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遭遇

第十三课　一个人的遭遇

一、作者简介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肖洛霍夫于1905年5月11日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1922年末，17岁时他来到莫斯科，打算求学，但他没能进入工农速成中学，就边做苦工边自学。在这里经常与“青年近卫军”小组的诗人和作家见面。

1923年，《少年真理报》刊登了他的第一篇小品文《考验》。第二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故乡》。

1925年，阿·绥拉费莫维奇认识了他，对他“说了鼓励和赞许的话”。肖洛霍夫终身都保持着对阿·绥拉费莫维奇的感激，把他当作自己早期导师之一。

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不断刊发着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后来结集出版:《顿河的故事》和《蔚蓝色的草原》。

1926年底，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于1928年出版，很快得到高尔基和阿·绥拉费莫维奇的认可和热情洋溢的评价。

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肖洛霍夫当过《真理报》、《红星报》的战地记者，经常去前线。

1957年发表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1965年，肖洛霍夫因为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84年2月21日肖洛霍夫逝世。

二、作品概述

1．事件背景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岁月里，肖洛霍夫作为《真理报》的记者到过前线。还是在1946年，作家就碰见了一位这样的战士，他向作家讲述了自己的生活。这个战士的命运打动了作家，并成为作品的基础。

小说的主人公是安德列·索科洛夫。他的损失、当士兵的可怕的经历、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痛苦、他的孤独对他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他胜利地走出战争，还给了世界以和平，可是他本人却在战争中失去了生活中“属于自己的”一切:家庭、爱与幸福。

残酷而冷漠的命运甚至没有给这个战士一点立足之地。他亲手做房子的地方已经被德国的炸弹炸成一个黑黑的弹坑。历史没有向索科洛夫提出要求，但他向历史履行了所有的义务。历史亏欠他的个人生活:“干吗呀，你，生活，这样摧残我?无论在黑夜里，还是在阳光下，我都没有答案……没有，我也等不到!”

索科洛夫在经历了一切不幸之后，好像可以把生活称作瘟疫，但是他没有抱怨世界，没有沉溺在自己的痛苦里，而是走向人们。当这个人一个人在尘世间活下来后，他把心里保存的全部温暖都给予了孤儿万纽莎，做他的父亲。他收养了孤儿，正因如此他才稍稍地回到了生活。

肖洛霍夫用小说的全部逻辑证明，他的主人公无论如何都不会被不平常的生活压垮，他相信自己的力量。小说名字的含义是，一个人尽管有各种艰难和困苦，仍然能够有继续生活的力量和笑对生活的勇气!

2．主要内容

肖洛霍夫的著名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是一部特殊的作品。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单单是一个战士的生活故事，而是一个体现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典型特征的人的命运。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一家之主，生活着并享受着自己的快乐。

战争打碎了这幸福。索科洛夫与上千成万和他一样的其他人那样，奔赴前线，保家卫国。战争使他与不可避免的、无法逃避的恐怖相遇，使他背井离乡，离开家人，放弃劳作。他的整个生活仿佛被彻底粉碎:战争暴行的怪物向他袭来，生活突然无缘无故地打击和折磨他。这个人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惩罚?

他两次受伤。但是，他最艰苦的生活是在他被俘后开始的。索科洛夫试图逃跑，但没成功，法西斯抓住他，非人地折磨他，然后放狗撕咬他。两年里他受够了法西斯虐待俘虏的可怕生活。但他没有放弃对自由的渴望。机会一出现，他就逃出来了，又成了一名战士。生活“磨难”人，是不可能毁灭他，消灭他鲜活的灵魂。

索科洛夫战后的命运很不轻松，但他顽强地、勇敢地克服自己的孤独。他发现一个小男孩，孤儿万纽什卡，便收养了他。于是，痛苦又一次被战胜，真正的人性和善良又占了上风。

索科洛夫的苦难并不是与个人的命运相关联的一个片断。俄罗斯人被迫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他用巨大的牺牲和个人损失、可怕的动荡和极度的苦难为代价捍卫了自己的祖国。这就是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的意义所在。

在小说中，这个人的功绩不在战场，不在劳动战线上，而是在被法西斯俘虏的艰难日子里，在集中营的铁丝网里，在同法西斯面对面的精神较量中，展现索科洛夫的性格，他英勇。在远离祖国的异乡，索科洛夫经受住了战争的各种苦难，被法西斯俘虏的非人道的虐待。尽管死神不止一次光顾于他。但每一次他都能从容面对。

小说充满着对战争的诅咒，索科洛夫形象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意义。他的命运被反对战争的所有人所理解，与他们相通。

3．主要人物

在小说《一个人的遭遇》里，肖洛霍夫选择了索科洛夫作为主人公。

索科洛夫回忆过去时，拘谨、疲惫，叙述时“弯下了腰”，把一双大黑手放在膝盖上，这一切让人觉得，这个人的命运很艰难和悲苦。

索科洛夫是时代的同龄人。他的战前简历在小说中所占篇幅不多，但对理解他的性格很重要。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爱国主义、英勇和坚强的心灵的源头。

在国内战争期间，他是红军，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作战。1922年的困难时期，全家人死于饥饿。索科洛夫迁往沃洛涅日，当过木匠和钳工。1929年，学习汽车驾驶，开始当司机。他在生活中尝到了极大的真正的爱。幸福在望。

幸福的家庭生活被战争打破了。索科洛夫奔赴前线，两次负伤，又被俘虏了。俘虏的生活极其痛苦，他被迫承受着非人的磨难。

在艰苦的条件下，索科洛夫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和对祖国的自豪感。

经过战争，索科洛夫失去了一切:法西斯的炸弹炸死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炸毁了他的房子，而在柏林战役的最后一天，他的儿子，一个年轻军官牺牲了。他收养了一个孤儿万纽什卡。索科洛夫的主要性格没有改变，在战争年代，表现得更强烈。

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篇幅不长。但是，肖洛霍夫在主人公的性格中反映国家历史上重要一页。从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事件来看，它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国家的历史和索科洛夫的命运在这里好像融为一体了。作家通过展示主人公的几个最重要的时刻来达到这一点:国内战争、战前的生活、伟大的卫国战争。

索科洛夫的性格是一个广义的概括。小说的主题可以既定义为人与战争，也可以定义为人与命运。所以小说的标题是象征的:这不只是索科洛夫的命运，一个士兵的命运，而恰恰是一个人的命运。

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小说主人公不仅战胜了无人性的法西斯，战胜了战争，战胜了个人的不幸和灾难，甚至战胜了命运本身。

这种人道主义不只表现在对战争的谴责上，而且表现在对儿童的态度上。与被战争剥夺了童年的孤儿万纽什卡相关的几幕场景是小说中最动人的地方之一。里面有许多真正的诗意和真实心理的描述。

三、研究综述

肖洛霍夫的名字享誉全人类。他的作品是划时代的画卷。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肖洛霍夫面临的任务是:用自己充满强烈仇恨的语言击败敌人，巩固苏联人民对祖国的热爱。1946年早春，肖洛霍夫在路上偶然碰到了一个人，听了他的故事。1956年他用几天时间就写出了这部短篇小说史诗《一个人的遭遇》。

作家用一个人的命运来展现整个俄罗斯的命运，经受住战争并用血的代价赢得历经千辛万苦的胜利。

这一切都取决于这篇篇幅不大的小说的杰出作用。“如果您真想了解为什么苏维埃俄罗斯能够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请看看这部影片吧”。这是英国一家报纸在评价电影《一个人的命运》的话，这也可用于评价小说《一个人的遭遇》。

四、艺术特色

小说由三部分组成:作家的交代，主人公的叙述和作家的结尾。

小说充满了对人的深切而坦然的信任。它的标题是象征的，因为这不只是战士索科洛夫的命运，而且是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作家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告诉世界一个严酷的真相:苏联人民为人类的未来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

大作家作品的每个元素都服从于完整而深刻地揭示主导思想的任务，比如肖洛霍夫笔下的索科洛夫和瓦纽什卡的形象，还有风、暴风雨和飓风的形象。

小说中的基本艺术手法是主人公的自我倾诉。这里的叙述基本上是第一人称的。索科洛夫是一个谦虚的人，从不强调自己的英雄行为，虽然他的整个生活就是一份功勋。他言词不多，简单甚至不加修饰。肖洛霍夫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索科洛夫外表的后面隐藏着他的真诚、善良和对他人痛苦的同情。

画像在揭示人物性格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肖洛霍夫突出了索科洛夫外表的典型细节:一个高大，有点驼背的男人，长着一双大黑手，眼睛充满难以排遣的极度苦闷。

小说中的风景画补充着人物的感受。小说开篇就出现道路被春雨冲坏这个情节。这象征着主人公沉重的生活道路。道路这个情节在小说结尾处再现，这种环形布局象征:经过严峻考验的索科洛夫坚定地继续着生活之路。

作家与主人公相遇的季节也是有象征的:早春，由冷转暖的季节。路上还结着冰，但是，太阳已经温暖着大地，已经感觉到“一阵轻风带来的永远那么清新，几乎难以捕捉，刚刚从大地积雪下面释放出来的芳香”。

大自然的状态仿佛与经过了无数磨难的索科洛夫的心情相适应。但是，他心中对生活的热爱没有被夺走，他和小男孩一起又开始着新的，虽然艰难的生活。

大自然的景色消除了故事的令人忧伤的印象，把读者的思绪引向未来。因此，大自然的景色是表达作家乐观主义世界观的艺术手段。

小说中作家讲述人的形象很有趣。他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熟悉战争，所以索科洛夫认为他是自己人，就向他敞开心灵。作家的解说加深了小说的思想意义。

“于是我愿意这样想，”肖洛霍夫写道，“这个俄罗斯人，这个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人，能够经受住一切。这个靠着父亲的肩膀成长起来的孩子，一定会长大成人，如果他的祖国对他发出召唤，他一定能经受住一切，克服自己路上的一切困难。

五、翻译

一个人的遭遇

献给叶夫根尼娅·格里戈里耶芙娜·列维茨卡娅，1903年起的苏共党员

战后的第一个春天在顿河上游，它来得格外迅速，格外倔强。三月底，从亚速海一带就吹来温暖的春风，两天两夜后，顿河左岸的沙滩清晰地裸露出来了，草原上鼓起布满积雪的宽沟和山沟，凿开冰面后，草原上的小溪兴奋地奔流着，道路简直就无法通行了。

