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连城妙因寺及其相关寺院探研

夏春峰

［内容提要］　连城寺院群地处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甘、青交界地带,融政治、宗教、文化于一体,有着明显的地域文化特点。以妙因寺为代表的寺院群在教派传承、寺院布局、建筑形制、雕塑壁画等方面构筑了该地独有的“汉藏结合、佛道交融”的特色,凸显了寺院群在该地区重要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　妙因寺;土司;连城寺院群;安多藏区

连城位于大通河下游,因该地有鲁土司而闻名。历史上,连城处于多种民族、多元文化交汇的华锐藏区,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以连城妙因寺为代表的连城地区寺院群的存在,凸显了连城地区的文化特色,在安多藏区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在连城地区的研究中,多以鲁土司的研究为主,很少涉及连城地区丰富的宗教文化,连城地区所体现的汉藏合璧、佛道交融的文化特色也常常被忽略。本文拟对该地区寺院群中的部分寺院进行探讨,^[1]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地区的重视。

一

历史上,连城地区藏传佛教曾盛行一时,不但建立了众多寺院,而且曾有相当数量的僧人。在寺院群中,寺和妙因寺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两座寺院。

(二)妙因寺探源。妙因寺位于连城鲁土司衙门东侧,藏语称“大通多吉羌”,汉译为“大通城金刚持寺”或“大通寺”。关于妙因寺的始建年代,笔者基本同意苏裕民先生的观点,即“连城妙因寺始建于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前后,最初叫大通城金刚持寺,宣德二年鲁贤扩修,是年三月二十二日敕谕寺名为‘妙因’,明正统七年（1442）又奉旨改称大通寺。成化七年（1471）扩建；光绪年间复称妙因寺至今”。^[8]妙因寺的前身是一座用来奉祀金刚持佛像的小佛堂,这尊佛像的到来时间应在连城有了鲁土司之后。据传说,连城在鲁土司统治初期发现了一尊小金刚持佛像,土司遂修建一座小庙供奉,后来洛登巴喇嘛扩建了该寺庙,塑造金刚持佛像,把原来小佛像作为内藏装了进去,供在那里。逐渐形成了金刚持寺,也就是妙因寺。^[9]可以看出,该寺的建立完全是来源于一尊神像,即金刚持佛像,而佛像是土司统治时期发现的,所以说妙因寺的建立至少是在有了土司之后,也就是永乐十七年后。

妙因寺的传承是很复杂的。土司家族据说是元蒙帝室的后代,信奉藏传佛教,应该信奉萨迦派,其修建寺院如妙因寺常理上应是萨迦派寺院,妙因寺旁边的属寺显教寺即被称为典型的萨迦派寺院。另据《安多政教史》记述,佛像的传播是在噶玛派的几位大师中相互递传最后才到了连城的,这可否说明该寺与噶举派又有着必然的联系？再根据地理位置分析,离其不远、于洪武二十五年建立的瞿昙寺,是典型的噶举派寺院,明末清初格鲁派崛起后才改宗格鲁派,塔尔寺在明万历四十年才成为格鲁派的正规寺院,与以上寺院相隔不远的妙因寺后来已纯然为格鲁派寺院,又可否推断其原来为噶举派寺院呢？妙因寺从土司建寺角度看应属萨迦派,从佛像递传角度看初期传承似应为噶举派,明中叶后又成为格鲁派寺院,则可以显示其传承是非常复杂的,但另一方面又可反映出该地古时宗教之繁盛、教派之融合的特色。

二

妙因寺为连城寺院群之主体寺院,是历代鲁土司建立的规模最大、塑像最多、壁画彩绘最好的一座寺院。从建寺的时间来看,除寺外,连城其他寺院的建立基本上是在妙因寺之后,在有明一代连城鲁土司治下的范围之内,妙因寺是起着主导地位的,在安多藏区亦有一定的影响。更由于妙因寺持金刚佛的存在,奠定了妙因寺在安多尤其是华锐藏区的主要地位。

