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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群体性事件与主流媒体

时间:2023-03-0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衡量中国媒体是否弘扬主流价值观,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媒体的报道框架是否主动承载主流意识形态,是否在对事实的评论中彰显社会主义的价值共识。而从近年来的我国群体事件和媒体报道而言,可谓形势严峻。在当代中国,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近年来愈来愈多爆发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颇带中国色彩的称谓,和西方人所说的骚乱和社会运动不完全相同。
网络时代的群体性事件与主流媒体_断裂与共识: 网络时代的中国主流媒体与主流价值观构建

资本主义宣扬的主流价值是自由,支撑理论是由个人主义延伸而来的自由主义[1];而社会主义崇尚的价值理想就是平等与正义[2],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衡量中国媒体是否弘扬主流价值观,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媒体的报道框架是否主动承载主流意识形态,是否在对事实的评论中彰显社会主义的价值共识。

而从近年来的我国群体事件和媒体报道而言,可谓形势严峻。

诚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3]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不稳定的因素始终存在。

在当代中国,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近年来愈来愈多爆发的群体性事件。

群体事件多发和频发是当前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突出体现,如农地矛盾、干群矛盾、官民矛盾、贫富矛盾等[4]。其中尤其以官民矛盾、贫富矛盾最为突出,仇官仇富是当前网络上最典型的社会情绪[5]

群体性事件是颇带中国色彩的称谓,和西方人所说的骚乱和社会运动不完全相同。

在西方政治学意义上,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应该指的是有组织、有目标的,旨在部分、局部甚至是全面改变社会某些价值观、文化或者是国家政策的集体性抗争行动[6]”,即“contentious politics[7]”,是“当抗争、政治与集体行动聚集在一起时”,“权力、共同利益以及政府政策开始发挥作用”[8],是“一场运用不断重复的行动以宣传其要求,且以维系这些活动的组织、网络、传统以及团结一致为基础的提出要求的连续运动”[9]。而所谓骚乱(riot/ disturbance)则与暴力和警方介入相连,完全是负面语汇了[10]

相较之下,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往往介于社会运动和骚乱之间,缺乏严谨的组织和明确的价值追求,虽然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但多数被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且以利益诉求为主,“民生需求大于政治诉求”[11]。综合学者和政府方面的归类,群体性事件被界定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定数量的群众参与实施的,采取游行示威、静坐、上访请愿、聚众围堵、冲击、械斗、阻断交通,以及罢工、罢课、罢市等非法手段,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群体行为”[12],或者简要概括为“由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所引起的部分公众参与的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基本价值产生严重威胁的事件”[13]。这也说明,在政府的官方意识中,多数群体性事件虽然伴随着事实上的秩序危害甚至是暴力,但仍然克制地归纳在内部矛盾,没有上纲上线,这就为在相同的价值观引领下达成共识提供了可能。

有改革就会有矛盾,有利益就会有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冲突的各方缺少基本价值认同,也就不可能形成对话与协商的契机。作为知识分子的当然组成部分,负责制造社会行动话语和引导公共舆论的媒体和媒体工作者首先必须形成在主流价值观引导下的共识。主流价值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底线共识[14]。知识精英、财富精英和权力精英聚集在主流价值观框架之内是巩固社会认同的最重要的基础。具体到当代中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基础仍然是主流意识形态[15]。在网络赋权的“人民威武”[16]时代,必然要求党领导的媒体既要坚持“政治家办报”的传统,同时要适应网络社会、市场社会的新形势,宽容多元意识,秉持主流价值。

西方学者常常批评他们的主流媒体在社会运动乃至骚乱的报道中极为保守,认为“西方主流媒体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在西方世俗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地位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是为意识形态霸权制造共识的重要机制”。[17]直到近年的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依然如此[18]

但值得深思的是,在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中,中国媒体却表现出一定程度上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偏离,这已经引起了社会学界的关注,如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就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了对当代中国媒体缺少主流价值观引领,更遑论整合社会功能的深深忧虑:

“中国媒体与社会运动的紧密关系,根源于中国政府没能建构一个广为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19]“在美国社会,主流精英分享同一套主流价值观,媒体因此就能够在这样一种‘文化霸权’下扮演体制内声音的角色。而中国目前的媒体则缺乏这一条件”。因此,“中国社会话语里呈现出来的强烈的暴戾之气”与媒体的有形无形的对网络的追随和放大有关。“记者往往会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冒着风险扩大报道面,并对处于社会下层的暴力制造者加以很大的同情”,“在这种社会情绪和心态的长期熏陶下,民众容易在政治上走向偏激,寻找毕其功于一役的尝试”[20]

不可否认,中国媒体的这种表现,与网络崛起和网络民意的压力有很大关系,也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多元,精英未达成价值共识有关[21],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极有可能把大众政治导向民粹政治[22],这对中国改革共识形成和路径设计都会是极大的干扰,甚至可能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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