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证相应的基本内容

方证相应，渊源于古代，为张仲景所创立，尔后又在唐宋及现代医家的论述中，日益完善和深入。虽然前面已经从古到今把方证相应的形成到发展说了个遍，但估计大家看后，会在脑海中产生了无数个问号。这里提到的方只是指《伤寒论》的方吗？只是那113方就可以治疗那么多病？能治古代的病，那一样能治现代的病吗？是否应该把后世诸方都纳入到方证相应的辨证体系中？“证”又是什么？方与证之间是怎么建立起相应性的？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证就用这个方呢？如果这个证与这个方不完全对应时，是否需要对方药进行加减变化？有什么原则吗？不用急！以下篇幅将会慢慢给大家介绍方证相应的基本内容。

（一）证

方证相应，讲究的是“有是证，用是方”。辨证的精准，决定了处方的准确性，自然也影响着疗效。在《伤寒论》里面，仲景提出了他的处方原则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那么这里讲的“证”是什么呢？

从字面意义上讲，“证”有证据、证实、验证等多种意思。《伤寒论》所论述的“证”，是疾病外在之表现。什么意思呢？中医，是一门非常讲究个体差异性的学科。医者治病的时候，注意力不是放在病名上，而是放在了这个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上。正如大自然的两朵花，或许植物学家的第一反应是，这两朵花都是属于同一个品种，至于画家注意到的则是，在阳光照耀下，就算是同一品种的两朵花，它们所反映出来的色彩、明暗、深浅都不尽相同，花瓣的大小、形状质感也有着细微的差异。而张仲景也正像一位画家，他把注意点放在了“证”上，放在了患者得病后表现出来的外在症状上。“证”不同，治疗思路也就不同。举个通俗一点的例子，假设两个人都得了感冒，可能他们都咳嗽，怕冷，流鼻涕，头痛。可是，其中一个人会出汗，伴有脉浮而缓，而另外一个则一点汗都没有，伴脉浮而紧。这时仲景就说：“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接着又说，“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虽同为感冒，但治疗用药上，一个用桂枝汤，一个则用麻黄汤。或许在这里，大家可以初窥方证相应的质朴了。

试想想，如果张仲景画画，他必定也会把一幅画勾勒得惟妙惟肖。这从《伤寒论》里面的条文就可以知道了。譬如，当仲景提到黄连阿胶汤证“心中烦，不得卧”的描述时，读者脑海里就能很自然地浮现一幅画面：已经到了深夜，万家安睡之时，有个人虽然躺在床上，但却感到焦虑不安，心里面有说不出的烦乱，在床上翻来覆去，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又躺下，真的是睡也不是，不睡也不是。又如生姜泻心汤证的“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腹中雷鸣下利”，则形象地勾勒出一个人在上则嗳气打嗝，在下则肚子辘辘作响，并且还时不时跑厕所水泻。具体的例子还有很多。那为何张仲景要描述得如此精准呢？这是因为，他希望后世医者能够认真、细致地观察清楚患者的每一个形态，并且说明遇到不同病情，抓住患者的主要矛盾，“有是证，用是方”，否则就用另一些方。

清代的伤寒学家柯韵伯曾经说：“仲景之方，因证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随着社会的发展，病名也越来越多，甚至还有很多病未被命名。正当我们被这复杂多变的病名所困扰的时候，忽然回过头来，发现仲景早就提过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子，就是方证相应。徐灵胎先生曾说：“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仲景之书示我们以治病的规范，对证的把握则是规范的灵魂所在。当我们对证了然于胸，自然心中有定见，有了定见，自能应用不爽了！

