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营造业中的“川沙帮”

近代上海营造业中的“川沙帮”⁽¹⁾

营造业，即建筑施工行业，凡是房屋建设、铁公路、港埠、发电厂、桥梁等工程的兴建、施工、管理及修护等均为营造业的范畴。近代上海营造业，相对于中国古代营造业而言，融入了西方建筑技术和经营方式等一系列西方建筑业理念。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上海城市建筑领域的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建筑设计者、城市建筑风格的形成等，而对建筑行业中的营造行业尤其是营造群体的考察还不够。涉及这一选题的相关论著有《上海建筑施工志》和娄承浩，薛顺生主编的《老上海营造业及建筑师》，前者论及了上海的营造业，后者对上海营造业作了整体勾勒，较为笼统，提到“本帮”或是“宁帮”等更是一笔带过。《上海建筑施工志》办公室的何重建先生写过一篇《上海近代营造业的形成及特征》，对上海近代营造业形成的历史及其主要特征进行了剖析，但对于当时上海营造业中的地域群体没有涉及。然而，在近代上海营造业中，依据地缘存在着“宁绍帮”、“香山帮”和“本帮”等。其中“本帮”又多以川沙籍的营造业者为主。资料表明，近代“川沙”⁽²⁾营造业在上海营造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浦东的发展，浦东营造业逐渐受到重视。2004年浦东新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汇编了《浦东近代营造》，该书介绍了浦东一些重要的营造家，但是由于营造业资料的有限性，内容多与过往之研究雷同。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查阅了上海档案馆的同业公会资料和川沙县志，主要就近代上海营造业中的川沙营造业群体在上海兴盛的原因作一剖析，并考察他们与上海营造业的关系及对上海建筑行业的贡献。

一、川沙营造业概况

旧时称砌墙、粉刷的泥工为“水作”，筑木构架，做门窗的木工为“木作”，泥木匠承包工程的组织称为“水木作”。最早关于“水木作”的文字记载出现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在之后的将近半个世纪里，一些传统的水木作工匠学习了西方的建筑企业管理经验，在积累了一定资金的前提下，开始迈出了近代营造业的第一步。清光绪六年（1880年），来自川沙青墩（今蔡路乡）的杨斯盛创办了上海近代史上第一家由国人开设的营造厂⁽³⁾——杨瑞泰营造厂，这是上海第一家独立的近代工程施工机构。它在1893年独立完成了当时规模最大，式样最新的西式建筑——第二期江海关大楼，质量之好，令西方人赞叹不已。文献记载：“光绪中，江海北关建榷署，悬最新式，招承揽，群匠鄂却，斯盛独应之。工成，大为西人欣赏。”⁽⁴⁾此外，杨斯盛在中国首创以钢材为骨、凝以水泥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严家桥垂圮，更新之，桥身纯用塞门德土而以钢骨为骨干，……竟为中国新发明之建筑物。”⁽⁵⁾同时，杨斯盛也是“上海水木业公会之筹祖”，⁽⁶⁾他在1894年至1895年间主持重修“鲁班殿”，筹建水木工业会所。之后，杨斯盛以其斐然功业成为了近代上海营造界的领袖。伴随着杨斯盛的享誉上海，近代川沙营造业也开始在上海滩声名鹊起。

近代川沙营造业在上海兴起的标志是一批由川沙人创办的营造厂在上海市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根据《建筑施工志》记载，“1880—1919年注册的10家主要营造厂”，⁽⁷⁾其中有六家营造厂为川沙人创办，分别为：杨瑞泰营造厂、顾兰记营造厂、裕昌泰营造厂、姚新记营造厂、王发记营造厂和周瑞记营造厂。随着近代上海建筑业的飞速发展，浙江和苏州等地的营造者也纷纷进入上海创办营造厂。他们开设的馥记营造厂、新仁记营造厂等在近代上海营造界有着很大的知名度。因而，“进入本世纪二十年代，上海营造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呈现出清一色的国人一统天下的局面。”⁽⁸⁾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营造厂数已超过2000家。（见“近代上海营造厂发展简图”⁽⁹⁾）但是，即便是处于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仍有不少川沙人不间断地开设新的营造厂，并以其实力得以生存。其中，20年代创设的陶桂记营造厂、公记营造厂等在上海营造业中崭露头角，赫赫有名。

