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发展是一个大规模大变革大发展

“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这是中国民主观的集中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得出的结论。”^[1]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层面的制度自信,首先来自于通过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作出的决策及政策的执行在满足人们需要或诉求方面取得了社会公认的成就与绩效。美国爱德华州立大学政治学者陈捷教授在《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一书中指出:“中国公民主要通过当局的决策及政策的执行来评价执政当局。”^[2]

近年来每年全国两会前夕,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都会联合推出“热点问题调查”,目前已连续进行了12次。下表列出了2009年至2013年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调查中居前三位的问题^[3]。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当前中国民众最希望在政治层面能够推动解决的需要或诉求,如表8-1。

表8-1　2009-2013年中国民众最为关注的三大热点问题

借助国外观察者的观点来分析当前中国民意,也是一个重要的视角。2008年8月23日《泰晤士报》评论员马丁·弗莱彻在《中国梦已取代美国梦》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我发现人们没有大声疾呼民主。在大多数人的愿望清单上,安全与繁荣的位置更靠前。^[4]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指出,尽管随着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不断觉醒,他们对腐败、滥用特权等已经深恶痛绝,但是就整体而言,他们更多关注稳定、发展和繁荣的私域生活。^[5]综合上述观察,目前国内民众主要的民意诉求集中在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医疗改革等)、权力规范(反腐倡廉、依法拆迁等)、社会和谐(社会稳定、收入分配等)、司法公正等方面。分析上述国内外的调查与观察,可以对当前中国民意作出如下归纳,并相应确定制度绩效评价的指标,如表8-2。

表8-2　制度如何回应民意

一、有效发展

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经济指标世界排名的变化情况来看,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世界排名迅速提升,见表8-3。

表8-3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世界排名情况(1980-2010)

资料来源:联合国FAO数据库、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我国政治学者分析了促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政治动力:“中国30年发展是一个大规模、大变革、大发展和大稳定有机统一在一起的发展,是有效的发展。促成中国有效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多方面来分析和把握。但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透视30年有效的发展,都绕不过政治这个因素。……从有效的发展中,我们至少能够断定中国政治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有效发展是起作用的,相对于中国的有效发展来说,中国政治是有效的。”^[6]事实证明,能够持续产生绩效的体制,是获得制度自信的基础。

1992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厄恩斯特·盖尔纳针对前苏东国家全面集权的社会体制指出:“近几十年来的历史似乎终于证明,与自由型的工业社会相比,这种集中化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显然效率较低。”^[7]中国在计划经济理论数十年指导下建立的集权型社会体制也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羁绊。1980年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中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8]后来他把具体制度称为“体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西蒙·库兹涅茨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是以这个国家在一个长时期内为其居民提供丰富的经济产品能力的提高来衡量的,其提高的水平不仅取决于技术进步,而且与相应的制度领域和观念领域的调整相关。许多现代化理论学者认为,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当面对经济、政治、社会领域中的发展问题时,首先应当考虑的不是马上去借用各种西方制度,而是去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对原有的制度进行改造以适应现代性的要求；欠发达国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建立与充分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稳定、灵活、有效的政治体制,它能够适应迅速的结构变化、解决冲突和协调利益。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实质上也是一场以制度变迁为形式的分权化民主改革,权力由国家向社会转移、从集中向分散发展。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逐步推进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公民通过各种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依法享有政治权利和自由,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经济民主)、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国家将更多的权力交给社会和人民)。这对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曾经指出:“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9]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政治保证,可以调动亿万人民群众参与、管理、监督国家事务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有人借个别国家在特定环境中出现的发展案例提出了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要证明威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度选择性的资料去论证。”“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政治及公民权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10]

二、实现民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具有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意愿,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作为自身的责任。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按照发展的逻辑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了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又好又快地达成了国家的一系列的既定目标,切实推动了现代化并且促成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保障与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权利提供了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基本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飞跃。1978年到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了55倍和44倍。我们成功地使近5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为全球减少绝对贫困人口作出了重要贡献。^[11]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 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上等收入国家。^[12]

根据2011年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国“十二五”时期,要把增加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提高扶贫标准,减少贫困人口；城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2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 917元,比上年增长1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7 019元,增长13.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 565元,比上年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1 986元,增长15.0%。^[13]2010年、2011年民革中央提交了关于构建以公共租赁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的提案。之后,国务院有关文件明确公共租赁住房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重点,并将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到2015年,全国计划新建保障房3 600万套,大约是过去10年建设规模的两倍。同时,每年改造农村危房150万户以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恩里克·凡胡尔(Enrique Van hull)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党,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选择的这个新方向使共产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革命的主角,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民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物质生活条件如此根本性的改善。”^[14]事实证明,能够实现民愿的体制才是真正的民主体制。

