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语帝国史

梵语帝国史

在《陈寅恪与天台梵本》和《金克木编译〈梵文文法〉所用底本略考》等文（ 《上海书评》第108、113期）中，我曾提及英法德三国数位印度学家的名字。印度学在欧洲诸国兴起，可远溯至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其中以德国的规模最盛，成就最大，甚至赢得“梵语帝国” （Sanskrit Reich）或“梵语学者帝国” （Reich of Sanskritists）这样的美称。在今天的印度，“歌德学院”与在其他国家不同，全是叫做“缪勒学院” （Max Müller Bhavan） ，这是取自德裔英籍印度学大家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的名字。可见在印度人和德国人的想像中，印度学和德国具有一层特殊关系。

考察19世纪德国印度学兴起的史实、背景和原因，历来属于学术史研究上的重要课题。尤其在晚近的欧美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专治“梵语帝国史”的中青年史家，其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西洋大学历史系的麦格金（Douglas T. McGetchin） 。他去年新刊一部《印度学、印度热、东方学：古印度在近代德国的重生》 （Indology，Indomania and Orientalism: Ancient India’s Rebirth in Modern Germany，b Douglas T. McGetchin，Madison，Teaneck: Fairleigh Dickinso University Press，2009） ，提供并诠释了很多新旧史料，颇能新人耳目。书中有关印度热和（萨义德意义上的）东方学的讨论牵涉意识形态之争，且时常与关于作为人文科学一个分支的印度学的讨论相混同，不具恒久的学术价值，所以笔者打算缩小战线，仅就该书论及印度学的精华部分加以撮述和评论。

凡是没有特别注出之处，都为麦格金的材料和主张，笔者不敢掠美。初次提及相关人名、书名和机构名时，均用括号附注其在稀见学术史料《印度杂事》汉译本（松本文三郎著，毛乃庸译，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宣统元年八月初版）第一章《研究印度学诸家》中的旧译名，以备考据家采撷。麦格金此书在史料的铺陈和解释上，虽说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但还是为我们深入阅读史料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出发点。

英国印度学衰于外势

唯有对观英法两国印度学的消长，方能看清德国印度学的真实面目。因东印度公司殖民的关系，印度学在英国发展最早，印度总督哈斯汀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阿令海斯钦格召集婆罗门学者编译法典已肇其端。殖民官员威尔金斯（Charle Wilkins，1749—1836；却尔斯维尔铿斯）在英国人中最早学习梵语，译出印度教圣典《薄伽梵歌》 。孟加拉最高法院判事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萨维尔略几翁斯）继其后译出《沙恭达罗》 （ 《萨康塔拉》 ）和《摩奴法典》 （ 《马奴法典》 ） ，并于1784年创孟加拉亚洲学会，1786年发表其关于梵语、古希腊语、拉丁语同源的划时代演说，1787年复创刊《亚洲研究》 ，将早先殖民政府官吏分散而仅供解闷消遣的业余研究，组织为训练有素而重点集中的专家事业。1803年，威尔金斯和琼斯的后学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62—1824；哈米尔敦）自印返英，途经法国时正逢英法开战，遂被囚系于巴黎，以教授梵语为生。当时德国浪漫派文士小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秀列该尔）适游学巴黎，乃从汉密尔顿习梵语，后本其所学著《古印度人语言智慧论》 （1808） ，为德国印度学之嚆矢。孟加拉亚洲学会早期成员中，如柯勒布卢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1765—1837；科列布尔克）之于梵语哲学、数学、法律、文法古籍，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1786—1860；维尔孙）之于《吠陀》 、梵语戏曲和《往世书》 ，普林赛普（Sir James Prinsep，1799—1840；布令赛布）之于阿育王碑铭和古代钱币铭文的释读，都能深造有得。特别是柯勒布卢克， 《印度杂事》谓其“本通数学，思想极精微，言必有本，不为臆断，为梵学中所稀见，凡印度哲学数学法律文典，无不详加辨正，唯诗歌为所不好，不甚齿及” ，写得十分准确。德国印度学后来不过将柯勒布卢克“言必有本，不为臆断”的治学态度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已。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但自琼斯去世及汉密尔顿返国，英国印度学的大好形势忽急转直下。麦格金总结其原因主要有三，一衰于印度传教事业的肇兴，二衰于功利主义者的批评，三衰于英化派（Anglicists掌控印度文化教育大权。东印度公司因恐伤及印人的宗教情感本来严格禁止传教活动渗入，但随着1813年法案通过，传教印度成为合法，于是基督教各宗组织纷纷涌入。传教士插手当地道德风化的改良，以高等文明的传播者自任，而遍布印度各地的男根（Lingam）女阴（Yoni）石雕以及天神天女交媾造像遂被看做文化低劣和道德堕落的标志，印度学和梵语研究也被视同于有关低等文化的研究而遭到藐视。其恶果之一如1842年创立的伦敦语文学学会竟长达20年不肯导入在德国新兴的印欧语比较文法学，即因其同印度学和梵语研究有密切关联而难得英人敬信之故。