根据1945年至1946年上海市营造业同业公会的会员登记，在厂主籍贯一栏中明确填川沙籍有81家。⁽¹⁰⁾有些厂主的籍贯写的过于模糊，如只写上海、江苏、浦东等，其中籍贯登记为上海籍的有255家，江苏籍的有82家，浦东籍的有94家。川沙籍营造厂主陶桂松和陶伯育在籍贯一栏中写为“江苏”，赵茂记的赵茂生登记为“上海”，考虑到川沙行政区域、隶属范围在近代多有变化，所以不排除在以上三种情况中包含着川沙籍的营造厂。但是由于资料的有限，难以准确统计。笔者还参考了《川沙县续志》、⁽¹¹⁾《上海建筑施工志》等一些相关材料，发现还有一些川沙籍营造厂并没有在“上海市营造工业同业公会”登记。综合这些因素可以这么认为：从1880年到1945年，明确为川沙人在上海创办的营造厂约有100家。但是介于上述原因，笔者估计川沙籍营造厂在近代上海的数量超过100家。

通过比较近代上海和川沙营造厂的发展，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近代川沙营造业的发展与上海营造业的发展是成正比的。这在文献记载中也有体现：“即以川沙论……建筑工程之锐减，则男子失业多矣。川沙人民生计之艰难，将与上海市场之衰落成正比。”⁽¹²⁾其次，营造厂的数量与营造业的发展成正比。主要是因为“营造厂属私人厂商，同时带有封建家族特点”，⁽¹³⁾所以厂主更爱用本乡本土的营造工匠。另一方面，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营造业进入鼎盛时期，营造厂数量也随之成倍递增，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因而，川沙营造业在19世纪20、30年代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同样的它的兴盛与川沙籍营造厂的创办也是不可分割的。

近代上海营造厂发展简图

近代川沙籍营造厂发展简图

近代著名川沙籍营造厂一览表⁽¹⁴⁾

川沙籍营造厂络绎不绝的出现，带动了整个川沙营造业的发展。当然，在近代上海二千多家营造厂中，川沙营造厂的数量仅占5％左右，但就其一县而言，其数量已非常可观，而且一些营造厂跻身上海营造厂的前列。如：杨瑞泰营造厂、姚新记、裕昌泰营造厂是近代上海五大营造厂之三。上述营造厂承建了很多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是上海非常重要的建筑。如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中的先施、永安公司，现今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礼查饭店、中国银行、汇中饭店等都是由川沙籍营造厂参与承建。20世纪30年代，川沙个别营造厂还参与承建了外地的铁路和飞机场等重大工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姚新记参与建造的南京中山陵一期工程。从他们所承建的建筑工程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看，也足以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近代川沙营造业的重要地位。

二、“川沙帮”在近代上海中心城区兴盛的原因

川沙营造业的主要业绩多在上海市繁华区域，川沙境内很少有大规模的建筑工程。黄炎培先生在民国《川沙县志》中谈道：“川邑工业，水木两工，就业上海，在建筑界卓有盛誉。”⁽¹⁵⁾“20—30年代，县境有建筑工人1.5万余人，大多就业上海。”⁽¹⁶⁾那么什么因素促使大量川沙人在上海城区从事建筑行业呢？这主要是由于内部环境所迫以及当时上海中心城区社会环境的吸引。

