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颜氏家训·书证》之“证”看颜之推的文献学思想

杨玺莹^[1]

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对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体现了对汉代文献学的继承与开拓。在《颜氏家训》中，《书证》一章摆脱经文的束缚，相对独立地讨论文献学相关问题，其内容多与训诂、校勘相关，涉及对文献资料的大量引用，是颜之推对古典文献学的实践与探索，体现了颜之推重视语言文字之学、重视版本、注重参考各种文献、以考据为研究方法的文献学思想，是南北朝时期文献学研究的代表。

关键词：颜之推　《颜氏家训·书证》　文献学思想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曾任北齐黄门侍郎，其学识渊博，才情不凡，为一代之名宿。他的《颜氏家训》二十篇，被称为“古今家训之祖”，是中国古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家训类作品之一。其内容涉及家庭关系的处理，子孙后代的教育，为人立身的道理，读书治学的方法及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奇闻轶事等多个方面。书中关于如何治学读书的见解，如《勉学》《文章》《书证》《音辞》《杂艺》等篇章，虽名为“家训”，实则也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思想。在这当中，《书证》一章论及古典文献学和语言文字学相关问题，显示了颜之推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到的治学观念，为历代学者所重视。

总的来看，对《颜氏家训书证》（后简称《书证》）的专篇研究，切入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从语言文字学入手，研究《书证》中对古代语言文字的辨析考证，如《〈颜氏家训〉“书证篇”研究》^[2]、《〈颜氏家训·书证〉的训诂之失》^[3]、《从〈颜氏家训·书证〉看颜之推的语言文字观》^[4]；第二是从校勘学入手，研究《书证》中所涉及的校勘方法。如《〈颜氏家训·书证篇〉校勘方法简论》^[5]和《略论〈颜氏家训·书证篇〉的校勘方法》^[6]。这些研究都兼顾到了《书证》中有价值的部分和有谬误欠缺的部分，既看到了《书证》的意义，又看到了其中的局限性。

对《书证》这一篇章中文献引用的情况，却少有专门的研究。而《书证》中出现的大量的引书、引文，使其虽篇幅不大，包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广泛，是这一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颜氏家训书证》中文献引用的情况及其特点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内容与意义，研究颜之推的文献学思想。王利器先生的《颜氏家训集解》^[7]，是现在通行的《颜氏家训》的诸个注本中流传广泛、内容翔实可考，且极有学术参考价值的一个版本，在对《书证》篇的注释中，王利器先生不仅对文本进行了非常翔实的注释，还对其中涉及的引书引文的来源进行了大量标注。本文在此试以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为基础，结合魏晋南北朝文献学发展情况，对其中涉及的“书证”做进一步研究讨论，对其中所体现的颜之推的文献学思想及其意义进行总结。

一、重视语言文字之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在文字学方面，前代著作《尔雅》《说文解字》等为这一新时期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音韵学在南北朝时期有了重大的发展，反切注音法得到推广，四声八病之说兴起。更有语言文字学论著大量出现，这就使颜之推《书证》篇中出现丰富的语言文字类文献既有可能性，又有合理性。

《书证》中，颜之推引用的小学类作品有：《尔雅》、郭璞《尔雅注》、孙炎《尔雅注》、李巡《尔雅注》、扬雄《方言》、张揖《广雅》、许慎《说文解字》《说文音隐》、吕静《韵集》《通俗文》《字苑》《仓颉篇》《三苍注》《三苍》、王羲之《小学章》、吕忱《字林》、张揖《古字今诂》、顾野王《玉篇》、殷仲堪《常用字训》《苍雅》、李登《声类》，共21种。如果说《颜氏家训音辞》是对语言学相关问题的专门讨论，那么《书证》就是对语言文字学重要性的强调。不同的是，在《书证》中，语言文字类作品是为了研究讨论古籍中的相关问题而出现的。颜之推曾言：“夫文字者，坟籍根本。”^[8]也就是将语言文字之学作为研究古典文献的基础。作者常引用小学类作品，从字词之本意出发，讨论相关问题。如《书证》可分为独立的47个条目，其中近2/3的条目涉及对语言文字学作品的引用，可见颜之推对此类作品的重视。

