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妇女问题”及其思想渊源

19世纪50年代下半叶的俄国，妇女问题不再是个人的私密问题，而是作为社会问题被推到社会关注的前沿。当时知识分子的两大派别自由派、激进派和保守派对妇女问题的论争十分激烈：前两者坚持妇女解放，要求男女平等，关心妇女教育问题；后者认为，女人从生理结构上就不同于男人，她活动的领域只能局限于家庭生活。当时法国的女性文学和文学批评也传入俄国。如乔治·桑深受彼得堡作家的崇拜，法国哲学家蒲鲁东和历史学家、作家米什莱的妇女观得到俄国政论界的认同。妇女问题不仅包括爱情，而且包括婚姻、家庭、妇女权利等问题。托尔斯泰正是在对乔治·桑的批判中和对法国两位学者观点的接纳中开始了自己对妇女问题的思考，而且作家将他对妇女问题的思考贯穿于60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中。托尔斯泰在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陷入精神危机。这时通过费特的介绍他结识了叔本华的哲学，找到了精神的契合物。叔本华关于伦理、关于女人、关于性欲、关于生与死的观点都给托翁很大影响，同时托尔斯泰还在小仲马的《男人一女人》一书中获得了启发。通过斯特拉霍夫作家结识了英国学者穆勒的女权思想，并在创作中有所回应。在本文拟以托翁19世纪60年代以后创作的《家庭幸福》《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克鲁采奏鸣曲》为例来分析上述影响如何体现在这些小说创作中的。^[8]

7.2.1《家庭幸福》与托尔斯泰对妇女、家庭问题的思考

二是他个人生活刚好与时代的生活吻合。当时他正在追求自己庄园的邻居阿尔谢尼耶娃，在给她的信中甚至就坦言，在他的计划中居于首位的不是爱情，而是别的，并在日记中把未来婚姻的计划详细到房间的布局，如何度假，对女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具体要求：如要有高雅的爱好，从事音乐，喜欢读书，能够在事业上帮助丈夫，女主人要从善如流，为农民做善事。并暗示她，做妻子的永远不会有舞会上跳华尔兹的享受，不过她羡慕的舞会上的任何人都没有她所享受的东西：平静的爱情、友谊、美好的家庭生活，非常友好的交际圈子，而且重要的是他们感受不到那种施善于人的享受。并预设了婚姻中可能出现的危机以致最后分手。但是他们性格反差太大，阿尔谢尼耶娃有些轻浮市侩，最后托尔斯泰结束了这段恋情。当时作家正暗恋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因为年龄相差很大，托尔斯泰一直难以开口表白，隐忍了三年，同时诞生了《家庭幸福》这部小说。

三是为了对抗乔治·桑小说的爱情观。托尔斯泰不能接受乔治·桑“宣扬爱情自由，妇女解放”的观点。他甚至说过：“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存在的话，为了起到警示作用，应该把她们拴在车上拉出去游街示众”（Эйхенбаум， 328）。

四是法国政论家蒲鲁东和法国史学家米什莱的妇女观对托尔斯泰的影响。蒲鲁东的《革命和教堂中的正义》（1858）和米什莱的《爱》（1858）、《女人》（1859）不仅在19世纪50年代末的法国引起轰动，而且在俄国也以特别的方式受到了关注。蒲鲁东在《革命和教堂中的正义》（1858）一书中第十和第十一部分写了妇女、婚姻问题。其中第十一部分中有一章专门写到乔治·桑和她的作品。蒲鲁东对乔治·桑其人和作品进行了批判，言辞激烈。他认为，桑只歌唱爱情，并把它变成生活的理想。“乔治·桑女士的小说集是为了爱情而编织的花环”（Эйхенбаум， 328）。乔治·桑崇拜爱情自由和否定婚姻的观点使蒲鲁东非常恼火。他认为，“婚姻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观点会戕害女人，……‘自由的女人’这只是个神话，应该消灭它”（Эйхенбаум， 328）。米什莱在《女人》一书中把女人描写成病态的可怜的存在，更关注女人的生理特征，以及对心理的影响。他认为，女人的天职就是生儿育女和成为丈夫的保姆，并努力美化女性这种天职。米什莱触及到了女人天性之谜、关于女人权利的争论和女人在历史上的影响等问题。该书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婚姻和家庭思想。俄罗斯的政论者们指出法国两位学者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他们的书都推翻了男女平等的原则，都坚持认为男女在自然属性上具有根本区别，竭力捍卫婚姻思想免受乔治·桑的爱情自由观的影响。他们都否认女人的社会意义，并认为女人活动的真正场所就是家庭。1858年俄国《现代人》杂志外国文学专栏的负责人米·米哈伊洛夫在第九期介绍了蒲鲁东的这本新书，并对那些涉及妇女问题的章节给予了关注。第十期的《法国信使》这一专栏对蒲鲁东和米什莱的书进行了解析。俄罗斯的杂志不能接受二位法国学者的观点，把米什莱的书看作是蒲鲁东书的感伤版。俄罗斯媒体认为，二位的书都是“反动的、落后的，是极荒唐的古董，证明了法国道德的全面腐化堕落”（Эйхенбаум， 329）。