其一，川沙地区农村经济环境的恶化，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随着上海开埠和城市化的推进，川沙农村也发生重大变化，千百年的农村自然经济逐渐破产，男耕女织的传统劳动生产方式分裂，人们难以维持生计。“（川沙）土地生产之数量，……财富之蕴藏，在江苏全省六十一县中，大抵相形见绌。”⁽¹⁷⁾在上海开埠前，川沙农民一年田间收入，输赋纳租后，不到年终，已无积余，一冬三春及明年下种之费，全赖女子纺纱所得。上海开埠后，洋布盛行，轧花、弹花、纺纱等无人从事。半片天的妇女，失去了生计。“乡间自耕农，中稔之年，除去资本，每亩获利不过银币三元内外，一遇凶歉，或农产跌价，更属不堪设想。⁽¹⁸⁾1928年，黄炎培奉命对川沙县农民生活做调查。在调查中一位农友告诉他：“夫妻两口，两个小孩，十亩田认真种，可以过活。”但是依全县田亩数，即使做到“耕者有其田”，也不满每户十亩。再除去税收后，所剩不多。因而，黄炎培在调查报告中就1928年川沙农民收入净得数的统计为：“每亩平均仅得十圆有零，则八口之家，给他十亩田，亦且不能过活。”⁽¹⁹⁾1928年的农村地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在此之前的农村地区的经济情况了。农村经济日渐出现破产的局面，地少人多的川沙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成为了严重的问题，这是川沙人之所以就业于异地的根本原因，是川沙营造业在近代于上海兴起的内因。

其二，近代上海建筑业发展所提供了较多就业机会吸引着川沙人前往。上海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对内对外交通，在开埠后，一举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海外贸易的港口。伴随着海外贸易的需要，西方各国在近代上海早期创办了洋行、银行和外国领事馆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近代工业也随着贸易引进国内，同时大量外国资本输入上海，因此，各种类型的工厂，如织布厂、机器厂等一系列工业建筑开始兴建。与此同时，“租界的扩张，人口的激增，居住等问题越来越突出。1849年英租界仅有500人，到了1853年增加到2万人。”⁽²⁰⁾由此导致了19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房地产业的兴起，一些外国投机商人和中国的官僚、买办地主纷纷在租界内购地建房谋利。这些因素推动了近代上海建筑业的飞速发展，当然，作为建筑领域中的营造业也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此外，在开埠初，上海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上海地区的民众较容易接受西方建筑，而建筑工匠也更易从事为西方设计者服务的行业。这一点原因何重建先生在其《上海近代营造业的形成及特征》⁽²¹⁾中也有论及，他引用了《夷务杂录钞本》⁽²²⁾中的一段描述，“1847年，广东省佛（山）两处泥水木工匠规条宣布：‘红毛如敢在省兴工，建造楼房，我两镇工役头人，不许承接包办，’否则对房子将‘立刻烧毁’，对工匠‘按名搜查’。”以此来证明开埠初期中国其他一些地区的建筑工匠对西方建筑的仇视态度。而在同阶段，相比之下，上海对于西方建筑的态度就较为宽松。“自上海设县以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在经济、贸易和对外交往方面举足轻重而在政治上却毫无地位的区区小县，设于松江府治下，它受中国正统传统文化的制约就比其他地方要小得多。”⁽²³⁾所以近代上海人对于外来事物的宽容接受给了建筑业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何重建先生还认为官府的“天朝”思想，以及一些人“最恶洋货”的畸形心态对于深深根植于市井乡土之中的建筑工匠并无多大的束缚和影响。所以，面对如此多的就业机会，大量的川沙男劳动力前往上海就业。

其三，川沙位于上海市东郊，离上海距离近。“夫（川沙）以逼近上海之故，人口有余，则移之上海；职业无成，则求之上海。”⁽²⁴⁾而且当时到上海当泥水匠，不需要担保，手续十分简单，这一职业技术含量也低。基于这些因素，大量的川沙男劳动力前往上海营造业谋生活，多为边学边工作。当然，早在上海开埠前，已有一些川沙人在上海靠营造谋生，他们比起前者有更多的经验。“论其量，则数之大，以水木两工为第一，他业也类有相当地位。⁽²⁵⁾1975年建工局做过一次调查，“仅是川沙县蔡路乡在1918年到上海当建筑工人就有1318人，占全乡男性人口的20％。”⁽²⁶⁾随着就业者的越来越多，营造厂的层出不穷，逐渐在上海营造界中形成了“川沙帮”。所以，川沙营造业在上海形成乃至日后的兴盛是有内部的需求与外部的吸引造成。