颜之推还注意到了小学类作品独立的文献价值，不再只把这些作品看作单纯的经学附属品，而把这些文献作为文献学研究对象进行讨论。如他对《说文解字》的讨论：“许慎检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说文》云：‘导是禾名。’引《封禅书》为证；无妨自当有禾名导，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茎六穗于庖’，岂成文乎？”^[9]不仅看到了这部书的价值，对其中讹误之处也有考辨。此外，《书证》中引用的语言文字学学文献，基本上囊括了汉代以来较为重要的相关作品，对于了解这一时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情况也有重要意义。

二、重视版本、比较异本以校订文献

程千帆在《校雠广义校勘编》中将用以校勘的文献材料分为“本书的异本”“他书的引文”“其他有关资料”三种^[10]，其中，“异本”主要是指古籍的不同版本。在《书证》中，颜之推多次提及“江南本”“河北本”，以及一些存在文字差异的图书版本。说明他注意到了版本之间的差异，并针对这些版本间的不同进行了讨论和辨析。他的这种版本意识是十分难得的，只有认识到版本间的不同，辨明版本间的差异，才能帮助我们选择正确可靠的文献数据，也才能正确地阅读理解古籍。

在颜之推生活的时代，文献的传播多以传抄的方式进行，因此《书证》中所提及的各种“本”应当是指抄本。抄本在校勘上价值是极高的，但另一方面，其考校难度也是极大的。《书证》中有一条是这样的：

这一条中提及了《汉书》的三个不同版本：江南本、江北本，臣家旧本。虽然颜之推没有直接说明哪个版本更可信，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颜之推对于好的古籍版本的重视与信服。由于刘显精通《汉书》，他家中所藏旧本，也就是经过他校订的版本也就比较可靠。

而这些“江南本”“河北本”的不同，除了传抄的讹误之外，极有可能是南北朝时期学术出现分裂的产物。“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12]可知当时之经学，南北有所不同。但颜之推在对版本的考辨中，却并不拘泥于南北古今之分，而是博采诸家之说，对江南、河北文献之误都有考证辨误。

三、注意参考各种文献

《书证》中引用的文献类型十分丰富，《书证》篇中所引用的文献多达102种，且不包括各种难以查明的“江南本”“河北本”等。其中包括经类典籍45种（其中，小学类由于数量较大，单独列出），史类17种，子类21种，还有除此之外的各类材料共19种。而比较突出的除了对语言文字类作品的大量引用之外，在对诸子论著的引用中，也有种类多样的特点，其中甚至出现了志怪类作品《搜神记》，涵盖面广泛。另外，《书证》所用的“书证”中，还有一些今天已经散佚的图书，对与文献的传承有重要作用。

《书证》虽不能说是专门的校勘学作品，但其中所引材料大概也可以按这三种类型划分。除了一般的典籍之外，颜之推还在文中引用了程千帆所说的“其他有关资料”，即包括以甲骨、金石等为载体的一些文献资料。这类文献在《书证》中有三类：第一类是石刻，有子贱碑^[13]、柏人城西门内碑、赵州庄严寺碑铭^[14]；第二类是铭文，有开皇二年五月出土的秦时铁称权^[15]；第三类是口头文献，有俗语“狐疑，虎卜”^[16]。石刻作为我国出现较早的文献形式，其价值是不可忽略的，利用石刻文献考证史事，对校经典，是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十分常见的做法。而这里提到的铭文不仅载体独特，还是出土文献，其价值是极高的。因此对于颜之推认为“隗林”当作“隗状”的说法，基本没有什么争议。颜之推所引的俗语出现在对“犹豫”一词的考证中，虽然历代学者对这一条多有驳斥，但颜之推能结合口头文献进行文献研究的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

