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正民主方向

毛泽东曾经指出:“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10]在吸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民主性因素的同时,要反对传统文化中与民主相背离的封建性糟粕。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能够世代相传并主导该民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的文化因素。封建性糟粕是以封建主义政治统治与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形成的封建主义的文化残余,但它们不会随着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推翻而立即消失,其影响仍然广泛而深刻。例如,中国古代“为民作主”思想是蕴含着民主性因素的文化传统,而“家长制”则是充满专制色彩的封建糟粕。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曾经指出我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封建主义糟粕:“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11]借鉴近现代西方民主思想,要反对盲目崇拜与社会主义民主相背离的以宪政为原则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宪政原则是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限定性原则。西方宪政实践源起于西方特定的文化土壤。基督教通过对人性恶的揭示,使西方人对由人产生的权力可能导致罪恶的认识十分强烈。这种对于权力的态度为西方法律制度及其宪政的产生奠定了文化的基础。西方宪政不仅仅强调权力制约理念,而且它还主张政治分权化模式,如“多党制”、“三权分立”、“两院制”等,这在客观上对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围绕中国共产党执政而建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构成了冲击。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也要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教条化的思想倾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理论观点与体制模式。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12]邓小平在指导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主张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并且,他从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角度,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标准问题。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与持续发展。”^[13]“一国两制”构想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思维的伟大创举,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在一个国家中长期共存、和平共处的新型民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