三、川沙营造业兴盛的原因

近代上海营造业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20、30年代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此时，与其成正比发展的川沙营造业亦在这个阶段兴盛起来。之所以兴盛除了上文所提及的上海社会环境外，亦与川沙营造者自身的专业技术和勤奋的职业素质分不开。

营造队伍得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工程可以承建。在这过程中营造厂主则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厂信誉的良好是获得承建权的重要因素。当然，营造厂信誉的建立与本厂工匠营造技艺的高超、营造厂主的个人魅力等主客观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都是川沙营造业得以兴盛的关键。首先，出色的营造建筑技术。对于中国传统的营造工匠而言，西方的砖石墙承重结构形式与中国传统的木构梁柱体系迥然不同，其装饰手法与传统中国建筑的木装修也全然相异。外国技术监工对施工技术要求苛刻，一种新的方法只是口头上简单介绍一下，就限时要求完成。外国人设计要求比较高，但是出身川沙‘泥刀之乡’的建筑工人很快就熟练掌握这门技术，砌出的彩色水泥墙‘踢脚’，使建筑监工心服口服。他们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学习很快掌握了彩色水泥、马赛克、大理石、磨石子、花岗岩等建筑材料的装饰手艺。更为关键的就是，川沙营造工人掌握着解决上海地质松软而带来的建筑沉降问题的技术。他们为解决这个问题往往采用木桩基上铺石板作为基础。然而，上海土质松软给打桩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对此，周瑞记营造厂老板周瑞庭就因为善于解决建筑施工技术难题而闻名于上海滩。当年他们承建的苏联领事馆工程建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围堤打桩因水流急被冲坍。周瑞记营造厂老板周瑞庭便利用外滩天文台潮汐资料，在水位最低时段施工，在挡水坝中加进明矾和牛粪作为干燥剂，顺利地解决了桩基施工问题。此外，1906年英租界工部局重建外白渡桥时，遇到了无法拔出木桩的尴尬局面，因此工部局破例登报向华商招标拔桩。姚新记营造厂应标，租了几只空船，利用涨潮的原理解决了问题，自此姚新记营造厂成为了国内著名的营造厂家。与此同时，1908年姚新记营造厂在上海德律风（电话）公司大楼的施工中第一个采用了西方钢筋混凝土技术。创新记营造厂也在造天祥洋行中使用大跨度钢筋混凝土屋架，在建麦边大楼时使用混凝土搅拌机，在建怡和洋行大楼时采用天然毛石，这些工艺技术在上海建筑史上都堪称创举。正是这种敢于创新、敢于尝试的精神为他们立足上海营造界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次，保证建筑工程质量，按时完工。当年杨瑞泰营造厂在造新江海关时，每块砖都要敲击听声，质量稍次些的砖就弃之不用。施工时，杨斯盛经常亲临现场检查质量。一个工匠在新江海关砌扶梯墙头时，违反质量要求砌成空心墙，被杨发现后推倒重砌。这种对建筑质量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川沙籍的营造者中不断得以流传，并将其作为一贯原则。20世纪30年代创新营造厂之所以能够鹤立鸡群，就是因为不论是工业建筑或是民用建筑他们都能够保证质量且工程进度按时或提前完成。1933年创新营造厂在造龙华水泥厂码头工程时因提前竣工获得了巨额奖金。