四、以考据为研究方法

黄叔琳曾言：“此篇（《书证》）纯是考据之学，当另为一书。”^[17]中国古典文献学立于汉代，且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重义理和重考据。汉以后，这两种倾向不仅一直存在于古典文献学中，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直相辅相成、此消彼长的两股潮流。而由于出现的时代正处于汉学与宋学之间，是古文献由重考据训诂走向重义理阐释的中间阶段，《书证》一方面受到汉代学术影响，另一方面又有别具一格之处。

把《书证》看作考据性的作品，其实是比较恰当的。《辞源》中对“考据”的定义是：“也称考证。指对古籍的文字音义及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等进行考核辨证……考据之法，大致以校勘厘正文本，以训诂贯通字义，以积累资料供研究者应用。”^[18]考证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兴盛于清。^[19]而考据学的核心部分考据则“作为一种绵延中国近三千年的传统学术思想与方法，自汉以来得到学者的广泛采用”^[20]。考据与中国古典文献之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及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法都有密切联系，又与校勘、训诂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中国传统校勘学中的校勘，目的是“校正讹误，恢复古籍文献原貌”^[21]，而关于训诂学，《尔雅注疏》言：“‘诂’，古也，通古今之言使人知也。‘训’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22]训诂的主要目的是使今人能读懂古人的文章。二者都以保证文献典籍的正常传播为目标。而考据则包含了对版本的鉴定，对文本的校勘，对文字的训诂及对史料的鉴别等内容。简单来说，其目的就是以各种材料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也是《书证》中论述方法的特点。而《书证》中四十七个条目相对独立的文体形式，则使它有别于一般的学术论著，显示出“笔记体”的特点。笔记体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其特点是“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可写，随笔写去”^[23]。《书证》恰恰与这种短小精湛、不拘一格的文体特点相吻合。

在现代汉语中，“书证”的“证”大致有两种解释：一是作动词，即证明之“证”；一是作名词，则是证据之“证”。这两种意义在古代汉语中就已存在。也就是说，“书证”这一题名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当然就是偏于考证的意义，“书证”就是对古书文献中不明、存疑之处的辨析考校；另一种，“书证”也可以理解为“以书为证”，就是用各种典籍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书证》中的内容，共有47条，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已有观点的考证辨误，这类论述多从文献出发，以前人已有观点为切入点，征引各种数据来进行辨证说明。这一类内容在《书证》中所占比例较大，有近2/3。而另一类论述则偏重于从作者的观点出发，引用各类文献进行说明。由此可以看到，《书证》一篇，从篇名到内容，都体现了作者对于文献资料的重视。对文献的考证和引用构成了《书证》篇的基本框架。《书证》也正是这样一篇以考据为论证方法，以“书证”为考据对象的笔记型作品。如第十一条中，对“阵”字的讨论，就先以《太公六韬》之文本为例，加以《论语》《左传》中涉及同一问题的文本，结合语言文字学知识，认为“阵”写作“陈”是古文字的假借现象。可以看到，颜之推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所引用的材料十分多样，论述思路清晰。

五、从《书证》文献引用看颜之推文献学实践与思想之不足

《书证》内容简明扼要，其中所讨论的问题涵盖面广，引用的文献丰富多样。这使得这一作品一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又难免有所疏漏。于是，前代学者在肯定《书证》的价值的同时，也对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使我们看到了《书证》中一些存在疑问或失误的地方。据研究统计，《书证》“发生错误的有共有10处，分别出现于第3条、第6条、第7条、第8条、第9条、第20条、第32条、第35条、第42条和第44条”^[24]。而这当中，很多疑误都是由于不当的文献引用所造成的。如第3条，引《毛诗传》“禞，独”，然《传》原文作“禞，特”^[25]。这是在文献引用中出现所引文献有误的情况，又如第8条颜之推对于“犹豫”的考证，引用了《尔雅释兽》中“犹如麂，善登木”^[26]的说法，将“犹豫”一词看作是对犹兽上下攀爬树木的样子，从而引申出摇摆不定的意义。相似的例子还有第42条。出现这样的错误，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当时还没有“联绵词”的概念，但这当中也体现了颜之推在进行考证的过程中，对材料的引用不够严谨，有望文生训之失。又有第20条，认为“宁为鸡口，不为牛后”^[27]中“口”当为“尸”，“后”当为“从”，后人怀疑这一说法是不满于原文的粗鄙而出现的，其引文仅一种，且论说简单，确实失之严谨。这些都体现了颜之推在文献学实践中还不够严谨的缺点。