在这种道路难行的不好时节，我不得不到布康诺夫镇去一趟。虽然距离不算远，总共不过60公里，但要走完这些原来不那么简单。我跟一个同事在太阳出来以前就上路了。两匹喂得饱饱的马，紧紧地拉着套索，勉强拖着一辆沉重的四轮轻便马车。车轮齐轮毂都陷在湿漉漉的，混杂着冰雪的沙滩里，一小时以后，在马的腰部和大腿上，在后辙的细皮带下，已经出现了白花花的班班汗渍。而在早晨新鲜的空气里，刺鼻而醉人地散发着马的汗味儿和厚厚地涂在马具上的、暖烘烘的柏油味儿。

在马难走的地方，我们就从车上下来，步行。靴子底下吱咕吱咕地响着湿漉漉的冰雪，走起来很吃力，但是道路的两旁仍然还结着薄冰，在阳光照耀下，水晶一样闪闪发亮，这些地方就更难走过去了。走了六小时左右，才走完了30公里的路程，来到叶蓝卡河的渡口。

这是一条不大的河，夏天有几处常常干涸，在莫霍夫斯基村对面，在变成沼泽，长满赤杨的水泛地上，河水漫出河岸整整一公里。渡河就得乘一种破旧的平底小船，载重不超过三人。我们把马放了。在对岸集体农庄的棚子里，有一辆很旧的，见过世面的二战越野车“威利斯”在等着我们，是冬天留在那边的。我跟司机两人提心吊胆地坐上破旧的小船。那位同志和行李就留在岸上。船刚一解开缆绳，从腐朽的船底的好几个地方，水就像喷泉一样喷出来。用手头的一些东西堵住不结实的船底，又从船底舀出水，直到抵达。一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叶蓝卡河的对岸。

司机从村庄里开出车子，又走到船旁，摇着桨，说:“如果这个该死的木盆不在水里沉掉，两个钟头左右我们可以回来，再早您就别指望啦。”

村庄座落在远处，埠头附近一片寂静，这寂静只有在深秋和早春人烟稀少的地方才有。河里飘来潮湿的水汽，腐烂的赤杨树的苦涩味儿，而微风，从遥远的霍皮奥尔河岸草原，这迷失在紫色雾霭中的草原上，吹来了永远新鲜的，难以捉摸的，刚从大地的积雪底下释放出来的香气。在不远的河滩上，躺着垮倒的篱笆。我在篱笆上坐下来，想抽支烟，可是，伸手到棉袄右边的口袋里一摸，懊恼至极，发现那包白海牌纸烟已经湿透了。在渡河的时候，波浪从吃水很深的船舷上涌进来，用混浊的河水淹齐我的腰部。那时我可没工夫想到纸烟。我得抛下桨，尽快地把水舀出去，使小船不至于沉没。而现在，虽然深深地后悔自己的疏忽，但我却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那包泡过水的烟，蹲下身去，开始一支支地在篱笆上把潮湿变黄的烟卷摊开。已经是中午了。太阳火热地照着，像5月里一样。我希望纸烟快些晒干。太阳照得那么热，我简直后悔上路时不该穿这套军棉裤和军棉袄。这是第一个冬天过后真正暖和的一天。该多好哇，坐在篱笆上，就这样独自一个人，完全沉浸在寂静和孤独中，从头上摘下那顶旧的军用暖帽，让微风吹干因为用力划船而被汗湿透的头发，无所用心地凝视着那在浅蓝色天空中的飘翔而过的朵朵白云。

一会儿，我看见从村庄尽头的院子后面走来一个男人。他手里牵着一个小男孩，照身材看，最多五六岁。他们疲倦地朝码头蹒跚走着，但是到汽车旁边后，转身向我走来。一个背有点驼的高个子男人，走到我面前后，嗓子低沉地说:

“你好哇，老兄!”

“你好!”我握住了那只向我伸来的又大又硬的手。

他俯身向孩子说:“跟叔叔打个招呼，乖儿子。他，看来，跟你爸爸一样，是个司机。不过咱们开的是大卡车，他开的可是这种小车子。”

小男孩，用一双天空一样清澈的眼睛直视我的眼睛，微微笑着，大胆地伸给我一只粉红冰凉的小手。我轻轻地摇摇它，问:

“怎么你，老头儿，手这样冷啊?外面这么暖和，而你却冻坏了?”

小家伙带着天真动人的信任，靠在我的膝盖上，惊奇地扬起两条淡白的眉毛。

“我怎么是老头儿呢，叔叔?我完全是小孩子，我也完全没有冻坏;而手冷，那是抛过雪球了因为。”

从背上卸下干瘪的行囊后，那父亲疲倦地在我身旁坐下来，说:

“搭上这种客人，我可倒了霉了。因为他，我也被折磨坏啦。你的步子迈得大一点，他就得变小跑了。这不，你得适应这个小步兵。有些地方，本来我应该一步跨过，却得分三步走，于是我们就踏着碎步，像乌龟跟马一样。可你又得随时留意他。你一转身，他不是踩大水洼，就是折下一条冰棱儿，当糖吃。不，带着这种客人旅行，真不是男人们干的事，而且还要学行军样子呢!”他沉默了一下又说:“老兄，是在等你的首长吗?”

我不便向他说明我不是司机，就回答说:“是在等。”

“他们是从对岸来吗?”

“是的。”

“你知道船快到了吗?”

“大约两个钟头吧。”

“够长的。嗯，好吧，咱们歇一会儿吧，反正我也不忙着去哪儿。刚才我路过，看见:一个咱们的司机抛锚了。我就想，让我去跟他一块儿抽阵烟吧。一个人啦，抽烟也好，去死也罢，都很难受。你的日子过得很宽裕，在抽纸烟。看样子，你把纸烟弄湿了吧?嘿，老兄，泡过水的烟，就好比害过病的马，没有一点用啦。还是来抽抽我的辣烟草吧。”

他从保护色夏裤的口袋里，掏出一只卷成筒子的，红绸做的破旧烟荷包来，解开烟荷包，只见荷包角上绣着题字:“送给亲爱的战士，列别姜中学六年级女学生赠。”

我们吸着很辣的自制烟草，一直沉默不语。我正想问，他带着孩子上哪儿去，有什么事赶他走这种泥泞的路，但他却问我:

“你怎么啦，整个战时都开车吗?”

“差不多一直在开。”

“在前线吗?”

“是的。”

“咳，我也在那里，老兄，吃够苦头和磨难啦。”

他把一双深黑的大手搁在膝盖上，弯着背。我从侧面望了望他，我感到有些难受……你们什么时候看到过一双仿佛沉浸在极度悲痛中，充满绝望的难以忘怀的忧郁，叫人不忍目睹的眼睛吗?我的这位偶然碰到的交谈者有的就是这样一双眼睛。

从篱笆上折下一条弯曲的枯枝后，他默默地用它在沙土上划着，划出一些费解的图形，然后开口说:

“有时候夜里你睡不着觉，一双空洞的眼睛看着黑暗深处，想:‘你究竟为什么，生活，要那样摧残我?为什么如此惩罚我?不论黑夜，不论白天，我都得不到答案……没有，并且我也等不到!’”他忽然醒悟过来，温和地推推儿子说:“去吧，宝贝，到河边玩一会，在宽阔的水边孩子们总会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只是小心点，别把脚弄湿了!”

还在刚才我们默默地吸烟的时候，我偷眼瞧了瞧这父子俩，发现一个在我看来很古怪的情况。孩子穿得很简单，但质量好:一件旧的改过的羊剪绒长上衣;一双小小的皮靴，缝制时就考虑到可以穿一双羊毛袜;上衣的一只曾经被撕破过的袖子上有一个很精细的补丁，——一切都表明了女人的照顾，一双慈母的手。父亲显得不一样:几个地方都烧了洞的棉袄，只是胡乱，笨拙地补上了，破旧的保护色裤子上的补丁，缝得不好，露出宽宽的男人的针脚;脚上穿着一双差不多全新的军用皮鞋，可是一双很厚的羊毛袜却被虫蛀破了，它们显然没有得到女人的照顾……还在当时我就想:“或者是个鳏夫，或者跟妻子处得不好。”

但是，当他目送走儿子时，低沉地咳了几声，又开始说话了，我就完全变成了他的听众。

“起初，我的生活很平常。我本人是沃罗涅日省人，生于1900年。国内战争时期，参加过红军，在基克维泽师里。在饥荒的1922年，被送到库班，给富农当牛马，因此还保全了性命。可是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家里饿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亲戚嘛，找遍了，任何地方，任何人，一个也没有。唉，一年后从库班回来，卖掉小房子，去了沃罗涅日市。起初在木工合作组里干活，后来进了工厂，学成当上了钳工。不久结了婚。老婆是在儿童福利院长大的。是个孤儿。我真是碰到了一个好姑娘啊!温柔，快活，体贴，又聪明，我是配不上。她从小就知道生活的艰难，也许，这也影响了她的性格。从侧面看，她长得不是特别出众，但是要知道，我不是从侧面，而是正眼看她呀。对我来说，世上没有比她更漂亮，更称心的人了，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由于下班回家精疲力尽，有时凶得像个恶鬼。不，对你的粗野的话，她不会说粗鲁的话来顶撞你。温存，恬静，不知道怎么样安顿你才好，她努力用很少的收入，给你准备香甜的饭菜。当时，你瞧瞧，生气地走开，可是过不了一会儿你就会去拥抱她，说:‘对不起，亲爱的伊琳娜，我对你太粗暴了。你要知道，今天我干活很不顺利。’于是我们又和好了，我心里充满安宁。可是你知道吗，老兄，这对工作意味着什么?早晨，我一骨碌爬起来，走到厂里，不论什么活到我手里，都欢着呢，顺当着呢!是有个贤慧的老婆，有个好女伴，究竟意味着什么。

