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工作

省委书记正在召集主要领导开会，商量为城市供暖提供木柴的主要问题。严寒就要来了，这个问题成为会议的重点。朱赫莱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思考着。屋里还有十几个人在吸烟，灰色的烟雾像浮云一样缭绕着毛玻璃灯罩。

秃顶的矮个子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他一直在滔滔不绝地狡辩着，推卸责任。他说：“很抱歉，同志们，木柴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没有马车往外运。我已经打了三次报告了，说如果没有运输工具，木柴不可能运出来……”

人们又提了很多尖锐的问题，但是这个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只是一味地推脱搪塞，狡猾得像只狐狸一样，根本不正面回答问题。朱赫莱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认为应该对这样的人进行深入审查，这不只是工作能力的问题。我已经掌握了他的一些材料……不必再和他谈下去，让他滚开，咱们好干正事。”

省委书记读完朱赫莱的纸条，向他点点头。朱赫莱起身去打电话，等他回来的时候，省委书记已经念到决议的结尾：“……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公然消极怠工，故撤销其职务，并将此案交侦查机关审理。”

那个被撤职的主席离开之后，朱赫莱指着摊开的地图说：“你们看，这是博亚尔卡站，离车站七俄里是伐木场，那儿堆着二十一万立方米木柴。一支部队辛苦地在这儿干了八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结果呢——咱们被出卖了，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燃料。木柴要从六俄里以外的地方运到车站来，至少需要五千辆大车，整整运上一个月。最近的一个村庄在十五俄里之外，而且那里是奥尔利克匪帮活动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明白了吧？按照计划，伐木工作应该从这儿开始，然后向车站方向推进，可是这帮坏蛋却把伐木队伍引进了森林。这样一来，咱们就是用一百辆车也弄不到木柴。……这一招和他们搞出的暴动没什么两样。”

朱赫莱握紧拳头，他虽然没有说明，但是事情已经十分清楚，冬天就要来了，如果没有足够的木柴，医院、学校、机关和几十万居民都只能任由严寒摆布。车站挤满密密麻麻的人，但是火车每个星期只能开一次。

朱赫莱松开拳头说：“同志们，眼前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在三个月期限内，从车站到伐木场，修一条轻便的铁路。争取在一个半月之内，就把铁路修到伐木场的边缘。要完成这件事情，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调上去，怎么样？”

没等阿基姆回答，朱赫莱接着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只要跟同志们说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和铁路，他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大家商量后达成了一致，当天就各自去做同志们的动员工作。索洛缅卡区的团组织几乎整个都被派去，团省委委员去三个人——杜巴瓦、潘克拉托夫和柯察金，他们三个都是朱赫莱亲自选的。

当最后几只工具箱搬上火车的时候，天正下着毛毛细雨，丽达的皮夹克被淋湿了，她来送别工程队的领队托卡列夫，她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轻声说：“祝你们成功。”

寒冷让托卡列夫裹紧了短外衣，就在他快要上车的时候，丽达有意无意地问了一句：“怎么，难道保尔不和你们一起去吗？他怎么不在这里呢？”

托卡列夫说：“他昨天就坐着轧道车，跟着技术指导员去打前站了。”

丽达又问：“保尔跟着你，学习得怎么样？”

托卡列夫惊讶地看了丽达一眼说：“什么学得怎么样？那个小伙子不是一直归你管吗？他经常和我说起你，把你夸个没完。”

丽达有点儿不相信，她说：“是这样吗，托卡列夫同志？保尔说跟我学过的东西，都要上你那儿再学一遍。”

老人大笑了起来，接着说：“上我这儿学？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过。”

这时，火车的汽笛响了，车上的人呼唤着托卡列夫。望着一双双惜别的眼睛，丽达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在深秋一望无际的森林里，一个小车站孤独地隐藏在树林深处。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伸向森林，路基周围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人们在奋力地工作着，铁锹撞击着石头，发出铿锵有力的声响。雨一直下个不停，泥浆像黏稠的粥一样，从路基上流淌下来。路基一天比一天长，不断地伸向树林深处。