功利主义哲学家穆勒（James Mill，1773—1836；麦格金书第39页错写成John Mill）于1817年刊行《英属印度史》 ，反对纯粹从实地踏查和语言学习入手研究印度，主张要站在远处以抽身事外的态度来严格地批评性地判断和使用材料。他讽刺琼斯派东方语文学家迷失于细节而不自知，并说“一受合格训练之人花一年时间在英伦斗室中所获关于印度的知识，要多于在印度当地长期生活而靠眼见耳闻所得之一切” 。穆勒同传教士一样，也对与基督教大异其趣的印度教教义和风俗如突伽天女活人祭（Thugee）和寡妇殉夫（Sati）等大为反感，主张对印度实行现代化，比如修造铁路、推行民主政治等。虽有威尔逊等人之反对，却无力阻拦穆勒思想的推广。当英国人在19世纪中期基本放弃实地踏查和语言学习时，反倒有很多德国印度学家如豪格（Martin Haug，1827—1876；马尔钦浩克） 、比勒（Georg Bühler，1837—1898；比由拉）和基尔霍恩（Franz Kielhorn，1840—1908；基尔好闰）长期滞留印度从事梵语写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大得印度本土学人敬信。这些人的学生也强调亲赴印度实地考察的必要，如前后继任柏林大学梵语教授的皮舍尔（Richard Pischel，1849—1908；皮赛尔） 、奥登堡（Hermann Oldenberg，1854—1920；奥尔典别尔嬉、奥尔典别尔细） 、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陈寅恪的老师，因同纳粹发生冲突，1935年被迫提前退休）都有游印的经历，而皮舍尔由于蚊虫叮咬染病不幸逝世于马德拉斯。琼斯派强调实地踏查和语言学习方法的主要继承人在德国而非英国。

海因里希·吕德斯

英化派在穆勒之后继续强调对印度推行现代化，传播科学知识，加强英语在国民教育中的使用，而不关心印度古代语言、现代方言以及传统文化的保存。在1830年代，英化派代表麦考莱（Thomas Babingto Macaulay， 1800—1859）贬低梵语文献的价值，说阅读它们“不能产生有用的知识” ，相反却极易“滋生可怕的迷信” 。麦考莱非常直率地说，任何东方学家“都无法否认，一家好的欧洲图书馆的一架子藏书，足抵印度和阿拉伯所有本土文献” ，而“英国预备学校中所用最寒碜的摘要”在可靠的历史知识的提供上也要比“所有用梵语写的书”有价值得多。至此， “英化派”乃彻底粉碎琼斯派东方学家以梵语教学为中心带动方言土语发展进而为移植现代科学做好准备的稳健渐进的教育规划。专门教授印度各种方言、享有很高声誉的威廉堡学院（College of For William） ，最后于1854年1月24日正式解散关门，象征着“英化派”的胜利。