“偶尔一领到工钱，就跟工友们去喝一杯。有时常会这样，走回家时，醉得踉踉跄跄的，从旁边看，也许，很可怕吧。街道你觉得很窄，得啦，小巷子更不用说了。我那时候是个健康的小伙子，强壮得像个魔鬼，酒能喝很多，可是总是能自己走回家去。不过，有时候最后一段路‘用一挡’走，那就是说，用四肢爬，然而也爬到家了。她既不责备，也不叫嚷，更不吵闹。我的伊琳娜只是笑笑，而且笑得很小心，怕我喝醉了受委屈了。一面给我脱鞋，一面轻声说:‘你靠墙睡吧，安德留沙，不然睡着了会从床上滚下来的。’嗨，我就像一袋麦子一样倒下了，于是一切都在眼睛前面漂动。只是梦中，我听到她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摩着我的头，小声说些亲切的话，怜悯我，意思是……

“早晨，她在上工前两小时把我叫起来，让我活动一下。她知道，酒醉后，我是什么东西也不会吃的，呐，就拿出一根酸黄瓜，或者还有什么清淡的东西，用刻花玻璃杯倒上一杯伏特加酒，说:‘喝一点儿解解酒吧，安德留沙，只是再不要喝多了，我亲爱的。’难道可以辜负这样的信任吗?喝干酒后，我没有作声，只用眼睛向她表示感谢，吻了吻她，就上班去了，乖乖地。可是，假如她对我，一个醉汉，说些气话，吵吵闹闹，或者骂骂咧咧的，那么，老天爷在上，我肯定第二天还会去喝个够的。这常出现在一些老婆很傻的家庭里。我可见多了这种傻婆娘，我知道的。

“不久我们添了孩子。先是生了个儿子，过了几年又生了两个姑娘……从此我跟工友们断了来往。全部工钱都拿回家，家里人口也多了，顾不上喝酒啦。节假日喝一杯啤酒，并就此打住。

“1929那年，汽车吸引了我。我学会了开车，就开起卡车来了。后来，迷上了，就不想再回工厂了。掌方向盘我觉得更开心。这么过了10年，也没在意它们是怎么过去的。过得就像在梦里。可10年算得了什么!问一问任何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发觉日子是怎么过去的吗?一点影子他也没有发觉!过去，真像那烟雾中的遥远的草原。早晨我走在这草原上，周围的一切清清楚楚，可是走了20公里后，这不，烟雾已经笼罩了草原，从这里，你已经分不清哪儿是树林，哪儿是草原，也分不清哪儿是耕地，哪儿是草地了。

“这10年间我没日没夜地干活。我的收入很好，我们过得也不比人家差。孩子们也叫人高兴:三个孩子的学习成绩都是‘优’，而老大，阿纳托利，对数学显出特别才能，连中央的报纸都报道过他。他从哪儿表现出对这门科学的这么大的才能，连我自己，老兄，都不知道。只是，这使我很光彩，因此我为他骄傲，发狂地骄傲!

“10年间，我们积攒了一些钱，在战前盖了一座小房子，两个房间，一个贮藏室和小走廊。伊琳娜买了两只山羊。还有什么好需要的呢?孩子们吃粥加牛奶，头上有屋顶，有衣服穿，有鞋穿，一切都好。只是我盖得不慎重。划给我的那块地皮，有600平方米，离飞机制造厂不远。假如我的小房子盖在别的地方，也许，生活就会成另一个样子了……

“这时候，战争爆发了。第二天军委会发出通知书，第三天——就得上军车。我的一家四口都来送我:伊琳娜、阿纳托利和两个女儿——娜斯金卡和奥柳施卡。三个孩子的表现都是好样的。唉，两个女儿眼泪汪汪的。阿纳托利只是抽动肩膀，好像怕冷一样，他那时已经16岁多了，可是我的伊琳娜呀……我们共同生活了17年，她今天的样子我还一次也没有看见过。夜里，我衬衣的肩膀和胸口被她的眼泪打湿的地方都没有干，早晨也是这样的情形……我们来到火车站，我心痛得不忍瞧她:嘴唇哭肿了，头发从头巾里散露出来，眼睛浑浊，空洞，像一个精神失常人的眼睛。指挥员宣布上车，她却扑倒在我的胸上，双手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浑身哆嗦，像一株刚砍倒的树……孩子们也劝她，我也劝她，——毫无用处!别的女人们跟丈夫、跟儿子谈着话，她却贴在我的身上，像一片叶子依在树枝上，只是浑身哆嗦，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于是对她说:‘你得坚强些，我亲爱的伊琳娜!对我哪怕说一句告别的话吧。’她这才说话，每说一个字，抽一下:‘我的亲人……安德留沙……我们见不着你啦……再也见不着啦!……今世……’

“我一下心疼她，心都在碎成一片片的了，而她却说出这样的话呀。其实她该明白，我跟他们分手也很难受，又不是到丈母娘家里做客吃薄饼。我的火一下上来了!我用力掰开她的双手，轻轻地推开她的肩膀。好像只是轻轻地一推，但我的力气傻大;她向后退了，退了三步后，又小步跑到我跟前来，双手伸着，而我就对她吼道:‘难道是这样告别的吗?你是想提前给我送葬?!’嗯，我又抱了抱她，我看见，她神情恍惚了……”

他突然不讲了，在一片沉默中，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在他的喉咙里翻腾，咕噜咕噜地发响。这个人的激动也感染了我。我斜眼瞧瞧这个讲述的人，但在他近乎死气沉沉的，黯然失色的眼睛里，我没有看到一滴眼泪。他坐着，颓丧地低下头，只有一双不由自主地垂下的大手在微微哆嗦，哆嗦的还有下巴和刚毅的嘴唇……

“不用了，朋友，不用回忆了!”我低声说，但他大概没有听见我的话，用巨大的意志力克制住激动后，突然用一种嘶哑的，变得异样的声音说:

“直到临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死的时候，我也不能原谅自己当时把她推开呀!”

他重又沉默了好一阵。他试着卷一支烟，可是报纸破了，烟叶撒在膝盖上。最后，他仍然勉强做成了一支卷筒，狠命地吸了几口，咳嗽了一阵，又继续说:

“我挣脱了伊琳娜，捧住她的脸，吻着，可是她的嘴唇却冰冷。我跟孩子们告别了，向车厢跑去，在火车开动时跳上踏板。火车静静地启动了，我得从亲人们的旁边经过。我看见，我的孤儿样的孩子们挤成一团，向我挥着手，努力微笑，可是没有成功。而伊琳娜把两手狠狠压住胸前;嘴唇像灰粉一样刷白，嘴里在喃喃地说着些什么，望着我，眼睛一眨不眨，而她自己整个身子前倾着，仿佛想顶着狂风而行……她的这个样子一辈子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双手紧紧抱住前胸，苍白的嘴唇，睁得很大的双眼充满泪水……我总在梦里看见她，多半也是这个样子……当时我干什么要推她呀?心，直到现在，只要一想起来，好像在被一把钝刀割着……

“我们在乌克兰的白采尔科维附近被编了队。发给我一辆‘吉斯—5’，我开着它来到前线。嗨，战争的事用不着跟你讲了，你亲眼看见过，也知道它开始的情况。我常常收到家里亲人的来信，但自己却连战地便信也很少回寄。常常是，你在信里写道，一切平安，偶尔有战斗，现在虽然退却，但很快可以集聚力量，到那时会教训教训德国佬的。还有什么别的可写的呢?日子那么沉闷，根本没心思写信。再者，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是个喜欢弹奏抱怨的琴弦的人，也忍受不了这种家伙，他们每天不管有事没事，只管给老婆呀，情人啊写信，眼泪鼻涕弄得满纸都是。很难过呀，他说，他的日子，很痛苦，说不定会被敌人打死的。这不，他，一个穿裤子的畜生，就在诉苦，寻求同情，可就是不明白，这些倒霉的女人们和孩子，在后方也并不比我们舒服。整个国家都指靠着她们啊!我们的女人们、孩子们该有怎样的肩膀才能扛住这付重担，不被压垮呢?可是，她们没有被压垮，她们挺住了!而这些无赖，软骨头，就会写信诉苦，用木棍撬她们的脚。她收到这种信的苦命女人，就会垂下双手，活也干不好了。不行!你之所以是个男人，你之所以是个军人，就是为了忍受一切，应付一切的，如果需要这么要求的话。可是，如果在你身上女人的味儿比男人味的还多些，那你就干脆去穿上打摆的裙子好了，好把你那干瘪的屁股盖得丰满些，至少从后面看起来也多少像个婆娘，你去给甜菜除草，或者去挤牛奶得啦，前线可用不着你这号人。那里就是没有你，那臭味儿已多得熏天啦!

“只是我打仗还不足一年，……在这个时期两次受伤，但两次都是轻伤:一次伤了胳膊上的肌肉，另一次伤了一条腿。第一次是中了飞机上打下来的子弹，第二次是被炮弹碎片击伤的。德国人从上头和旁边把我的汽车打了好多个窟窿，可是我呢，老兄，开头算是走运。走运是走运，可是最后走到了头……我被俘虏了，在洛佐文基城下，1942年5月，在一种这么狼狈的情况下:德国人当时攻势很猛，而我们的一个122毫米榴弹炮炮兵连几乎没有炮弹了;我的车子给装上炮弹，一直装到车顶棚上，我自己也忙着装运，军服汗湿了，都贴着肩膀了。我需要猛着劲儿赶路，因为仗打到我们的跟前了:左边不知谁的坦克在隆隆地响，右边在射击，前面也在射击，而且已经开始有点烧焦的味了……

“我们汽车连的指挥员问:‘能冲得过去吗，索科洛夫?’可是，这时还有什么好问的。在那里，我战友们可能正在流血牺牲，难道我能在这儿磨蹭吗?‘什么话!’我回答说。‘我必须冲过去，就得了!’‘好吧，’他说，‘那就冲吧!开足马力!’