(一)土司重视

由于明朝中央在宗教政策中对藏传佛教的倾斜,再加上连城地区民族构成的复杂状况,鲁土司在统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利用藏传佛教来统治信仰佛教的属民。按《鲁氏家谱》记载,土司是蒙古王室的后裔,以蒙古和藏传佛教的关系,世俗土司必定信仰藏传佛教,利用妙因寺的影响来实施统治政策是理所应当的。在有关的史料中,对土司与妙因寺及其他寺院的供施关系都是将土司作为大施主记述的,这都说明了土司与寺院的关系,但寺院群又在其治下,无疑也表明了土司利用佛教统治的政策。如《安多政教史》载：“这座寺院（指妙因寺）现在由鲁嘉阿阇黎的历世转世化身和鲁土司供施双方把它和大寺结合一起共同护理,由四个寺院的比丘们共同办理祈愿法会,大寺和曲浪寺的僧人们轮流地在祈愿会上举行巡回讲辩及磋朗,政教两方面都很兴盛。”^[10]连城地区的几大寺院在土司的支持下于妙因寺举行大法会,突出了妙因寺在连城寺院群的主导地位。

(二)纳贡领赏

在《明实录》中多次提到妙因寺与明朝朝廷的接触。“成化十八年（1482）二月辛酉,陕西庄浪卫大通寺番僧札失丹班建寺于本寺东南隅,……来朝贡,乞赐名。诏赐东南隅寺曰显教”；^[11]“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戊子,陕西瞿昙寺都纲尼麻藏卜等、庄浪大通等寺……各来贡,赐彩段表里等物有差。”^[12]“弘治十七年（1504）十一月壬辰,陕西大通等寺番僧那尔卜等来贡。赐宴并彩段、衣服等物如例。”^[13]“正德二年（1507）十二月乙未,大通等寺番僧那尔卜等来朝,贡佛像、驼、马等物。赐宴及彩段、衣物有差。”^[14]“正德四年（1509）四月甲子……大通等寺番僧那尔卜等……来贡,赐宴,给赏有差。”^[15]“正德九年（1514）正月乙丑,大通寺番僧速南坚藏等……来朝,贡方物。各赐彩段等物有差。”^[16]“正德九年正月癸巳……大通寺番僧速南坚藏等各来贡,赐宴,给赏如例。”^[17]在《明实录》中记载的连城寺院中,妙因寺纳贡受封赏的次数是最多的。从成化十八年到正德九年,明确记录的就有7次之多,这一方面反映了妙因寺是一座正宗的藏传佛教寺院,因为按照明政策只有有影响的藏传佛教寺院或高僧才有如此礼遇,同时也更凸显了妙因寺的地位。正德以后,大通寺（妙因寺）即不见著录,可能与明武宗后中央对藏传佛教的重视程度日益削弱有关。

(三)朝廷敕封

在《鲁氏家谱》中曾有赐寺名和敕封妙因寺“都纲”的记载。宣德二年,明朝中央曾颁诏书于庄浪卫：“朕惟佛氏之兴,其来已远,西土之人,久事崇信,其教以空寂为宗,以善度为心,化导善类,觉悟群迷。功德之著,无间幽显,有能尊崇其教以导引,夫一方之人,去其昏迷,向慕善道,强不至凌弱,大不至虐小,息争斗之风,无侵夺之患,上下各安其分,长幼各逐其生,同归于仁寿之中,同安于泰和之世,上足以阴翊皇度,下足以劝善化俗。功德所及,岂不远哉。今以庄浪地面西大通寺。赐寺名曰‘妙因’,颁敕护持。所在官员居民人等,务要各起信心,遵崇其教,听从刺嘛裸古鲁监参等及僧人自在修行,并不许侮慢欺凌其常住。一应寺宇、田地、山场、园林、财产、孳畜之类,诸不许侵占骚挠,庶俾兴隆,法门宏振。而一方之人,亦得以安生乐业,进修善道,若有不遵朕命,不敬三宝,故意生事,侮慢欺凌以阻其教者,论之以法,故谕。三月二十二日　都纲一员　印信一颗钦赐作善广济图书一方。”^[18]皇帝敕谕和封都纲,对一个寺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明朝设置都纲是有数量限制的：“府僧纲司,都纲一人,从九品,副都纲一人；州僧正司,僧正一人；县僧会司,僧会一人。”^[19]妙因寺得赐都纲,在鲁土司所辖连城地区以及整个庄浪卫都是不多见的,可见妙因寺在这一地区寺院中的地位之重。在《敕赐大通寺记》中,明确记述了妙因寺建寺的原因所在：“圣朝有天下以来,以释道二教不可偏废,故既设官以领其事,而又创建寺观以崇事之,而西土之寺宇,比之他郡尤盛。庄浪大通河桥驿,乃土佥右军都督府事鲁贤之故里也。公之弟刺干罗祝思,自稚年萌善心,早成教戒,行甚谨,而人多敬慕之。比以兹土灾旱相继,遂于所居之傍建寺,以为修禳之所。”妙因寺的建立,主要是中央的宗教政策使然,另外则是作为土司修禳之处。土司作为中央在连城地区的实际统治者,除了以妙因寺作为修禳之所外,还将其作为统治属民的主要工具。