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房子，这里破烂不堪，每天晚上，四百个工人穿着满是泥浆的衣服，躺在里面睡觉。他们每天吃的也很差，午饭只能吃到简单的扁豆汤和黑得像煤球一样的少量面包，城里能够供应给他们的东西只有这些。

因为条件实在太艰苦，工程队里的工人已经跑了九个，几天后，又跑了五个，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筑路工程进行了一个多星期之后，他们迎来了第一个非常棘手的麻烦——一天晚上，火车没有把面包从城里运送过来。

杜巴瓦叫醒了总领队托卡列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托卡列夫赶紧打电话给朱赫莱，听到这件事情，朱赫莱非常生气地说：“到底是谁干的，我一定会查清楚。”

“我明天让工人们吃什么啊？”托卡列夫生气地问。电话那边的朱赫莱没有说话，显然在考虑该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朱赫莱说：“面包我们会连夜送过去，我会派人开车送。天亮之前，一定会到达。”朱赫莱说到做到，天亮的时候，满脸疲倦的司机送来了面包。

修建铁路的工作越来越艰苦。雨还是下个不停，保尔的鞋子全部烂掉了，他感到脚下彻骨的寒冷。他知道那只破靴子的底肯定是掉了，他把靴子底从泥巴里掏出来，拎着它光着脚板来到厨房。养路工的妻子给他找了一只高筒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穿上了暖和的套鞋。他用感激的眼神，默默地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天气变得越来越恶劣，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一肚子都是火。他把修路的积极分子召集到房间里开会。他对参加会议的人说：“同志们，我就明说了吧，情况很糟糕。现在换班的人还没有凑齐，到底能来多少人也不能肯定。马上就到非常寒冷的时候了，大家豁出命去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要在这里加油干，哪怕脱掉五层皮，也要修好铁路，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

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不再是平时的那种低沉沙哑。他紧锁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说明他已经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了。

他说：“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和同志们说清楚，明天大家照常工作，不是党员、团员的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了。党员和团员必须留在这里，这是团省委的决定。”

说完，他把一张折成四方块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等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之后，才能换班。纸的最下端签着名字——共青团省委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将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之后，托卡列夫又在板棚里召开临时会议，一百二十多人将那里挤得水泄不通。托卡列夫宣布了省团委的决定，并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很多人返回城里和家人团聚的愿望就这样落空了，会场里一片喊叫声，乱成了一团。这时，一个人连喊带骂地要求离队：“我一天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我们又不是罪犯，为什么罚我们在这里做苦工？谁做了决议，谁就自己来干吧。我只有这一条命，我明天就要走。”

说这话的人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严峻地扫视着周围的人说：“谁在那儿胡说八道呢？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同志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去。这里就是我们的岗位，咱们要是从这里跑了，很多人就会被冻死的。同志们，咱们赶紧干完，就能早点回去了。像这个可怜虫想的一样，当逃兵，是咱们的思想和纪律都不允许的。”

他刚说完，一个人就站起来说：“那么，不是党员团员的就能走，是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人从衣服里掏出一张小卡片，朝桌子边挤了过来。他将卡片扔到桌子上说：“这是我的团员证，收回去吧，我可不想为了一张纸片卖命。”

会场里立刻传出骂声，人们都开始斥责这个为了逃避工作而退团的人。人们喊着：“让他滚出去吧，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扔掉团员证的人低着头朝门口走，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给他让出一条路。

森林里发出了一声枪响，一个骑马人迅速逃离了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板子。有人划着火柴，借着火光，看到板子上写着：滚出车站去！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谁敢赖着不走，就让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你们赶尽杀绝，对谁都不会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这个人就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下雪了，工地上的情况越来越艰难。匪徒还袭击了工地，他们骑着马在雪地上并排前行，发誓要把工人们赶出去。他们用枪把潘克拉托夫和工人们运来的玻璃窗打得粉碎，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工人。保尔想要出去，被杜巴瓦一把抓住了。