（二）药

说到方证相应，可能大家的直接印象只是某一个方子与某一个证的相应，如果仅仅是这样，那又怎么可能做到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呢！说《伤寒论》才113个方，就能治疗千变万化的病，这不得不有点让人怀疑临床疗效了！别忘了，组成一个方的基础是每一味药，没有药何来方呢？有些学者认为，我们运用《伤寒论》中的方，就要完全遵照仲景的原意，不能随意加减，否则就会改变仲景的意思，得不到很好的临床疗效。这样的说法，实在是有所执着了！事实上，仲景之方是活泼的。书中很多方子后面都有加减法，仲景指出有什么证就用什么方，还说明出现什么情况就应该加哪味药，减哪味药。所以，正确的药物加减，往往能使临床疗效进一步达到极致。

下面举例桂枝汤的加减变化，来演绎仲景的用药思路。

第13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

第20条：“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第21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

第62条：“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

第28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

在这几条条文中，仿佛仲景在说明一些关于药证的事实。在第13条桂枝汤证的基础上，如果出汗过多，并且还出现恶寒，关节痛，此时就加附子以扶正温阳。如果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则加大芍药与生姜的用量，并且加人参以益气生津。如果出现脉促胸满的，则去阴柔的白芍。如果无汗，且小便不利的，则要去桂枝，加健脾利水的白术和茯苓。

另外，仲景还注重药量的变化。

先看桂枝汤的原方用量：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生姜三两，炙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

如果把桂枝变成五两，就成了桂枝加桂汤。如果桂枝的量不变，而把白芍变成六两，就成了桂枝加芍药汤。结合原文来看，我们就知道原来仲景加大桂枝的用量，就可以治疗气从少腹上冲心。而加大白芍的用量，则可以治疗腹中实痛。

从这里，可以看到仲景选药及用量的严格，“有是证，用是药”。相反，无是证则不用是药。再者，加药或者减药都以临床见证的变化而变化，决不能想当然地随意加减。如果医师不明白仲景用药的原则，那么处方的时候也只是像盲人摸象。正如邹澍说：“不知一病有一病之方，一方有一方之药，一药有一药之效，不能审药，何以定方？不能定方，何以治病？”这是多么深刻的见解呀！

这时，想必大家可能要问，仲景的用药依据来源于哪里呢？在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有这么一段话：“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皆可施用。”从这段话可以知道，仲景之方源于神农之药，发展成汤液之方后，才能促成仲景之论。药与方的结合，方与证的发展，是仲景本伊尹之法，而伊尹本神农之经。故清代医家徐大在《医学源流论》中说：“其论病，皆本于《内经》，而神明变化之；其用药，悉本于《神农本草经》，而融会贯通之；其方，则皆上古圣人历代相传之经方，仲景间有随证加减之法。”如此看来，《神农本草经》对《伤寒杂病论》的用药配伍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有关统计数字来看，《伤寒杂病论》中使用药物170种，有149种皆载于《神农本草经》，占全部药物的90%以上。而仲景所论的药用功效和《神农本草经》所记载互相吻合。譬如，《神农本草经》提到半夏“主伤寒寒热，心下坚，下气，喉咽肿痛，头眩胸胀，咳逆肠鸣，止汗”。如柴胡汤类方之半夏用于治疗“伤寒寒热，心下坚”；小青龙汤、射干麻黄汤、泽漆汤之半夏用于治疗“胸胁咳逆”；小半夏加茯苓汤之半夏用于治疗“头眩”；苦酒汤、半夏散及汤之半夏用于治疗“咽喉肿痛”；而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之半夏则用于治疗“肠鸣”。邹润安在《本经疏证》中言：“《本经》主治，唯‘止汗’一语，仲景无专方，余皆悉相印合。”由此可见，《伤寒杂病论》与《神农本草经》在药物理论体系上是一脉相承的。

（三）方

一组特定药物的有机组合，就成了方。说起方，估计大家都很熟悉。当我们身体有点不舒服去看中医，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应该绝对不是那些听起来既玄又难懂的阴阳五行或脏腑经络等理论，而是拿着医师给我们的那张处方签，去药房换取的一包包中药。这一包包的中药里面，包含了许多形色不一的中药，它们无论是重量、质地、气味都不尽相同。它们是医师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配伍原则的有机组合。一包中药，就代表一个方子。

