阪和朝鲜半岛的仁川、汉城等地。即基本上局限于北中国海经济圈内。

有学者认为，19世纪以降，环中国海的中国海商贸易网络并不像通常认为的是急剧萎缩、衰败了，已失去独立性，成了欧洲商业势力的附庸，这很有见地。文献和研究都表明，在19世纪上半期，中国海商在环中国海海域内仍保持着与17、18世纪大致相当的贸易规模。中国海商仍然是这一地区最活跃的商人群体，具有相当大的贸易优势。英国国会文件就曾经指出，中国商人的帆船“每年驶往爪哇、婆罗洲北部和西北部诸港、苏禄群岛、西里伯的望加锡以及苏门答腊的一些口岸。这种贸易大多有这样的特点，即这些帆船在与苏禄海及西里伯海域许多独立的海盗土酋取得默契后，便可在群岛间进行沿岸贸易。这些地方拒绝欧洲人，试图去接触也是很危险的。从中国出口的货物主要是粗陶瓷、丝织品、茶叶、家具，以及其他华侨的日常用品。在这些岛上，尤其是在婆罗洲和爪哇，华侨为数众多。帆船回程所载的货物为班卡的锡、巴达维亚的糖和牛皮，以及胡椒、槟榔、燕窝、海参、蜂蜡、莎藤等，以供应中国市场的需要。”另据《澳门月报》的记载，在19世纪中叶的上海，每年有来自福建的商船约300艘，来自广东的商船约400艘。这些以福建船和广东船在上海海关登记的船只，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来自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爪哇、苏禄、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等地。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与日本相继被迫打开国门，开设一批又一批的通商口岸。这一方面固然大大扩展了东亚与西方的贸易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带动了环中国海贸易网络的发展。过去学界显然大多仅注目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据日本学者杉原熏的研究成果，在19世纪后半期，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超过与欧洲的贸易。“厦门是中国市场与南方市场的沟通点。南方市场包括曼谷、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马加撒等地。在爪哇、西贡、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马来亚、槟榔屿等）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这些人自然希望能够用上本国生产、制作的产品。所以厦门与海峡殖民地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贸易。”⁽¹⁶⁾这些贸易基本上为中国海商所操持。事实上，进入20世纪后，环中国海的华商贸易网络仍然清晰可见。尽管现在国内能够利用的涉及上海闽商与东南亚、日本的贸易资料比较分散且不连贯，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长崎找到的一些日本华商与国内乃至上海生意往来的书信，可以向我们提供极其生动的实例。戴一峰先生对日本长崎的华商商号作了考察研究，以“泰昌号”为例，“泰昌号”是中国商人的一家中小规模的商号，创立于1901年，1938年歇业，1959年最后关闭。中小规模却有着一张覆盖面极广的商业网络。据泰益号现存的可判明其发信商号、地点和发信人的30多封信来看，在1901—1938年间，泰益号总计和4099家商号发生业务往来关系，其覆盖区域包括：日本本土52个贸易点、1321家商号，朝鲜半岛12个贸易点、80家商号，台湾29个贸易点、1939家商号，中国大陆47个贸易点、644家商号，香港82家商号和南洋8个贸易点、33家商号，而上海一地，就有11家商号与之发生贸易往来。像泰昌号这样规模的商行，当时的长崎有9家，其中5家为福建人所设。同治、光绪年间，旅居长崎的华商中以福建商人占多数，它们与泰昌号一样，依托于一张以地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操控着长崎的对华贸易。⁽¹⁷⁾

上海闽商的活动往往与福建商帮在海外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上海商界一度非常活跃的闽商叶鸿英、苏氏家族、黄奕住、黄仲涵、陈嘉庚等，都不是仅仅以上海为圆心，中国为半径，而更多的是以东南亚为活动半径。叶鸿英与苏氏家族虽以上海为立足点，但他们的业务都曾到达东南亚和日本，他们都依靠与东南亚及日本的贸易而聚敛起财富。而黄奕住和黄仲涵、陈嘉庚则都是由东南亚向国内发展投资，而且从规模上看，重点在福建省，上海只是他们经营网络中一个重要据点，当这个据点出现不适应的情况，退出上海流向南洋诸岛便是一个比较自然的选择。