再次，学习英语，更好地融入西方建筑体系，与业主、工程师等建立起良好的业务关系。上海在开埠前，建筑工匠修建房屋不用设计图纸，只是根据业主的要求，合计后作一些粗略的图示，在图上注上“双龙线”、“单线”、“叠角”、“叠手”等营造术语即可施工。而随着外国建筑的进入，他们的设计图纸为全英文标注，这就给建筑施工带来了麻烦，如果理解不到就会影响整个建筑的施工，所以英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据《川沙县志》和《建筑施工志》等一些相关记载可知，近代川沙营造业主中不少人懂得英文。例如，杨斯盛早年利用在海关工作的10年时间，不仅熟悉了西方近代建筑技术，同时也学会了英语。顾兰洲则早年在轮船上做木匠时学习英语，此后更能用此与外国人会话。还有赵景如、周瑞庭等都会英语。当时，还有不少人利用夜间到青年会补习英文。在当时，英语不仅使营造者便于理解外国建筑设计者思想和理念，而且还成了进一步与外国雇主、建筑师等建立良好关系的前提条件之一。

19世纪60年代在上海建筑领域中出现了招投标形式。在投标中存在着硬标和软标两种方式。硬标，即在投标书中取标底以上最低报价者，低于标底的报价不予考虑。软标，即由业主和建筑师在考察投标的营造厂的技术、信誉、资金和曾经从事的相关工程等情况后，用“货比三家”的方式，通过投标书和全面考察后决定。因而，针对于软标形式的出现，各个营造厂商便开始积极地与业主或工程师等一些在工程承建中占有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样地，川沙营造厂主也不例外的编织自己的关系网，建立起自己的专业户。例如：杨斯盛与阿摩尔斯。杨早年在海关修补房屋的10年时间里结识了英商公平洋行大班阿摩尔斯。杨斯盛“交阿二十九年，事之大者，无不咨以行。”⁽²⁷⁾杨瑞泰营造厂正是在此人的扶助下创设的。所以，初期杨瑞泰营造厂专门承建由公平洋行投资的工厂厂房；还有顾兰洲与马海的特殊关系。顾兰洲早年在杨瑞泰营造厂做监工时结识怡和洋行、马海洋行的外国建筑师，后来与马海洋行大班马海关系十分密切。民国三年（1914年），先施公司招标时，有几家营造厂参加投标，顾兰洲与英商马海洋行关系密切，马海是当时英国皇家建筑协会会员，靠这层关系，顾兰洲揽下了这幢当时上海最大的建筑；利源合记营造厂老板朱顺生也因与匈籍建筑师邬达克关系密切，获得了此人设计的交通大学铁木工场、上海啤酒厂、向明中学等工程。另外，裕昌泰营造厂专做英租界工部局打样间业务；陶桂记专做国内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企业；昌升营造厂专门承建刘鸿生系统和英美烟草公司系统的工程。所以，能够有稳定的业务关系是保障营造厂得以运作的重要因素。

川沙营造业信誉的建立既靠前人的招牌，也靠大众媒介适当的宣传。早期杨斯盛、顾兰洲等川沙营造者在上海营造界的影响已经为其他川沙营造队伍奠定了基础，从某个角度而言，川沙营造队伍已经成了一块牌子，在许多情况下成了业主的首选目标，这当然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是，仅靠这点是不够的。1932年创办的《建筑月刊》成了各个营造厂自我宣传的阵地，他们纷纷刊登广告招揽工程。其中，川沙籍的营造厂如公记、昌升建筑公司、安记、陶桂记、朱森记、赵茂记营造厂均在《建筑月刊》上刊登广告。⁽²⁸⁾他们对于广告的设计也是花尽心思，一般广告内容都有中英文对照（针对当时上海的特殊性）。安记广告：“艺术化的建筑专家：本厂专门承造一切大小工程，坚固美观，工作迅捷，凡经本厂承造之各业主莫不一致十分满意。”⁽²⁹⁾陶桂记的广告更是用了双面版幅，在广告上登了所承建的“永安公司”和“中国银行大厦”⁽³⁰⁾的大楼照片。这种自我宣传的手法在提高自身知名度的同时，更为各个营造厂获得承建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川沙帮”对上海营造行业专业化的推动