1857年发生的“印度士兵起义” （the Mutiny） ，进一步加深英印民族之间的矛盾与隔阂。从兵变中幸存下来的文职官员，愈加坚信英国文明和语言的优越性，怀疑英印语言文化之间会有任何正常理解和沟通，以至于最后完全放弃理解印度文化的努力这批人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印度学研究的主要反对者。1858年已从印度返回牛津担任首任波登梵语讲座教授（Boden Professo of Sanskrit）的威尔逊被邀修订穆勒《英属印度史》第5版，乃借机在编者序和注释中攻击当年的老对手，但已不能挽回30年来由于本派失势而导致的印度学和梵语研究衰落的命运。

这些变故从客观上削弱了英国学者对印度学和梵语研究的热情，一度造成印度学师资的匮乏。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大学在梵语教学上只能仰求于德国，如伦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先后雇用罗森（Friedrich Rosen，1805—1837；罗臻） 、戈尔德施蒂克（Theodor Goldstücker，1821—1872；哥尔特斯秋加）和埃格林（Julius Eggeling，1842—1918） ，爱丁堡大学聘请奥夫雷希特（Theodor Aufrecht，1821—1907；阿乌夫列细脱）和埃格林，牛津大学招募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马基斯米由拉） 、布伦霍费尔（Heinrich Brunnhofer，1841—1917） 、埃格林、蒂鲍特（Georg Thibaut，1848—1914;奇保）和温特尼茨（Moriz Winternitz，1863—1937） ，都是最好的例子。英国虽有缪尔（John Muir，1810—1882；姆依亚） 、莫尼尔－威廉斯爵士（Sir Williams Monier-Williams，1819—1899）和考威尔（Edward Byles Cowell，1826—1903）崛起其间，但在总体实力上不足与德人抗衡。莫尼尔－威廉斯的经典作品《梵英大字典》 ，主要还是仰仗德国学者如劳伊曼（Ernst Leumann，1859—1931）等人的协助才能彻底编修成功。回想汉密尔顿和小施莱格尔时代，昔日的老师今天反而做了学生。

法国印度学衰于内争

英国印度学衰于外势，法国印度学则衰于有关学术研究方法的一场内争。在19世纪最初30年中，法国印度学乃至东方学主要由所谓“花把势派” （Florists）把持。 “花把势派”这个词是德裔法籍波斯学家摩勒（Jules Mohl，1800—1876）发明的，专指一些以追求文学效果（literary effects）而非科学精确性（scientific accuracy）为目的而从事东方古文献翻译的“语文学家型诗人” （philologer-poets） 。此派代表包括当时老一代波斯阿拉伯学家德·萨西（Sylvestre de Sacy，1758—1838;萨义德《东方学》有专章评他）和梵语学家德·舍济（Antoine Léonar de Chézy，1773—1832） ，以及年轻一代的印度学家朗格卢瓦（Alexandre Langlois，1788—1854） 、汉学兼波斯学家德·塔西（Garcin de Tassy，1794—1878）和阿拉伯学家德·拉格朗日（Jea Baptiste André Grangeret de Lagrange，1790—1859）等。麦格金引用德·舍济在法国亚洲学会机关报《亚洲报》创刊号上的一段花哨文字，作为“花把势派”煽情风格的代表： “希腊的缪斯今日定当对她们恒河岸边的姊妹，暂时停下手中竖琴弹出的学问的清幽乐曲，以聆听印度横笛奏出的微妙法音。 ”

最先对“花把势派”发难的是德国波斯阿拉伯学家舒尔茨（F. E. Schultz，1799—1829） 。1825年，舒尔茨在《亚洲报》上发表两篇关于阿拉伯中古史学家伊本－哈尔敦（Ibn-Khaldun的论文，借古讽今批评当时的法国东方学家只注意东方古文献中的文学作品，而忽视其历史著作，这就好像热爱罗马的人只醉心于贺拉斯和卡图卢斯这样的香艳诗人（德·舍济的代表作品是从梵语翻译的印度古代艳情诗选） ，而无视于恺撒和西塞罗的文治武功。在研究方法上，舒尔茨赞扬了伊本—哈尔敦对前人传下来的史料所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建议法国东方学家今后也要养成这样的存疑精神，从理性和经验出发，在学术圈内形成有成效的批评对话和学术讨论，在写作上少些文艺腔（less literary）而多层科学上的精密（more scientifically precise） 。赞同舒尔茨主张者，有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列米由查） 、波斯阿拉伯学家圣·马丁（Antoine Jean Saint-Martin，1791—1832） 、印度学家布尔诺夫（Eugène Burnouf，1801—1852；比由尔奴夫、别尔该奴）和摩勒，他们形成“反花把势派” （anti-Florists） 。