三、克服危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碰到的温饱、疾苦、灾害等问题视为自己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于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通过,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该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从2008年1月开始持续肆虐中国东南部地区的50年一遇的暴雪,使得公路和铁路阻塞,导致千百万旅客受困；出现了大规模的电网受损和供应短缺。中国缺乏西方国家那样的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危机处置系统,但是依靠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动员和应急管理能力,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统帅和安定人心的作用,很快使国家恢复正常运行。包括广州火车站的80万滞留旅客在内的大多数旅客都踏上了回家“过年”的路程；大多数地区的供应也逐渐恢复。中国武装力量出动126万名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抗击南方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2008年5月12日在中国四川发生的8级大地震,艾伯塔大学政治学家蒋文然(音)表示:“我认为毫不夸张地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在和平年代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大型自然灾害作出的最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15]中国武装力量出动22.1万人参加四川汉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汉川地震后,来自中东部19个省市对口支援四川18个重灾县及陕甘重灾地区灾后重建,援建资金达674亿元,受灾地区面貌焕然一新。重建后的灾区,主要经济指标全面超过震前水平。“5·12”四川汉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四次委员长会议,及时听取国务院关于四川汉川大地震抗震抢险及救灾工作情况的汇报。吴邦国委员长在会上明确表示,“坚决落实党中央的决定,支持国务院集中财力投入抗震救灾的安排,对今年预算支出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以抗震救灾、保障灾区人民生活为根本,一切从抗震救灾工作实际情况出发,需要多少给多少。”^[16]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有关要求,2012年7月11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近年来重点推进了国家自然灾害四级应急救助指挥系统、救灾物资储备库及综合应急避难场所等建设。正是基于前期各方面的充分准备,我国成功应对了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的7.0级地震。芦山地震后,从灾区勘察结果来看,当地的汉川地震重建项目已达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国家抗震设防目标。

四、规范权力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规范权力,各级人大加强了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每次专题询问都通过网络全程直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始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包括公共预算决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决算、社会保障预算决策)进行审查和监督。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每年坚持就党内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民主党派通报情况,听取意见。民主党派就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民主监督。政协委员中的民主党派成员还通过参加中共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或应邀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特邀监督人员等开展民主监督。2013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第五十五条指出:推动和支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严格审查批准党政机关公务支出预算,加强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通过提出意见、建议、批评以及询问、质询等方式加强对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监督。支持人民政协对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监督,自觉接受并积极支持政协委员通过调研、视察、提案等方式加强对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监督。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中国过去3年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上一直呈稳步提高趋势,2013年的得分为40分,在177个国家和地区中列第80位。今年的“清廉指数”是“透明国际”基于全球范围内12个独立研究机构在过去两年发布的13个腐败调查报告计算出来的。2013年中国在清廉指数上比2012年提升了1分。^[17]

五、促进和谐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总面积的64%；我国陆地边界线共2.2万公里,其中1.9万公里在民族自治地方；135个边境县中,有107个是民族自治地方；55个少数民族中,有8个在境外建有独立的民族国家,有4个在邻国建有以该民族为主体的行政区。^[18]正因为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项制度的实施对于巩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共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和变通或补充规定近700个。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仅占8.49%。根据《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应占代表总名额的12%左右。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坚持民族平等。在实际选出的代表中,少数民族代表409名,占代表总数13.69%,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中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都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则全部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新中国成立60年多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民族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所占份额逐步提高,初步扭转了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19]由于近年来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央一系列政策措施,尤其是有关大力支持西藏及四省藏区和新疆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加大在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努力推进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事实证明,只要我们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少数民族地区就能够总体保持稳定发展的局面。

2011年广东乌坎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整体的有序运行,到2011年底,我国已经完成8.9万个社区居民委员会和59万个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总结乌坎事件经验教训时说:乌坎的民主选举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我们把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对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形式做了纠正。^[20]为了加强村级民主监督工作,2012年11月5日中纪委、中组部、民政部等12部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建立健全村务监督机构,普遍开展民主评议、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逐步建立起责权明晰、衔接配套、运转有效的村级民主监督机制。

从2005年起,我国出现了连续7年信访总量、集体上访、重信重访、非正常上访数量下降和信访秩序明显好转的“四下降一好转”总体态势。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布了从2003年到2012年的基尼系数。从数据来看,我国基尼系数2008年达到最高值0.491之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21]

六、维护公正

为了促进司法公正,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都选择不同侧重点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加强对“两高”工作的监督。2012年各类案件一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率为91.2%,二审后达到99.4%,分别比2007年上升1.2和1.4个百分点。^[22]2012年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督促侦查机关立案118 490件；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56 248件。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177 819件次。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24 178件,对刑事审判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34 636件次。^[23]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在实现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绩效的民主制度,当然需要坚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