川沙营造业是在上海营造业中孕育而生，然而它的兴盛也推动了整个上海营造业向专业化、行业化发展。在近代上海营造业逐渐趋于专业化、行业化的过程中，川沙营造业群体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其一，川沙营造业中负有盛名者是上海营造业行业协会组织的奠基人。最初，水木业工匠在鲁班殿议事活动。上海最早的鲁班殿建在唐代。鲁班殿到清末逐渐为水木公所取代，宁波帮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公所。1898年，杨斯盛着手筹建上海水木公所，但是由于几方意见不合，未能如愿。随着上海营造业的迅速发展，同业、劳资纠纷不断出现，杨斯盛考虑到这种情形不利于营造业的发展，1905年，他不顾年迈，再度邀请同业组织上海“沪宁绍水木公所”。1908年“沪宁绍水木业公所”正式成立。杨斯盛德高望重被推选为领袖董事。水木公所的出现突破了之前鲁班殿的行帮组织形式，开始发展成为自律和协调行业组织，其日常活动主要是处理工程纠纷，保护行业利益，调解劳资纠纷。如朱云记营造厂与业主程子帆为造价纠葛请求调解，经过水木业公所的协调后决定由朱云记营造厂的担保人出面继续完工，并敦促朱云记每日到场监视工作。这样不仅使得工程可以如期完工，并且减少了双方的损失。此外，洋式木业工人要求加薪一事也通过水木公所参与调解协商后使其工资增加大洋一角。⁽³¹⁾所以，水木公所的出现对于维护整个营造业的稳定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930年，水木公所改名为上海特别市营造厂同业公会。他们积极创办水木公学，同业子弟可以免费入学。创办水木医院，解决工人伤病等事宜。因此，杨斯盛、顾兰洲等人是上海营造业同业公会的重要奠基人，他们不仅积极倡导组织行业机构，同时也慷慨出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杨斯盛捐银500、顾兰洲捐银300。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顾兰洲捐银7300两，⁽³²⁾为捐款最多者。

其二，行业学术团体的促成者。川沙人杜彦耿对西方的近代建筑技术深有研究，而且英文的笔译、口语能力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同行中首屈一指。他在主持杜彦泰营造厂的过程中，对洋人的骄横跋扈，中国建筑业从业人员地位的低下愤懑不平。因而感到迫切需要组织一个团体来推动中国建筑业的进步。“杜彦耿以其学识、人品在其中颇具威望。他的想法得到大家的支持。在杜的筹划下，1931年2月28日，上海市建筑协会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召开成立大会，杜彦耿是大会五人主席团之一。”⁽³³⁾这样，上海营造业第一个集设计、施工、材料为一体的跨行业学术团体——上海市建筑协会成立。该团体不仅出版刊物，还创办了上海第一所建筑职业学校——正基建筑工业补习学校，虽然历时仅7年，但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毕业生，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尤为关键的是，1936年还主办了首届建筑展览会，不仅很好的弘扬中国建筑文化和传播西方建筑理念，对于上海的建筑事业也有着重大的贡献。

其三，策划主编学术杂志。1932年11月，由杜彦耿一手策划并担任主编、主笔的《建筑月刊》问世。《建筑月刊》杂志为营造工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其不遗余力地将西方最新技术，如快干水泥、玻璃幕墙等介绍给自己的行业。同时杜还针对当时上海营造业的情况写了《国难当前，营造人应负之责任》、《改革营造业之我见》、《建筑工业之兴革》等呼吁改革振兴建筑业的文章，并在《建筑月刊》中连续刊出《华英、英华合解建筑辞典》，这是全国唯一自编的建筑辞典。