两派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829年，当时德·萨西由于年老体衰，决定不再担任亚洲学会会长一职，他的继任者是原任学会秘书的雷慕沙，而空出的秘书一职则由原任秘书助理的布尔诺夫在1830年接任。德·舍济也于1830年不再做《亚洲报》的编委，而且两年后就去世了。至此，法国东方学的核心组织及其机关报，乃完全由“反花把势派”掌控。虽然此后“花把势派”并未停止活动立刻消失，德·萨西在1830年代又重任亚洲学会会长数年，德·拉格朗日在圣·马丁去世后甚至接任《亚洲报》主编，但1850年代之后的法国东方学家，已经是在严格的语文学科学方法下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人物（与此同时，法国正在流行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 ，不再是早先那类“语文学家型诗人” 。正如所谓“诗化哲学家”反映了晚近中国学术界对哲学的消化不良， “语文学家型诗人”也是法国东方学不成熟时期出现的一种现象。可是，在“舒尔茨事件”发生之初，谁也没有料到由于清除“花把势派”势力，变得越来越精密而科学的法国东方学反而逐渐失去对普通民众乃至于知识阶层和政府要人的吸引力，政府相应的在经费的分配上也开始削减。摩勒在其1859年的亚洲学会年度报告中抱怨说： “我敢说你会看到20家德国报纸向其读者报告布尔诺夫如何释读大流士的铭文，介绍他关于《波斯古经》 （Zend）的新发现，以及他研究佛教的成果，可是你大概不会碰见任何一家法国报纸觉得有必要报道一下布尔诺夫的工作。 ”

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

德国人对待翻译的态度，主流是忠实于原本，有时为了保证精确，就是译文显得呆板也在所不惜。而在法国挑起争端的舒尔茨，正是德国培养出来的东方学家。德国印度学虽然不是没有自己的“花把势派” ，比如浪漫派领袖大施莱格尔（Augus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夫翁秀列该尔，Friedrich Schlegel之兄，快五十岁时才在巴黎开始学梵语）代表的更加关注梵语古典文学翻译和赏鉴的印度学波恩学派，但它却没能像法国的“花把势派”那样在德国印度学界形成割据一方的势力。自博普（Franz Bopp，1791—1867；夫兰次保普）1816年发表其划时代作品《梵语动词变位同希腊、拉丁、波斯、日耳曼等语言动词变位的比较》 ，一举奠定印欧语比较文法学的基础，德国印度学的主流就一直同比较语言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对语言学的注重胜过对文学的赏析，这就保证了印度学的学术研究免受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干扰。另一方面，虽然若干保守的古典语文学家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对印度古代文化和哲学极为轻视，但由于比较文法学以追求精确的知识为目的，学术上有明显的效果可查，再加上一批学人型官吏如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夫姆保尔脱） 、本森男爵（Christian Carl Josias Freiherr von Bunsen，1791—1860）等的坚强外护，以及很多权威文史学者如格林（Jakob Grimm，1785—1863；格列姆）等的支持，这就使印度学在德国大学里始终可以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是在法国，经过“花把势派之争” ，科学的印度学反而失去了政府的关注以及学界精英的支持，最后让人不得不怀疑，为了赢得这场胜利， “反花把势派”所付代价是否过大（a Pyrrhic victory）了呢？