托尔斯泰的研究者之一艾亨鲍姆认为，托尔斯泰当时在与彼得堡的作家就乔治·桑的接受上产生分歧之时，还不知道蒲鲁东竟是他的同道。但是“在1858年托尔斯泰可能已经得知或全部读过了蒲鲁东书上对女人问题的看法，以及对乔治·桑作品的态度”（Эйхенбаум， 328）。从托尔斯泰对乔治·桑作品的评价可见，蒲鲁东和米什莱的书总体上是符合托翁的思想和情绪的。同时又是与俄罗斯政论界的社会精神背道而驰的。蒲鲁东的书在俄国引起的争议成为托尔斯泰创作小说《家庭幸福》的动因。这位法国学者的重婚姻轻爱情的观点对作家理解“家庭幸福”的真谛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作家有意将有关爱情的故事情节退到次要地位，将传统的爱情瞬间和浪漫场景都变成一种阐释，变得十分可笑。人物对话中不仅怀疑“我爱你”的表达，而且表示讥讽，为了削弱爱情主题，故意把结婚仪式写得毫无诗意，毫无抒情色彩，甚至有些奇怪不解，当婚礼仪式结束后，女主人公觉得“一切都已经完了，而在我心里并没有发生什么非同寻常的、和我刚才接受过的圣礼相适应的事”^[10]。而米什莱的书对作家建构小说《家庭幸福》的情节提供了材料帮助。米什莱的《爱》对作家构思《家庭幸福》起了很大作用。米什莱在书中草拟了夫妻之间的感情变化图：起初作为一家之长的男人，统治着比他小得多的女友，几乎就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爱她；很快女人赶上了他，母爱和家务能力提高了她的意义，丈夫开始像爱自己的妹妹一样爱自己的妻子；最后，工作和劳累让男人逐渐变弱，他开始像爱自己的母亲那样爱自己严肃能干的妻子。艾亨鲍姆认为，托尔斯泰严格遵循了米什莱的婚后夫妻情感变化模式，将小说情节架构在爱情的变化上：在起初阶段，当女主人公还是个小姑娘，她感到恐惧，幸福着丈夫对她的驾驭，“这种恐惧就是爱情——一种比以前还要温柔，还要强烈的新的爱情。我感到我整个是他的，我因为属于他而感到幸福”。新婚不久的男女主人公都把彼此作为最完美的崇拜对象。“对我来说，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存在，而且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最完美无缺的人；因此，我不能为别的任何事物活着，我活着只能是为了他，为了做一个在他心目中理想的我。他认为我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优秀的女性，具备一切可能有的美德，所以我就要努力在全世界上无与伦比、最好的人的眼里做这样的女人。”（3，128）两个月的新婚宴尔过后，单调重复的生活令女主人公感到独孤乏味。然而当他们离开乡下到彼得堡企图医治内心的无聊感时，她和丈夫之间的感情却发生了变化。妻子在社交生活中找到了自信，甚至感到，“在这个环境里，不但和他平等，而且还能高出于他，因而我对他的爱也比以前更深、更独立了”（3，143）。而丈夫却日渐担心妻子的社交活动。 自从参加了招待舞会后那一天起，他们的生活和关系发生了变化，“我感到现在把我们彼此分开的鸿沟变得更深了”（3，151）。妻子特别想参加招待晚会的想法令丈夫感到非常反感，甚至非常愤怒：“我厌恶，因为亲王认为你很漂亮就使你把丈夫，把自己和做女人的尊严统统忘了，而跑去逢迎他，而且你还不明白，如果你自己没有自尊心，你丈夫应该替你感到难过；你反而来对你丈夫说，你在做出牺牲，这意思就是说：‘博得殿下的青睐是我莫大的幸福，可是我牺牲了它’。”（3，147）尽管丈夫竭力反对，但是女主人还是固执地坚持去参加了招待晚会，从此他们夫妻生活和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彼此“早就谁也不把谁当作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人的了”（3，151）。当她有了第一个孩子时，还不肯全身心地尽母亲的职责，依然去参加舞会。她对孩子的冷漠使她自己都感到吃惊。“我爱我的儿子，可是总不能整天跟他坐在一起，这会使我感到无聊的；可是我也绝不会装假。”（3，154）当她有了第二个孩子后，做母亲的幸福感代替了新婚的幸福之感。“从那天起，我和我丈夫的恋爱关系结束了；旧的感情变成了一种宝贵的、不能复返的回忆。而爱孩子们和爱我孩子们的父亲的一种新的感情，却给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幸福生活打下了基础，而这种幸福生活一直持续到现在……”（3，174）

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从相恋到结婚，从爱情到友情，从浪漫的激情到庄严的母爱这些情感的过渡，女主人公角色的转换都是按照米什莱书中的模式设计的。把妻子塑造成一个相信丈夫、听话、愿意开始全新生活、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女人。在小说中托尔斯泰按照米什莱的指导，将丈夫塑造成妻子的教育者，他在塑造她。让女人最终了家庭，回归了“生孩子、教育孩子和喂养孩子”的天职。

托尔斯泰对女人认识的倾向性迫使他将小说的关注点放在妻子对丈夫感情的变化上，从开始的服从，经过轻浮的着迷于调情，再到对孩子和孩子父亲的新感情。如果说米什莱在书中是在生育哺乳阶段后才写夫妻感情的变化的，那么托尔斯泰略过了这些阶段，在他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就让他们的感情出现破裂。艾亨鲍姆指出，“由于受了米什莱书中说明书似的写法的影响，托翁把这些情感的变化处理得有些机械化、模式化”（Эйхенбаум， 333）。