“趴下，傻瓜！这个时候，你一出去，就被他们撂倒了。”杜巴瓦急促地低声说。

他们俩紧挨在一起，躲在大门旁边。杜巴瓦一只手握着手枪，枪口伸向门口。保尔蹲着，手也紧紧地攥着手枪。这时，外面的射击忽然停止了，接着是一片寂静。

“同志们，有枪的都过来。”杜巴瓦小声指挥那些趴在地上的人。保尔小心地打开了门，空地上连人影也没有，只有雪花慢慢地飘落。森林里，几个匪徒正使劲儿地抽着马，他们还是逃跑了。

中午的时候，城里开来了一辆轧道车。朱赫莱和阿基姆走下车来。他们带来一挺机枪、几箱子弹和二十支步枪。托卡列夫说着眼前的情况：“匪徒的袭击倒是次要的，眼前的问题是有个山包横在路上，要弄掉它，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朱赫莱没有放慢脚步，继续往前走。阿基姆问托卡列夫：“这条支线你们能按期修好吗？”

托卡列夫考虑了一下说：“老弟，你知道的，就算是修不好也不行啊。这是明摆着的事情。”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紧走几步赶上朱赫莱。托卡列夫激动地说：“这个地方条件这样差，人力和设备又少，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按期完成，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两个月了，第四批成员眼看又要到期，可是基本成员一直没换过班，完全靠年轻的身体支撑着。这些小伙子，有一半已经染上了风寒，真让人心疼啊！再这样下去，有些人恐怕连命也会断送在这里。”

以车站为出发点，一公里的铁路已经被修好了。负责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带领的第一筑路队。当朱赫莱他们三个走过来的时候，累得浑身是汗、满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子砍着安放枕木的座槽。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潘克拉脱夫这个码头工人，他比以前瘦多了，脸也没好好洗过，看上去又黑又憔悴。

“啊，省里的大人物来了。”潘克拉托夫说着。铁锹的声音停了下来，阿基姆看见周围的人脸色都很苍白。托卡列夫跟旁边的拉古京说了几句话，就拉着潘克拉托夫一起，陪着朱赫莱和阿基姆向小山包走去。在路上，朱赫莱又仔细地询问了匪徒袭击工地的情况。

在离车站四公里半的地方，工人们正挥动铁锹，铲挖着坚硬的冻土，他们要劈开挡在前面的小山包。工地周围，有七个人正在担任警戒，筑路队的全部武器都在这七个警卫队员的手里了。工程技术员帕托什金正坐在斜坡上，在本子上记着数字。他的助手因为害怕，一早上就溜回了城里。

人们发现了走近小山包的朱赫莱、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看，谁来了！”工人彼佳·特罗菲莫夫，用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指着坡下的人说。连铁锹也来不及放下，保尔就朝坡下跑去，他热情地微笑着，朱赫莱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你好啊，保尔。看看你这身衣服，真是大的大，小的小，我都认不出你来了。”朱赫莱说着。

潘克拉托夫苦笑了一下说：“你看他五个脚趾头，全部都是露在外面的。”

朱赫莱察看了小山包，和托卡列夫、帕托什金坐雪橇去了伐木场一趟，然后又转回来。山包上的工人们还在奋力地挖土，朱赫莱看着人群，低声对阿基姆说：“群众大会不用开了，这里的人根本不需要动员。你说得对，这里的人都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朱赫莱看着眼前这些奋力工作的年轻人，心里充满了感动和自豪。这时，工程师帕托什金走过来向朱赫莱汇报情况，他说：“要在这个小山包上开出一条路来，没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是不可能的。”

朱赫莱点点头，想了一下说：“您把斜坡上的人撤下来，调到前面去修路，这个小山包咱们另外想办法。”

朱赫莱打了电话，要求把普济列夫斯基的团部调到筑路工地来，为的是把工地周围的匪徒肃清。另外，他又要了一列装甲车和几名爆破手来。在板棚里，朱赫莱他们又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重申了工程完成的日期，并确定了各个小分队的队长：第一队队长是潘克拉托夫，第二队是杜巴瓦……保尔是第五队的队长。