“我于是开足马力冲。一生中我没有像这次这样开过车!我知道我运的不是土豆，运这种货得非常小心，但是，这里怎么可能小心呢，当战友们在那里空手战斗着，当一路上炮火纷飞。跑了大约六公里的样子，很快我就已经往乡间土道上拐，开到炮兵连所在的深沟里了，可是这时候我一看，圣母啊，我们的步兵在大路左右两边的开阔原野上乱跑着，并且迫击炮弹跟着他们的队形爆炸。我怎么办呢?总不能向后转吧?我拼命开足马力!于是，离炮兵连剩下有个一公里的样子，我已经拐到村道上了，可是，开到自己人那儿，老兄，我却没有做到哇……显然，是远射炮把一颗重磅炮弹扔在了我的车旁了。我没有听到爆炸，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觉得头脑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破裂了，于是，别的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当时怎么能活下来，我不明白;在那离开排水沟大约八米的地方躺了多久，我也没法弄清楚。清醒过来后，可是不能站起来:我的头抽搐起来，整个人哆嗦着，好像发寒热病一样，眼睛里一片漆黑，左肩膀里咯咯地发响，浑身疼得，这么说吧，好像被人暴打了两天两夜。我趴在地上爬了很久，勉强站了起来。然而，还是一点也不明白，我这是在哪儿，我出了什么事。我的记忆丧失了。可是又怕再倒下去了。我怕，一旦倒下去了，就再也起不来了，就完蛋了。我站着，左右摇晃，好像风雨中的杨柳。

“当恢复知觉，冷静下来，认真看看四周后，我的心仿佛让什么人用老虎钳给夹住了:周围散落着我运来的炮弹，不远的地方是我的车子，车身给打得稀烂，车轮朝天躺着，可是战斗嘛，战斗已经转到我的后头去了……这是怎么回事?

“没啥好隐瞒的，这时候我的两腿自己都发软，我也像被砍倒了一样，倒下了，因为明白了，我已经成了法西斯的俘虏了。这可是战争中常有的……

“唉，老兄，发现自己被迫成了俘虏，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啊。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这事，你也就无法一下子让他用心体会，对此充满人性地感受，这事意味着什么。

“嗯，这不，我因此躺在地上，听见:坦克在隆隆地响着。四辆德国中型坦克正开足马力在我旁边经过，驶向我运来炮弹的地方……这多么叫人难受啊?后来，拉着大炮的牵引车慢慢开过去了，战地炊事车开过去了，随后步兵开过来了，队伍不密集，大概不超过一个完整的连吧。我望了望他们，用眼角望了望，又把脸紧贴地面，闭上眼睛:我看见他们就厌恶，而且打从心底里感到厌恶……

“我以为，他们全都过去了，就稍稍抬起头，可是有六个冲锋枪手，——他们在离开我约100米的地方行进而来。我一看，他们正从大道上拐弯，径直向我走来。他们一声不响地走过来。‘这下，我想，我的死期到啦’。我坐了起来，不愿躺着死去，然后站起来了。他们之中的一个，没走几步，猛然耸了一下肩膀，卸下了冲锋枪。嗬，人啦，造得真是可笑:任何的慌张，胆怯在这一刻我都没有。只是看着他，心想:‘他马上会向我近距离来一梭子的，可是会打在哪儿呢?打在脑袋上．还是对着胸膛?’他会射击我身体的哪一部分，好像我还很在意似的。

“这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模样儿长得倒不错，头发黑黑的，嘴唇很薄，像一条线，而眼睛眯缝着。‘这家伙会打死我，而且想都不想一下的，’我自己心里想着。事情果然如此:他举起了枪——我直盯他眼睛，一声不响，而另外一个，大概是个上等兵吧，岁数比他大一些，可以说，一把年纪了，喊了一句什么，把他推到一旁，走到我的前面，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德国话，弯起我的右胳膊肘，意思是，摸摸肌肉。试了试后，说:‘喔——哊——哊!’并指着大路方向，太阳落山的地方。去吧，他说，当牛做马的畜生们，去给我们帝国做事吧。’居然自封主人了，你这狗崽子!

“那个头发皮肤黑黑的家伙，盯上了我的靴子，而我这双靴子看上去很不错，用一只手指着:‘脱下。’我坐在地上，脱了靴子，递给他。他一把从我手里把靴子抢了过去。我解下包脚布，递给他，并且从下往上打量他。但是，他嚷起来了，用他们的话骂着，又抓起了冲锋枪。其余的几个却哈哈大笑起来，和他一起平静地走开了。只有那个头发皮肤黑黑的家伙，快走到大路上时，三次回头看我，眼睛闪亮，像一头小狼似的，生着气，可是为什么呢?好像是我脱了他的靴子，不是他脱了我的靴子似的。

“有什么法子呢，老兄，我没地方可躲避呀。我只得走到大路上，用沃罗涅日土话狠狠地骂了一通娘后，抬脚向西方走去，去当俘虏!……我当时可是个不中用的步行者，一个钟头只一公里，不会超过。你想大步向前走，可是你的身子却东倒西歪，在路上磨磨蹭蹭，好像个醉汉。走不多远，一队我们的俘虏赶上了我，是同一个师的，我所在的师。大约10个德国冲锋枪手押着他们。那个走在队伍前面的人，与我并排时，不说一句话，就举起冲锋枪，用枪托猛击了一下我的头。假如我倒下的话，他准会一梭子把我结果在地上，但是我们的人一把抱住了我，把我推到队伍中间，扶着我走了约半小时。等到我清醒过来后，其中一个人悄悄地对我说:‘上帝保佑你，千万别倒下!用最后的力气走吧，要不，他们会打死你的。’于是，我使出了最后的力气，走着。

“太阳刚一落山，德国人就加强了押送队，卡车又运来了大约20个冲锋枪手，用快行军速度赶着我们走。我们中间的重伤人员，跟不上大伙儿，他们在路上就直接被枪毙了。有两个人想逃跑，可是他们没考虑到，在月夜里，在空旷的原野上，见鬼，你被人看得一清二楚，唉，当然，这两人也被枪打死了。半夜里，我们来到了一个被烧了一半的村庄。我们被赶进一座圆顶被打坏的教堂里去过夜。石头地板上，没有一根麦秆，而我们大家又都没有大衣，只穿着一身单军衣和裤子，因此，可铺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有人甚至连单军衣都没有，只穿一件粗布贴身衬衣。这些多半是下级军官。他们都把军官制服脱掉了，以便无法认出他们是军官还是战士。还有那些炮手也没有穿军服。他们原本光着身子在大炮旁边开炮，直接就当了俘虏。

“夜里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弄得我们浑身湿透。这里教堂上的圆顶，被重炮弹或者被飞机投下的炸弹给掀掉了，而这里的整个屋顶被弹片打碎了，连祭坛上都找不到一块干燥的地方。这样，一整夜我们就在教堂里走来走去，好像一群羊关在黑暗的羊圈里。半夜，我听到有人触动我的手，问:‘同志，你没有受伤吗?’我回答他说:‘你要干什么呀，老兄?’他又说:‘我是个军医，也许我能帮你些什么忙吗?’我就告诉他，我的左肩在咯咯地响，肿了，痛得厉害。他果断地说:‘把单军衣和下面的衬衣脱下。’我就把这些都脱下了，他开始用自己细细的手指摸我的胳膊的肩膀处，这可痛得我两眼发黑。我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对他说:‘你，看得出来，是个兽医，而不是个人医。你干什么在痛的地方按得那么重啊，你这没心肝的家伙?’他却依旧摸着，并恶狠狠地回答说:‘你该做的事就是闭嘴!也想跟我，唠几句。挺住吧，马上还会更痛呢。’真的，从他拉动我的胳膊起，我就痛得眼睛里直冒火星。

“我清醒过来后，问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呀，倒霉的法西斯分子?我这只胳膊已经被打碎了，可你还要那么扯它。’我听到他轻轻地笑着说:‘我还以为你会用右手打我，但是，你原来却是个温和的小伙子。你的胳膊并没有打坏，只是脱臼了，我已经给你复位了。哪，现在怎么样，你好一些了吧?’真的，我自己都觉得痛正在往某处消失。我衷心地向他道了谢，他又在黑暗中往前走，悄悄地问:‘有受伤的吗?’这才是一名真正的医生!他当了俘虏，他在黑暗中，依然从事着自己伟大的职业。

“这是一个不安的夜晚。德国人不让我们出去大小便，这一点，还在我们两个一排被赶进教堂的时候，押送队的长官就警告了。于是，好像故意作对似的，我们中的有一个虔诚的人非常想出去方便一下。他憋呀，憋呀，后来忍不住哭起来了。‘我不能，他说，玷污神圣的教堂!我是个信徒，一个基督教教徒!我怎么办呢，弟兄们?’可我们的人，你知道，是些什么东西?一些人在笑，一些人在骂，另一些人则给他出各种各样的开玩笑的建议。他把我们大家都逗乐了，可是这件无聊的事的结局却甚至非常糟糕:他开始敲门，请求放他出去方便。唉，他请求到了:法西斯通过门，通过门的整个宽度，给了一长梭子，打死了这个教徒，还打死了另外三个人，一个人受了重伤，快到早上时也死了。

“我们把被打死的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后，大家坐下来，静静地，开始想心事:开头不太愉快……可过了一会儿，大家开始小声地谈起话来，谈得很起劲:谁是哪个地方来的，哪个省的，怎么被俘的;在黑暗中，来自同一个排的战友或者同一个连的熟人都失散了，就开始轻声地互相喊着。我听见身边有这样的一次轻声的谈话。一个人说:‘如果明天，在赶我们继续往前走之前，要我们排队，并供出政委、共产党员和犹太人来的话，那么你，排长，不要躲避哟!这件事你是躲不掉的。你以为，你脱了军便服，就能冒充士兵了吗?办不到!我不打算替你承担责任。我会第一个把你指出来!我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并鼓动过我入党，这下你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话是离我很近的一个人说的，他就坐在我的旁边，在左边，而在他的另一边，有个年轻的声音回答说:‘我一直在怀疑，你，克雷日涅夫，不是个好人。特别是，当你拒绝入党，推说自己是个文盲时。但是，我从没想到，你会成为一个叛徒。要知道，你可是读完了七年级呀?’那个家伙懒洋洋地这样回答自己的排长:‘哼，读完了，这又怎么样?’他们沉默了好久，后来，听声音，像是排长这样小声说:‘不要出卖我，克雷日涅夫同志。’可那个家伙却低声地笑了。‘同志们，’他说，‘都留在前线的那一边，而我不是你的同志，你也不要要求我，反正我是要把你指出来的。自己的衬衣更贴身啊。’

“他们不说话了，可我却被这下流的行径气得直打颤。‘不，’我心想，‘我不会让你，这狗崽子，出卖自己的指挥员!我不让你走出这个教堂，而你只能像死牲口那样被抓着脚拖出去!’天刚蒙蒙亮——我看见:我旁边仰卧着一个肥头大耳的小伙子，双手枕在头底下，而另一个小伙子坐在他旁边，只穿了一件衬衣，双手抱住膝盖，是那么瘦，翘鼻子，脸色苍白。‘啊，’我想，这小伙子可对付不了这匹胖骟马。得由我来结果他了。’

“我用手碰了一下他，小声地问:‘你是排长吧?’他什么也没回答，只是点点头。我指着躺在地上的小伙子问:‘这家伙要出卖你吗?’他又点点头。‘好吧，’我说，‘你抓住他的脚，不让他乱踢!麻利点儿!’——而我自己却扑在这个小伙子身上，用手指掐住他的喉咙，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叫一声。我把他压在下面几分钟后，才起来。哼，想当叛徒，舌头都歪到一边了!