上海闽商的退却也与鸦片战争后福建人口大规模地向世界各地、主要是向东南亚迁移有着间接关联。尽管这一阶段的外迁人口不以商人为主，主要是劳工、苦役，但这种大规模迁移却在东南亚形成一个移民社会，这个移民社会也成为消费相当数量中国产品的市场，这个市场不仅有当地人，更重要的是华人，于是福建人的移民与商贸联结在一起，这间接地说明了闽商的流动性和上海闽商的退却方向。

鸦片战争后，福建掀起新一轮的人口大规模外迁行动，其数量和规模都是巨大的，不少学者对此已有相当的研究。从19世纪初到1949年，福建人口迁出数量大致是500万左右。去向多为东南亚（当然，作为一种迁移过程，这些迁出人口并不一定都到达目的地）。根据1934年的调查材料，福建籍的华侨人口约占东南亚华侨人口的30％，仅次于广东。⁽¹⁸⁾1949年的统计，广东、福建两省在海外人口约1400万，在外人口约占在内人口的30％，占总人口的23％。⁽¹⁹⁾一个英国观察家这样描述厦门：“同过去一样，现在厦门地区最重要的出口是冒险家们到海外，在殖民竞争中寻找他们的运气，而最有价值的进口则是那些海外获得成功者带回本地区的经验和财富”。⁽²⁰⁾

对于移民迁出原因和职业构成的众多研究，很能说明问题。根据中国太平洋学会1935年对广东和福建两省所作的调查，迁移者外迁的原因，经济动因占全部原因的三分之二强（经济动因包括经济压迫和追求企事业发展），南洋关系占四分之一。⁽²¹⁾对于迁出人口原来职业的统计比较困难，没有完整精确的数字，但1934年陈达所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的研究可作参考。该书曾对当时1084人出国前的职业作了解和分析，发现如将经商者、行贩、店员和商店徒弟人数相加是399人，占三分之一强。次于从商者为工人。回国侨民的职业，总计调查1071人，店主、店员、行贩相加为517人，几占总数二分之一，与出国前有明显增加，工人仍占第二位。南洋重商的习惯，由南洋华侨的职业和归国华侨的职业都反映出来了。⁽²²⁾

因南洋关系而出洋也占相当比重，福建人口的向外迁移，基于地缘、血缘关系，互相和前后牵引的移民占相当比重。牵引一般是自发的，细水长流的过程。如1906年以后，进入法属印度支那的中国移民几乎全是找亲友的。甚至出现有组织的招引：1900年，闽清华侨黄乃裳与沙捞越王签订“家垦条约”，在1901年至1902年中，三次回乡招福州府属闽清、侯官、古田等县乡人1072名到诗巫、开垦种植，将那里发展成为“新福州”。⁽²³⁾

中国人在东南亚的地理分布

*关于暹罗华侨人口数，东西方的计算方式不同，主要是混血统是否计入的问题，故在数字上有很大出入。本文采用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但这并未影响这些著作关于籍贯构成的判断。

资料来源：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姚楠：《马来亚华侨经济概况》，南洋经济协进会（南京），1946年。聂德宁：《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黄文鹰等：《荷属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吧城华侨人口分析》附录（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81年。郁树锟主编：《南洋年鉴》第十篇《华侨》，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51年。

上表说明，闽籍华人在东南亚华人中某些地区是占第一位的，并且从商人数也占极大比重。他们在海外建立起了商业网络，为沿海经济创造了海外市场，在传播中国商业文明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了国际性商人。

产生这样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福建具有大规模向外移民的传统和动因。福建移民重商的传统和习惯，在东南亚构建了一个华人社会。另一方面，晚清的中国市场商品和资本对海外贸易所具有的一部分扩张力。

晚清中国国内市场最大宗商品依次为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铁、瓷器等。就一般情况而言，国内市场上最大的交易量为粮与布和粮与盐，而经济类作物（棉、丝、茶）主要是城市消费。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粮、布、盐主要由农民生产，属于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形成由商人作为媒介的商业市场的交换流通，而经济作物棉、丝、茶等商品又很少流向农村，⁽²⁴⁾城市和手工业乡镇的自我生产消费不得不保持供需平衡。但是，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作物商品化生产和手工业商品生产绝不可能停滞在自给自足的平衡水平，于是买方的缺乏便造成市场的不充分。这正是明清时期手工业品价廉物美、江南城市消费趋于奢靡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对过多的手工业商品如布和丝织品，极有潜在商品生产能力的经济作物如棉丝茶必然由于国内市场的不充分而产生寻找新市场的欲望，相对国内市场而言的新市场只有国外，即世界市场。世界市场有对中国商品的渴求。因此近代海外贸易序幕的拉开，首先不是商人的企图，而是商品或资本的欲望，是包含在商品和资本之中的小农生产的发展欲望和手工业生产因人口压力造成的低技术高劳力中利润实现的欲望。当海外市场不仅广大，而且利润可观时，商品或资本寻找市场的欲望与商人牟利企图便构成了向海外贸易的扩张力。⁽²⁵⁾