川沙营造者在上海取得了一定成绩后，并没有忘记建设发展自己的故乡。他们在家乡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心血。1907年，杨斯盛在浦东六里桥出资20多万两银子兴建了浦东中学。为此，他几乎倾尽全部家产，被誉为“毁家兴学”。顾兰洲鉴于川沙邻海，多水患，于是“捐巨款修海塘”。1921年“复建钢骨水泥桥于川邑，凡六十七座”，⁽³⁴⁾更修筑了上川铁路。这推动了川沙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1908年杨斯盛因病逝世，次日《申报》以“工届伟人逝世”为题刊登消息。⁽³⁵⁾清政府追授以花翎、盐运使衔，并名列《清史稿》。⁽³⁶⁾1947年，上海营造行业举行了隆重的“先贤入祠”仪式，将学习西方近代建筑技术卓有成就的杨斯盛、顾兰洲、江裕生、张效良等遗像请入鲁班殿供奉。其中，川沙营造者就有两位，这些都说明川沙营造者在近代上海营造领域中的作用和地位。综上所述，尽管上海城市建筑不完全归功于某一地域群体，但川沙营造业中诞生的许多“第一”以及对于近代上海城市景观做出的贡献，确实不容忽视。

【注释】

(1)本文刊于上海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八辑，署名高红霞、贾玲。

(2)川沙县境多有变化。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始置川沙扶民厅。辛亥革命后，改厅为县，直隶江苏省。1958年隶属上海市。1947年，川沙全县面积为223平方公里。1961年浦东农村地区划归川沙县。

(3)营造厂，俗称“大包作头”，按照西方建筑公司办法进行工商注册登记，采取包工不包料或包工包料的形式，接受业主工程承发包。

(4)黄炎培：《川沙县志》卷十六“人物志”。

(5)《水木工业公所记　先贤入祠纪念册》，上海档案馆S133‐1‐1。

(6)《水木工业公所记　先贤入祠纪念册》，上海档案馆S133‐1‐1。

(7)上海建筑施工志编委会：《上海建筑施工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

(8)上海建筑施工志编委会：《东方“巴黎”：近代上海建筑史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9)娄承浩、薛顺生编：《老上海营造业及建筑师》，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上海市营造工业同业工会本会会员登记表（1945—1946年）》，上海档案馆S133‐1‐37至40。

(11)《川沙县籍近代营造企业家业绩一览表》，转载于《川沙县续志》（2004年版），第815页。

(12)黄炎培：《川沙县志》卷首·导言（1937年版）。

(13)上海建筑施工志编委会：《东方“巴黎”：近代上海建筑史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14)根据档案资料、《川沙县志》、《建筑施工志》等资料汇集而成。

(15)黄炎培：《川沙县志》卷五“实业志”（1937年版）。

(16)朱鸿伯主编：《川沙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4页。

(17)黄炎培：《川沙县志》卷二“舆地志”（1937年版）。

(18)黄炎培：《川沙县志》卷五“实业志”（1937年版）。

(19)黄炎培：《川沙县志》卷五“实业志”（1937年版）。

(20)娄承浩、薛顺生编：《老上海营造业及建筑师》，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21)何重建：《上海近代营造业的形成及特征》，《第三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

(22)黄元颐：“夷务杂录钞本”卷二十四，转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

(23)伍江：《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24)黄炎培：《川沙县志》卷首·导言（1937年版）。

(25)黄炎培：《川沙县志》卷首·导言（1937年版）。

(26)上海建筑施工志编委会：《东方“巴黎”：近代上海建筑史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27)谢作祖、何重建：《一代名匠——杨斯盛》，《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一期。

(28)《建筑月刊》1933年1、2月，1934年7、10月，1936年10月，1937年1月上分别刊登了公记、昌升建筑公司、安记、朱森记、陶桂记广告。各个营造厂的广告多次出现在不同时间的《建筑月刊》上。

(29)《建筑月刊》1933年1月。

(30)《建筑月刊》1937年1月。

(31)《沪宁绍水木公所会议纪录2（1930.2—1930.6）》，上海档案馆S133‐1‐12。

(32)《水木工业会所记》，上海档案馆S133‐1‐81。

(33)《上海建筑施工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70—471页。

(34)参见《水木工业公所记　先贤入祠纪念册》，上海档案馆S133‐1‐1。

(35)《申报》1908年5月1日。

(36)《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