连城重要的寺院还有东大寺、西大寺、显教寺等,而之所以冠以东、西方位字,正是以妙因寺为中心来划分的。而从上面史料中对陕西庄浪卫大通寺乞请建寺表奏来看,显教寺明显地是妙因寺的属寺。而在土司所辖所有寺院中,只有妙因寺设置万岁殿并供奉皇帝牌位。妙因寺又称“大通多吉羌”,“多吉羌”意译为“持金刚”,为藏传佛教密宗修行的最高果位,在安多藏区,带有“多吉羌”字样的寺院据说只有三处。这些现象的存在,可以推知妙因寺在连城土司辖区寺院群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三

妙因寺创立至今,大约经历了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等诸藏传佛教宗派的住持,近600年历史,建筑保存较为完整。其殿堂配列之法,因为地域环境、政治、人文需要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典型的汉藏结合式的风格。

(一)殿堂分布与题记

妙因寺之出入,原可分两路,即其建筑群南面有东西两门,西门为正门,东门为偏门,与鲁土司衙门相连（现在西门外已是小学,故只能自东门入,经过一小院方可进入山门）。自山门而入,主体建筑几乎全在右侧,依次为鹰王殿、金刚殿、万岁殿、塔儿殿、古隆官殿、禅僧殿,最后面是多吉羌殿（持金刚佛殿）；山门正对纵深处,位于多吉羌殿西侧为大经堂,山门与大经堂间有僧房及新建白塔等。在所有的寺院建筑当中,万岁殿是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殿堂建筑,其余各殿堂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扩充。万岁殿脊檩题记有“大明国宣德二年岁次丁未秋七月二十六日信官昭勇将军陕西行都司土官指挥鲁失伽同室淑人李氏薛天速发心施财命工盖造——佛殿崇奉原祈——国土清宁人民安乐万物阜丰嗣续繁昌福寿绵远圣善咸臻障碍消释来世有生俱登妙果吉祥如意者”字样,明清时期均供有万岁牌,并有佛、菩萨等诸像及彩绘佛传故事画,应知当时以此殿为寺院之主体。多吉羌殿在万岁殿北面,系明成化年间建造,殿内大梁题有“大明成化七年岁次辛卯孟夏四月吉日钦差镇守庄浪右军都督府同知鲁鉴同夫人李氏立”,殿门有联曰“昙花着雨龙归钵,贝叶翻风虎听经”。古隆官殿与塔儿殿相对,为万岁殿的东西配殿,古殿为歇山顶,铺绿琉璃瓦,又称小琉璃瓦寺,是妙因寺的护法神殿。殿外南北山墙有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的《重修护法殿记》铭文,其中有“正统壬戌年,□□为额,敕赐大通寺,暨建立之碑勒在焉。寺东隅建有护法神之殿,供奉古隆官佛,法力森严其摄受之大功化之,极实有难以名言者”的记述,从山墙所记铭文来看,该殿似为宣德至正统年间建造,至正统敕赐寺名时已然落成。古隆官殿于清咸丰十年重建,铭文有记,曰：“益信佛力之含宏广大,且赖护法之显应通灵洵不诬也,但殿宇窄狭,兼形剥落,若不重行建修,非特无以状。观瞻崇法界,将前人创造之精意亦隐而弗彰。是以余虔诚捐修,暨默尔根额德尼堪布等董率僧俗首事经营,其好善乐施者,以其量力输助,以昭万善同归之意焉。于咸丰已未经始,至庚申夏五月壬午十七日庚戌辛已时竖柱上梁,克期落成。”塔儿殿建筑面积不大,歇山顶,殿内原有佛教故事壁画,现已不存。鹰王殿位于山门右侧,整个建筑群之最南面,原有“敕赐”匾额,门书“不二门中云结彩,三千界里雨飞花”对联,殿内原有明景泰年间《敕赐大通寺记》石碑（已损坏）,但现在还留有完整碑文。鹰王殿背面为金刚殿,又名科拉殿（经轮殿）,歇山顶,内塑四大金刚,殿中间立有一大型嘛呢科拉（经轮）。另外,妙因寺内还有供活佛和喇嘛居住的明代僧房建筑。