另一方面，近代东南亚社会具有消费中国商品的市场能力。从中国输出的商品，除了传统的奢侈品（包括生丝、各种丝织品、天鹅绒、锦缎、缎子、塔夫绸、麝香、安息香、各种宝石、精制陶瓷器、精美帏幔等）供西方殖民者及当地统治者消费或转销欧洲、美洲外，还向东南亚输出种类繁多、品种齐全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因为，在西方殖民者侵入东南亚时，当地生产生活用品还无法满足来自殖民者本土的官员、传教士和其他居民的需要，他们迫切要求进口高质量的生活用品。同时，由于殖民者的野蛮征战以及殖民当局所采取的一些经济政策（如西班牙在征服菲律宾的过程中，把大庄园制度移植到菲律宾），当地人民在劳役、贡赋和捐税等方面受到殖民者的残酷剥削，极大地破坏了东南亚人民的生产活动。当地的手工业亦因之遭到严重的摧残，造成生活日用品的匮缺。因此，从中国运来了各种成衣或衣料以及针线；各种家具，如床、桌、椅、长板凳；各种家用陶器以及金属盆子，水锅，还有粮食和各类食品，甚至还包括墨和纸等。这些商品不仅满足当地人民的某些生活方面的必需要求，而且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生活内容。以衣着为例，因为中国衣料或成衣的输入，东南亚人民喜欢穿用中国丝绸和棉布制成的中国衫。前西班牙时代的菲律宾贵族爱穿的黄色服装，普通人穿的蓝色服装；穆斯林妇女的紧上衣和宽松裤，基督徒的睡衣裤和流行的他加禄民族男服（犅犪狉狅狀犵犜犪犵犪犾狅犵）都源于中国。尤其明显地，他加禄民族男服是从早期中国衫（犆犪犿犻狊犪犱犲犮犺犻狀犪）中演化出来的。

华人大量迁入的东南亚，在形成华人社会的同时，成为国内相当一部分产品的输入市场。同时国内东南沿海的城市也需要南洋的土特产品。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这30年中，南洋（包括香港）向上海进口的几项主要产品如：糖、胡椒、燕窝、靛青、藤、南洋硬木、马尼拉绳、栲皮、苏木、豆蔻、肉桂桂皮、木香、丁香、槟榔等进口贸易值增长了9.5倍。上海口岸主要以南洋华侨和港澳同胞为销售对象的几种土特产品，如：绸缎、土布、纸伞、金针菜、木耳、火腿、人参、鹿角鹿茸、红枣、香菇、莲子、西瓜子等，由14.5万关两增长到404万关两，增长更快。⁽²⁶⁾

东南亚广大地区都是福建华侨，福建人的生活习惯，福建人强烈的乡缘意识，都使福建商人游走于东南亚与国内市场更得心应手，这是上海闽商呈现流动性特点的重要原因，而海外主要是东南亚则是上海闽商退却的方向。

综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后的上海闽商在上海这个市场上，更确切的是退走或游走于东南亚与中国重要商埠之间。

【注释】

(1)本文刊于《史林》2008年第3期。

(2)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3)《建汀会馆肇立龙冈会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7页。

(4)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第434页。

(5)《上海市炒熟货商业基本情况报告表》，上海档案馆S347‐3‐1。

(6)在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97、114页中，叶鸿英的籍贯误写为江苏上海。

(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页。

(8)陈善知：《追思昔景纪念诗》手书未刊稿，福建省驻沪办事处副处长陈广蛟提供。

(9)此诗为陈善知晚年所作，回忆年轻时在上海经商的生活，从诗中可知，他是从申庄中的“跑街”发展起来的商人。萨镇冰，福州人，民国以后曾任淞沪水陆警察总办、北京政府海军总长。20世纪20年代，又任福建省省长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