法兰西学院的梵语讲座成立于1815年，是欧洲各国中设立的第一个梵语讲座，比波恩大学（本大学校）为大施莱格尔设立讲座（1818）还要早三年，比柏林大学为博普设立讲座（1821）早六年。为支持这个讲座，法国政府斥资两千法郎购下一套梵文字模。讲座的首任教授就是德·舍济，继任者则是布尔诺夫。在1840年代之前，法国印度学在师资和硬件上都要强于德国，德国学者还要跑到巴黎来进修或曰“朝圣” ，同时查阅抄写巴黎所藏梵语写本。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小施莱格尔1803年在巴黎学梵语，大施莱格尔、弗兰克（Othmar Frank和博普在1810年代来巴黎攻读梵语，摩勒在1820年代至巴黎进修梵语，罗特（Rudolf Roth，1821—1895；路脱尔夫罗特罗脱）和缪勒在1840年代随布尔诺夫深造。不过随着1852年布尔诺夫去世，空出的梵语讲座长期无人递补，法国印度学在欧洲的统治性地位乃彻底让给德国。欧洲各国学生已不再需要去巴黎深造梵语和印度学，而是转投德国。因为到1850年为止德国已有八个邦的大学设有梵语讲座，柏林普鲁士皇家图书馆所藏梵语写本总数到1853年已上升至1400种。德国人在教研和资料方面已不用再仰人鼻息。

梵语帝国

德国印度学在19世纪中期全面赶超英法，除上述英法两国自身发生的问题外，尚有其内部原因。首先，印度（尤其是古代印度）在德国一直受到知识精英阶层的关注。比如赫尔德（海尔迭尔）和歌德（该太）都曾擦过印度热的边儿。在看完《沙恭达罗》德译本（Georg Forster［该奥尔克夫尔斯］从琼斯英译本转译）后，歌德吟过“悠悠天隅，恢恢地轮，彼美一人沙恭达纶” （苏曼殊从英文重译《译瞿德题沙恭达罗诗》 ；麦格金书第204页尾注25不知此诗英译文实出自英国东方学家E. B Eastwick之手） 。后期浪漫派诗人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 1788—1866；纽开尔脱）更是通晓梵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曾译《摩诃婆罗多》著名插话《那罗与达摩衍娣》 （ 《那尔》 ）以及《牧童歌》 （Gitagovinda； 《格达哥比列塔》 ） ，并著有《婆罗门的智慧》 （ 《婆罗门智》 ） 。至于叔本华和印度的关系，更是尽人皆知，毋庸赘述。

其次，梵语研究在德国受到政府官吏保护。比如在梵语写本购藏方面，洪堡和本森就一直在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大施莱格尔1823年曾将一部《薄伽梵歌》梵语写本带去波恩，柏林普鲁士皇家图书馆到1827年已藏有457件东方语言写本，内中包含8件印度写本，其中6部是由东方学家伯恩施坦（Georg Bernstein）捐赠的梵语写本（内含《薄伽梵歌》 ） 。博普曾敦促普鲁士政府拿出350帝国塔勒购得31部梵语写本，其中包含《摩诃婆罗多》和《诃利世系》 。1848年，博普的学生韦伯（Albrecht Weber，1825—1901；外巴）从英法游学归来后，也曾带回多部梵语写本。但德国大批收购梵语写本的标志性事件，则是1842年普鲁士皇家图书馆买下英国钱伯斯爵士（Sir Robert Chambers）私藏梵语写本。早在1828年12月26日，洪堡就曾写信劝普鲁士教育大臣阿尔滕施泰因男爵（Karl Freiherr vom Stein zum Altenstein）买下这批写本，但普鲁士政府财政预算吃紧，不愿拿出5000英镑的巨资。在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1英镑约兑换7帝国塔勒，5000英镑就是34000塔勒，可普鲁士1834年用于邦内各大学图书馆建设的预算，柏林只分得500塔勒，哈勒2820塔勒，波恩4572塔勒，柯尼斯堡3390塔勒。好事多磨，一直到1842年，钱伯斯藏书最终才在拉森（Christian Lassen，1800—1876） 、赫费尔（Albrecht Hoefer 1812—1883；麦格金原书第80、82、93、101、160、190、28等页误将Albrecht写作Albert）和本森的安排下，帮普鲁士皇家图书馆以1250英镑（约8500塔勒）拿下。得到这样大批的“军火”补给，梵语帝国的声势更加壮大了。

