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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

时间:2023-03-0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于1921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鉴于谢林在上次事件中的优异表现,他得以入选新成立的国家二氧化碳评估分析委员会。在随后两年的研究过程中,谢林进一步利用博弈论的观点分析全球变暖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成为其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依据。谢林在应用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思想或概念促进了博弈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_用博弈的思维看世界

托马斯•克罗姆比•谢林于1921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由于他的父亲在海军供职,因而谢林的童年曾经在巴拿马地区度过,这也是谢林与美国军队的首次结缘。1944年,他顺利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学士学位,并在美国国家预算部门工作了一年半之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48年,谢林顺利完成了博士阶段的课程学习,成了哈佛大学学者学会的一员。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参加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分别在哥本哈根和巴黎工作。回国以后,谢林辞去了学会的工作。1950年,他成了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供职于白宫。一年后,他顺利升任共同防务办公室主管。但谢林并没有满足于此,为了进行自己所喜爱的博弈论研究,他再次辞去了待遇优厚的政府工作,开启了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黄金时期。

1953年,谢林正式加入耶鲁大学,开始了系统的研究工作。1956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议价理论》,之后一年又在《冲突缓解期刊》上发表了《议价、沟通与有限战争》。由于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于“合作与冲突”的认识,这两篇文章成为了谢林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依据。谢林风趣地说道:“其实在发表这两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没有形成对于博弈论的正式的、系统的认识,直到我花了上百小时的时间连续钻研《游戏和决策》一书后,我才对博弈论有了全新且完整的理解。”

随后在重返哈佛大学之前,谢林在美国空军智库兰德公司得到了12个月的工作机会。在此期间发生了一次偶然事件,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官员需要起草一份关于防止突然核打击的日内瓦公约的文件,这项任务便交给了谢林。他撰写了《先发核打击与裁军》一文,并指出:先发核打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占优博弈的问题,在战争这个例子当中,指的也就是谁先发起战争。军事力量控制必须以使双方均具备先发打击力量为目标,这样不仅可以达到有效保护人民、资产的目的,还可以尽最大可能消除核武器对人类永续发展的威胁。同时,谢林还发展了“可能性威胁”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谢林点”,即唯一可行的控制核武器的方法是“零武器”,而并非数量或者质量的控制。

1958年,他终于重返母校,首先是在经济学系和国际事务中心担任教授,随后在1969年加入了新成立的享誉世界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国际事务中心的十年间,谢林得以自由写作,并为政府提供大量的政策建议与决策支持。时势造英雄,美国接下来的两任总统:肯尼迪和卡特,均或多或少地给谢林的研究提供了不小的帮助。谢林来到哈佛大学后,很快便与麻省理工学院的许多教授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拓展有关“合作与冲突”的问题研究。1961年,《策略和军事控制》一书完成并公开发行,这距离新任总统肯尼迪上台仅差数个星期,时机把握得非常恰当。肯尼迪就职以后,他任命了哈佛大学一名教授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任命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作为白宫科技顾问,两者均与谢林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凭借着这些“关系”,谢林担任了数个协调委员会的主席,专门负责研究和处理有关核武器的事务。其中一个委员会负责了美苏之间的克里姆林宫与白宫的对话“热线”。1980年,卡特总统参加了在威尼斯举办的一次峰会。此次峰会上,德国总理首次将“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提上日程。白宫随即召集智囊团讨论如何处理这项全新的议题,谢林也参与其中。他自信地告诉白宫方面的负责人:“虽然此前我对环境问题并不了解,但只要给我四个星期,我就可以给出令你满意的决策。”于是在谢林的带领下,智囊团在规定的时间内圆满地完成了工作。他原本以为这项有趣的工作就此结束,但数月之后,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拨付专门基金支持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鉴于谢林在上次事件中的优异表现,他得以入选新成立的国家二氧化碳评估分析委员会。在随后两年的研究过程中,谢林进一步利用博弈论的观点分析全球变暖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成为其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依据。就这样,谢林在哈佛度过了31年,直至退休。这31年间,谢林的研究生涯随着世界主题的变化而发展,从核武器控制到全球变暖,他都牢牢地把握住了时代的主旋律,唯一没有改变的则是精彩的博弈论方法与思维。

1988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将其评为“杰出资深会员”,用以表彰他在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军事策略和军备控制、能源和环境政策、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团体犯罪、外交援助和国际贸易、冲突和讨价还价理论、种族隔离和种族融合、军事计划、健康政策、烟草制品和毒品走私政策,以及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相关的伦理学问题等。1990年,退休后的谢林成了马里兰大学经济与公共政策系的荣誉教授,1992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

2005年,谢林与奥曼共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谦虚地说:“我一切工作的成功都源于一生的好运气和诸多朋友的帮助。”当然,谢林所称的好运气不只是命运所定,更多地表达了他对自身丰富经历的一种感激。

《选择与结果》;

《国家收入行为》(1951);