会议结束之后，朱赫莱和阿基姆要回去了，二十几个人一直把他们送到轧道车上。朱赫莱低声对保尔说：“我给你捎一双靴子来，你的脚没有被冻坏吧？”

保尔说：“好像冻坏了，已经肿起来了。”接着，他又央求朱赫莱，“我跟你要过几发手枪子弹，现在你能给我吗？我这儿只有三发了。”

朱赫莱摇摇头，一脸严肃。但是看到保尔失望的神情，他解下自己的毛瑟枪递给保尔说：“拿着，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保尔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他盼望已久的珍贵礼物啊！大家羡慕地看着保尔，朱赫莱给他开了一个持枪许可证。

朱赫莱离开之后，工地上展开了异常激烈的竞赛，目的是看谁先完成任务。

天还没有亮，保尔就悄悄起床了。他动作很轻，谁也没有惊动。来到厨房烧开一桶茶水，保尔才叫醒小队的队员。等其他队伍的队员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吃早饭的时候，潘克拉托夫对杜巴瓦和他的兵工厂伙伴们激动地说：“看到没有，天还没有亮，保尔就把自己的队员叫起来了。现在，他们大概铺了有十俄丈了。有人说，他们的队员都把弦绷得紧紧的，他们是下决心在25号以前铺完自己分担的地段。他这是在跟咱们较劲呢，但是，走着瞧吧！”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他很理解潘克拉托夫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他自己也感觉好像挨了保尔一记闷棍。保尔的确是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开始向各队挑战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保尔的小队正干得热火朝天，忽然一声枪响传来，他们的工作被打断了。树林里来了一队骑兵，哨兵在鸣枪示警。保尔喊了一声：“拿枪！同志们，是土匪来了。”

他一边喊，一边扔下铁锹，朝一棵大树跑去，树上挂着他的毛瑟枪。全队的人都拿起武器，直接卧倒在路边的雪地上。这时，走过来的几个骑兵挥动着帽子，有个人喊着：“别开枪，同志们！自己人！”

原来这是普济列夫斯基团的一个排，前来看望筑路人员的。排长骑着一匹少了一只耳朵的马，引起了保尔的注意。原来这是保尔在骑兵队时骑过的马，他跑到马旁边，一把抓住笼头绳，马吓得直往后退。保尔亲切地搂着马儿的脖子，排长仔细地端详保尔，一下子把他认出来了。

“啊，这不是保尔吗？你认出这匹马了，老朋友谢列达反倒不认识啦？你好，兄弟！”排长谢列达惊奇地说。

和战友的偶遇让保尔感到很愉快。同时，城里也在加紧动员更多的人来加入铁路的铺设工作，这着实给现在的工作者减轻了些负担。

但是，暴风雪还是来了。它咆哮不止，整整猖狂了一个晚上。车站的破房子根本不御寒，大家从里到外都冻透了。

第二天早晨，雪深得让人迈不开步子，但是树梢上却挂起了红彤彤的太阳，蓝色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保尔的小队正在他们负责的路段清除积雪。直到这时，保尔才体会到严寒带来的痛苦是那么难以忍受。奥库涅夫给的旧上衣一点也不保暖，脚上的那只套鞋总是灌进雪，另外一只靴子也随时有掉底的危险。因为睡在水泥地上的缘故，他的脖子上长了两个大痈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保尔做了围巾。身体消瘦得不成样子的保尔，熬得双眼通红，他猛烈地挥动着手里的大雪铲，奋力工作着。

这时，一列客车缓缓地进了车站，因为积雪太深，煤水车上一块木柴也没有，炉里的余火也快要熄灭了。列车开到侧线上去了，他们把停车的原因告诉了旅客，挤得满满的车厢里立刻响起了一片咒骂声。

乘务员向托卡列夫要木柴，托卡列夫说：“要木柴可以，但是不能白白给你们，这些木柴是我们宝贵的建筑材料。你们的车上有六七百个乘客，妇女和小孩可以留在车厢里，其余的都要铲雪，干到晚上，我们就给你木柴。”