小说不仅是一部关于老夫少妻的家庭生活的故事，而且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女人结婚后要牺牲自己的一切精神追求，尤其是社交活动，否则对家庭会构成威胁。任何一个男人都难以容忍一个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抛头露面，频频出入交际场合。这部以男女主人公甜蜜的二人世界的幸福开始，以为人妻、为人母的家庭幸福结束的小说再一次证明了：爱情与婚姻是完全不同的。家庭幸福与女权主义是完全不相容的，是需要女人做出牺牲的。这似乎成了后来《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的训诫，为了相夫教子达到完全忘我的地步：不仅疏于打理自己，而且拒绝了一切交往活动。

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问世后遭到冷遇，后转向写历史题材小说《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不仅体现了作家对历史的思考，而且发展了在《家庭幸福》中就萌芽的对家庭问题的思考。这时作家已经跳出狭隘的个人生活的小天地，将个人情感、家庭生活放置在1812年反对或对抗拿破仑战争的历史空间中来思考。

7.2.2《战争与和平》中关于女人天职的思考

《战争与和平》的尾声部分曾经作为作家对“妇女天职和婚姻的哲学思考”单独出版过（1868）。

“那时候，完全像现在一样，也有关于女权、关于夫妇关系、关于夫妇的自由和权利的谈话和讨论，虽然还不像现在这样叫作问题；但这些问题，不但不引起娜塔莎的兴趣，而且她简直不了解它们。这些问题，在那时，像现在一样，只是对于那些只把婚姻看作夫妇双方互相获得的一种快乐，即是只看到结婚的初期，却没有看到结婚在家庭中的全部意义的人才有的。这种讨论和问题，例如这个问题，如何获得吃饭的最大乐趣，在那时，像现在一样，对于那些觉得吃饭的目的是营养，婚姻的目的是家庭的人，是不存在的。假使吃饭的目的是身体的营养，那么一次吃两顿饭的人，也许可以达到较大的乐趣，但是他不能达到目的，因为两顿饭是胃里不能够消化的。

假使婚姻的目的是家庭，那么想要有许多妻子和丈夫的人，也许可以获得很多的乐趣，但是这样就没有家庭了。假使吃饭的目的是营养，而结婚的目的是家庭，则整个的问题只能这样解决，就是不要吃得超过肠胃所能消化的容量，不要让丈夫或妻子超过一个家庭所需要的数量，即是一夫一妻。娜塔莎需要一个丈夫，她得到了一个丈夫，这个丈夫给了她一个家庭。她不但不需要另外再找一个更好的丈夫，而且，因为她的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为这个丈夫和家庭服务上，她不能设想，并且也没有兴趣去想，假使有了另外一个丈夫，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4，275）

这些大段的议论正体现了托尔斯泰的妇女观，并通过娜塔莎这个形象拟人化了，具体化了。娜塔莎深深感受到“生育、抚养和教导孩子是她做母亲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她非常支持和重视丈夫的专业工作，害怕自己会妨碍丈夫的工作，她要把全部的才智和整个心灵都奉献给这个她深爱的家庭”（4，275）。当时有批评家就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妇女观”提出质疑，认为，作家根据自己的特殊逻辑认为女人的全部天职就在于生育和教育孩子，而忽略了近代社会科学已经形成的关于妇女天职，关于解决婚姻问题的新认识，托尔斯泰在回答这些不惑和质疑时，指出，“人的尊严不在于他具有无论何种品格和知识，而仅仅在于完成自己的天职。男人的天职是做人类的社会蜂房的工蜂，那是无限多样化的；而母亲的天职呢，没有他们便不可能繁衍后代，这是唯一确定无疑的。虽然如此，妇女还是经常看不到这一使命，而选择虚假的，即其他使命。妇女的尊严就在于理解自己的使命”（15，2）。显然，托尔斯泰是反对近代社会科学关于妇女问题的认识，尤其在《战争与和平》中明确了他的观点。可见，托尔斯泰似乎想以娜塔莎为例证明他的观点：女人就要把自己全部奉献给家庭，毫无自我。显然，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的娜塔莎的形象和对妇女问题的讨论就是对蒲鲁东和米什莱的妇女观、家庭观的具体阐释。

从《家庭幸福》到《战争与和平》作家似乎在验证米什莱的“女人活动场所”的问题，《家庭幸福》中的丈夫认为，“社交界本身的害处倒不大”（3，142），“但是社交界的填不满的欲望——却是不好的和丑恶的”（3，142）。当妻子执意要参加招待晚会时，丈夫说：“眼看着你天天陷在这个愚蠢社会的污浊、怠懒和奢侈里，我早就预料到最坏的结果了，而且终于等到这一天……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过羞耻和痛苦……”（148）他和妻子感情的破裂正是源于妻子经常参与社交活动。

7.2.3《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家庭思想”

托尔斯泰企图在对俄罗斯生活的思考和表现上有个突破，于是从《战争与和平》过渡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以家庭不幸的主题取代了之前的家庭幸福主题，并且脱去了人物的历史外衣。

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托尔斯泰既有对英国哲学家穆勒的妇女观的反驳，又有对小仲马的妇女观和叔本华的伦理学、妇女观和性欲的形而上学的吸纳。因此在小说最早的版本是托尔斯泰借助叔本华的伦理学与小仲马的观点进行辩论。