(二)建筑布局与建筑形制

妙因寺的平面布局明显受汉藏两种风格影响。藏式佛教寺院建筑的殿堂设计是以佛教的宇宙模型为蓝本,主殿居中,经殿、佛殿环绕四周。从群体布局来看,没有中轴线,没有对称的房屋布局,也没有层层重叠的四合院,基本上是以大经堂为中心,看起来似乎没有完善统一的规划。而汉式佛寺的布局,基本上是采取了中国传统世俗建筑的院落式布局方法。一般地说,从山门（即寺院外面的正门）起,在一根南北轴线上,每隔一定距离,就布置一座殿堂,周围用廊庑以及一些楼阁把它们围绕起来。这些殿堂的尺寸、规模,一般随同它们的重要性而逐步加强,往往到了第三或第四个殿堂才是庙宇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大雄宝殿的后面,在规模比较大的寺院里可能还有些建筑。这些殿堂和周围的廊庑楼阁等就把一座寺院划为层层深入、引人入胜的院落。^[20]也就是说,寺院平面布局有一条严格的中轴,其典型形制即是“伽蓝七堂制”。^[21]从妙因寺的布局来看,既不具藏式结构的以大经堂或大殿为中心,又不太具有“伽蓝七堂制”的设置方式,随意性较大。但从建筑的形制来看,妙因寺的主要建筑保持有中国传统的汉式建筑风格,较多地吸收了汉式寺庙中建筑形制的特点。特别是主要建筑的主体结构基本采用汉族的木结构间架,几乎在所有建筑的最顶端都加有汉式歇山式大屋顶。著名考古学者宿白先生曾对万岁殿作过这样一番描述：“殿外观重檐歇山顶,其下檐覆盖包砌外壁的副阶一匝。与副阶合计面阔进深各五间,中心间宽阔,用补间铺作两朵,次间一朵,梢间无补间。角柱侧角显著。檐柱间阑额粗壮,出头处杀四角。其上普柏方扁平,出头处饰海棠曲线。檐柱柱头后面与内柱间用不出头的穿插方勾连。柱头铺作、补间铺作俱用外插昂、重拱、计心、四铺作。插昂面起中脊,昂下置未雕饰曲线的华头子。华头子后尾作单抄。外插昂与内单抄之上俱承令拱、耍头。外面令拱、耍头之上承橑檐方与橑檐椽,内部则承素方。柱头橑檐方、素方与内部斫作月梁样之劄牵相交,劄牵外伸抵檐下,出头部分雕饰若清式昂尾上斗口内伸出之三福云,劄牵后尾插入内柱,其下承以自内柱伸出之单抄丁头拱。转角铺作上层角昂之上未置平盘斗与宝瓶,而于老角梁下皮却垂悬一长形宝瓶。万岁殿正中歇山顶下为面阔进深俱三间之佛堂,檐下铺作与相应位置的下檐铺作同。……佛堂外四周之单檐副阶系左转礼拜道之所在。”^[22]在这段记述中,中国古代建筑常用的铺作用外插昂、心间用补间两朵、内柱出丁头拱,均在《营造法式》^[23]中有明确记录。在寺内其他建筑中,如多吉羌殿有着明显的台基及翼状伸展的屋顶,大殿为歇山顶,三下昂重叠斗拱,斗拱木结构明显且有彩绘装饰,屋顶用琉璃瓦铺就,屋脊有八仙人物雕塑,脊中有宝瓶,飞檐上有蹲兽；墙体全为砖砌而成；南面共有门16扇,门扇角柱和平柱采用梯形结构,以增强建筑的稳定性,此种门扇设计尚不多见；东西北三面为磨砖对缝砌墙,砖面平整,砖缝磨合紧密,令人叹为观止,墙上有精美的砖雕图案,这些都完全符合中国建筑体系的特征。^[24]在寺院的平面布局上,除大经堂外的多数建筑都布置在一条中轴线上。除大经堂属清代建筑外,其他主体建筑均属明代建筑,而如果光考虑明代建筑的话,妙因寺平面布局则更像是一座汉传佛教寺院了。