《国际经济学》(1958);

《冲突的策略》(1960);

《策略与军控》(1961);

《武器与影响》(1966);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1978);

《透析能源问题》(1979);

《选择与结果》(1984);

《讨价还价、沟通和有限战争》(1993)。

1.非数理途径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文告中说:“奥曼从数学的角度,谢林从经济学的角度用博弈论重塑了对人类社会相互行为影响的分析框架。”这种评价是精准的,谢林之所以获奖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广泛地将博弈论的分析思维运用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中,拓宽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分析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当谢林广泛地将博弈论应用于实践时,博弈论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发展完善,很多概念和理论均不成熟。谢林在应用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思想或概念促进了博弈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如他提出的有关“可置信承诺”,激发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莱茵哈德•泽尔腾对纳什均衡进行精炼,发展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谢林很早就关注博弈论的应用,1960年谢林出版的《冲突的策略》一书,开创了用博弈论作为社会科学分析工具的视角。他强调几乎所有的多人决策问题都是冲突和共同利益的混合体,并且两种利害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通过非合作博弈理论来进行分析。谢林将那些存在利益共同体的均衡进行演绎,并从实际经济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角度考虑是否这些博弈及其均衡是有意义的。在美苏进行核军备竞赛的背景下,谢林的分析结果加深了人们对这些策略含义的理解。

2.冲突、承诺和协调

谢林的早期贡献在于他对讨价还价双方行为的分析。讨价还价之所以要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在于冲突双方通常寻求达成一种能使双方互利的协议,而且双方达成协议总是比没有达成好。在达成协议时,每一方都试图在不违背协议的前提下尽量使自己拿到的份额多。如前面所提及的埃奇沃思曲线,该曲线是一条交易双方资源配置最优曲线,在该曲线上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但是在讨价还价中,双方具体在该曲线上的哪一点达成交易却存在着很大不同。从这一问题出发,谢林开始探索在双方进行交流的条件下,如何达成讨价还价协议。他认为这种协定与“期望的协调”相类似,即如果双方都推测这个结果能够为对方所接受,那么协议就可以达成。而要达成这种协定,需要通过许多因素来共同作用,比如法律的、道德的、文化的因素,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数学因素。谢林分析了讨价还价双方的策略后指出,对于一个在谈判中的弱势方而言,他可以通过自断退路的办法将其劣势转化为优势,这就是一种可以置信的承诺。当承诺是不可撤回或撤回的成本很大时,这样的承诺就是有效的,比如说政治家在公开场合作出承诺来获得竞选胜利等。当然如果双方都作出承诺,则很有可能达不成共赢的协议。谢林提出“可置信承诺”是后面发展起来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因此,谢林的工作促进了博弈理论的发展。有时利益的冲突显得过强以至于无法解决,对个人而言,最好的策略选择可能会导致集体最坏的结果,短期内背叛协议的收益可能会超过短期内的损失。谢林指出,使得协议是可行的关键仅仅在于遵守协议所带来的未来机会。如果互信不能建立并维持,这些机会就会消失。因此,如果局中人能有一个长远的眼光认识到将来还会反复进行博弈,那么共同的利益会使合作得以维持。同时他也指出,即使是未来并不一定发生,也可以通过将讨价还价问题细化为若干连续的部分,这个效果和进行多期谈判的连续性是一样的。如果是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多期的交互式影响建立起关系。当谢林首次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博弈论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精确表达它们的时候,更不用说去证明它了。但是,随后关于重复博弈和有关“民间定理”的文献多了起来,这些文献阐述了当前的合作行为能通过未来发生冲突的威胁可置信地维持下去。正如谢林所指出的那样,有时通过将一个大合作行为分解成为几个小的合作,这样能使得协议得以维持下去。

3.其他学术贡献

除了将博弈论的分析运用在军事方面外,谢林还将其运用到其他相关领域中,对诸如劳工冲突双方的讨价还价或协商、恐怖主义、组织性犯罪、能源与环境政策、气候改变、种族隔离、环境保护等现象作出了深刻、富有前瞻性和洞察力的分析。谢林研究工作还包括对不同人群、种族、邻居之间的交互式行为的研究。谢林分析了一个种族混居的社会突然被分隔成不同部分,并分析了非组织的个人动机是如何转变为集体行为的,并以此说明了种族隔离是个人选择的自然结果。在关于自我控制的研究上,谢林观察到,人们事实上做了许多本来并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酗酒、吸烟、缺乏锻炼、低储蓄等。他也研究了自我管理的局限以及对公共政策的挑战等问题。自我控制局限性问题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而受到广泛重视。谢林更多的是一名运用博弈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学者,他自己也说:“有人把我描述为一个博弈学者,但是这是不对的,我只是一名博弈论的使用者。”但是,从博弈论的运用角度对现实世界产生过重大的指导作用,并极大地引导和促进了博弈论的发展,谢林的贡献是斐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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