对中医来说，方是极其重要的。在古代，中医称为方脉家，医术则成为方技，医书则称为方书。无论医师用何种方式帮患者诊病，自诩为经方派，还是中西医结合派，当给患者诊完病，所有的望闻问切、阴阳五行，终归于无形。把这些无形化为有形，体现出来，并交到患者手里的就只有方。可以说，方是中医的内核，是根本。甚至有评价说，中医是一门用方的技术，如《隋书·经籍志》指出：“医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术者也。”

方，并不一定非要很多味药才能组成。有个别的方子仅仅由一味药构成，如《伤寒论》里面的甘草汤，就只有甘草一味药，所以就称为“单方”。而那些由很多味药物组成的方子，则叫“复方”。中医学发展至今，中医的方剂数量是惊人的。据统计，现在已经发展出数十万首方剂，仅《方剂大辞典》就收录了10万余首。面对浩如烟海的方剂，别说要把它们全都理解并记住是多么困难，即使记住了，面对这数十万首方剂，估计也会患上“选择恐惧症”，感到处方用药无从下手了。

既然放眼全局如此困难，那么我们就干脆把眼光缩回来！《道德经》上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在中医众多方剂里面，“一”是什么呢？那可以说就是仲景的方子，要不怎么会被称为“群方之祖”呢？所以，我们尝试从流溯源，执简驭繁，直接从群方之祖入手，以探讨方证相应的内涵。

仲景之方，方为证立，药少而精，药味配伍及药量配比法度森严，用之得当，常能有愈大病、起沉疴之功。从古至今，医家们一直沿用仲景之方，其对临床的指导价值被举世所公认。徐灵胎曾评价说，仲景之方“神妙渊微不可思议”，而李东垣则说其“治杂病若神”。我们不得不承认，探讨仲景之方的方证内涵，将是中医初学者进入中医殿堂的捷径。等进门之后，再由约反博，遍历诸方，自会清晰了然。

（四）经方

说起仲景之方，很容易联想到一个词就是“经方”。一般来说，“经方”是对仲景之方的尊称，如徐灵胎谈到仲景之方时说，这是“上古圣人所传之方，所谓经方是也。”然而，最开始的时候，“经方”并不是特指仲景之方。

“经方”一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方剂略》。这里指古人对药物处方的称呼，“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结，反之于平。”而这十一家经方的著作，包括《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四十卷、《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二十三卷、《五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藏狂颠病方》十七卷、《金疮疭瘛方》三十卷、《妇女婴儿方》十九卷、《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可惜的是，因为战乱等原因，这些书籍全部失传了，只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流传到今天。

后来，随着中医方剂学的不断发展，历代医家对“经方”的含义有了不同的见解。若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其一曰经方者，乃经验之方也，即前人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证明有效的经验药方；其二曰经方者，乃经典著作中之药方也；其三曰经方者，乃医家常用之药方也。若按朝代来划分：其一曰经方者，汉以前之方剂也，包括《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所载之方剂；其二曰经方者，宋以前之方剂也，这是与时方相对而言的；其三曰经方者，仲景之方也，即《伤寒杂病论》中所载的方剂。《辞海》谓：“经方，中医学名词，古代方书的统称。后世称汉·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中的方剂为经方，与宋元以后的时方相对而言。”现在认为“经方”是仲景之方，则是中医学界最为普遍的说法。