(三)独具特色的《西游记》、八仙壁画及雕塑

在这一寺院建筑组合之中,极具风格的要数雕塑和壁画中出现的《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的故事、八卦图以及八仙的造型。妙因寺多吉羌殿内周围墙壁上原有《西游记》人物画（现已不存）,大殿正脊有传说中的八仙小塑像,东西两面墙壁有独具特色的反映藏传佛教文化的砖雕图案。寺院群中最为完整的要属东大寺主殿中的《西游记》壁画,画面清晰,画中人物栩栩如生,记叙了从石猴出世到取经归来的诸多故事。而在东大寺的山门内外两侧墙壁上,均有用小铁板钉组而成的八卦图。红城感恩寺大雄宝殿有保存得很完整的《西游记》故事雕塑。这些壁画雕塑融为一体,形成了连城地区特有的文化特色。连城地区的《西游记》故事显然是在《西游记》成书之后创作,这一题材用于寺庙雕塑和壁画艺术创作之中,是连城佛教文化发展的奇特之处,反映了这一地区特有的文化内涵,八仙雕塑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世俗信仰中的功利性目的使得八仙信仰及文学作品形象也夹杂在连城佛教信仰圈之中。

(四)妙因寺虽然有着典型的汉式建筑形制，但寺院所包含的宗教内容却使其成为一座标准的藏传佛教寺院

1.转经道。妙因寺内周是一条围绕寺内全部主建筑、可供信众朝佛的转经朝拜道,其长度等同于院落的周长,约300米。转经道上位于大经堂南侧的嘛呢科拉廊及专为嘛呢科拉建造的科拉殿,都是藏传佛教寺院独有的形式。在多吉羌殿四周又环绕有小转经道。万岁殿佛堂内安排有礼拜道,其形制与青海瞿昙寺前殿的形制完全相同,是典型的藏式佛堂礼拜道。

2.妙因寺有雕版《白莲妙树寺志》（藏文）流传于世；在明正统年间就曾藏有银汁书写藏文大藏经《甘珠尔》（1958年遭损毁）；到了明成化年间,洛登巴喇嘛受命扩建寺院而修建多吉羌殿并为住持；《重修护法殿记》铭文亦为汉藏两种文字书写。其寺内行文的藏文记述方法、经典收藏、番僧住持等都可看到藏族文化及藏传佛教在寺院的主要地位。

3.多吉羌殿的彩绘及外墙的砖雕有明显的藏传佛教图案,如砖雕上雕绘有藏八宝及十相自在图,佛堂内彩绘有二十一度母画及坛城。

4.该寺院原设显、密学院,有着一套完整的学经制度。据传五世班禅、六世达赖、七世达赖等藏传佛教大师均在此作过佛事,宣扬佛法；清雍正五年（1727）,由衮卓仁波且阿旺曲智嘉措做施主创建了祈愿神变法会；1984年,十世班禅大师在嘉木样、贡唐仓活佛等的陪同下莅临妙因寺,在参观多吉羌殿时,对该殿内的藻井彩绘极为欣赏,认为该寺是“藏传佛教的正规寺院”。