德国印度学的兴起也和当时洪堡（1809年2月到1810年6月担任普鲁士教育大臣）推行教育改革、新创柏林大学互为呼应。洪堡办新大学的宗旨，首重“教研的合一” （die Einhe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其次是“讲学的自由” （Lehrfreiheit和“研学的自由” （Lernfreiheit） ，第三则为以“哲学科” （philo sophische Fakultät）的发展带动人文学术（the liberal arts）的整体提升。德国大学旧有神、法、医、哲四科，其中哲学科是从中世纪大学的“七艺” （包括文法、修辞、逻辑“三艺” ，以及算术音乐、几何、天文“四艺” ）发展演变而来。哲学科一般被视作神、法、医三科的预备，要进修这三科就必须先成为“掌握七艺之士” （master of arts） 。洪堡的改革提升了哲学科的地位，使其与三科平等甚至凌驾于三科之上。而印度学和梵语研究，一开始就是属于哲学科，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都无改变。我们看陈寅恪在柏林大学主修梵语，但却是注册于哲学系（刘桂生《陈寅恪、傅斯年留德学籍材料之劫余残件》 ， 《北大史学》 ，第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一版第308—316页） ，也许会感到奇怪，但这不过是德国大学特殊历史情况的一种遗留而已。

除文化氛围、政府保护和教育机制等外缘，个人因素也发挥重要作用。德国印度学最早分为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两支，但后来的发展则以柏林大学博普师徒的学术传承为主。松本文三郎在《印度杂事》中对博普、格林和洪堡的关系有很好（但不够精确）的描述：

又有德人夫兰次保普（Franz Bopp）者，于千八百十六年，论梵语变化法，以希腊罗马波斯日耳曼各国语相比较，不但将其类似同音之字，胪列编纂，且一一归其根元，究其变化，明其不得不然之故。曩以希腊为欧洲文化之源，彼乃斥其谬误，而以梵语为欧洲国语之本，泰西文化，滥觞于彼。欧洲学者始而嗤，继而疑，卒乃恍然其信。格列姆（Jakob Grimm） 、夫姆保尔脱（Wilhelm von Humboldt）诸人，又继之而起。夫姆保尔脱所论说，足震惊一代之耳目。 （ 《印度杂事》 ，第4—5页）

弗兰兹·博普

博普培养的学生很多，最著名者有冯·柏伦（Peter von Bohlen，1796—1840；也跟大施莱格尔学习过） 、施坦茨勒（Adolf Friedrich Stenzler，1807—1887；斯吞次拉） 、波特（August Pott，1802—1887） 、赫费尔、库恩（Adalbert Kuhn，1812—1881；阿达尔别尔脱铿，坤） 、韦伯和冯·伯特林克（Otto von Böhtlingk 1815—1904；别爱脱令克） ，前四人分别开创了哥尼斯堡大学（1825） 、布雷斯劳大学（1833） 、哈勒大学（1836）和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1840）的印度学和梵语研究。施坦茨勒的经典梵语文法书已有汉译本问世（ 《梵文基础读本》 ，季羡林译，段晴、范慕尤续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库恩只是中学教师，从未做过大学教授，但由于在比较神话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他一般被认为是比较神话学的创立者） ，最后还是被选进柏林科学院。韦伯在博普去世后（1867继承了他在柏林大学的讲座，成为德国印度学新一代的盟主他的学问几乎涉及印度学的一切方面，但其最有名的作品却是比较通俗的《古印度文献史讲义》（1853年德文第一版，1876年德文增订第二版，以及1878年据德文第二版所翻英译本） 。