“在干完这件事之后，我觉得很不舒服，非常想洗洗手，好像我掐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某种爬虫……平生第一次杀人，而且还是自己人……可他算什么自己人呢?他比外人还坏，叛徒。我站起来，对排长说:‘同志，我们离开这里吧，这教堂很大。’

“正像这个克雷日涅夫所说的那样，早晨，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沿着教堂排队，被自动枪手们包围了，三个党卫队军官开始挑出对他们有危险的人，问，谁是共产党员，谁是指挥员，谁是政委，但是没有这类人，也没有会出卖战友的坏蛋，因为，我们中间共产党员几乎占一半，还有指挥员，当然，也有政委。从200多人中只抓了4个人。一个犹太人和三个俄罗斯士兵。俄罗斯人真不幸，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是黝黑的皮肤，鬈曲的头发。这不，德国鬼子走到这个人跟前问:‘犹太?’他说，是俄罗斯人，但德国鬼子根本不想听他的。

‘站出来!’就这些。

“这些可怜的人都被枪杀了，又赶着我们往前走。和我一起掐死了叛徒的排长，一直到波兹南都紧跟在我的旁边，第一天他偶尔握一下我的手。在波兹南，由于某种原因我们被分开了。

“你看，老兄，这算什么事，从第一天起我就想着逃回自己的部队，但一定要逃跑。直到波兹南，正式的俘虏营里，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而在波兹南的营地里，好像碰到了这样的机会:5月底，我们被派去俘虏营附近的树林里，给我们那些死去的战俘挖墓，当时我们很多弟兄死于痢疾;我一边挖着波兹南的泥土，一边向四周张望，看见，监视我们的两个卫兵坐在那里吃点心，第三个在太阳下打盹儿。我扔下铁锹，悄悄地走到灌木丛后面……然后——就开始跑，笔直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跑去……

“看来，监视我的那些卫兵，不会很快醒悟过来。而我，那么消瘦的我，哪儿来的力气，一昼夜竟然跑了近40公里，——我自己都不知道。只是我的梦想破灭了:第四天，我已经离那该死的俘虏营很远了，我被捉住了。几条警犬顺着我的脚印，他们在没割过的燕麦地里找到了我。清晨，我不敢走光秃秃的旷野，而到树林子至少有三公里路，我就躺在燕麦地里休息。我用手掌揉碎麦子，嚼了一些，又把口袋装满了以作备用，忽然听到狗叫声和摩托车的哒哒声……我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因为狗叫声越来越近。我直挺挺地躺着，双手捂着头，至少不让它们抓破我的脸。啊，它们扑过来了，立刻把我身上的破衣服全撕下了。我一丝不挂。它们在燕麦地里把我想怎么拖，就怎么拖，最后，一条公狗用前爪踩在我的胸脯上，盯住我的喉咙，但还没有动。

“骑着两辆摩托车的德国人开近了。开始，他们任意地打我，后来又放狗来咬我，于是我的皮和肉一片片四处飞散。我赤裸裸的，满身血迹，被带回俘虏营。因为逃跑，在单间囚室里蹲了约一个月的禁闭，但毕竟还活着……我还活着!……

“我难受哇，老兄，回想这些，可是更难受的是，讲述被俘时所经历的苦难啊。只要一想起那些非人的苦难，在德国被迫经受的苦难，一想起所有在俘虏营里给折磨死的战友们，——心啊，就已经不在胸膛里，而是在咽喉眼上跳哇，简直就喘不过气来……

“在被俘的两年里，我哪儿没被他们赶去过呢!这期间，我走遍了半个德国:到过萨克森，在硅酸盐厂做过工，在鲁尔的矿井里运过煤炭，在巴伐利亚的土方工程上累弯了腰;还到过绍林吉亚，真不知道德国土地上的什么地方没有到过。那里各个地方的风景，老兄，很不同，但是枪杀和鞭打我们的弟兄，却到处都一样。那些该死的坏蛋和寄生虫，打起人来，就连畜生我们也从来没有这样打过。他们拳打脚踢，用橡皮棍子打，各种铁器，碰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更不用说用步枪的枪托和别的木头了。

“他们打你，就因为你是俄罗斯人，就因为你还在看这个世界，就因为你在给他们，这批畜生，干活。他们打你，还因为你看人的眼神不对，走路的姿势不对，转身的样子不对。他们打你，只是为了什么时候能把你打死，为了让你被最后一滴血呛着，被打死。焚尸炉，大概，在德国怕都不够给我们大家用的……

“每个地方给我们吃的东西都一样:150克面包代用品，一半是木屑，和着冬油菜做的稀羹。开水——有些地方供给，有些地方不供给。有什么好说的，你自己想想:战前我的体重86公斤，而到秋天，被拖得只剩下不足50公斤了。瘦得皮包骨头呀，这副骨头架子简直都支撑不住了。可是活儿只管派，一个字也不说，而且这种活呀，就是运货的马也会吃不消的。

9月初，从库斯持林城郊的营里把我们142名苏联战俘，转移到了Б—14号营里，离德累斯顿不远。当时，在这个营里，有将近2000名我们的人。所有的人都在采石场里干活，用手工凿、切割、弄碎德国的石头。工作定额是每人每天四个立方米，请想想，这样的人，就是不干这活，就已经奄奄一息了。就这样开始了:过了两个月，我们梯队里142个人，就只剩下57个了。这怎么样，老兄?难受吧?当时简直来不及埋掉自己的人，而营里又流传一个消息，好像德国人已经占领斯大林格勒，正在继续进攻西伯利亚。灾难一个接着一个，把人压得眼睛从地面都抬不起来了，好像你自己都希望埋在这陌生的、德国人的土地里。而集中营的卫队却天天喝酒，大声唱歌，寻欢作乐。

“这不，有个晚上，我们收工回到营棚里。下了一整天的雨，我们身上的破衣服都拧得出水来;我们大家在冷风中像狗一样直哆嗦，上牙对不上下牙。可是没有地方烘烘衣服，烤烤火也不行，再加上肚子也饿得要死，甚至比这还糟。但是晚上我们还没有东西吃。

“我脱下身上湿漉漉的破衣服，扔在木板床上，说:‘他们要我们采4立方石子，可是，目测一下，我们每人的坟头只要一立方石子就足够了。’我刚一说这话，但是要知道我们中间却有个卑鄙的家伙，他把我的这些尖刻的话报告了营地警卫队长。

“营警卫队长，或者按他们的叫法，俘虏营长，是营地里的德国人米勒。个子不高，可挺结实，毛发是浅色的，并且整个人都是白色的:头发是白的，眉毛，眼睫毛，甚至于那双眼睛也是白色的，凸出的。俄语说得，和你我一样，而且还特别强调“о”，好像就是个居住在伏尔加流域的本地人。骂起娘来可是个难得的高手。也不知道，他这个畜生，是从哪儿学会这门手艺的?通常，他让我们在单元——他们把营棚叫作单元——前面排队，他自己在队形前面走着，带着一群党卫队员，伸出右手。他的手戴着皮手套，而皮手套里有铅制的衬垫，用来保护手指。他一边走，一边打人的鼻子，隔一个打一个，打得鲜血直流。他把这叫做‘预防感冒’。每天如此。集中营里总共有四个单元，于是他就今天给第一区进行‘预防’，明天给第二区，如此等等。他是个认真的家伙，从不休息。只有一件事他，这个傻瓜，没想到:在他动手打人之前，为了激怒自己，总要在队列前面骂上10分钟。骂各种恶毒的话，可是这却让我们感到很舒服:仿佛我们的语言，地道的家乡话，好像是从家乡吹来的微风……假如他知道，他这样谩骂会给我们带来满足的话，那么他准不会用俄语骂人了，而只用他们的德语骂了。只有我的一个莫斯科朋友对他很生气，‘当他骂人的时候，’他说，‘我就闭上眼睛，仿佛在莫斯科，在扎采普街，坐在啤酒馆里，于是我就很想喝啤酒，甚至头都晕了。’

“这不，就是这个警卫队长，第二天在我刚说了立方的事以后，就把我叫去了。晚上营棚里来了个翻译，带着两个卫兵。‘谁是安德烈·索科洛夫?’我应了一声。‘快跟我们走，营长本人叫你去。’我知道，他为什么叫我。叫去磨成粉末。我跟战友们告别，他们都知道我是去送命的，我叹了口气，就走了。走在集中营的院子里，我抬头望望星星，也跟星星告别，心想:‘这下你的苦可吃完了啦，安德烈·索科洛夫，而照集中营里的顺序，是第331号。’不知怎么的，忽然可怜起伊琳娜和孩子们来，后来这种怜悯消失了，我开始鼓起勇气，以便毫不畏惧地看着手枪的枪口，像一个士兵应该做到的那样，以便不让敌人在最后一刻看见，我离开人世这么难……

“警卫队长的办公室里，窗台上放着鲜花，很干净，像我们这儿的高级俱乐部。全营的长官坐在桌旁。五个人坐着，狂饮着白酒，吃着肥肉。他们的桌子上放着一满瓶刚开盖的白酒、面包、肥肉、渍苹果，各种打开的罐头。我扫了这些大吃大喝的家伙一眼，你都不相信，这多么使我感到恶心，差点儿没呕吐。我饿得像一条狼，早已不知人吃的东西味道了，而现在在你面前却摆着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我勉强压制住恶心，但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自己的眼睛从桌子上移开。

“喝得半醉的米勒坐在我正对面，玩弄着手枪，把手枪从这只手抛到那只手，而自己却像一条蛇，眼睛一眨不眨四盯着我。嗨，我就双手紧贴裤缝，把穿歪的鞋后跟弄得喀吧喀吧响，并大声报告说:‘战俘安德烈·索科洛夫遵照您，警卫队长的命令，来了。’他也问我:‘究竟怎么样，俄国伊万，采四立方石头——这很多吗?’‘是，’我说，‘警卫队长，是太多了。’‘而给你做坟墓只要一立方就够了吗?’‘正是，警卫队长，完全足够了，甚至还有多的。’

“他站起来说:‘我给你极大的荣誉，现在，为了你这些话，我亲自枪毙你。这儿不方便，咱们到院子里去，在那儿我毙了你。’‘悉听尊便。’我对他说。他站了一会，想了想，然后把手枪扔在桌子上，斟了一满杯白酒，拿起一小片面包，又在面包上放了一小块肥肉，把这些都递给我，说:‘临死以前干一杯吧，俄国伊万，为德国军队的胜利。’

“我刚准备从他的手里接过酒杯和点心，但是一听到这话，——我全身好像给火烧着一样!暗自想:‘要我，一个俄罗斯士兵，为德国军队的胜利而干杯吗?!你休想，警卫队长!我反正都得死，让你和你的白酒见鬼去吧!’