汉式建筑的形制,藏传佛教的内容,使妙因寺成为典型的汉藏结合式寺院。

四

寺院的建立一般总是选择在山林幽静之处,以体现佛教文化景观的避世特征,但妙因寺却建在了土司衙门之侧,寺院与衙门紧密结合,使该寺具有强烈的附属特征。虽处衙门之侧,但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司的家庙家祠,妙因寺的功能远不止是一个“修禳之所”所能涵盖的。从寺院内万岁殿的居中形制及其沿袭了藏传佛教大寺院树万岁牌的传统来看,作为朝廷代表的土司,既有世俗的皇权力量,又从寺院中获得宗教的力量,实际上是佑护传统信仰以安抚民众的统治者。妙因寺不仅与世俗景观土司衙门比邻,而且还采取了世俗建筑中典型的错落有致的院落形式,可见世俗文化及政治势力对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力。

在连城佛教信仰圈中,各种意识形式都合理地运用着建筑艺术语言,表现着符合当时当地的特定的精神内容。佛教、道教与儒家思想并存,同时也包含有其他具体宗教以及民间信仰的成分,其所体现的错综复杂性和庞杂性交织在一起而表现出的强烈的文化特征,是研究藏传佛教在汉地发展的不可多得的素材,为研究历史上甘、青交界地区的民族融合提供了佐证。在连城,无论是寺庙、道观还是土地庙,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很多群众见寺庙即登,有神佛便拜,人们可以随意出入其中。除部分宗教信众各自奉信本教外,人们谈不上真正地信仰哪一种具体的宗教,有着明显的“信而不虔”的特征。也正是这种信仰特征,使得该地区寺院群及其他历史遗迹得以保留,充分体现了该地区独有的文化包容性。

（原载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注释】

[2]但从历史上来看,萨班似未到过山西五台山,一般认为《萨迦世系史》中所指的五台山即是此地,故此地亦被称为是“小五台”。

[3]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7页。

[4]松巴堪钦·益西班觉著,蒲文成、才让译《如意宝树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

[5]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

[6]杨培基编著,中共永登县委党史办公室、永登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编《八宝川古今》,2000年,第80页。

[7]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27页。

[8]杨培基编著,中共永登县委党史办公室、永登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编《八宝川古今》,2000年,第84页。

[9]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27—128页。

[10]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马世林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27—128页。

[11]《明宪宗实录》卷224。

[12]《明孝宗实录》卷185。

[13]《明孝宗实录》卷218。

[14]《明武宗实录》卷33。

[15]《明武宗实录》卷49。

[16]《明武宗实录》卷108。

[17]《明武宗实录》卷108。

[18]王继光著《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19]《明史》卷75,职官四。

[20]梁思成著《梁思成全集》（五）,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320页。

[21]从山门始,依次排列着天王殿、钟楼、鼓楼、东配殿、西配殿及大雄宝殿等。

[22]宿白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82—283页。

[23]《营造法式》一书是公元1103年（北宋末年）由当时的皇室建筑师李诫编修的一部国家建筑规范。从这部书里可以看到当时已采用了模数制,按照封建制度的等级订定建筑等级,材料、施工都有定额；尤其引起后世钦佩的是从整座房屋到每一构件的详细规定和做法都将整体和个别构件的材料、结构、美观等因素综合考虑。是中国古代有关建筑的最重要的一部专著。

[24]梁思成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基本特征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个别的建筑物,一般地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下部的台基,中间的房屋本身和上部翼状伸展的屋顶；在平面布置上,有显著的轴线,主要的房屋一般都采取向南的方向；以木材结构为它的主要结构方法,房身部分是以木材做立柱和横梁,成为一付梁架,每两副梁架之间用檩之类的横木互相牵搭,以承托上面的重量；斗拱式的木结构方法在砖石建筑中的广泛应用,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屋顶在中国建筑中素来占着极高的地位,屋顶的坡度随着举架由下段的檐部缓和的坡度逐步增高为近屋脊处的陡斜,屋顶的四角是翘起的,呈现出翼展般的屋顶和出檐；在木结构建筑中,所有构件交接的部分都大半露出,在它们外表形状上稍稍加工,使成为建筑本身的装饰部分,彩绘木架、屋脊雕塑、檐头瓦当等均属于此；在建筑材料中,大量使用有色琉璃瓦,木上刻花,石面上作装饰浮雕,砖墙上也加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