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渊源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得到继承和升华。
第一,宁可贫穷,也要遵从道义和德行的思想。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孔子心目中,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墨子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认为兼士或贤士应达到三条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尚贤》)因此,墨子有着“有财者勉以分人”的“厚乎德行”的思想内容。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以人民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人民也一定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人民的忧虑为忧虑的人,人民也一定会以他的忧虑为忧虑。乐与天下人民同乐,忧与天下人民同忧,做到了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的人,是决不会有的。《大学》是儒家专门论述大学教育的著作。它提出了一套称为“三纲领、八条目”的人才培养和修行之道,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和方法。这条途径和方法就是《大学》中论述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在中国古代,类似论述是很多的。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讲贫富与道义的关系。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古人是非常重视“清贫”的德行的,他们始终教诲人们为遵从道义和德行而甘过“清贫”生活。方志敏出生在普通的中国农民家庭,自小就参加劳动,过着艰辛的生活。他念过五年私塾。在私塾中,“方志敏专心致志,很快就读完了《论语》、《孟子》。”[4]虽然方志敏以后也读过高小和工业学校、也进过大学。在读书期间,大量接触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书籍,[5]但他毕竟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后代,接受的更多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影响。艰辛的生活和渊博的知识的交融,使方志敏形成了恤贫的品德,并升华为“清贫”哲学思想。
第二,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和不畏艰苦的精神。先秦哲人孔子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之言,赞美了中华民族的凌霜而傲然独立的资质;孟子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之句,表达了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品格。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和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等等,这些闻名遐迩的中国历代传诵佳句,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和中国人的不畏艰苦的真实写照。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是这些佳句内涵的哲学提炼,吸取上述思想的精华,既积淀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和中国人的不畏艰苦的精神,又把这些中华民族刚键有为、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清贫”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时代精华。方志敏说:“为了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栗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不希罕富裕,宁愿困穷!”[6]用“五个不希罕”和“五个宁愿”,以哲学上的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原理,表现了方志敏的民族尊严和不畏艰苦的精神。方志敏的“清贫”哲学思想是一种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人生攸关的紧急关头,鼓舞无数志士仁人坚持节操、抵御侵略、英勇献身的道德精神力量。这是一种关于人的德行的哲学思想、一种关于民族奋进崛起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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