此外，《书证》中还体现了颜之推强烈的主观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促生了新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容易有牵强附会的嫌疑。我们前面说到，《书证》可以看作考据性的笔记型作品。其特殊的体例带来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作者在论述过程中，一般以自己的观点为中心，来征引各类材料加以证实，作者论述多，而文献引用及论证不足。这就会造成文章作者在论述过程中主观性较强，以至出现疏漏之处。从存在疑误的条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条中都存在主观性强的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如第7条中，关于“兴云”和“兴雨”的问题。在此条中，涉及文献三种，但直接支持颜之推论点的材料仅有班固的《灵台诗》，而其引文也只能证明文献中有“雨”和“蔞蔞”的搭配，而不能说明“兴雨”的合理性。又如第9条，颜之推对“”和“疥”的看法，没有直接支持论点的文献，仅凭自己的观念判断。在第32条中，颜之推认为顾野王《玉篇》将“銅”误作“从黑从沓”，而他“所见数本，并无作黑者”，还说“顾虽博物，犹出简宪、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边”^[28]。这种说法无疑是个人的主观意见，同样缺乏证据。

《颜氏家训书证》一章，内容丰富，极具启发性，但其体例与论述不甚严密，一直为人所诟病。一方面，这部书毕竟是一部家训，而非专门的学术论著，有这样的特点也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汲取其中教训，在研究古代典籍文献时，一定要注意对各种材料的合理利用。既看到各种文献的参考价值，也不能忽略其可靠性。在《书证》篇以前，古文献研究多在对古籍的整理过程中进行。而《书证》则是单独对古典文献学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后代学者不仅对其中论及的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还常在注释古籍时对其进行引用。《书证》中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一方面让我们窥见南北朝之学术风貌；另一方面也体现颜之推的文献学思想，其中的意义值得我们探究。

参考文献：

［1］（晋）郭璞注，（宋）邢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

［3］（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5］（唐）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

［6］（唐）李延寿撰：《北史列传·第六十九·儒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

［7］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

［8］（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释】

[1]作者简介：杨玺莹（1990—），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13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文献。

[2]余颖：《〈颜氏家训〉“书证篇”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

[3]李新华、张素杰：《〈颜氏家训书证〉的训诂之失》，《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08年第8期，第154－155页。

[4]邢雪：《从〈颜氏家训·书证〉看颜之推的语言文字观》，《北方文学》（中旬刊）2012年第4期，第111－112页。

[5]刘广普：《〈颜氏家训·书证篇〉校勘方法简论》，《全国新书目》2012年第7期，第37－38页。

[6]范志军、贾雪岚：《略论〈颜氏家训·书证篇〉的校勘方法》，《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第131－133页。

[7]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

[8]同上书，第220页。

[9]同上书，第509页。

[10]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二卷·校雠广义校勘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11]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3页。

[12]（唐）李延寿撰：《北史列传·第六十九·儒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09页。

[13]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8页。

[14]同上书，第498页。

[15]同上书，第455页。

[16]同上书，第424页。

[17]同上书，第409页。

[18]广东、广西、湖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修订组编：《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520页。

[19]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清代学术概论》，岳麓书社1985年版。

[20]王启明：《考据学论稿》，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4页。

[21]罗江文：《中国古典文献学纲要》，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59页。

[22]（晋）郭璞注，（宋）邢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3]吕叔湘：《语文散论：〈笔记文选读〉序》，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33页。

[24]余颖：《〈颜氏家训〉“书证篇”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第41页。

[25]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7页。

[26]（晋）郭璞注，（宋）邢籨疏：《尔雅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页。

[27]（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53页。

[28]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