阿尔布莱希特·韦伯

冯·伯特林克生于圣彼德堡，留学德国时亲近过大施莱格尔和博普，此后一直担任沙俄科学院院士。他1868年从圣彼德堡迁居德国耶拿，1885年再迁莱比锡，后来就在那里去世。冯·伯特林克和罗特合编的《圣彼德堡梵德大词典》 （三大卷，在1852—1875年间陆续出版） ，可以算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梵语字典。罗特负责吠陀部分的编写，而冯·伯特林克则负责古典梵语部分，其工作量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九十。 《印度杂事》对这本巨著也有生动的描写：

时尚有一事，较米由拉（Friedrich Max Müller）与外巴（Albrecht Weber）两人之事业，更为伟大。即由俄国森脱派塔斯布尔克大学校，命罗脱与别爱脱令克两人，编纂梵语字典是也。罗脱担任字典编纂之方针，与夫爱达文学（按：吠陀文献） 。别爱脱令克担任夫爱达以后之文学，德京大学校员外巴氏为补助员。编纂夫爱达字典，此为嚆矢。彼等不用婆罗门相传之说，必求诸当时之意义，为数千年印人梦想所不到……此大学校字典，则讲明印度一切语义之变迁，与其一一转化之迹，历落分疏，洞如观火。（第8—9页）

陈寅恪当年卖给北京大学东语系换钱买煤的《圣彼德堡梵德大词典》就是这本大书。

《梵德大词典》出版后，遭到戈尔德施蒂克和豪格批评，认为过于忽视印度古代文法家和注疏家的传统说法。自德国印度学创立以来，对于如何使用和吸收印度古代梵文文法经典《波你尼经》乃至于古印度传统文法学注疏家的作品，一直存在两派不同意见。一派认为欧洲人编写梵文文法，应该参考和吸收《波你尼经》及其各种注疏。这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波恩的大施莱格尔和拉森，有旅印经历的印度学家如豪格、比勒和基尔霍恩，以及在英国任教的戈尔德施蒂克和缪勒。另一派是柏林的博普和韦伯，以及《梵德大词典》的编者罗特，还有韦伯和罗特的美国学生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894）《梵德大词典》的另一位编者冯·伯特林克是个例外，他跟大施莱格尔和博普都学习过，很早就校译过《波你尼经》 。比勒的《梵语初级教科书》出版时（1883） ，由于参考了印度文法家的传统说法，曾引起惠特尼的不满。在写给韦伯的私信里，惠特尼抱怨说： “比勒的文法演习小书同样把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完全给毁掉了。真没想到他竟然放弃了欧洲学者的特点，变成了印度文法家的传声筒。他的书和波你尼的书一样，见不到一丝历史的东西。 ”

美国学者佩里（Edward Delavan Perry，1854—1938）的《梵文入津》 （A Sanskrit Primer） ，只采用比勒《教科书》中的习题删去书中有关印度本土文法体系（the native system of grammar的介绍，替换为惠特尼《梵文文法》 （Sanskrit Grammar）中“以一种更有逻辑性和科学性的形式” （in a much more logica and scientific form）所表述的文法体系。对于同情印度传统文法学的人来说，佩里的这种做法实无异于买椟还珠。德国印度学中的这种分歧，多少也反映在季羡林和金克木身上。季羡林虽然在德国学习过《波你尼经》及其注疏，而且下功夫研究过深受印度文法家影响的基尔霍恩的《梵文文法》 ，但他翻译的施坦茨勒《梵文基础读本》 ，却是一本完全“清洗”了印度文法家影响的欧洲学者或者说博普派（施坦茨勒是博普的学生）的作品。而金克木编译的《梵文文法》 ，却是基本参考印度本土学者（如Vāman Shivarām Āpte、Moreshvar Ramchandra Kāle）带有传统特点的文法书。