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妇女观给托尔斯泰很大影响。他于1872年写的一本小书《男人—女人：答亨利·迪德维勒》以177页的篇幅反驳了亨利的“必须原谅妻子的背叛，帮助她走上真正的路”的观点，并证明，背叛丈夫的妻子可以而且应该处死。小仲马对婚姻以及男女关系认识的高度令托尔斯泰大为震惊，并成为托尔斯泰实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构思的一大动力，并在早期版本中将安娜塑造成令人同情的，但是有罪的人。

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计划和草稿中，托尔斯泰就有意加入与虚无主义者的直接辩论，在小说的第四部分的第9—10章的早期一份草稿中，在奥勃隆斯基家吃饭那部分，将小仲马书中关于女人教育的争论人格化，以大学生和洛夫斯基（后来的列文）的辩论形式出现。“突然谈话转到了最近小仲马与埃米尔·吉拉尔丹关于《男人—女人》的争论上来”（эйхенбаум， 639）。“大学生和洛夫斯基（后来的列文）开始讨论起来：大学生是维护女权的，而洛夫斯基发展并巩固了小仲马的想法，他认为，‘这样的女人该杀’”（эйхенбаум， 639）在最后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已经不提小仲马的书了，但是保留了关于女人教育和女人权利的讨论，不过是利用了斯特拉霍夫对穆勒关于女性问题的反响而写的文章以及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书信中讨论的妇女问题这些材料。斯特拉霍夫读了穆勒的关于女人的书后，撰文反对书中提出的女性问题。穆勒主张妇女权利平等，提倡女权主义。而斯特拉霍夫认为，“对大多数已婚女人而言，除了简单的家务和履行母亲的职责，不可能把自己献给别的事业……”（632-633），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社会工作而言需要的是无性女人，就是说那些生来就没有性特征的女人，或者是已经过了性生活年龄的女人”（633）。此外，斯特拉霍夫还谴责穆勒书中根本没有提到夫妻间的恩爱，两性关系。他认为，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最神秘最有深意的关系，是幸福和痛苦的源泉，是美与丑的体现，是生命真正的结，而穆勒却忽略了这些女性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只知为女权辩护，但是没有建构女性理想。^[13]托尔斯泰读了斯特拉霍夫的文章后，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双手赞成斯特拉霍夫的观点。托尔斯泰以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和佩斯措夫之间的对话，斯捷潘·阿尔卡季和朵丽的对话来表述妇女问题，小说中佩斯措夫以穆勒和他的追随者的口吻说：“女人由于教育不足丧失了权力，而教育不足又是由于缺少权利引起的。”而谢尔盖·伊凡诺维奇（代表斯特拉霍夫）对女人的追求嗤之以鼻，他认为，女人不是在寻求权利，而是义务，他感到不解的是，“妇女竟然要寻求新的义务”（《安》，507），而“男子却总是竭力逃避义务”（《安》，507），佩斯措夫认为，“义务和权利是相连的，权力、金钱、名誉这些都是女人所追求的东西”（《安》，507）。朵丽对“无家女子”——她丈夫斯捷潘所同情的一类女人的命运的揣度代表了托尔斯泰本人的观点，即这样的女人“她原可以在家里尽女人的职责的”（《安》，507），是她们自己抛弃了家庭。佩斯措夫又说：“但是我们在维护一种原则，一种理想。”（《安》，507）“妇女渴望拥有独立和受教育的权利。她们由于意识到这是办不到的而感到压抑。”（《安》，507）从整个谈话的气氛来看，代表穆勒观点的佩斯措夫处于被边缘被嘲讽的情境中，这正是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达成的默契。而在这些对话的背景下安娜和吉蒂的故事就像是对所有这些具有争议性的妇女问题的具体答复。

很多托尔斯泰的研究者在研究托翁的道德哲学问题时都强调指出托尔斯泰和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而且首先就体现在与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联系上。在1869年8月30日写给费特的信中托尔斯泰表达了对叔本华的喜爱和痴迷。“他摘抄了叔本华的全部作品，一个夏天都在读他的作品，并打算翻译他的作品”^[14]。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竭力维护一夫一妻制，在写《安娜·卡列尼娜》之前却表达了对妓女的同情和辩护，不能不说是受到叔本华的影响的，但是他们对妓女产生的条件却观点不一致。叔本华认为，妓女的产生是一夫一妻制的后果；而托翁认为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产物，夫妻交换会破坏家庭，那么妓女则是折中的比较省力的选择。但是叔本华对性爱的描述，对罪与罚的描述以及惩罚与复仇的伦理学对托翁影响很大。在谈到性爱本能时，叔本华指出，“盖以自然创造女性，是为将来的子女保留抚养者与保护者，这是本能，无须经过思虑。所以，正确的贞操观念，在男人来说是人为的克制，女人则是自然的。不论就客观的结果，或主观的反自然现象来说，女人之通奸比之男人，更难以宽宥”（叔本华，69）。这些观点对托尔斯泰处理《安娜·卡列尼娜》中人物的夫妻关系，婚外情都有启发。根据叔本华的伦理学，托尔斯泰认为，安娜和沃伦斯基还是有罪的，不是在社会面前有罪，而是在自己的生命面前有罪，在永久的审判面前是有罪的，他们两个过的不是真正的生活，因为他们遵循的只是狭隘的意志——欲望，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成了自己激情和自私的奴隶。因此他们的爱最后会变质为痛苦、无聊、仇恨和嫉妒。