这时，托卡列夫走到保尔面前说：“给你一百人，分配他们去干活吧。注意看着点儿，别让他们偷懒了。”

保尔给这些旅客派了活。他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戴着皮帽，正和身边的一个年轻妇女说话，那女人戴着一顶海狗皮帽子，男人气愤地转动着手里的木铲子说：“我才不铲雪呢，谁都没有权力强迫我！要是请我这个铁路工程师指挥一下还可以，那个老头子违法乱纪，我要告他。”

“谁是这儿的负责人？”男人问身边的一个工人。这时，保尔走了过去问：“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男人轻蔑地打量了保尔一番问：“您是什么人？”

“我是这里的工人。”保尔说。

“那我没什么跟您说的，把你们负责人叫来……”男人说着。

“您呢，女公民，也拒绝干活吗？”保尔转身问那个年轻女人。就在那一刹那，他呆住了，站在他面前的竟然是冬妮娅·图曼诺娃。

冬妮娅好不容易才认出像叫花子一样的保尔。他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两只稀奇古怪的鞋子，脖子上挂着一条脏围巾，脸也很久没有洗过了。冬妮娅是看到保尔的那双眼睛，才认出他来的，那双眼睛还和以前一样炯炯有神。这个衣衫褴褛的小伙子，不久前还是她的恋人。现在，已经是沧海桑田了。

冬妮娅最近结婚了，现在她要和丈夫一起去大城市，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重要职务。真是想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会遇到少年时代的恋人，她甚至没好意思和保尔握手。冬妮娅没想到保尔还是这样潦倒，看着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冬妮娅犹豫不决地站着，因为发窘，脸颊通红。那个铁路工程师快气疯了，他没想到一个穷小子竟然敢盯着他的妻子看个没完。他把木铲子朝地上一扔，走到冬妮娅面前说：“咱们走，冬妮娅。这个拉查隆尼真叫人受不了，我真是看不下去了。”

保尔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他知道在意大利语里，拉查隆尼是穷光蛋的意思。“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还没咽气的资本家。”保尔粗鲁地回敬了那个工程师，然后看着冬妮娅，冷冷地说，“图曼诺娃同志，把铲子拿起来，站到队伍里去吧。别学这个胖水牛的样子。请原谅，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然后，他又看了看冬妮娅穿着的那双长筒靴子，冷笑一下说：“我劝你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吧，前两天土匪还打劫过这里。”

说完，保尔转过身，回自己的队伍那里了，最后这句话终于让工程师害怕起来。冬妮娅最终说服他一起去队伍铲雪了。

傍晚收工的时候，人们都朝车站走。冬妮娅的丈夫抢在前面，到火车上占位子去了。冬妮娅停下来，让工人们先过去。保尔走在最后，他已经非常疲倦了。等他走过来，冬妮娅和他一起并排走着，她说：“你好，保夫鲁沙！坦白地说，我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样。难道你不能在政府里找个像样点的工作吗？这样怎么也比你在这里挖土强啊。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委员或者是首长之类的，你的生活怎么这样不顺心哪……”

保尔站住了，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冬妮娅。他说：“我也没有想到，你会变得这么……酸臭。”保尔想了想，才找到了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冬妮娅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她说：“你还是这么粗鲁！”

保尔把木铲子扛在肩膀上，迈开大步朝前走去。走了几步，他回过头回答了冬妮娅：“说句不客气的话，图曼诺娃同志，我的粗鲁和您的彬彬有礼比起来要好多了。您不用替我担心生活，因为一切正常。但是您的生活却比我原来想象的要糟糕。两年前还好些，还敢和一个工人握手，现在，您浑身都是臭樟脑丸味。我已经和您没什么可说的了。”