“我把酒杯放在桌上，放下点心，说:‘谢谢您的款待，但我不会喝酒。’他笑了笑说:‘你不愿为我们的胜利干杯吗?那就为自己的死亡干杯吧。’这对我有什么损失呢?‘我为自己的死亡和从痛苦中解脱而干杯吧。’我对他说。于是，我拿起酒杯，两口就喝完了，而点心我没有动，礼貌地用手掌擦了擦嘴唇，说:‘谢谢您的款待。我准备好了，警卫队长，走吧，您枪毙了我吧。’

“但是他却这么仔细地看着我，说:‘临死前你哪怕吃点点心也好哇。’对此，我回答他说:‘我喝第一杯酒是不吃东西的。’他又斟第二杯酒，递给我。我又干了第二杯，还是不碰小吃，表现出勇敢的样子，心想:‘哪怕在走到院子，在离开人世之前，我喝个够呢。’警卫队长高高地扬起自己的白眉毛，问:‘你怎么不吃啊，俄国伊万?别客气!’我回答他说:‘对不起，警卫队长，我喝第二杯酒也不习惯吃小吃。’他鼓起腮帮，噗嗤一声，哈哈大笑起来，并笑着用德语说了句什么:显然，是在把我的话翻译给朋友们听。那几个也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移动椅子，把脸转向我，我发现，不知怎么的，他们用另一种眼神看我，好像温和些了。

“警卫队长给我倒第三杯酒，笑得他双手打颤。这一杯我慢慢地喝下了，咬了一小口面包，把剩下的放在桌上。我想让他们，这帮该死的坏家伙看看，我虽然饿得要死，但我不想屈服于他们的施舍，我有自己的，一个俄国人的人格和自尊，无论如何，他们也别想把我变成畜生。

“之后，警卫队长开始神情严肃，整了整他胸前的两个铁十字章，从桌子旁走出来，没拿武器，说:‘你听着，索科洛夫，你是一个真正的俄国军人。你是一个勇敢的军人。我也是军人，我尊敬值得尊敬的敌人。我不枪毙你了。况且，今天我们英勇的军队已经攻到伏尔加河了，占领了整个斯大林格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因此，我慷慨地送还你一条性命。回到你自己的单元去吧，这是因为你的胆量而奖励你的。’——并从桌子上拿起一块不太大的面包和一块肥肉递给我。

“我用全力夹住面包，左手拿着肥肉，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弄得不知所措，也没有说声谢谢，就不自在地向左转，朝门口走去，而我自己却在想:‘他要是现在在我的肩膀中间点一枪，我就不能把这些肉菜带给伙伴们啦。’不过，没有事。这一次死神与我擦肩而过，只是它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两腿僵硬地走出警卫队长办公室，可是在院子里我就瘫软了。踉踉跄跄地走到营棚后，就昏倒在水泥地上。黑暗中，我们的人把我叫醒了:‘讲讲吧!’好吧，我慢慢回忆起在警卫队长办公室里发生的事，就讲给他们听。‘我们怎样分这些肉菜呢?’睡在我旁边铺板床的战友问，而他的声音在颤抖。‘大家平分，’我对他说。等到天亮。面包和肥肉用粗线切开了。每个人都分到了火柴盒子大的一块面包，连每一颗面包屑都拿干净了，唉，至于肥肉吗，你自己也明白，——只够抹一抹嘴唇。然而也分得让大家满意。

“不久，我们300个体格最强壮的人，被调去排除沼地的水，后来又送到鲁尔的矿井区。我在那里一直呆到1944年。这时候，我们已经把德国人的颧骨扭到一边去了，法西斯分子也不再讨厌俘虏了。有一次，让我们所有上白班的人排队，一个刚来的某个上尉通过翻译，说:‘谁在部队或者战前当过司机，——向前一步走!”我们过去当过司机的七个人走出队列。我们每人发一件别人穿过的工作服，由卫兵押送来到了波茨坦市。一到了那里，我们大家就被分开了。我被分配在‘托德’工作，——这是德国人开的一个修路和防御工事的骗人厂家。

“我用‘奥佩尔—海军将军’牌车接送一个少校军衔的德国工程师。啊呀，这位法西斯真胖呀!小矮个，大肚子，四四方方，屁股宽大，像个结实的村妇。他制服的领子前面悬吊着三层下巴，脖子后面叠出三道折皱。他的身上，照我估计，至少有3普特的净脂肪。走路时，像台蒸汽机车，气喘吁吁的;坐下吃东西很贪婪——够你受的!常常是，整天只知道吃喝，还不时地从军用水壶里喝白兰地。偶尔我也喝一点:在路上，他停下来，切点香肠，干酪，吃着，喝着，他心情好的时候，——也扔一块给我，就像扔给狗一样。他从来不把东西递到手里，从来不递，他认为这样做很卑下。不过，无论怎样，与俘虏营里不能比，我也开始稍微变得有个人样了，变得不多，但是已经开始在恢复了。

“两个星期左右，我把这位少校从波茨坦送到柏林，又返回来，但不久，上级派他到靠近前线的地带去修防范我们部队的防御线，这时，我完全忘记了睡觉:通宵都在想，怎样才能逃回自己的部队，逃回家乡。

“我们来到了波洛茨克市。黎明时，两年来我第一次听到我们大炮的隆隆声。知道吗，老兄，我的心跳得多厉害吗?单身的时候，去伊琳娜家相亲，那时心也没有这样怦怦地跳过!战斗已经推进到波洛茨克以东18公里的地方了。城里的德国人变得更凶了，神经紧张，而我那个胖子酒也喝得更频了。白天跟他一起出城，他吩咐修固工事，而夜里他就一个人喝闷酒，全身发肿，下眼泡也肿起来了……

“‘嗯，’我想，‘再没什么好等的了，我的时机到了!而且我不能一个人跑掉，还得捎上我的那个胖子，我们的人用得着他呢!’

“在瓦砾场里找到一个两公斤重的哑铃，我用擦汽车的破布把它包着，以防万一，如果不得不打人，好让血不流出来，还在路上拣到一段电话线，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努力准备好了，并藏在前面的座位底下。在跟德国鬼子们分手的两天前，晚上我给汽车加油上水回来，看见，一个喝得烂醉的德国下士，双手扶着墙走着。我停下车，把他带到瓦砾场，脱下他的制服，扯下他头上的船形帽。我把所有这些财产也都塞在座位底下，就跑掉了。

“6月29日早晨，我的那个少校命令我把他送到城外，去特罗斯尼察方向。他到那里去指导修防御工事。我们出发了。少校坐在后座静静地打着瞌睡，而我的心差点没从胸膛里跳出来。我开得很快，但一到城外就压低油门，后来把车停下，爬出来，看看四周:后面很远的地方有两辆卡车在慢慢地开动。我拿出哑铃，把车门打开一些。胖子朝后靠在座位的靠背上，打着呼噜，仿佛躺在老婆的身边呢。嗯，我就用哑铃朝他的左太阳穴砸了一下。他就垂下了头。为了可靠，我又砸了他一下，但我不想把他打死。我得带个活的回去，他应该有很多东西给我们的士兵讲一讲。我从他的手枪皮套里抽出‘巴拉贝仑’，塞进自己的口袋里，把起子插进后座的靠背上，用电话线套在少校的脖子上，并紧紧地捆在起子上。这样，在车开得很快的时候，他不至于歪到一边，或者倒下去。我连忙费劲地穿上德国制服，戴上船形帽，嗯，我径直把汽车开向那大地隆隆着响，战斗正在进行的地方去。

“我从德国人的前沿阵地两个火力点之间冲过去了。几个冲锋枪手从掩蔽部里跳出来，于是我就故意放慢速度，让他们看见车上坐着少校。但是他们开始大叫起来，挥舞着双手，说，不能往那儿开，而我就好像不明白，加大油门，用80公里的速度冲起来。等到他们明白过来，就用机枪向汽车扫射，我已来到无主地带，在弹坑之间，绕来绕去地走着，不比兔子差。

“这时候，德国人从后面开枪，而这时自己人也用冲锋枪连珠炮似地朝我射击。汽车的挡风玻璃被打了四个洞，散热器也被子弹打坏了……但是眼前就是湖岸上的小树林，我们的人朝汽车跑来，而我冲进这片小树林，打开车门，扑倒在地，嘴吻着大地，连气都喘不过来……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军服上佩戴着保护色肩章，这种肩章我还没有见过，第一个跑到我跟前，咬牙切齿地说:‘阿哈，该死的德国鬼子，迷路啦?’我扯下身上的德国军装，把船形帽扔在脚下，对他说:‘你呀，我可爱的马大哈!可爱的乖小子!我是什么德国鬼子，我是地道的沃罗涅日人!我被俘虏了，懂吗?你们马上把这个正坐在车里的肥猪解开，拿上他的皮包，带我去见你们的指挥员。’我把手枪交给了他们，就从一个部队转到另一个部队，而傍晚前已经到了一个上校师长那里。之前，他们已经给我吃饱了，洗了澡，审问过我，给我发了一套制服，因此我到掩蔽部里去见上校的时候，照规矩，我的灵魂和肉体都是干净的，衣着整齐。上校从桌旁站起身迎接我。他当着所有军官的面拥抱了我，说:‘谢谢你，战士，你从德国人那里带来的这份宝贵的小礼物。你的那个少校和他的皮包，对我们来说，比20个‘舌头’更有价值。我要呈请司令部，给予你政府奖励。’而我被他的这些话，被这深情厚谊深深地感动了，嘴唇颤抖，不太听使唤，只挤出一句话:‘请您，上校同志，把我编到步兵部队去吧。’但是上校笑起来了，拍拍我的肩膀说:‘如果你站都站不稳，怎么能当斗士呢?我今天就送你去医院。在那里治疗治疗，补充点营养，然后你回家休假一个月，而等你回来后，我们看看，把你分配到哪里。’

