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流注针法的由来

“子午流注针法”最早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如《灵枢·官能》中说：“用针之服，必有法则，上视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观百姓，审于虚实，无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岁之虚，救而不胜，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乃言针意。”可见古人针刺治病就已经注意到，必须首先了解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需要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如果能够了解到天时的宜忌，然后再决定施行针刺。这就是“因时制宜”时间针法的开端。又如《灵枢·五禁》中说：“黄帝曰：何谓五禁？愿闻其不可刺之时。岐伯曰：甲乙日自乘，无刺头，无发蒙于耳内；丙丁日自乘，无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无刺腹，去爪泻水；庚辛日自乘，无刺关节于股膝；壬癸日自乘，无刺足胫。是谓五禁。”以上更具体地提到，如果逢到甲乙、丙丁等日时不能针刺的部位，体现了时间针法的治疗法则。

人体气血流注的盛衰情况，是决定时间针法的首要条件。这在《黄帝内经》中，早有精辟论述。如《灵枢·逆顺》中说：“‘余闻气有逆顺，脉有盛衰，刺有大约，可得闻乎？’伯高曰：‘气之逆顺者，所以应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刺之大约者，必明知病之可刺，与其未可刺，与其已不可刺也。’”可见人体气血的逆、顺、盛、衰和自然界各种现象以及阴阳、四时、五行的演变规律是相应的，所以施行针刺之法必须注意天人相应之时机。

继《黄帝内经》之后，秦越人在《难经》中更有发挥，补充并完善了《黄帝内经》中的内容和理论。如《难经》中，从“第六十二难”至“第六十八难”中，陈述了井、荥、输、经、合五输穴的命名意义、脏腑归属及如何配合十天干及其每一个穴位的阴阳五行属性等。

嗣后，有西晋时期的皇甫谧著有《针灸甲乙经》；金代的何若愚著有《子午流注针经》，窦汉卿著有《子午流注》、《针经指南》等；明代的徐凤著有《针灸大全》，杨继洲著有《针灸大成》。以上各家对于中国针灸学以及时间针法均有卓著的贡献。对于子午流注的研究与发展，以清代之前最为突出，清朝以后至解放初期，几乎陷于瘫痪的状态，濒临失传。

解放后，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中国的针灸学术又获新生。解放初期（1951年3月）朱琏同志编写的《新针灸学》，书中内容虽然没有论及子午流注，但是此书的问世为新中国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中医杂志也相继发表了有关子午流注针法的学术论文，为时间针法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