叔本华认为，“性爱不仅是在戏剧或小说中表现得多姿多彩，在现实世界中亦复如此，除生命外，它是所有的冲动中力量最大、活动最为旺盛的；它占据人类黄金时代（青年期）一半的思想和精力；它也是人们努力一生的终极目标”^[15]；并指出，性爱作为人类的需求与人类将来的种族的存在和性质有密切关系。“恋爱的结婚是为种族的利益，而不是为个人（”叔本华，85）。托尔斯泰继承了这些观点，提出“人类的种族只能在家庭中发展”，于是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把家庭思想放在了首位。他认为，家庭属于人类最高价值之列，要想获得家庭幸福，女人应该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义务。丈夫应该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作家通过朵丽和奥勃隆斯基，安娜和卡列宁，列文和吉蒂三个家庭揭示了夫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了他对家庭生活的思考。作家尽管没有像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样对妇女天职进行长篇大论的阐述，但是通过人物间的对话以及作家对人物的评价探讨了对妇女教育和妇女权利问题的看法以及男女双方对待婚姻的态度。

小说第一部第一章第一句话“奥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16]就暗示了哥哥斯捷潘家出现了变故：这种混乱是由男主人背叛自己的妻子，与家里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染引起的。夫妻分居，妻子朵丽痛苦不堪，这是一个有“五个活着的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5）。斯捷潘是个英俊多情的男子，非常讨人喜欢，他不爱自己的妻子，尽管他的出轨行为给家里带来了不安宁，但是他并不为此感到后悔。他更推崇自由派的观点，因为自由党认为，“婚姻是一种过时的制度，必须改革”（8）。他认为家庭给他带来的满足很少，他又不愿意违背天性去撒谎作假。斯捷潘认为自己的妻子已经年老色衰，“仅仅是家庭中一个贤妻良母而已，……应该谦虚点才是，而结果竟完全相反”（5）。朵丽为了伺候丈夫，照料孩子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却换来了丈夫如此的报答，她的愤怒、痛苦和厌恶之情可想而知了。而斯捷潘“不管怎样极力想要做一个关怀备至的丈夫和父亲，他却怎么也记不住他是一个有妻室儿女的人。他的兴趣口味全都像个单身汉，他一切全都按照这种趣味行事”（227）。朵丽只好在抚育他的一帮孩子的过程中汲取生活的乐趣和幸福。斯捷潘和朵丽的家庭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类家庭。安娜和卡列宁一家本来表面看上去是很幸福的家庭，老夫少妻，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丈夫不仅在上流社会有地位，而且体贴爱护娇妻，妻子年轻美貌也是她结交的上流社会的三个圈子所远近闻名的。但是安娜与年轻军官沃伦斯基的相识以及后来的恋情导致这幸福的家庭解体了。安娜只愿听从内心的召唤，甘愿成为激情的奴隶，舍弃丈夫和孩子追随沃伦斯基而去。她认为，只有用爱才能抓住沃伦斯基，只有她以女人的吸引力才能抓住他，以至于孤注一掷，为爱而疯狂。如果说，斯捷潘已婚仍然像个单身汉行事，那么安娜也一样，她也忘记了自己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在移情沃伦斯基时就像一个未婚的少女不顾一切；而“沃伦斯基从来没过过家庭生活”（50） 。她母亲是社交界的女人，尤其孀居后，个人生活中有过很多浪漫史。沃伦斯基是在贵族子弟学校接受的教育，他不记得父亲，也不爱母亲，只是表面上对母亲表现出顺从和尊重。他已经习惯彼得堡上流社会糜烂的生活，“他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有可能结婚。他不仅不爱过家庭生活，而且按照他生活在其中的单身汉圈子的一致观点，他认为，成立家庭，特别是当丈夫，是一种他无法接受的、与他格格不入的、甚至还是滑稽可笑的事情”（51）。

列文与吉蒂建立在彼此相爱的基础上的家庭相比之下是最美满的了，尽管也存在着相互的不理解，也有争吵和烦恼。婚姻颠覆了列文婚前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他在婚姻中得到成长，他在婚姻中不断纠偏，他在婚姻中认识了女人。尽管新婚三个月后，他对妻子的变化感到不解，他不能容忍妻子丧失了自己的一切艺术爱好，而完全投入到家务琐事中。“不过列文自结婚以来已经改变了许多。他现在颇有耐心了”（560），对不了解的事不会妄做判断。“他以前由于轻率对待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有其新颖而重大的方面了”（560）。他这个不信教的人，在妻子生产期间，做了一件对他来说极不寻常的事。他“竟然做起祈祷来，而在做祈祷的那一刻，他是信上帝的”（682）。更大的变化体现在：从前列文也是喜欢做公益事情的，但常常是缺乏信心，因而不了了之，现在，当他结婚后越来越集中精力过自己的日子，但是对那些必须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充满信心，他的事业也越来越顺利兴旺。列文既思考又行动。他的思考和行动一样多。他是一个忙碌的人，但是必须与工作和家庭有交集的人。列文的思考坚定了他对上帝的信仰，他变得越来越善于自省，他认为要完善与妻子的关系，不再和她吵架，善待所有亲戚。“当他不去考虑生命意义的时候，他过得很兴奋”（690）。小说最后一部第十八章中吉蒂给儿子洗澡那一幕，很温馨。孩子开始认人了这一事实对他们而言像个节日，列文开始正视这个小人，开始正视自己为人父的角色。他一直认为孩子的诞生与他没多大关联，甚至有一种超出想象的失望。经过雷雨天对外出未归的妻儿的担惊受怕，列文体会到了父爱的强烈。