克拉维切克带着最后一批他亲手烤的面包从城里来了。见过托卡列夫之后，他在工地上找到了保尔。热情地向他问好之后，克拉维切克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瑞典精制的黄面毛皮短大衣，拍了一下说：“这是给你的，不知道是谁送的吧？小伙子，你可真够傻的。这是丽达同志托我带过来给你的，怕你这个傻瓜冻死在这里，拿去吧！”

保尔惊讶地接过这件珍贵的礼物，过了好一会，他才犹豫地穿在身上。冰冷的身体很快就暖和起来。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12月20日

几天里连续下了暴风雪，今天仍然在下。博亚尔卡的筑路大军眼看就可以把路铺设到目的地了，但是风暴和严寒阻止了他们。积雪又深又厚，挖掘冻土是很困难的，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这是最困难的一段。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发现了伤寒症，已经有三个人病倒了。

12月24日

刚才从朱赫莱那里得到消息，奥尔利克匪帮昨天夜里倾巢出动，袭击了博亚尔卡。我们的战士和他们战斗了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直到今天早上，朱赫莱才得到这个消息。匪徒被打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胸部被打穿了，今天就会把他送回来；弗兰茨·克拉维切克被砍死了，工程队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那里派去了一列装甲车和两中队骑兵，潘克拉托夫担任了那里的工程队长。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全部都剿灭了。

12月25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伤员都被送到了医院安置，经过医生的抢救，托卡列夫仍然昏迷不醒，其他人没有生命危险。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博亚尔卡的来电：为了回击匪徒的袭击，我们所有参加今天大会的铁路建设者们，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以及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一起向你们保证，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在1月1日之前把木柴运到城里。我们会全力以赴，坚决完成任务！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木柴已经近在眼前了，但是筑路的进度却依然缓慢。伤寒每天都在夺去筑路工人们的生命。

有一天，保尔两腿发软，像喝醉酒一样，摇晃着走回车站。他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今天他身体的温度比哪一天都要高。这些天，他都是强打精神，和大家一起去工作。虽然他身上穿着暖和的毛皮大衣，双脚穿着朱赫莱送的毡靴，但是这些东西现在对他也无济于事了。

保尔每走一步，都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刺着自己的胸部。他浑身发冷，两眼昏黑，上下牙齿直打架，感觉周围的树木像走马灯一样围着他打转。好不容易才走到车站，在一片喧哗声中，他看见站台旁边停着一列同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上面载的是小火车头、铁轨和枕木，人们正在卸车。保尔又走了几步，终于失去平衡，栽倒在雪地里。

几个小时之后，才有人发现了他。人们把他抬到屋里，保尔已经呼吸困难，认不清周围的人了。军医说保尔得了伤寒，引发了大叶性肺炎。现在的体温是四十一度五摄氏度。关节炎和脖子上的痈疮，都算是小病，肺炎和伤寒就会要了他的命。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要求尽一切可能抢救保尔，他们托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护送他回故乡去。大家用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不省人事的保尔塞进挤得满满的火车厢。车上的乘客怕被保尔传染，威胁筑路工人们说，车开动之后，他们就会把病人从车上扔下来。

霍利亚瓦用手枪指着那些乘客说：“这个病人不会传染！就是把你们全部弄下车，也得让他走。你们这帮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就把你们全都撵下车，关起来。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毛瑟枪，给你拿着。谁敢动他，你就照准谁开枪。”霍利亚瓦最后又威胁地加上了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做肃反工作的朋友们打了电话，说了保尔的事情之后，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台上，从一列客车上抬下来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青年的尸体。他是谁？他是怎么死的？没有人能知道。肃反工作人员想起了霍利亚瓦的嘱托，发现这个青年的确死了之后，才让人把他抬进停尸房。他们打电话通知了霍利亚瓦，说明了情况。博亚尔卡给省委发了电报，报告了保尔的死讯。

丽达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在日记里写道：

1月9日

我的心里为什么这样难过呢？还没有拿起笔，我就想要大哭一场了。今天传来消息，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了，铁路各站都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却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那就是：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让我明白了自己内心的感情：对我来说，他原来比我想象得要更珍贵。明天我要写信给哈尔科夫，告诉他我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去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