“掩蔽部里，无论是上校，还是军官，都真诚地和我握手告别，于是我非常激动地走出来，因为，两年来已经和人类的交往疏远了。而且你看，老兄，只要是跟首长们说话，我还一直会习惯地、不由自主地把头缩到肩膀里去，仿佛害怕会打我。这都是在法西斯的俘虏营里使我们形成的……

“我在医院里立刻给伊琳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简单，怎么被俘虏了，又怎样和德国少校一起逃回来了。真奇怪，我这是哪儿来的孩子般的吹牛呢?还忍不住说，上校还答应要给我呈请奖励呢!……

“两个星期来，我一直是吃了睡，睡了吃。每次只让吃一点，但是一天吃很多次，假如让我放开肚皮吃的话，就会像医生说的那样，会把我胀死的。我完全养足了精神。可是两个星期后，又吃不下东西了。家里没有回信，因此，说实在的，我陷入了苦闷。茶饭不思，也没有一点睡意，各种不祥的念头都往脑子里钻……第三个星期，我收到从沃罗涅日来的信。但信不是伊琳娜写的，而是我的邻居，木匠伊凡·季莫菲耶维奇写的。愿老天爷不让任何人收到这样的信!……他在信中说，还在1942年6月，在德国人轰炸飞机制造厂时，一颗重型炸弹笔直落在我家的房子上。伊琳娜和两个女儿正好在家里……唉，他写道，连她们的痕迹都没有找到，而在原来房子的地方——成了一个深坑……这回我没有把信读完。眼前发黑，心缩成一团，怎么也舒展不开。我躺在单人床上，躺了一会儿，把信读完了。邻居写道，轰炸的时候阿纳托利在城里。晚上他回到村子里，瞧了瞧弹坑，又连夜赶回了城里。临走前，他对邻居说，他将请求做一名志愿者上前线。就这些啦。

“当心慢慢舒展开，耳朵里的血嗡翁响时，我回想起，我的伊琳娜在车站上跟我分别时是多么难舍难分啊。也就是说，还在当时，这个女人的心就已经告诉了她，我和她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见了。可我当时还推开了她……家，我的房子，这一切都是多年慢慢积攒起来的呀，而一切又在瞬间化成了泡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想:‘我这不如意的生活究竟是不是一场梦啊?’要知道，在战俘营里，几乎每天晚上，我当然是暗自地跟伊琳娜，跟孩子们说话，鼓励他们说，我会回来的，我的亲人们，不要为我忧伤，我结实着呢，我会挺住的，我们又会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两年来，我一直是在跟死人们说话吗?!”

讲述人沉默了片刻，接着又用另一种，断断续续的，很小的声音说:

“老兄，我们再抽支烟吧，要不然我要被闷死的。”

我们开始抽烟。在淹满了水的树林里，啄木鸟响亮地啄着树干。暖风一直这么懒懒地吹动着赤杨上的干枯的柔荑花序;云朵，仿佛在一张张绷紧的白帆下，一直在高高的蓝天上飘浮着，但是在我看来，在这悲痛无言的时刻，这无限的世界，准备创造春天伟大的奇迹，在生活中永恒地确认生者的世界已经是另一个样子了。

沉默很沉重，于是我问道:

“后来呢?”

“后来吗?”讲述人不情愿地回应了一声。“后来上校给了我一个月的假，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了沃罗涅日。我步行来到我们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很深的弹坑，灌满了铁锈色的水，周围杂草齐腰深……，像坟地一样荒凉、寂静。唉，我心里真难受啊，老兄!站了一会儿，在心里哀悼了一会儿，又走回火车站。在那儿，一小时我也呆不下去，当天就返回了师团。

“但是，大约过了三个月，快乐，像从乌云里露出来的太阳照耀了我:我找到了阿纳托利。他给前线的我寄了一封信，看样子，是从另一个战场寄来的。他从邻居伊凡·季莫菲耶维奇那儿得知我的地址。原来，一开始他进了炮兵学校;在那里他的数学才能派上了用场。

一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上了前线，瞧。信里写着，已经获得了大尉军衔，指挥着一个‘四十五毫米口径的炮’炮兵连，得过六次勋章和奖章。总之，从各个方面给他的老子补回了面子。于是，我又为他感到非常的骄傲!无论怎么说，我的亲生儿子——当上大尉和炮兵连长了，这可不是好玩的!而且还得了这样的勋章。这没什么，虽然他的父亲还开着‘斯蒂贝克’车运炮弹和其他的军用物资。父亲的事业到头了，可是他的事业呢，这位大尉的一切还远着呢。

“于是我每天晚上开始想一些老人们的心事:战争一结束，我就给儿子娶个媳妇，自己呢，就跟着他们年轻人一起过，做做木匠活儿，带带孙子。总而言之，这全是老人们干的活。但是一转眼，我的幻想又全落空了。在冬天，我们不断地进攻，特别是没时间常常相互写信。等到战事接近尾声，已经打到柏林附近的时候，早晨，我给阿纳托利寄了一封信，第二天就收到回信。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和儿子从不同战线逼近了德国首都，但是两个人隔得很近。我焦急地等待着，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跟他见面。瞧，我们相见了……正好在5月9日，早晨，在胜利日，一个德国狙击兵打死了我的阿纳托利……

“下午，连指挥员叫我。我发现，他身边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炮兵中校。我走进房间，他也站了起来，像面对一个高军衔的人。我的连指挥员说:‘找你的，索科洛夫。’说完，他自己却转向窗口。我像被一道电流穿透了一样，因为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中校走到我的跟前，低声地说:‘坚强些吧，父亲!你的儿子，索科洛夫大尉，今天牺牲在炮位上了。跟我去吧!’

“我摇晃了一下，但是双脚又站住了。现在像做梦一样地经常想起那天的情景，怎样跟中校一起坐上大汽车，怎样穿过堆满废弃物品的街道，模模糊糊地记得，兵士的队列和裹着红丝绒的棺材。而我看到阿纳托利，就像看到你一样，老兄。我走到棺材跟前，看见我的儿子躺在里面，又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一个永远微笑的，肩膀狭窄的男孩子，细长的脖子喉结很尖，而这里躺着的却是一个年轻的、宽肩膀的美男子，眼睛半闭着，好像没有看我，而是看着某个远方，一个我不熟悉的遥远的地方。只有嘴的两角，这样永远地留着我以前的儿子，我曾经熟悉的托利卡的笑容……我吻了吻他，就走到一旁。中校讲了话。我的阿纳托利的战友们，擦着眼泪，而我的眼泪没有哭出来，显然，在我的心里流干了。也许，因此心才这么地疼痛?……

“我在异国他乡，德国的土地上埋葬了我最后的欢乐和希望，我儿子的炮兵连鸣着炮，把自己的指挥员送上遥远的征程，我的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绷断了……我回到自己的部队时，惘然若失。不久就让我复员了。上哪儿去呢?难道回沃罗涅日吗?决不能回去!想起了在乌留平斯克住着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是在冬天因伤复员的，——曾经邀请我到他那儿去，——想起了他，就动身到乌留平斯克去了。

“我的朋友和妻子没有孩子，住在城边自家的房子里。他虽然残疾，但在一个汽车连里当司机，我也被安排到那里了。我在朋友家住下了，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我们把各种货物运送到各个区里，秋天又被调去运粮食。这时，我认识了我的新儿子，就是那个在砂地上玩耍的。

“出完车，经常是，到城里去，——明白吗，第一件事就是进茶馆:去吃些什么东西，唉，当然啰，也喝100克缓解一下疲劳。应该说，我对这个有害的东西已经有瘾了……你瞧，有一次，在茶馆附近，我看见了这个小家伙，第二天——我又看见他了。这么个破衣烂衫的小家伙:小脸上都是西瓜汁，汁上都是灰土，脏得像烟熏了的，头发蓬乱，而一双小眼睛，却像雨后黑夜里的星星!因此，从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他了，我已经，真是怪事，开始想念他了，每次出车都赶着回来看看他。在茶馆附近，他也有东西吃——有人给他的。

“第四天，装了一车粮食从国营农场出来，我直接就拐向茶馆。我的小家伙坐在那里的台阶上，摆动两只小脚，一切迹象表明，他还饿着呢。我从车窗里探出身子，叫他:‘喂，万尼亚!快坐上车吧，我带你到大谷仓里去，而从那儿回到这里，吃中饭。’我的叫声让他哆嗦了一下，他跳下台阶，爬上踏脚板，这样悄悄地说:‘叔叔，您怎么知道，我叫万尼亚呢?’一双小眼睛睁得大大的，等着我的回答。啊，我就对他说，我呀，我说，是一个阅历丰富的人，什么都知道。

“他从右边走过来、我打开车门，让他坐在我旁边，我们就上路了。这么伶俐活泼的小家伙，忽然不知为什么不说话了，沉思起来，还不时从他的两条长长的，向上鬈曲的睫毛下打量我，叹着气。这样一个小小鸟，可已经学会了叹气。这是他这年龄该有的事吗?我问:‘你爸爸在哪儿，万尼亚?’他小声说:‘在前线牺牲了。’‘那么妈妈呢?’‘当我们乘火车时，妈妈在火车里被炸死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不知道，也不记得了……’‘你在这儿什么亲人也没有吗?’‘一个也没有。’‘那你哪儿过夜呢?’‘哪儿能睡，就睡哪儿。’

“我伤心的眼泪滚落下来，于是我决定:‘我们再也不能分开了!我要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于是，我的心里一下子变得轻松和快乐多了。我向他俯下身去，悄悄地问:‘万纽什卡，你知道我是谁吗?’他问了一声，像呼气一样快:‘谁?’我也同样悄悄地对他说:‘我——是你的父亲。’