三个家庭中，朵丽善良、认真，把自己都献给了孩子和丈夫，她使家有了家的气息，为了孩子不遗余力地奉献母爱，甚至为孩子而打扮；吉蒂一结婚就做好了“既做丈夫的妻子，又做家庭的主妇，将生儿育女，抚养和教育孩子”（422）的准备。吉蒂对母亲这一角色有切身的体会，她比任何人都懂那个她正在哺乳的婴儿，“对保姆来说，对外公来说，甚至对父亲来说，米佳只是一个需要人在物质上给以照顾的活着的小东西而已；然而对于母亲来说，他早已是一个有其精神世界的人了，她跟他在精神上的交往已经由来已久了”（679）。在塑造朵丽和吉蒂两个人物身时，应该说，作家受到了来自蒲鲁东、米什莱、穆勒和叔本华的综合影响了。她们既是斯特拉霍夫所呼唤的，穆勒所忽略的女性理想形象，又是对叔本华的女人观的形象阐释。叔本华曾经这样说过：“她（女人）并不是以自己的辛劳，而是以自己的遭受的痛苦，以生儿育女的艰难和对丈夫的顺从——对于丈夫来说，她是忍耐和讨人欢心的伴侣——来偿还生命的债务。”（叔本华，477）“既然女人生存的主要目的命中注定只是为了人类的种族繁衍，所以通常她们更多地是为了种族而不是为了个体而活着，在她们心目中，人类事物远比个人事物更为重要。”（叔本华，482）

而小说中关于安娜如何关心照顾孩子的描写是比较吝啬的，甚至在她认识沃伦斯基回到彼得堡家里后竟然觉得儿子也和丈夫一样在她“心中引起一种类似幻灭的感觉”。这个情爱至深的年轻母亲的血管里，流动着肉欲的力量。她和沃伦斯基的结合是建立在肉体的、性爱的相互吸引上。在朵丽、吉蒂和安娜三个为人妻的女人身上作家突出了前两者身上的母性，而放大了后者的情欲。托翁想以这些具体的女性形象论证他的婚姻观、妇女的天职观，即家庭思想。“一个妇女为了献身于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追求越多，他就越完美”（15，2）。安娜不论和卡列宁还是沃伦斯基都没能建立正常的家庭。她的悲剧结局所引起的思考赋予了小说永恒的魅力。三个家庭中的男主人，卡列宁除了年纪大外，作为丈夫和父亲也不逊色，斯捷潘是一个最没有丈夫和父亲角色认同感的人，列文当然是作家最理想的男性形象，列文首先考虑的是未来的妻子，未来的家庭，他代表自己的家庭，而后已经代表给予他家庭的妻子。他和吉蒂的结合不是建立在身体意义上的爱情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是相互尊重、随时准备做出牺牲的形而上意义上的；当列文与妻子在思想上产生落差，妻子无法理解他内心的追求，他难免有失落感时，他就通过读书思考来超越婚姻生活的平淡，通过自省解决夫妻关系中的矛盾。作家企图以列文这个形象表达作家所追求但有些迷茫的家庭思想，以列文和吉蒂的家庭作为理想家庭的典范。托尔斯泰认为，家庭不仅以爱情为根基，而且以孩子为支撑。通过三个家庭作家展示了婚姻生活的现实画面，婚姻中面对着的危机和当事人的困惑。

不论是《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还是《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卡列尼娜、朵丽和吉蒂的角色定位，都不同程度地从不同侧面诠释了叔本华在性爱的形而上学中涉及的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个体与种族的关系。这几位女性的命运都说明了：婚姻就是鱼和熊掌——个体利益和种族利益不可兼得。

在分析安娜这个形象时，很多研究者都没有绕开对小说主题词“申冤在我，我必报应”的诠释。这句《圣经》警句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早期版本中就出现了，不过俄语的形式是“Отмщение моё”。艾亨鲍姆根据托尔斯泰曾非常着迷于叔本华的哲学，并且读过他的原著（当时还没有出现俄语翻译本）的事实推断，“Отмщение моё”不是直接引自圣经，而是受到叔本华的直接影响，叔本华在《世界作为意志和表象》一书的第四篇中谈到了惩罚与复仇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捧出来充当一个纯粹道德的审判员和报复者；而以自己加于人的痛苦来找别人的过失算账，也就是责成别人为过失而忏悔”^[17]，并多次提到“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不过这句话在德语中是这样表达的：“Mein ist die Rache， spricht der Herr， und ich will vergelten”。因此艾亨鲍姆认为，托尔斯泰是直接翻译了叔本华原著这句话中的前半部分，由此可见，托尔斯泰是借助叔本华的伦理学来与小仲马的论题进行辩论。托尔斯泰起初把女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堕落的女人，但作家在解决罪与罚的问题中开始动摇了，小仲马的理论退居到第二位，叔本华的理论占了上风，于是将安娜从道德上的罪人变成了爱欲的牺牲品。托尔斯泰在痛苦的纠结中，最后还是倾向于将安娜的悲剧归咎于激情本身，而不是社会舆论的外部因素。