虽然说，经方是出自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经方的渊源可向上追溯到殷商时期。套用仲景的话，《伤寒杂病论》一书，是经过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伤寒杂病论》，集中了汉代以前经方的精华，经过1800多年的临床验证，其临床指导价值举世公认，正如仲景自己所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因而后世赋予仲景之方“群方之祖”的美誉。《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的传世，对经方的传播和应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说到这，不得不重提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就是王叔和。用清代名医徐大的话说，就是“苟无叔和，焉有此书”。没有了王叔和，也就没有这里长篇大论的论述。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张仲景在写完《伤寒杂病论》后不久，由于频繁的战乱，这本书就散失了。后来，幸好西晋的大医学家王叔和在偶然的机会上见到了这本书。面对这么一本断简残章的奇书，他兴奋不已之外，又感到痛心疾首。于是，他组织了很多人全力收集，最终把《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伤寒的部分找全了，编制为《伤寒论》。《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而且现在还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独特辉煌的伤寒学派。

从古到今，对经方的赞许之语，不乏少数。如成无己说：“仲景之方，最为群方之祖。”张元素说：“仲景药为万世法。”王好古说：“执中汤液，万世不易之法，当以仲景为祖。”朱丹溪说：“仲景诸方，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徐灵胎曾经赞许经方说：“其分量轻重，皆有法度，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议。药味不过五六品，而功用无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机，圣人之妙用，与天地同，不朽者也。”由此可见，只有把经方弄通、弄明白了，才能在临床上左右逢源，触类旁通。而方证相应，是以经方为基础的。如果在这里谈方证相应时，离开了经方，那就成了一句空话。

（五）经方的特色

经方是中医学的精华，而其生命力，则来源于上千年来历久不衰的临床疗效。很多人质疑，随着疾病谱的不断变化，当今我们所患疾病与过去完全不同，古方还能够治疗今病吗？答案是肯定能够的！个中原因和经方的特点是分不开的。经方的着眼点在于人。在仲景的时代，他无法看到各种致病的病毒、细菌等微生物，但是他却看到了我们整个人，明了人的生理与病理。即使世易时移，病名或改变或增多，但患病的人所表现出的症状变化有限。因此，运用仲景的思想，寻找与症状相互对应的方药，又怎么可能治不好病呢？

运用经方强调的是方证对应，如何做到方证对应呢？这必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说“观其脉证”，如何“观”呢？“观”，不仅仅是看。

首先，仲景很重视人的感觉。在《伤寒论》中，有许多关于感觉的描述，如麻黄汤的“身疼腰痛，骨节疼痛”，如栀子豉汤的“虚烦不得眠，反复颠倒，心中懊恼”，如小柴胡汤的“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这里仿佛有一位长者，在关切地问：“你冷不冷啊？你渴不渴呀？你睡觉好吗？”一切考虑都以患者为中心，让你感到关怀备至。其次，仲景非常注意观察人的特征，譬如“喘家”“淋家”“疮家”与“汗家”等。再次，仲景非常注重脉的区别，如太阳病的脉浮，少阴病的脉微细，少阳病的脉弦细，另外，仲景还很注意脉的变化，如《伤寒论》第4条：“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仲景正是这样，从这点点滴滴来抓住人的每一个细节，注重人的全身反应，务使方与证对。

因此，每一张经方都是一个有机的综合体。仲景在组方的时候，充分考虑了患者的体质与症状等诸多因素，把药物进行合理的配伍，避免几味药物简单相加，或单一药性的药物堆砌，务必使每一味药物的功效都发挥到极致。所以，虽然经方的药味不多，但配伍却是极其严谨。正因为这样，每一张方的药物不能随意更改，否则就会变换原来的方义及主治病证。徐灵胎曾经说过“非此药不能成此方”，正是对经方配伍严谨的极好说明。至于经方与经方之间的化裁演变，包括药味加减和药量加减，更是奥妙无穷！前文关于桂枝汤的加减变化，则是最好的例证。宋代林亿评价曰：“仲景之方，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如神。”唐容川也评价说：“仲景用药之法，全凭乎证，添一证则添一药，易一证亦易一药。”只要辨证确切，临床运用经方得当，便能效如桴鼓。

通过以上对《伤寒杂病论》中方证药的分析，不知大家能否体会经方的意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