“我的天呀，这下都发生了什么啊!他扑到我的脖子上，吻我的脸颊，嘴唇，额头，而他自己，却像一只太平鸟，那么响亮而尖声地喊着，甚至整个驾驶室里都嗡嗡响:‘亲爱的爸爸!我知道!我知道，你会找到我的!反正你会找到的!我等了这么久，等你找到我!’他贴在我的身上，全身发抖，好像风中的一根小草。而我的眼睛里雾一样模糊，我全身也在发抖，双手发颤……我当时怎么没失手放开方向盘，真让人惊讶!但我还是意外地滑到水沟里去了，发动机也熄了火。一直到眼睛里的雾消没了，我才敢开车，怕撞到人。这样停了约5分钟，而我的小儿子仍始终用全身的力气紧紧地贴在我身上，不说话，不住地发抖。我用右手抱住他，轻轻地把他拉到身边，而用左手开车，调头往回开，向家里开。我哪儿还管他什么大谷仓呢，当时根本顾不上大谷仓了。

“我把车子扔在大门口，抱起我的新儿子，抱到屋子里。而他用两只小手搂住我的脖子，一直到了家里才松开。他把他的小脸蛋，贴在我没有刮过的脸上，好像粘住了一样。就这样我把他抱进了家里。男主人和女主人正好都在家。我走进去后，向他们眨眼，爽快地说;‘这不，我找到了我的万尼亚了!接受我们吧，善良的人们!’他们，我的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一下子就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开始忙乱起来。而我却怎么也不能让儿子离开我。但是我勉强把他给哄下来了。我用肥皂给他洗了小手，让他在桌子旁边坐下。女主人给他盘子里倒了一些菜汤，一看到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她的眼泪也禁不住地掉了下来。她站在火炉旁，用围裙擦着眼泪。我的万尼亚看见她哭，就跑到她跟前，扯着她的衣襟，说:‘婶婶，您为什么哭呀?爸爸在茶馆旁边找到了我，这下大家都应该高兴才是呀，您为什么还哭呢?。’可她，上帝呀，听了这话，哭得更厉害，简直全身都哭得湿透了!

“午饭后，我把他到带理发店去，给他理了个发，在家里的洗衣盆里给他洗了个澡，用干净的单子把他包起来。他抱住我，就这样在我的手里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床上，把车子开到大谷仓去了，卸了粮食，又把车子开到停车处，——跑了好几家商店。我给他买了一条呢子裤、一件衬衫、一双凉鞋和一顶男式便帽。当然，这些东西也都不是量身买的，质很差。为了那条裤子，女主人甚至把我骂了一顿。她说:‘你疯了吗，这么热的天还给孩子穿呢子裤!’并很快把缝纫机放在桌上，在箱子里翻了一遍。一小时后，她就给我的万尼亚缝好一条缎纹短裤和一件短袖子白衬衫。我跟他睡在一块儿，第一次睡得这么安稳。不过，夜里起来了三四次。

我醒了，而他却躲在我的胳肢窝下，就像一只麻雀栖身在屋檐下，发出轻微的鼾声，从此我的心里充满了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快乐，我尽量不翻身，以免把他弄醒了，但是还是忍不住，悄悄地坐起来，擦了一很火柴，欣赏着他……

“天快亮了，我醒了，不明白，我为什么感到如此窒闷?原来是我小儿子爬出了被单，横躺在我身上，四仰八叉的躺着，一只小脚压住了我的喉咙。因此，跟他一起睡觉是不安稳的，可是我习惯了，没有他我会很寂寞。夜里，我一会儿抚摸一下睡熟的他，一会儿又闻闻他竖立的头发，于是我的心就变松软了，要不然，由于痛苦，我的心会变得像石头一样硬……

“最初，他跟我一起开车子跑运输，后来我明白了，这不合适。我一个人需要些什么呢?一块面包，一个盐葱头，一个士兵一整天就饱了。可是他怎么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要给他弄些牛奶，煮个鸡蛋，不给他弄个热菜无论如何也不行。但是又不能耽误工作。我鼓起勇气，把他留给女主人照管，结果他直到傍晚还在擦眼泪，晚上就溜到大谷仓来接我。在那儿一直等到深夜。开始一段时间我和他还不太适应。一次，天还没黑我们就躺下睡觉了，白天我很累，而他呀，要么像只小麻雀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要么不知为什么突然不说话了。我问他:‘你在想什么呀，乖儿子?’他自己眼睛盯着天花板，反问我:‘爸爸，你把你那件皮大衣放到哪儿了?’我一辈子也没有穿过皮大衣!必须绕开这个话题:‘留在沃罗涅日了。’我对他说。‘那你为什么找我找得这么久哇?’我回答他说:‘我呀，乖儿子，在德国找过你，在波兰也找过，还跑遍了整个白俄罗斯，可你却在乌留平斯克。’‘乌留平斯克离德国近吗?我们家离波兰远吗?’睡觉前，我们就这样闲聊着。

“你以为，老兄，关于皮大衣，他只是随便问问吗?不，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也就是说，他的生父曾经穿过这样的大衣，他就记住了。要知道，孩子的记性，就像夏天的闪光:突然发光，短时间地照亮一切，又熄灭了。他的记性就像闪光，一闪一闪的发亮。

“也许，我和他在乌留平斯克还会再呆上一年，但是11月份我出了一点麻烦事:我的车开在泥泞路上，在一个村子里我的车子滑了一下，这时一头牛正好转过身来，我把它给撞倒了。唉，很明显的事儿，村妇大叫起来，人们都跑来了，交通警察也说来就来了。无论我怎么请求他原谅，他还是拿走了我的司机驾驶证，牛站起来，摇摇尾巴，很快跑到巷子里去了，可我却失去了驾照。冬天，我干了一阵木匠活儿，后来跟一个朋友写信，也是一个战友，——他是你们州的人，在卡沙里区，当司机，——他请我到他那儿去。他在信里，说，你先当半年木工，然后我们州再给你发一个新的驾驶证。这不，我和儿子正服从命令，迈着行军的步伐去卡沙里呢。

“不过这事，怎么跟你说呢，就是不发生这次撞牛的事儿，我反正也要离开乌留平斯克。痛苦让我不可能在一个地方生活得过久。这不，等到我的万纽什卡长大一点，要送他上学的时候，到那时，也许，我会安静下来，在一个地方定居。而现在我还要和他暂时在俄罗斯的大地上走走。”

“他走路会很吃力，”我说。

“他一般很少自己走路，多半是骑在我的肩上。我让他骑在肩上，扛着他走，而他想活动活动，——就从我肩上爬下来，就像一只小山羊，在道路边跑跑跳跳。所有这切，老兄，如果不发生什么事，我和他怎么也能过得很好。可是我的心晃荡起来，得换一个活塞了……有一次，突然发作，抽搐一阵，眼睛里的白光暗淡下来。我担心，什么时候会在睡梦中死了，会吓坏我的小儿子。而这里还有一件糟糕的事:几乎每天夜里我都会梦见我死去的亲人。常常是:我站在带刺的铁丝网里面，而他们却在外面，在另外一边……我跟伊琳娜和孩子们什么都说，‘可我刚想用双手拉开铁丝网，——他们就离开我，仿佛在我眼前融化了……还有件奇怪的事:我白天看上去总是很坚强，我从不说‘哎哟’，从不唉声叹气，可是夜里一醒来，泪水湿透了整个枕头……”

树林里传来了我的同志的说话声，还有水上的划桨声。

这位陌生的，但已经成为我亲近的人，站了起来，伸出一只宽大的，坚硬得像树一样的手:

“再见，老兄，祝你好运!”

“祝你平安到达卡沙里。”

“谢谢。喂，儿子，咱们坐船去。”

小男孩跑到父亲跟前，挨着他的右边，拉住父亲的棉袄前襟，在迈着大步的男人旁边迈着小步快走起来。

两个孤苦伶仃的人，两颗被看不见的战争风暴的力量抛到异乡的沙子……未来等着他们的是什么呢?于是我愿意这样想:这个俄罗斯人，这个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人，能够经受住一切，这个靠着父亲的肩膀成长起来的孩子，一定会长大成人，如果他的祖国对他发出召唤，他一定能经受住一切，克服自己路上的一切困难。

我心情沉重，忧伤地看着他们的背影……也许，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一切都能够平安顺利，可是，万尼亚刚走了几步，就把短小的腿盘在一起，边走边把脸转向我，挥动一只嫩红的小手。突然间，仿佛有一只柔软而尖利的爪子抓住了我的心，我急忙转过身。不，不只是在梦中，这些上了年纪的，在战争岁月中白了头发的男人们才会哭。清醒的时候他们也会哭。这时，重要的是要善于及时转过身去。这时，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孩子的心，不要让他看到，在你的脸颊上流淌着男人那种灼热而吝啬的眼泪……

六、难点分析

《一个人的遭遇》在战后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这个篇幅不大的作品里，叙述的中心是普通的俄罗斯人安德列·索科洛夫的遭遇，他并没有获得任何特殊的功勋，只是有尊严地、相当诚实地走过了自己艰难的人生。对主人公命运的思考是在全民命运的语境下进行的。主人公个人在生命一开始就遭受了命运的各种磨难。安德列·索科洛夫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军人。灾难的顶点是遭遇到法西斯的恐怖。

万纽什卡的形象建立在强烈的对比上。他与他的养父相反。但是他们两人都说明了生命的永恒，说明了只要在人身上还活跃着爱的能力，人民得以永生。他们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所有特点。

作家赞叹自己主人公，欣赏他的心灵之美，在他的语调里，可以听到为俄罗斯人自豪的旋律，对他非凡潜力的信任。肖洛霍夫的小说是一个人、军人、劳动者的诗，他经历过战争的所有磨难，保留着最珍贵的东西:人的尊严，对生活的热爱，善良和同情心。在攀登人道主义的顶峰的时候，肖洛霍夫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与民族的历史命运相联系的悲剧命运，同时也展示这个人对死亡和苦难的胜利。

七、思考题

1．索科洛夫的形象体现了哪些性格特征?

2．小说有什么思想意义?

3．为什么肖洛霍夫给小说取名为《一个人的遭遇》?

4．你从哪里看到了小说的人道主义和乐观精神?

八、作业

1．请说说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

2．请分析这篇作品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