7.2.4《克鲁采奏鸣曲》——彻底否定婚姻

在小说开始的前两章作家通过火车上乘客间的聊天讨论了爱情、婚姻、妇女问题。在小说第一章里律师的一句“离婚问题在欧洲已引起社会的关心，在我们俄国这类案子也越来越多”^[18]引起了乘客们的讨论：商人模样的老头认为，离婚这事过去也有，只不过眼下这时代更多了而已，因为大家受的教育太多了。根据商人所举的例子，可以判断出他的逻辑是：教育使女人获得了更多权利和自由，在爱情上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女人可以随意抛弃她们不喜欢的男人。“那位太太”坚持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只有动物才会听凭主人的意志随便配对，人可是有自己的爱好和感情的”（6）。老头反驳道：“动物是畜生，人可是遵守法律的啊。”（6）商人认为，不管有没有感情，女人都必须忠于丈夫。在小说第二章讨论继续，只是商人下了车撤出了讨论，“那位太太”的“只有爱情才能使婚姻变得神圣，只有具备神圣的爱情的婚姻才算得上真正的婚姻”（9）的观点引起了一位头发花白的人，即后来小说的主人公波兹德内歇夫的注意，于是他参与了他们的聊天，表达了他对爱情或女人十分悲观的看法：

“在现实生活中，爱一个人超过爱其他任何人，能维持一年就算很不错了。往往只有几个星期，几天，几小时。”（11）

“……就算一个男人能一辈子专爱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也很可能爱上别的男人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12）

“一辈子就爱一个人，好比一辈子只点一支蜡烛那样。”（12）

“难道两人睡在一起就是由于志同道合吗？”（12）

“你们开头说，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我怀疑除了肉体的满足外是不是还存在爱情，你们又用存在着婚姻来证明存在着爱情，其实，婚姻在今天纯粹是个骗局。”（12）

律师本来是这样捍卫婚姻生活的：“我们大家看到，夫妇生活是存在的，全人类的，或者说人类中的大部分，都过着夫妇生活，而且许多人都长期忠实地过着夫妻生活。”（12）

当头发花白的人给婚姻下如此判断后，律师补充说：“我只是说，婚姻过去存在，现在仍旧存在罢了。”（13）

“是存在，但为什么存在呢？有人把婚姻看得很神圣，看作是向上帝负责的神圣的事。对他们来说，婚姻过去存在，现在仍旧存在。但对他们存在，对我们可不存在。我们这些人虽也男婚女嫁，但认为结婚无非是性交罢了。结婚不是欺骗，就是强迫。欺骗还好受一点。夫妻双方只是表面上过着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生活。这太恶劣了，但还能凑合着过。最常见的往往是，夫妻双方表面上都承担着同居一辈子的义务，而婚后一个月双方就互相憎恨，希望分手，但不得不在一起过，结果就是掉进十八层地狱，借酒消愁啦，开枪自杀啦，毒死对方又毒死自己啦。什么罪恶都干得出来。”（13）头发花白的人越说越激动，因为这就是他对自己婚姻生活的总结。

在第三章波兹德内歇夫则讲述了自己的婚姻故事。小说中主人公与故事的叙事者的交流中处处流露出对女人的厌恶、对婚姻的厌恶。在妻子有外遇之前男主人公和妻子就互相充满仇恨，夫妻生活成了相互绞杀的战争，甚至把孩子也卷进了这场战争。“我们好像两个囚犯，相互仇恨，却又被一根链条锁在一起，相互毒害对方而又竭力避而不见。我那时还不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的夫妇都过着这种地狱般的生活，而且不可能过别种生活。”（64）小说中的波兹德内歇夫和妻子在生活中频繁争吵，甚至双方都试图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这种备受折磨的生活。妻子的不再生育和哺乳孩子都引起他的嫉妒，后来一个音乐人的来访和与妻子的交往使其妒火中烧，最后这种情绪终于在他出差的日子里积聚并达到一定的熔点，回到家后爆发，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他向叙事者讲述完这个故事后，“微微一笑，笑得那么悲惨，连我看了都差一点哭出来”（116）。作家似乎是借助波兹德内歇夫这个人物的婚姻生活验证了他本人对女人、对婚姻的看法。波兹德内歇夫从度蜜月开始就否定了“爱情是心灵的结合”的观点。“恋情由于性欲满足而枯竭，我们的关系就剩下相互的对立”（43），“结婚非但不是幸福，而且是痛苦的事”（44），“她们的身体还是供人取乐的东西”（51），他的这些观点都是与叔本华的“性爱的形而上”的观点一脉相承的：如，“恋爱的主要目的，不是爱的交流，而是占有——肉体的享乐”（叔本华，62），“结婚的目的不是为夫妻间充满情趣的交谈，而是为制造子女”（叔本华，72），“但对男人来说，热望和某女人同衾，实际上也和其他任何女人共枕并无太大的差别，不外是肉体结合和生育。除此之外再无收获”（叔本华，77）。