顺便说一句，近年由于一些私人信件的刊布，季羡林和金克木在学术旨趣上的矛盾已经逐渐露出水面。季羡林在1990年8月29日致臧克家信里说： “有一次你曾谈到金克木写的文章， ‘不知所云’ 。若以朦胧诗视之，庶几得之哉。 ” （ 《季羡林书信集》 ，蔡德贵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第59页）在季羡林眼里，什么才算朦胧诗呢？这可以从他写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有中国特色》一文中看出来： “特别那朦胧诗，我想在座的年轻人一定有很多非常欣赏朦胧诗的。老实不客气的话讲，那朦胧诗我认为是‘英雄欺人’ ，他自己也不懂写的什么玩意儿。起码，有一部分是那个样子的，吓唬你。 ” （ 《季羡林讲演录》 ，蔡德贵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第161页）原来季羡林说金克木的文章“不知所云” ，是指“他自己也不懂写的什么玩意儿” ，纯粹在“吓唬你” 。

在中国由于季羡林《留德十年》而爆得大名的哥廷根大学，其梵语研究传统同样极为深厚。但哥廷根最早并无梵语讲座，梵语课程主要由其他科系的学者兼任，比如著名神学家埃瓦尔德（Heinrich Ewald，1803—1875）和古典语文学家本费（Theodor Benfey，1809—1881；麦格金原文第93页误拼成Thomas Benfey；丙夫阿伊、丙法伊） 。本费是犹太人，曾校译梵语故事集《五卷书》 ，开创了“比较文学史”这门学问。本费本来是研究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的，据说他初学梵语是由于同朋友打赌说自己几星期就可以掌握足够多的梵语并就这方面的专著写一篇书评。本费后来将俄国汉学家王西里（V P. Vasilew，1818—1900; 瓦西利爱夫）的《佛教论》从俄语译为德语，传闻也是因为同朋友打赌说自己可以迅速学会俄语哥廷根大学首个梵语讲座后来就给了本费。

在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之外，莱比锡大学、图宾根大学和基尔大学也都是德国印度学重镇。前后担任莱比锡大学梵语讲座教授的是布罗克豪斯（Hermann Brockhaus，1806—1877；布罗克哈乌斯）和温迪施（Ernst Windisch，1844—1918；芬迭西）师徒。布罗克豪斯也是缪勒的老师，而他的父亲就是帮助叔本华出版《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的那位著名出版商。温迪施虽是梵语教授，但同时也是古爱尔兰语权威。德国当时只有编内教授或正教授才能担任大学校长，布罗克豪斯和温迪施都曾担任莱比锡大学校长。教授中最杰出的人物享有同政府内阁官员相等的地位，可以获得“枢密顾问”的头衔，甚至被封为贵族。罗特作为图宾根大学印度学教授，就曾因学术研究上的骄人成绩被维滕堡国王封为贵族，成为Rudolf von Roth。在熬到校长、枢密顾问和教授之前，很多学者可能会暂时在中学教书同时私下里继续进行研究。比如以研究《五卷书》而知名的梵语学者赫特尔（Johannes Hertel，1872—1955） ，自1897年从莱比锡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在文科中学一教就是22年，直到1919年才成为莱比锡大学梵语讲座教授，填补了温迪施去世后留下的空位。基尔大学哲学教授独逸生（Paul Deussen，1845—1919）年轻时因同学尼采的推荐而研读叔本华作品，从而开始研究梵语和印度哲学（参看笔者旧文《独逸生和他的〈天竺心影〉 》 ， 《读书》2007年第12期，第121—129页） ，季羡林的老师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中文名“林冶” ）正是由于在基尔和独逸生交往才开始其印度学和梵语研究（参看笔者旧文《试为〈留德十年〉作两点补注》 ， 《文汇读书周报》 ，2002.7.5.） 。类似的掌故逸闻还有许多，这里无法展开细说。

德国是一个矛盾的国家。在哲学方面，产生过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也产生过他们的死对头叔本华和卡尔纳普。在史学方面，既有兰克派实事求是的科学实证史学，也有施本格勒那样“以论代史”的史观。同样，梵语帝国孕育了博普这样的语言学巨子，以及缪勒这样有世界眼光的人文学大家，但也贡献了“卐”字徽章和雅利安人种学。但不管怎么说，叔本华、卡尔纳普的哲学，兰克的史学，尤其是博普和缪勒代表的印度学、梵语研究和比较语言学，对于文化和学术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