“恋爱的激情是依赖着一种幻想，这种幻想能使只对种族有价值的事也显得有利于个人。所以，造化的欺骗，在种族的目的达成后，便消失不见。个体被种族之灵所遗弃后，又回复到原来的狭隘和贫弱，回顾过往，才知道费了偌大的力气，经过长期勇猛努力的代价，除了性的满足外，竟无任何收获！而且，和预期相反的，个体并不比以前幸福，于是对此不免感到惊愕。所以，тhеsеus的遗弃Агiаdnе一点也不足为怪”（叔本华，84）。

罗曼·罗兰称“这是一个刚刚杀了人，被嫉妒的毒素侵蚀的凶蛮人的忏悔”^[19]。他就隐身在这个人的背后，以一种看似平静的方式写出了杀人犯波兹德内歇夫冲着爱情和婚姻的凶狠的呐喊：

“用色迷迷的目光看着女人——特别是他的女人——的人。 已经犯下了奸情。

当情欲消失之后，人类就将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人类将执行自然的律令；生灵的结合就将完成了。”（罗曼·罗兰，235）

但是“他的主人公使之采用了一种粗野的表达方式，采用了一种强烈的肉欲描绘——把一个淫逸的躯体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与之对照的，是极端的禁欲与对于情欲的又恨又怕，并如同一个受着肉欲煎熬的中世纪僧侣诅咒人生”（罗曼·罗兰，235） 。

作品主人公波兹德内歇夫因猜疑妻子而产生嫉妒，因嫉妒而杀妻，他像一只受伤的野兽，因自己所受之苦而寻求报复。这是一部非常残酷的作品。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得出的对婚姻道德的彻底否定的结论甚至使作家本人感到惊愕。托尔斯泰甚至依据基督教的观点指出，“婚姻不是一种进步元素，而是一种堕落的元素”（罗曼·罗兰，235）。

就小说的名字本身而言，也透出作家禁欲的观点。托尔斯泰年轻时喜欢音乐，随着年纪增大，他越来越恐惧音乐。贝多芬的《克鲁采奏鸣曲》曾经深受托尔斯泰喜爱，但是在这部与音乐家的小提琴奏鸣曲同名的小说中作家借主人公之口揭示了对音乐的态度：“音乐能起作用，对我来说能起可怕的作用，但绝不能使心灵高尚。它既不能使心灵高尚，也不能使心灵堕落，它只能使心灵冲动。”（89）随着主人公对妻子与音乐家交往一事的妒意越来越重，后来干脆认为，“音乐是刺激情欲的最好手段”（94）。 “在他看来，音乐是一种向堕落陷落的玩意儿。”（罗曼·罗兰，236）

在小说的跋部分，作家概括了自己要在小说中表达的观点。一是要克制婚前性行为，二是不能放纵肉体之爱，应该忠于婚姻，三是在婚姻状态下也应该克制性行为，尊重女性；反对美化肉体之爱，婚姻和婚外情都不能达到人崇高的目标。这既是对乔治·桑的反驳，又是对穆勒的反驳。叔本华把禁欲理解为对意志的抑制和否定，是圣人的品质，是宗教的道德观，是心灵的境界，将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追求性欲的满足视为禁欲的第一个步骤。如果说叔本华是以禁欲来呈现人生的一种生存状态的话，那么托尔斯泰则是企图借用叔本华的禁欲观作为道德训诫来捍卫婚姻。

虽说托尔斯泰曾深受小仲马的妇女观影响，但是他还是不能接受法国作家的“妻子背叛丈夫则杀之”的观点，《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见证。可是在《奏鸣曲》中他既像是在用俄罗斯小说肯定小仲马的这一观点，又像是为《家庭幸福》中的丈夫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代言，来否定和报复他们的妻子。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就像是一个在性欲与婚姻中挣扎的困兽。

托翁在《战争与和平》中就阐述了女人的天职问题。他认为，女人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生儿育女、哺育孩子、教育孩子上，而且伟大在她能够做男人不能做到的“那种最崇高、最美好、最使人接近上帝的事，即爱情，为所爱的人献出自己的一切，这件事优秀的妇女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做得那么出色，那么自然”（14，401-402）。托尔斯泰不止一次发展这个想法，当代世界观认为女人全身心地献身给爱这种能力是过时的，而托翁认为这正是女人最最珍贵的，最好的特征和她真正的天职所在。在小说中作家借助男主人公的心理和视角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作家的这一观点。男主人公害怕妻子不怀孕，害怕妻子不哺乳，更害怕她梳妆打扮。主人公将妻子遵医嘱停止哺乳视为“放弃做母亲的天职”（54），由此推出“她也会同样轻易地放弃做妻子的责任”（54）的结论。

从《家庭幸福》《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到《克鲁采奏鸣曲》，托翁企图为维护一夫一妻制而努力，在不断探索一种理想的夫妻生活。他的婚姻观和妇女观还是忠实体现蒲鲁东和米什莱的观点的，他的“家庭思想”是与女人的天职紧密联系在一切的，是与女人扮演的母亲、妻子的角色分不开的。前三部作品充满了他的理想：希望有高尚的丈夫、父亲与伟大的妻子、母亲一起建设爱的家园。但是到了《克鲁采奏鸣曲》托尔斯泰则走出了自己的婚姻乌托邦，以非常残酷的方式揭示了婚姻的悲剧。托尔斯泰在妇女问题上的思考是他道德哲学的一部分。他在婚姻、家庭和女人的认识上对蒲鲁东、米什莱、叔本华和小仲马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而与穆勒和乔治·桑却是自始至终的排斥。